书接上回，话说凡尔赛的宫殿其实并不如园林那么美妙。更何况宫殿需花钱买票，园林却是免费而自由的——double free！园内有长达数公里的十字湖可以泛舟，有无尽的绿茵和小径可以慢跑，而且完全对自行车开放。
巴黎人的爱运动，短短几天内我们便一再亲身体验。在埃菲尔铁塔下、香榭丽舍大道上、杜乐丽花园或是凡尔赛园林内，处处可见戴着耳机、身着短打的巴黎人在流汗奔跑。在这奔跑之间，自有几分从容，几分骄傲：只有你们游客才会为这千年的历史与迷离的文化驻足赞叹，而我们巴黎人只是生活在其间，享受在其间——因巴黎人的激励，我们回北京后天天去圆明园跑步:)
便是游客，也可租用园内自行车，享受清风拂面的骑行乐趣。
最爱的还是下面这张照片，似乎是母亲和两个女儿，快乐的背影。
在结束那日的宫殿之旅后，中午时分我们在烈阳下开始暴走。后来在google map上粗略测量，这天差不多走了20公里——不过很值得。大小侬宫，还有世外桃源一般的玛丽·安托奈特农庄，永远是美好愉快的回忆！下面多贴图，少说话： 点此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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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blog, dreamhost, 赞助, ohmy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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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Natives/Digital Immigrants，原出处在Marc Prensky的文中有所提及。哈佛法学院的Digital Natives Project这样描述：
Are all youth digital natives? Simply put, no. Though we frame digital natives as a generation “born digital,” not all youth are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natives share a common global culture that is defined not by age, strictly, but by certain attributes and experiences related to how they interact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formation itself, one another, and other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Those who were not “born digital” can be just as connected, if not more so, than their younger counterparts. And not everyone born since, say, 1982, happens to be a digital native. Part of the challeng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of who exactly is, and who is not, a digital native, and what that means.
我现在对”global culture”之类的提法有点敏感。因为真的存在所谓“全球文化”的共同体吗？从上面的描述中，似乎只能想象出基于英语国家的青少年文化/流行文化所滋养的人群。语言或者文化，在“数字原生代”中间也同样是高墙深垒；即便承认Digital Natives的存在，来自日本的、来自中文国家地区的、来自中东伊斯兰国家的”native”们，难道会有很多可以共享的文化吗？
当然全球化带来了麦当劳、Ipod、好莱坞、WOW……但不同的语言/文化所圈出的人群，通常只在其内部交流相似的体验，人群之间的跨文化/语言交流共享是微乎其微的。即便在中文数字疆域内，中/港/台/新加坡似乎就是迥异的圈子。身在大陆的你当然可以访问其他国家地区的中文网络，但最终你能认同并愿意参与互动的，还是大陆的这个圈子。——我想说的是，即使你是美国的”digital natives”，一旦你身处日本或者中国的”digital natives”的社会网络中，你仍然会发现自己是immigrant。
