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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意义互联网与适当社会”研讨会的发言

这是我在2013年12月29日、由《文化纵横》杂志与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主办的“意义互联网与适当社会”研讨会上的即席发言,之前没有准备,所以主要是回应了他人的发言,自己立论不多。这个跨学科的研讨会由《文化纵横》杂志执行主编高超群主持,除了本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师何威)外,与会发言者还包括: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王俊秀、财讯传媒首席战略官段永朝、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周濂、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吴强、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中心主任师曾志、北京大学民族中心执行主任张健、《文化纵横》杂志执行副主编余盛峰、《文化纵横》杂志社编辑李谦。

所有人的发言可以在文化纵横或者腾讯文化的网页上找到。

我的专业背景是传播学,但我自己更愿意定位为媒介社会学。今天参加这种跨学科讨论,对我启发非常大。不敢说评议,下面说一些针对诸位观点的个人想法。

听过赵汀阳教授和王俊秀老师发言之后,最初的感觉是两人的观点,包括此前发表在《文化纵横》上的两篇文章,有方向性的差异。似乎一个是“实然”,从目前局面推导出的未来最可能的走向,这是赵汀阳教授的文章;而另一个是“应然”,就像王俊秀老师的文章和发言描述的,是一个愿景,希望走向一个恰当社会。因此前者看起来悲观一点,后者显得乐观一点。

赵教授的发言带来特别多的启发,非常具有想象力。我想做三点回应。

第一,您提到,在当今近未来社会更多的是技术和系统的支配或曰垄断,我们作为消费者愿意接受优良服务,在被事先安排的多种选项中作出选择,因为这样的服务和选择的方式可能是很舒服的,很便利的。这一点我很赞同。我之前写的《网众传播》这本书里,也提到相似的观点。比方说,政府这些年一直在推动网络实名制,但效果不太明显,还常常遭到批评和反抗;但是随着互联网进一步普及,事实上的网络实名制其实已经比五年、十年前明显得多了,促成它的与其说是“威逼”不如说是“利诱”。比如网站间的联盟与数据开放共享渐渐成为潮流,各个社交平台相互打通,一个新浪微博帐号,可以登陆各家不同网络的服务。这确实方便了,但也意味着让渡了你的一部分隐私权利给不同的公司。这些公司不仅知道了你的某个帐号,而且把它跟你在网上的行为联系起来,你的浏览、关注、收藏、分享、评论、好友关系等等。包括你在电子商务公司购物的时候,你过去的选择、你的好友情况等会决定网站给你推荐的结果,你会喜欢这样的推荐服务。说起来,这些现象也不是全新的东西,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霸权(hegemony),在新技术时代的新体现:不是强制的灌输,不是暴力机器的压迫,而是依赖被支配者的赞同和心甘情愿的接受。这不是一个幻想,而是已经发生的现实

第二,今天不少老师从哲学层面说互联网的事。但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已经非常精细化、专门化,在一些具体讨论中,很多时候用过于宏观化的视角进行判断,或者做宏大的论述,分析未必精准。

比如说,赵汀阳教授提到互联网是典型的言论广场。我们知道,像广场这种形态,它可能更接近于目前我们对微博一类的社会化媒体的使用状况。如果回顾之前的论坛或者BBS,或者是之后崛起的微信等新兴移动社交APP,它们跟微博从内容的组织方式、信息的传播模式、到用户的行为习惯、权力的架构逻辑都是不一样的。把这些互联网产品、平台或社群,都想象成广场的构型就未必合适了。博客大约像个人展示的花园或阳台,BBS可能更像公共咖啡馆式的沙龙,微信则是私人社交式的沙龙。那么里面发生的言论观点传播、碰撞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

