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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互联网项目”报告2009摘要

“世界互联网项目”(The World Internet Project, WIP)是一个涉及全球数十个国家的大规模跨国合作研究项目。参与此项大规模实证调查研究的机构,如英国的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OII),中国的中国社科院等。多年来,WIP的研究成果都是分国别发表的,最近发布的这份《世界互联网项目报告2009》(The World Internet Project Report 2009)则是该项目首次发布全球互联网使用情况的综述报告。其中包括了在全球尺度下,互联网是如何被使用,及其对各种信仰、态度、行为的影响。

近400页的报告全文,订购价格是5000美元。不妨先从WIP释出的摘要版本中看看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中国互联网用户最“多疑”

关于在线信息的可信程度,在WIP涉及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超过40%的互联网用户认为网上信息中只有一半甚至不到一半是可信的。这其中名列榜首的是中国;换言之,70%中国城市(urban China)网民觉得在线信息大半都不可信。 “多疑”榜上紧随其后的是瑞典(64%)、加拿大(62%)、澳大利亚(60%)、以色列(58%)、哥伦比亚(52%)、美国(52%)、新西兰(51%)。

相反地,另有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40%的互联网用户认为网上信息大多数是可信的,榜首是捷克(52%认为“大多数可信”)。

OhMyMedia简评:但如果细看WIP的图表,会发现中国城市网民54%选择“大约一半可信”,选“小部分可信”的只有15%,低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而瑞典网民选“小部分可信”的有30%之多。——这说明,不是中国网民太多疑,而是我们比较中庸,很喜欢选“一半一半”:) 不过,经过2008残酷的现实教育之后,这个五毛横行的时代不知会不会让中国网民真正多疑起来?

英国互联网用户最爱网上购物

淘宝在中国很火,eBay源自美国,但看起来网上购物最狂热的还是英国网民。自称每周都会上网购物的网民比例,前四位分别是英国(18%)、美国(14%)、澳大利亚和捷克(12%)。每月至少有一次网上购物的网民比例,前四位是英国(47%)、美国(46%)、新西兰(40%)、澳大利亚(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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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搜索引擎欧美研究综述

2008年9月的《Media, Culture & Society》,第一篇文章即是关于搜索引擎跨学科研究动态的综述,主要集中于欧美学界。文章题为 Search-engine research: a European-American overview and systematization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ield,作者是德国学者Marcel Machill, Markus Beiler and Martin Zenker。

此文将未来搜索引擎研究的重点概括为五个领域:

(1) search-engine policy and regulation, (2) search-engine economics, (3) search engines and journalism, (4) search-engine technology and quality, (5) user behaviour and competence.

文章对这五个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其参考文献基本是2006年以前的。但本文作者2008年出版了一本新书,关于搜索引擎与新闻记者实践的一项研究,不过是德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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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北京奥运年的中国媒体审查与西方媒体对华报道

以下是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赵月枝教授,在2008 IAMCR大会上作为key note speaker的发言中文梗概。原发言为英文,此处译文由Ohmymedia粗略译自CMO newsletter(2008年9月号,点击下载pdf文档)。由此以下的文字均为赵月枝教授观点:

Chinese Media Censorship and Western Media Reporting of China in the Year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在今年的奥运报道中,中国的媒体审查成为西方媒体的焦点之一。中国媒体审查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仍然需要问:谁从中国媒体审查中获益,谁才是真正的被审查目标?

在我看来,西方的“人权十字军”和外国记者们应该超越简单的“人民与党对立”的假想。事实上,中国的审查制度在过去30年间一直是党用来辅助“改革开放”的必要手段。被审查制度压制的声音,来自那些反对将国有企业出售给本土和外国投资者的中国工人;那些在血汗工厂工作,为外国资本家产出利润,为西方消费者提供廉价商品的中国工人;也来自中国的“老革命”们和新近涌现的“毛派”人士,他们指责党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臣服于西方帝国主义。

世人皆知,尽管1978年“民主墙运动”有助于邓小平复出掌权,但随后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压制成为其后三十年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1980年小平掌权后,命令将“四大自由”——即人民有权“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speak out freely, air views freely, hold great debates, and write big-character posters)”——从中国宪法(1975年版本)中抹去。