MIT的Henry Jenkins教授也不太赞同“数字原生代/移民”这样的隐喻。但他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他认为，“迷文化”（fan culture）至少可追溯到二十世纪早期，而游戏玩家中二三十岁的人也并不比十来岁的少，因此这种传统的“上一代”与“下一代”观点的翻版，似乎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当前的新现象：代际之间存在全新的方式和全新的空间，来进行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互动，成年人和青少年有机会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共享文化。此外，“移民”完全有可能超越“原生代”——在美国硅谷为各公司创造财富的IT精英中，有多少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数字领域内，他们早已超越美国本土大多数人，这是另一种隐喻。
他的观点似乎有点这个意思：虽然我的年纪是你的两倍，但我依然很酷，甚至可能比你更酷:)
关键词：笔记, digital-immigrant, digital-native, henry-jen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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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有两天去了伦敦市中心，都是去参加学术活动。
周五去了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摄政校区（Regent Campus）。这个工作坊（workshop）每年举行两次，参加者是来自威斯敏斯特大学、伦敦政经学院、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和伦敦城市大学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相关方向的博士生及哲学硕士生（MPhil，英国学制下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硕士学位），通常要求参加者已经在攻读学位的第二年及以上，已经开始自己的学位论文研究与写作。这个工作坊的目的，正是给各校学生提供当众陈述自己的研究现状并获得同行意见建议的机会。又据说有些心气高的学生，会把它当成校际比武大会来看待:)
这次大约有30多个学生陈述研究并回答提问，分了两个会场，还是从早上九点半一直排到晚上五点半。研究选题看起来颇为多元，大致包括传播政策、媒体与认同、新闻与民主、新传播技术、用户与赋权等主题。但方法论上似乎质化的实证研究占了绝大多数——至少我听到的十几个研究中，没有一个采用了统计学量化方法。这和我所听闻的英国传播与媒介研究在方法上的整体偏好相一致。当然，实证是必须的，假设、问题、发现、辩论等是必须的，纯理论探讨而不进行实际个案分析研究的学位论文，在英国是难得一见的。
我比较感兴趣的几篇，包括在线游戏的生产过程研究，社会性网络中的用户产生的公民行为（”User-generated citizen activism” in the Social Web），及ICT对公众自治的影响等。以及，现在可以经常见到“下蛋的母鸡”们了（钱钟书语），这次见到的是David Morley、Michael Schudson。
周六一大早起来，外面下霜了。坐城市铁路从伦敦西北到了东南。戈德史密斯学院拿到125万英镑的资助要做一个“媒介研究项目：空间、连接与控制”，于是召开一个inaugural symposium，类似启动发布会，题为“新闻之未来”。
如愿以偿见到James Curran :) 听老先生抑扬顿挫地力陈娱乐导向、市场驱动的媒体与公共媒体相比较更不利于民主，并以来自丹麦、芬兰、英国、美国的数据来分析两者在公共事务和国际问题方面的关注程度之差异。
由于是项目启动会，自然不曾有什么研究发现，演讲和讨论也就略嫌泛泛。这次会主要围绕他们这个项目的第一个子项目展开，讨论在blog和摄像手机的时代做新闻的空间，国会、政治与blog的互动等等。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次没有涉及的第二个子课题：无所不在媒介时代的元数据（Metadata in the Age of Ubiquitous Media），包括：XML和RSS-feeds如何改变网络面貌和用户习惯，DRM（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如何控制和阻断信息的流通及人们的反应，以及从传统知识分类方法向“folksonomies”、即诸如del.icio.us之类的自下而上的用户生成式的分类的转变。听起来都蛮有意思，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有后续的研讨会？
——————一本正经到此结束的分隔线——————
贴点照片娱乐一下吧。 点此阅读全文…
关键词：笔记, goldsmiths, James Curran, LSE, university-of-westminster, 会议,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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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时代的症结，每个人都能提供自己的版本。但对我而言，最令我感到不安的是空气中那种强烈的无力感。