同时宏观化视角也容易导致绝对化。赵老师提到未来的自由可能被定义为从服务的多种选项中选择,而这实际仍是种专制。我想问,到底是给我们一百万选择的局面更好,还是原来一万种选择的局面更自由?是不是有一个绝对抽象的自由在那等着我们去追求?这有点类似谈传播与媒体的时候,经常有人说中国互联网带来了“群体极化”现象,使得意见的多元化受到了威胁。但是,难道互联网普及之前,中国的公共讨论空间比现在更多吗?相对来说,互联网带来的言论空间扩展和意见多元化,还是一个进步。所以,对于存在的威胁要警惕,但是也要避免将某种概念绝对化到非此即彼的地步,要结合具体历史语境比较分析。

第三,我们论述问题的时候会用很多比喻,比如赵老师提到的“江湖”的想象,并提出了公民社会可能有江湖化的危险等。关于“江湖”的想象,赵老师当然会有自己未说明的预设,比如人治而非法治、讲“侠以武犯禁”、恩仇报应、有一套独特的善恶道德观和价值体系等。然而,对于社会新生代而言,他们可能会对新的技术和新的社会现象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和预设。

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微博上关心严肃公共话题多一些,可能产生错觉,认为大家都会通过微博去关心类似话题。但“90后”甚至“00后”中间,更多的人还是在关注喜欢的明星,追捧《小时代》,玩魔兽世界、英雄联盟。老一辈人常常把互联网与线下生活的关系比喻成虚拟和现实的空间,以屏幕相间隔;但是新生代人是所谓的“数字原生代”,从出生起就很熟悉数字生活,因此并不把网上的行为看的多么虚拟,也愿意为头像、化身服饰、游戏装备等“虚拟物品”付钱,对他们来说,所谓的“赛博空间”只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又例如,有一款流行动作游戏《鬼泣》,主角拥有天使和恶魔的双重血统,而恶魔试图把他不断拖进由邪恶组成的能反射和影响现实的平行世界Limbo中去杀死他。对于《鬼泣》玩家来说,是不是很自然地会把互联网想象为Limbo这样既影响线下生活又有一些不同规则和逻辑的平行世界呢?我的意思是说,新生代会有全新的文化资源来形成他们的想象与比喻,这又会影响到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判断。

还是说回“群体极化”现象,人们加入一个小圈子,其成员意见很相近,因而在讨论中观点会趋于偏激,因为人们会错误地觉得周围的人都赞同自己。但是也存在改变的契机。因为基于社会化媒体产生的社会网络,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一个孤岛,而是一个立体空间中,相互交织和重叠的圈子与网络。因此,也许某人在这个圈子里是韩寒的粉丝,在另一个圈子是宠物爱好者,还有一个圈子是回龙观居民。因为我们同时身处多个圈子,而所有的活动和交流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又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消一些“群体极化”效应的影响。如果我们仅仅把网络中的关系想象成现实中的构型,可能不容易看到这样的结果。

王老师提出的关于适当社会愿景确实很美好,能看到其中希望通过互联网赋权的力量,改变当下集权或是社会僵化断裂的局面。但是遗憾的是在整体论述中缺少了一种批判性的维度。就像赵老师提到的,一定要警惕资本力量或者是资本与权力的合谋。王老师的文章里提到了对应经济、政治与社会三个层面的“意义世界”,但目前来讲让我比较困惑的,就是如何保证互联网会在这三个层面上,天然地、自发地就推动我们走向适当社会?而不是按照“美丽新世界”或其他反乌托邦的套路去演进?

举几个例子:

从描述来看,“适当社会”应该是与消费社会、丰裕社会有不同的进路,大家有节制,适可而止的消费,不是醉心于不断积累财富。但是就以互联网身后的ICT产业为代表来说吧,在座诸位,我们所读的书籍杂志跟几十年前没什么区别,但是各位用的电脑都不太可能是五年前的,手机甚至都不会是两三年前的,整个ICT行业都热衷更快速、更强劲的计算能力、更大带宽、更大存储;云计算,大数据,这些新概念都需要你去颠覆摩尔定律,从电子计算机发展到量子计算机。这一点跟当年的工业时代追求效率、利润、高增长没有区别。