并非是要为中国媒体审查制度辩护,但我确实觉得西方媒体看待中国媒体审查的方式应该超越道德说教与反共谴责。西方也需要在其政治经济精英阶层对中国的经济利益诉求,与民主与新闻出版自由在中国的推广之间,寻求平衡与协调。

这引出我第二个观点。尽管西方媒体以其新闻出版自由为傲,但对中国受众而言,西方媒体是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更直白地说,是西方文化优越性甚至文化霸权的代理人。中国受众,尤其是青年学子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国内审查制度早有警惕与批判。他们不仅欣赏仰慕西方的媒体自由,甚至试图将西方媒体自由及其自称的“客观公正原则”理想化。因此当他们发现西方媒体报道中的偏见甚至是种族主义色彩时,其理想的幻灭也就很自然了。我认为西方媒体在2008年初对西藏事件及奥运火炬传递的报道,对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去魅”(disenchantment)贡献良多。这对西方媒体赢取中国公众的心灵与头脑都毫无帮助。

考虑到西方媒体及其内在逻辑,公平地说,在西方世界中部分存在着持续增长的、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的恐惧与焦虑。在此语境下,西媒对华及奥运报道也一直在帮助西方世界接受这不得不妥协与接受的、变化中的全球权力关系的地缘政治学。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沼,全球金融、石油与食品市场的难以预测的三重危机,再加上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巨大外汇储备、对美贸易顺差、高储蓄率的担忧,看起来,“猛烈抨击中国”已经成为2008北京奥运开幕之前几个月最吸引观众的“体育运动”。

事实上,西方对华关系中本来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西媒不过是在报道中将这矛盾具象化了。一方面,西方投资者被中国市场吸引恰恰是因为后者提供了被压制性的政治环境保障的廉价劳工与低环保标准;另一方面,各人权团体又坚持政治自由与公民权利应在中国优先被考虑。当然,大多数西方媒体本身就是大产业,它们的对华报道也被其商业利益和市场驱动的新闻导向所影响。

在当下更为强化的全球化形势下,问题越发复杂了。西方大学里日益增多的中国留学生,西方国家中不断增长的华人社群,海内外华人之间通过互联网及其他全球即时通讯手段越发增强的互动,都意味着西媒不能再对华人展示其种族偏见。西媒的对华报道将面临全球华人受众的批判性审视。当西媒开始谴责中国媒体审查制度时,与日俱增的全球华人受众的声音在要求西方媒体在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再现中,实践其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勿忘责任感,以及坚持其自称的公平原则。(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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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之范式转移

下文是阅读《传播与社会学刊》第二期(2007)之“学术对谈:数码传播与传播研究的范式转移及全球化”后的一点笔记。这一学术对谈是我参加过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相关讨论的整理。新媒介/新科技的出现,有没有带来传播研究的范式转变?对于这个问题,参与讨论的几位学者,较为明显地依据其治学立场而呈现出不同的态度。

Nicholas Garnham:
数字化不意味着认识论的改变。基本的社会问题依然如旧。但互联网的使用为传播模式研究提供大量数据。

William Dutton:
互联网研究带来两方面好处:一是发现某些旧有理论和框架不再适用,二是研究和理论得以进一步全球化,互联网既是工具,又成为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共同讨论的焦点、共同话题,促进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交流。

祝建华:
传播学关心的根本问题始终在那里,互联网和新科技提供了测试这些问题的新途径。新媒体技术开拓了看待不同议题的视野,包括新出现的问题

John Pavlik:
技术的作用在于重塑媒介传播和传播环境的性质。马克思提出的有关社会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观点,掌握生产方式的人掌握巨大权力,控制思想进而控制社会。互联网和新科技带来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变革。孟加拉经济学家因其小额贷款(研究)的成就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奖。大众媒体的概念正发生戏剧性转变,变为较小型的媒体。全球化背景下的数字网络,一是传播形式多对多,二是媒介过滤作用削弱,看各种力量如何把关,三是个人首次拥有直通全球受众的渠道,尽管这受众可能只有三个人,但或许远在万里,身处他国。