史玉柱代表的不择手段的成功，不正是我们道德意识、公共意识急剧衰落的表征吗？我们的土壤不是一直在纵容这样的人物的此起彼伏，我们太过崇拜成功，而不问他们是如何成功的……
用 Firefox浏览器 + gladder插件，轻松访问维基百科、flickr、Technorati、Blogspot等被封网站
互联网管制典型案例！现在有一个针对它的已经成功起诉的案件， 您是否支持它呢？
以法治国？
十七大万岁
在对自己所研究和评论的对象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下，仅凭着道听途说和主管臆断就敢于公开发表言论，这位院长兼所长的学术素养实在让人很是担心。
在整个互联网世界中，对维基百科一知半解，缺乏深入了解甚至存在误解的网民绝非少数，相反，是绝大多数。方舟子所代表的，是新语丝这样传统网站站长在其知识背景下对维基百科的误读，
我真是后知后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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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同学连篇累牍图文并茂地叙述着自己的法国（近日已升级为欧洲）各地考察生涯，让人读得心动，不由在伦敦的雨夜里开始回忆法国盛夏的阳光。说到阳光，一定不会忘记的就是那天的凡尔赛之行。
关键词：皇家 阳光 园林 暴走
从巴黎前往凡尔赛宫可以通过地铁换乘解决问题，若想看看沿途风光，推荐地铁和巴士的组合。七月底的巴黎昼夜温差较大，清晨能让人瑟瑟发抖，但投过纯净空气射下的正午阳光，又足以让皮肤灼热，黑色素沉积。我们就是在这一日的暴走中晒到脱皮加脱水。
我以为单从宫殿和藏品而言，凡尔赛宫的魅力和卢浮宫相去甚远，然而值得欣赏不可不看的，却是它的园林。
走过那片沙砾地，走上一道斜坡，进入凡尔赛宫的怀抱，沉积着历史的雕像和带着庄严字样门头的建筑，帮助你酝酿对这法国皇宫的三分敬仰。记得在进门处的信息台拿免费地图，还可以租语音导览。地图和语音都有中文版。
凡尔赛宫里游人如织，摩肩接踵。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与装潢，极尽奢华之能事，初看还有赞叹，再看便觉乏味，仿佛中国皇宫里的金碧辉煌龙飞凤舞，繁华锦绣下透着腐朽气息。据说满清宫廷确实也颇喜好巴洛克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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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he Wireless Leash: Mobile Messaging Service as a Means of Control
Author: Jack Linchuan Qiu,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2007), 74-91.
概要：
手机短信（SMS或MMS），向被视为微观个体层面上娱乐与消费之工具，此论文则更关注于手机短信是如何被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结构性层面上形塑为一种控制的手段（means of control)。
在文献回顾部分，文章先将短信置入其他ICTs发展的潮流中，指出它们不仅是权力、监视与控制（power,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实施的对象，也可被用于促进权力、监视与控制。随后作者将现有的短信传播研究分为三个阵营：一是“技术决定论”倾向的，即强调无线传播从根本上改变旧有传播模式、削弱现存权力结构的革命性潜能，如Rheingold的”Smart mobs”；二是重视延续性胜于变革的，例如维持传统的人际关系网络，加强朋友亲人间的联系等；大多数研究鉴于前两者之间，在技术和社会两种因素间不作单向取舍，而是将之放进具体情境去考察，发现协商永远都在发生，在微观社会结构中，在个体尤其是青少年之间，“微协调”（micro coordination）在发生作用。
作者继而认为上述三种研究取向皆有不足：分析框架均倾向于微观；研究对象通常是主要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也都不质疑手机传播赖以成形的更大的结构性设定，尤其是宏观的不平等状况，和基于个人导向的商业消费的接入预设。
难道手机短信不是被技术建构为应该如此吗？个人化、装在口袋、“短”消息、鸡毛蒜皮、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的消费品，为消费者（consumer）而不是公民（citizen）使用……微观分析岂不足矣？其实这并不与更高层次的结构性分析相矛盾，应当关心平等问题和公众利益，必须质问电信“自由化”（liberalization）过程中民主决策的缺乏、国家与公司行为的合法性、垄断及卖方市场局面的延续。
历史证据表明ICTs一贯可被用于社会控制，而来自2005年的马来西亚、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四个例子表明全球范围内，手机短信不但成为监控的对象，而且越发变成监控的方法。