另外,从各大门户网站到社交媒体中,洋溢着对消费主义的崇尚,对财富和资本的崇拜,对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电子产品的赞扬与追求。这些趋势本身看不到一个让人们可以遏制欲望、追求所谓“恰当”、“节制”的可能性。这种希望是无法寄托在资本、科技乃至互联网本身的。

以及,文中也提到了用户生产,免费地、义务地生产内容,惠及大众。这样的例子确实存在,比如维基百科;但这样的例子确实也不算太多,不算主流。用户生产往往会被各个平台拿来作为自己利润的直接或间接来源,要么直接出售用户生产的内容,要么向广告商出售UGC带来的其他用户资源。有意思的是,现在我们也越来越习惯为了更好地生产内容,而支付更多的费用。比如写博客要成为VIP,要用专业模板和更大的图片存储空间;写微博要交费成为“达人”,等等。还有,各大网站会通过法律方式来绑定用户生产的内容,转化为自己的资产,比如许多门户网站都有用户协议,上面写明了你在上面创造的所有内容,版权使用归网站所有,但用户一般都不会留意,留意的也没法细究,因为你不点确认就没法注册了。

所以,这些例子都说明,简单的把适当型社会和技术进步、互联网发展联系起来,这中间还缺席的是,人作为“行动者”的存在,和主体性的作用。

特别喜欢段永朝老师提的多重空间和多重主体,其中也提出互联网帮助人们回归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当下关于意识上载的讨论,不仅仅存在于科幻小说中,国外已经有大亨出资,和科学家一起在研究如何实现,并且给出了自己的时间表。这是不是重新颠覆了身体的重要性?以及像凯文•凯利等人鼓吹的,互联网终将产生一个“超智能”等观点,是否说明肉体也可能再次回归到不那么重要的地位?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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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Mini升级SSD硬盘+机械硬盘组合

尤记去年此时,将自己购于2010年的Macbook Pro升级至8G内存、250G SSD硬盘再加500G机械硬盘后的心情。夸张地说,所谓枯木逢春,或曰老夫聊发少年狂,大抵如此。于是当家中某人总抱怨Mac Mini打开程序太慢拖动页面太慢文档写不了淘宝秒杀抢不到时,自然就想再来升级。

所谓No Zuo No Die,大概就是在夜以继日赶deadline头脑昏沉两眼发花的日子里,用一分钟从京东下单三星 840EVO 250G SSd硬盘一枚(价格蛮坚挺,一年了才降100多,好轻好薄感觉好假),再见缝插针地搞定各种技术细节,最后有一种“原来我还蛮能干”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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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1 搞清楚设备的兼容性。去苹果官网查查,至少从2010年往后的Mac Mini换SSD硬盘是没问题的。有所谓的upper和lower仓位(点桌面最左上角,关于本机——系统报告,里面找你的硬盘,看是upper还是lower),如果你打算用双硬盘,则需要搞清楚,好从大淘宝买一根几十块的硬盘数据线;否则不用理会。若升级内存,注意一下机器型号对应的内存频率。

1.2 准备一套拆机工具,苹果很变态的,N种型号小螺丝,让大家享受乐高般的纯真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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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网上找找升级啊拆机啊之类的攻略,比如我这篇。

二、拷贝数据

2.1 尽管有Time Machine的备份,还是不打算从中恢复,这玩意看起来高大上用起来嘿嘿嘿。强力推荐CCC——Carbon Copy Cloner
,超级简单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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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研究大师斯图尔特·霍尔面对面