杜骏飞:
因意识形态和时代进程的独特,中国大陆传播学者面对独特的问题。网络社会景观的核心是权力与意志的角逐,又有什么地区的数字革命的独特、激烈、深刻性,比得上在当下的中国呢

Vincent Mosco:

我们是传播学学者,我们研究资讯,我们研究受众,我们研究传播的产制。传播的工具有很多种,但是传播的主体始终是人类。传播如何进行,通常是由他们在历史和社会当中的位置所决定的。他们的议程是什么?他们的阶级背景是什么?他们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他们的种族归属如何?这些都是理解传播的重要问题。对我来说,这更是研究的起点。……

传播学的研究正变得更加国际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具批判性,但是研究的焦点仍然在于传播的内容和受众。“受众”这一概念也许应该从我们的论著中撇除,部分原因是,这一概念是市场催生出来的,本身不是一个学术概念。相比之下,我们倒是较少关注劳工,较少关注那些处于资讯传播的生产和分销链条当中的人们。在研究传播和社会产制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那个社群。

李金铨的总结:

Marshall McLuhan的技术决定论影响甚大,到Raymond Williams力斥其非;Ithiel de Sola Pool的“软性”技术决定论,声称科技发明促进资讯自由、多元与平等,到Herbert Schiller,从左派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明新科技是霸权国家和霸权阶级宰制的工具。

大致说来,从社会理论强调科技“社会制度化”的学者,比较怀疑科技能为传播研究带来“范式转移”;从经验研究出发的学者一致觉得,新科技带来种种好处,例如发掘新的变项、扩大参与跨文化研究的能力等等,但他们并未盲目乐观,并未以为新范式即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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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Jenkins: 为什么学者应该Blog?

Henry Jenkins教授作为新媒体领域研究的先驱之一,在运用新媒体推进学术研究方面亦不乏探索。近日他在自己blog里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学者应该BLOG”(Why Academics Should Blog…)的文章,颇值得从事学术研究者借鉴。中国的互联网发展繁荣,ICT技术并不落后,各高校、院系、研究团体也都有自己的网站。但是在应用ICT建构学术共同体、真正促进学术研究与公共利益的良性循环方面,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Oh My Media 能尝试着为中国的媒介与传播研究做些什么呢?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现将Jenkins教授文章粗略翻译如下,下文的“我”都是指代Jenkins教授:

继在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发表文章后,我将和我blog的读者分享,如何应用新媒体技术来拓展我们的研究项目在公众中的影响,这些技术使我们有机会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也给研究带来诸多助益。

在“9·11”之后的一周,MIT比较媒介研究项目(comparative-media-studies program)的师生、员工、校友们共同创造了一个网站(re:constructions),初衷是促使公众思考媒体在塑造我们对全国性悲剧的反思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个紧张的周末,学生们拍电影短片,找引语,写文章,联系遍布世界的朋友与家人。网站上线时,我们有了超过100个条目,涵盖30多个国家的媒体对此袭击的报道。

re:constructions这个网站代表了我们的新的研究生项目的转折点,如果将我们所研究的新技术运用于开启关于媒介变迁的大规模公共对话,会发生什么呢?这个网站是个好榜样。今天,the comparative-media-studies的主页(http://cms.mit.edu) 放置了七个不同blog的feeds,分别对应于某个研究团体或教师。我们的网站也定期提供在MIT举行的学术会议与讨论的podcast (如 Futures of EntertainmentMedia in Transition)。我自己的blog, Confessions of an Aca-Fan, 每天吸引着几千名读者。最近我们也决定把硕士论文放到网上来( masters’ theses online )供全世界的研究者阅读。这些努力确实产生了效果,对于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在读学生、未来的学生、毕业生、教师、新闻媒体、公众、其他读者。