随后文章聚焦于中国的实例，并认为全球范围内都有相似之处，即齐头并进的两条线：一方面，国家机器与商业组织致力于打造一个易于控制的手机短信宏观架构系统，这也要拜新自由主义的电信政策所赐；另一方面，在此宏观架构内的各种社会语境中（例如工作场所），为了各种具体目的，手机短信常被用作监控与风险管理之工具。
作者首先描述了第一方面，从2000年前后开始，中国形成了与短信有关的大型IT产业联合体（massive IT industrial complex）以服务于权力精英的控制需要。移动、联通、电信、网通这四大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国有公司，也建立了国有的基础设施网络，可全面实现对短信的控制，包括存储、过滤、监控、追踪等，也可利用短信发布消息等。而这些监视与控制的需要，成为一批新的IT企业的“市场”，例如位于中关村的Venu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c (http://www.venusense.com/)。在这样的宏观结构中，手机短信被社会性地建构为娱乐与个人消费的市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文章先以最小的社会单元——家庭为例。以控制为导向的中国手机服务商更热衷于向家庭的监视需求提供服务。作者在访谈中了解到的一个案例：一个17岁山东女孩使用的手机与其父的手机是联接的，每月话费账单由其父支付，类似于“子机”。这套设备的效果是，女孩的所有拨入拨出电话号码、所有收到发出的短信内容，都会显示在她父亲的手机上。作者认为这个案例显示，在宏观的加强控制的架构下，手机服务商倾向于将“个人化”的手机重塑为一种“集体化”设备，当然是由更有权力的一方控制。这种服务也可以提供给父母、雇主、警察或者黑帮，只要付得起钱。
接着，作者描述了我们都熟悉的现象：雇主给雇员配发手机/小灵通，并要求后者24×7地保持开机，随时待命。随后文章聚焦于东莞的一家有超过10000名员工的服装厂的案例，较详尽地描述了其配发手机/小灵通/SIM卡，组建企业内部“集群网”，对员工使用移动通讯设备的要求和限制，以及违反后的严格惩罚等情况。这是一幅卓有成效的控制图景。
类似的“集群网”在南中国的许多企业中都能见到，而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都乐于为用户订制类似的网络服务以巩固其市场。电信运营商愿为控制着工作场所、在组织权力顶端的雇主服务。就像前述那位监控女儿的父亲，类似的技术没有理由不会被扩大到更大的规模和尺度上，用于企业利用移动通讯进行的管理行为。
那么，加强控制是否也意味着违反中国法律的人会更容易遭到制裁？作者认为并非完全如此。一个例子是发生在四川的一起性骚扰诉讼，尽管受害的女教师的手机上存储了其校长发来的19条骚扰短信，但当地移动公司却拒绝提供过去六个月内她手机的短信清单作为证据，理由是根据法律，公司“只有义务和警方、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部门合作”。换言之，并无法律保障受害人索取自己短信记录的权利，尽管证据可能存在，尽管她支付了账单，但短信服务系统并不为草根中的某人而设计。
最后，文章还提到了值得注意的“媒介替代”现象。一是寻呼机的淡出历史舞台（2000年的4800万用户到2005年的97万用户），这个过程事实上大大削减了绕过监控进行通讯的可能。相比寻呼机+公用电话的模式，所有的短信都在一个可以由程序自动过滤和追踪的集中体系内传输。
二是电台电视台，短信成为受众投票、受众调查和直接从受众获取利润的最重要手段，但另一方面，减小政治风险也是大量采用短信的原因。过去的所有热线电话节目，几乎都被短信互动所取代；选择合适的短信进行答复，比起过去延迟六、七秒播出的现场直播节目，风险还要小得多。于是短信也成为保障电台电视台“政治正确”的安全地带。
作为结论，作者强调，并非唯独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短信都正在成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方法。且随着中国制造、出口、投资能力的高涨，围绕中国短信监视的IT产业复合体的形成，本身就是一种产品，也是一个复杂的跨国过程，从股票市场，到那些支持着类似Venus之类公司的IT精英们的“大脑回路”（brain circulation），尽在此过程之中。
那么，如何防止这种新的控制技术失去控制？如何用公共利益来平衡这些企业组织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合法需求，尤其考虑到工人阶级的ICT用户，还有信息弱势群体的利益的情况下？作者说：那已超出本文的任务，本文只负责诊断，不开处方。但诊断也是必要的第一步，来警醒学者、政策分析家和公民社会的成员们，参与到手机短信的社会塑形的实践中来。
关键词：短信, 笔记, SMS, 控制, 政治经济学, 文献,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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