【2009年2月8日发表于ohmymedia.com。为纪念霍尔,重新贴出。】

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民主研究中心有一个“与大师近距离接触”的讲座系列,今年(2009年)2月6日(周五)的主题人物是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也译作,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政治学领域各有建树并都跟霍尔有亲密交往的十位学者到场,就霍尔的学说思想以及英国当下的社会情况,分上下午两场进行了圆桌讨论。更重要的是,霍尔这位刚过77岁生日的文化研究宗师级学者不仅亲自到场,坐观整场讨论,并在傍晚发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思路清晰、观点犀利、出口成章,令“闻风而来”挤破摄政街校区小会场的学者和学子深受触动。

说牛人云集不算夸张。除霍尔本人外,到场参加讨论的Angela McRobbie, Chantal Mouffe, Doreen Massey, Martin Jacques, Lawrence Grossberg等人都早早在学术圈建立起地位。而台下就座的观众里,认识的有David Morley,不认识的其他学科牛人说不定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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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荫聪书评兼悼霍尔:曹书乐《批判与重构: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做」的比「說」的重要-- 評《批判與重構》兼悼霍爾(Stuart Hall)

葉蔭聰 发表于2014年2月16日《明报》(明报原文地址点此,需注册用户方可访问。作者自己网站上的文章链接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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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星期一,在學校觀看一部關於霍爾(Stuart Hall)的紀錄片,名為「霍爾計劃」(Stuart Hall Project)。事有湊巧,很不幸,當晚我們便收到這位學者逝世的消息。

霍爾是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亦是英國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相較不少理論大師,霍爾的專著不算多,更不會像如今不少大紅的年青學者在學術期刊發表了海量文章。可是,他的言行實踐卻一直深深介入英國政治(尤其是左翼),以至學術及知識界。簡言之,文化研究是關於「做」多於「說」的,這亦一直是我與不少同事的誡律。

可惜,要把做甚麼告訴別人,卻不容易。早前讀了曹書樂的《批判與重構:英國媒體與傳播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算是一個很不錯的初步嘗試。在大家悼念霍爾之時,讀讀這本書亦頗有意思。書裡亦有不少有關霍爾的部份,值得香港不少未讀便亂評文化研究一通的專欄作家好好學習。

曹書樂作為一位在大陸受訓練的新聞及傳媒研究學者,卻利用留英期間的時間,用心採集資料,並採訪英國媒體研究學者,了解他們的思想及政治脈絡,實在難得,也從中看到她的心思與期望。正如她承認,馬克思主義跟列寧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一樣,在大陸是「指導思想」,不能被質疑與批判,卻被應用在其他理論及經驗研究上。相反,在英國以至歐美國家的過去百多年裡,馬克思主義是一場驚險萬分的旅程,他的重要概念不斷被質疑、修正及再發現。例如,霍爾便有「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的說法,即把馬克思主義視為「問題、麻煩、危險」,絕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

《批判與重構》一書最令我讚賞的,是她細心道出著名的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的成立歷史,以及其左翼思想起源及構成,這大概是華語著作裡最出色的表述。同時,這段歷史也對我們理解西方左翼思潮別有意義,因為這是馬克思主義思想脫離二十世紀武裝革命傳統的起點之一(歐洲的社民傳統更早)。他們不用等到柏林圍牆倒下,在五十年代已批判蘇聯(以至其他共產國家)國家社會主義傳統。如何革命?如何在西式議會民主國家裡實踐?馬克思主義對左翼社會改革及文化創新究竟意味著甚麼?這些都是霍爾這一代英國新左知識人關心之所在。因此,文化研究雖有左翼對階級政治的關懷,但亦漸漸介入英國媒體、性別、種族、多元文化及後殖民處境,形成獨特的視角。例如,霍爾對戴卓爾主義(Thatcherism)的批判與辯論,對左翼政治的期許,成為我們理解新右翼及新自由主義的必經之途。