在读学生。我们的学生来自许多学科与职业背景,毕业后去向也形形色色。早先,几个学生开始开设与其学位论文相关的blog——既是为了促使他们经常写作,也是为了得到针对其观点的反馈。例如Ilya Vedrashko, 的blog,Future of Advertising, 很快就成为业内人士和记者的宠儿。该blog带来了可观的新的联系与资源,支持了他的研究。他也因此得到了一些公司的工作要约,甚至有个大公司还特别为他创造了一个职位。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后来的学生blogger身上。他们获益良多,从写作关于 “serious games”, hip hop culture, music distribution, data visualization, media policy的相关blog之中。他们的工作带来的是和重要的思想家和专家的联系。过去,学者们在成为其所在领域的高级专家后才渐渐拥有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声誉;如今越来越常见的是,年轻的研究者们使用blog作为建构声誉的资源,特别是在那些权威尚待树立的跨学科领域中。

当我自己开始写blog之后,我得以广泛展示学生们的写作,从而鼓励他们完善课堂作业,使之成为可与普通读者分享的东西。一些学生因此收到出版他们著作的邀约。很多教学项目会促使其学生致力于学术出版,但我们也看到了帮助学生培育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技能、并设法将其观点转化为可以面向多元受众、跨领域传播的公众话语的价值所在。

当我的blog上线之际,有个读者拿它和MIT’s Open Courseware project来比较。后者将大学的课程材料向公众开放。Open Courseware允许公众访问MIT的教育内容,blog则提供了见证教育过程的机会。Blog上的日日进展,令人有机会一瞥研究文化,以及我们如何思考领域内当下的话题。

在主页上运行这些blog的feed,意味着无需项目管理者有意识地努力工作,站点也能持续更新。学生们将习惯于每日浏览我们的网站,也因此更容易看到我们张贴的通知,使得信息更通畅。

未来的学生。 我们招收的学生中,越来越多人将这些blog列为他们了解“比较媒介研究项目”的最主要途径。随之而来的新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项目,以及对于他们的兴趣如何与我们的研究相结合。这些blog提升了申请人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被录取的候选人的注册率。在新生九月份来校之前,他们已经更好地整合在我们的项目之中了。

毕业生。 当许多大学开始思考终生学习的价值之时,我们的毕业生已经持续地保持与在校师生的联系,即使已毕业多时。我们的这些blog会报道学生们的工作,日志文章也与毕业生们工作所在的产业的信息相关联。

教职员。 Blog的文章代表了所谓的”just-in-time scholarship”,对相关领域的当下发展提供了深入思考。因为它们是为大众而非专业读者所写,这些短文对本科教学非常有用。我们发现越来越多同事使用blog文章或podcast作为课堂讨论和其他教学活动的跳板。因为这些内容有了广泛固定的读者,得以用我们的blog展示来自全球的同事们的创新观点与研究成果。通过我的blog,我时常提供与其他触及我感兴趣领域的学者的访谈。这些学者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自己的blog生涯,并为通过我的网站得到的公众反响而欣喜。

去年夏天,我对在“迷研究”(fan studies,对于电视、电影、漫画、游戏的粉丝们的草根创造性表达的研究)领域持续不断的性别冲突作出了反应。我主持了一系列在此领域的男性和女性研究者之间成对进行的对话。 这样的“二重唱”运用了一些写作工具,例如Google Docs,来共同建构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会话。在六个月内,总共有超过30名学者对此论坛做出贡献。大多数人都因其blog对话,而在学术会议上呈递了panel讨论的计划,或者有了合作写书的计划。

新闻媒体。 我们的blog提供了一个平台,不仅将我们的研究发现和学术会议公诸于众,而且让新闻媒体也对我们认为应该注意和思考的议题产生了兴趣。学者曾经被置于被动地位,只是去回答记者的问题。但Blog行为把学者放在了更积极的地位上,围绕他们的研究主题更积极地参与流行的争论。

在一次访谈之后,追加一篇blog文章,可以让我们向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更多信息或者纠正一些错误信息。如今一部分读者在媒体上看到来自某学者的有趣的引语时,会上网寻找更多的信息。