曹書樂的敘事雖然細節充足,但似乎還未能觸及這個思想核心及主軸。她形容CCCS是「走近馬克思主義,離開馬克思主義」,其實並未能準確地說明他們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亦未能充份理解他們的實踐意義。例如,早期文化研究學者投身成人教育,而霍爾從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手上接手CCCS成為主任(1968-1979),當時大部份學生像思想及社會活動家(activist)多於研究生,求社會變革實驗多於學位(許多學生並沒有在伯明翰畢業),投身反戰、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學生運動等等。霍爾後來轉至公開大學(Open University),編寫了多本教科書類的作品,不只廣泛用在文化研究教學,也影響了社會學及媒體研究;用霍爾自己的話,就是跟普通人在非學術環境裡談文化研究與左翼思想。

簡言之,霍爾及其學生這一脈,重視如何運用學術體制的位置與空間,去尋找廣闊的左翼政治的實踐可能。這有點呈水銀瀉地之勢,例如,CCCS首兩位主任,一位去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位去了公開大學,都可見一斑。現在回頭來看,這樣做法固然有其好處,但壞處是可能忽略了體制生存與發展。CCCS在保守的大學氣氛裡,一直面臨被關的危機,直至2002年時,大學以該中心在「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中表現不佳為由強令其解散。

有趣的是,曹書樂書中的後半部,談及的威斯敏斯特學派(Westminister School)卻在CCCS沒落之時乘勢而起,由一家技術學院的系所,變成大學裡一級傳媒研究機構。這個對比,曹書樂應該多加討論,將會令全書更出色。跟CCCS相反,威斯敏斯特學派在RAE中表現出眾。不過,學派中人也是同樣是左翼背景的傳媒學者(部份與CCCS有相當淵源),積極地跟九十年代末以來的高等教育新自由主義搏鬥,花了大量時間進行體制建設,甚至挪用一些美國主流學術的伎俩,例如創立國際著名的《媒體、文化及社會》期刊,鼓勵及催促系內成員加強學術研究及出版。我在學術會議上便遇過其中一位年青教授,他比我年輕,但在學術期刊的出版幾乎比我在報章的專欄文章數目還要多!可是,我不敢斷言這是一種墮落,事實上,系內不少成員並沒有放棄介入英國廣播及文化政策,例如爭議英國媒體的過度私有化及企業化,增強廣播以至新媒體的公共性等等,在右翼保守當道的英國裡,形成一個社會及文化改革的學術陣地。

霍爾並不代表甚麼光輝的左翼革命傳統,相反,他活於激進政治消沉的時空。但是,他遺下的大概就是各種成敗參半的嘗試,不過,也是一種希望,敦促我們認真思考,如何把進步政治理念在體制內外實踐,而不是沉溺於「XX已死」的傷懷,又或「誰出賣了我們」的悲憤。

文章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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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书乐专著《批判与重构: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出版

批判与重构(封)

我在本书中尝试做出这样一种努力:一方面,从整体上把握英国学界关于媒体和传播的种种缤纷多元的研究,以书写学科史的方式将其进行整理;另一方面,又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经络串起学科史上的史实,突出它对于英国传播研究中的学者本人以及研究本身的双重影响。

【作者: 曹书乐 | 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 出版年: 2013-11 | 页数: 252 | 定价: 45.00元 | ISBN: 978-7-302-33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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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画产业与消费调查报告》正式发布

《中国动画产业与消费调查报告(2008-2013)》封面
《中国动画产业与消费调查报告(2008-2013)》是我们数字媒体系师生大约半年的研究结果,2013年6月左右交书稿,因故至今才得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为数不少的动画、动漫产业“年度报告”、“发展报告”与“蓝皮书”中,本书有如下三大特点:

一、综合盘点与深入分析五年产业数据。
二、开展了北上广三城市动画消费者大规模科学抽样调查与实证研究。
三、十位知名动画人深度访谈实录与原生态观点展现。

研究浅陋、问题多多,请大家在关注之余也多提宝贵意见。同时,我们下一年度的动画产业与消费研究已经启动,欢迎各界朋友继续给予我们帮助与支持!

更新:本书已经在网络书店有售,欢迎点击链接进入亚马逊中国当当网购买。

我在发布会上简单分享《中国动画产业与消费调查报告(2008-2013)》一书若干发现与观点的幻灯片:

(此幻灯片的新浪微盘下载地址:http://vdisk.weibo.com/s/wWculeqo7e4)

——下为本书发布会的相关信息:

2013年12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数字媒体系的年度研究成果《中国动画产业与消费调查报告》在“2013年动画产业前沿论坛”上正式发布。

报告主编周雯、何威在论坛上介绍了此书的主要特点与发现。本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近30万字,研究方法多样、资料数据翔实、观点富于启发。报告综合盘点并深入分析了2008年至2012年五年间的中国动画产业数据,以解读产业发展的宏观趋势脉络;针对北上广三地动画消费者展开大规模抽样调查,以剖析2013年中国城市居民动漫消费行为与心理;还深度访谈了十位知名动画人,力求“原生态”地呈现一线实践者的光荣与梦想、奋斗与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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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A5(Grand Theft Auto V)游戏三天大卖10亿美元

Grand Theft Auto V

享有盛誉也始终充满争议的《侠盗车手》(Grand Theft Auto,也译作《侠盗猎车手》)系列游戏之新作 GTA 5,上个月用惊人的销量创造了多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以纵横美国各大城市的犯罪生涯为主题的游戏,在2013年9月17日发售第一天,就卖出了1121万份,收入8亿美元;三天时间销售收入超过10亿美元;首周更卖出超过1750万份(PS3+Xbox360)。苏格兰开发商ROCKSTAR借此写下若干吉尼斯纪录:

  • 24小时内最畅销的动作冒险类游戏
  • 24小时内最畅销的电子游戏
  • 关联娱乐产品总销售额最快达成10亿美元游戏
  • 最快达成10亿美元销售额的电子游戏
  • 24小时内最高收益电子游戏
  • 24小时内单一娱乐项目收益最高
  • 游戏预告片播放次数做多的RPG游戏

注意到“24小时内单一娱乐项目收益最高”了吗?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目前高居影史票房首位的《阿凡达》北美首日上映票房仅2700万美元,之后用了11周的时间才将北美总票房突破7亿美元。而类似GTA这样热卖的游戏还为数不少,另一热门系列《使命召唤》的首周销售也曾屡次突破千万份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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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游戏业仍然很赚,单机/主机游戏也仍然在创造财富和奇迹。当然,在中国,从2000年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7部门《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后,合法渠道购买家用游戏机的大门已经向中国消费者关闭。规定写道:“自本意见发布之日起,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生产、销售即行停止。任何企业、个人不得再从事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的生产、销售活动。”

这项禁令在日前有所松动。根据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自贸区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通过文化主管部门内容审查的游戏游艺设备可面向国内市场销售。微软、索尼、任天堂们开始摩拳擦掌。但十三年来的市场空白培育了中国游戏生态的独特性。这里已经是网游的全球最大市场。

当影视产业研究者们热衷谈论2012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已达到170.73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时,中国游戏产业从业者们纷纷表示就此飘过,“深藏功与名”。据主管部门统计,2012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是602.8亿元,几乎四倍于喧嚣沸腾的中国电影票房。

根据中国版协游戏工委、CNG中新游戏研究(伽马数据)、国际数据公司(IDC)于2013年7月24日联合发布的2013年1~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2013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338.9亿元。其中网络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313亿元,包括了232.9亿元的端游市场、53.4亿元的页游市场和25.3亿元的移动网络游戏市场。

按照此数据预测2013全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或许将接近700亿元人民币;相对比的是今年中国电影票房预测为200亿左右。

还是回到GTA V这款游戏。要知道,2012年全年的中国国产电影票房总和近80亿元人民币,而GTA5三天的销售收入10亿美元已经接近这个数字,一周销售收入已经接近80亿元人民币。本文是不是可以有个更耸人听闻的标题——“一部英国单机游戏销售收入一周追平2012年中国国产电影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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