普通公众。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深远的媒介变迁之中,此变迁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人们极其渴求对变化中的媒介图景的洞察。作为忠实的“信息经纪人”,学者们应当成为更为专业的对话的桥梁。我们的blog的读者,远远超出学术界的范围——试图培育新媒介素养(new-media literacy)的公立学校老师,试图理解消费者行为转变的媒介产业人士,寻找参与和聚集新模式的广告执行者,想要理解他们热爱的对象的粉丝和玩家们。因为我们的项目有许多blog,我们可以获得并保持多元的读者群体。

读者。 我开始自己的blog是在出版我的新书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前的几个月。随时间推移,该blog成为那本书成功的关键。许多努力校订自己著作的作者们,常会因为有价值的细节最终被编辑砍掉而感到郁闷。拥有一个blog,让我可以发布那些正式出版的书中被拿掉的内容,那些本来很有趣但却有碍于辩论流畅的东西。对于以当代文化为写作题材的人,另一点让人丧气的是,世界变化太快,以至于一些细节在书出版前就已经过时了。拥有一个blog,允许我回溯一些案例的历史,解释这样那样的变化,处理最新的发展。我可以针对不同类型读者强调此书的不同方面,从而拓展了书的潜在市场。Blog可在全球范围内阅读的特点,也有助于提升那些翻译出版该书的兴趣。

你会怎么做?关键在于,运转一个blog是一项承诺和义务,应该被视为你职业的一大堆义务的一部分。当我最初以学者身份开始blog之时,曾向其他blogger寻求建议。他们强调的是,重要之处在于设置发表你blog的日程表并且坚持它。至于你到底是每周写一次还是每天写一次,这倒不要紧,重要的是你得坚持添加内容。否则,在任何一天不去写一篇blog文章都是非常容易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偷懒的诱惑的积累会让你最终远离blog。在你的“困难时期”,设置截止日期和有策略地生产内容非常重要,某种程度的“纪律”会让你一直保持动力。

作为一个学科的媒介研究,本就包含了作为分享我们学术研究的渠道的新媒体平台的潜在可能。我们领域内越来越多年轻和年长的教职员成为blogger。同时,媒介学者们也携手共建大的项目,像每周网络杂志 Flow, 它的内容相关于当代电视与数字文化,以及 In Media Res,每天提供一名媒介学者的短视频和评论。

相同的方法也可被运用到各种学科领域,学者们履行着更大的承诺和义务,将其发现更广泛地传播,并以深刻和及时的方式回应当下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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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Jenkins: Convergence Culture 融合文化

convergence cultureMIT CMS(麻省理工学院比较媒介研究)主任Henry Jenkins教授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读来并不艰涩,倒有几分畅销书之生动活泼。书中阐释的“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也是近年风行于欧美新媒体学界与业界的概念。值得关心web2.0发展的人一读。

2008/04/03 update: 这里 是 Convergence Culture Consortium (C3)的网站,以及其weblog

目录:
Introduction:”worship at the altar of convergence”: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media change
1 spoiling Survivor: the anatomy of a knowledge community
2 buying into American Idol: how we are being sold on reality TV
3 searching for the origami unicorn: The Matrix and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4 Quentin Tarantino’s Star Wars? Grassroots creativity meets the media industry
5 why Heather can writer: media literacy and the Harry Potter wars
6 photoshop for democracy: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Conclusion: democratizing television? the politics of participation

以下为读书过程中的若干摘译片段,以备查考。最直观的感受是,这种美国式的对市场的亲近、对技术的拥抱、对未来的乐观,和英国学者的通常风格真是大相径庭。

欢迎来到融合文化,这是新旧媒介碰撞之所,是草根媒体与公司媒体交叉之所,是媒介生产者的权力与媒介消费者的权力以不可预期方式互动之所。

本书关于三个概念间的关系——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utre)和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关于“融合”,我指的是跨多种媒体平台的内容之流(the flow of content across multiple media platforms),多种媒体产业间的合作(the cooperation between multiple media industies),以及媒介受众的迁移习性——在搜索心仪的娱乐体验的过程中,他们可能前往任何地方(the migratory behavior of media audiences who will go almost anywhere in search of the kinds of entertainment experiences they want)。“融合”一词可用于描述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化,这要看谁在谈论它,以及谈论者自认为在谈什么。

媒介内容跨越不同媒体系统、经济系统和国境的循环过程,严重倚赖消费者的积极参与……“融合”不应仅被理解为主要是个用一种媒介设备提供多种媒介功能的技术过程。相反,“融合”代表的是一种文化转型:消费者被鼓励去寻求新的信息并在弥散的媒介内容中制造出关联。

“参与式文化”这个术语,相对于更早的概念如消极的媒体观看(passive media spectatorship)。与其说我们在讨论媒体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毋宁说如今我们将二者都视为彼此互动的参与者。公司,以及在媒体机构中的个人,仍然比任一消费者个体甚至消费者群体拥有更大的权力。而部分消费者又比其他消费者有更强的能力去参与这一新近涌现的文化。

……融合发生在消费者个人的大脑、及与其他消费者的社会互动之中。我们每个人用以建构个人神话的那些比特和片段,均采撷于媒体资讯的洪流,并被转化为我们赖以理解日常生活的资源 (Each of us constructs our own personal mythology from bits and fragments of information extracted from the media flow and transformed into resources through which we make sense of our erveryday lives)……消费已成为集体过程,那就是本书所谓之“集体智慧”,一个来自法国赛博理论家Pierre Levy的术语。我们无人能知天下事;我们人人可知某些事;我们可将这些片段结合起来,如果汇集我们的资源与技巧。集体智慧可被看作一种媒介权力的另类来源(Collective intelligence can be seen as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media power)。我们正在融合文化之中的日常互动里学习如何运用这种权利。现在,我们更多地将这种集体智慧用于休闲娱乐,但很快我们将会把这类技能用于更为“严肃”的目的。

……娱乐内容不再是跨多媒体平台流动的唯一事物。我们的生活、关系、记忆、幻想、渴望都在跨媒体渠道而流动。

……如我们所见,融合既是自上而下的企业驱动的过程,也是自下而上的消费者驱动的过程。企业之融合与草根之融合并存。媒体公司正学习着如何促进其媒体内容的跨平台流动,以拓展其利润和市场,巩固视听受众的支持。消费者则在学习如何使用多种不同媒介技术将媒介之流置于自身掌控之下,并与其他消费者展开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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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和“新闻学”究竟是干什么的?

如果你恰好是“新闻学”或“传播学”的授课老师、听课学生、研究者甚至爱好者(世上有这么无聊的爱好吗?),当别人问你:“传播学/新闻学是干什么的?”你将如何作答?

前两年在这个圈子里,围绕这个问题有场著名的论战发生。论战双方都是名人:李希光和潘忠党。

2007年底,刊登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 05期上的赵心树(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长文,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尝试回答它。我觉得它是我读过的、用中文写作的论文里对此问题阐述得最清楚的一篇文章。强烈推荐。

文章名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与李希光、潘忠党商榷》(Names, Missions and Constitution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A Discussion with LI Xi-guang and PAN Zhong-dang)。鉴于在web上目前很不容易找到它,到这里下载它吧。

赵心树提到的“传播学”与“新闻学”在中文中的“二名三意”,确实存在。他做的“广义/狭义”、“基础/应用”划分,也有合理性。反复的论述和举例,虽然有重复累冗之嫌,但却确实陈述清晰。用一系列的数学公式来说明道理,新颖而富启发性。而他处理这种棘手的学术争端的态度、写作的方式,以及发表前将文章呈送涉及争论的双方寻求反馈的操作过程,都给这场论战提供了好看的结尾。希望今后多一些这样理性和宽容的学术辩论,而不是前一阵子在另一个学科中传出的那些斯文扫地的辱骂争吵。

只是,文章尽管面世,争论也已偃旗息鼓,但学术圈子内的分歧和冲突,基本立场之不同,怕是没那样容易走向“求同存异”之道路。

赵文中提到的学科建设解决方案,见原文中的两张图。你的观点又是如何呢?

学科冠名中的“一夫一妻”

学科冠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