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在今年二月宣布了一项新功能：允许人们选择一个“遗产接收人”（legacy contact），一旦此人逝世（且FB被告知此消息），该账号将进入“纪念”模式（memorialize the account）并由遗产接收人部分接管。遗产接收人可以做的包括：
如果人们事先授权，遗产接收人还将可以下载此人在FB上共享过的照片、帖子和个人档案信息。但遗产接收人无法以死者本人身份登陆，也无法看到其私密消息。
另一种选择是，人们可以让FB知道自己死后宁愿将账号永久删除。
有点怪异的感觉。但是数字时代的自我，对他人而言的“存在”，越来越成为值得认真对待的话题。一方面是从所谓虚拟财产来讲，有关于价值和产权方面的意义；另一方面，妥善对待逝者的“虚拟”痕迹更是为了安抚生者的情感与灵魂。
上个月接受了《新闻界》杂志的书面访谈。现在我的回答已经和另三位学者（匡文波、周葆华、纪莉）的回答一起刊登在《新闻界》2014年第24期。现将我的观点呈现如下——
一、网易、腾讯等门户网站相继关闭微博服务或对微博服务进行转型的现象引发了公众关注，不少人开始唱衰微博。您同意“微博即将衰落”的观点吗？为什么？
腾讯在今年年中撤销了微博事业部，网易则在年末宣布将其微博并入轻博客LOFTER中，这反映的是腾讯与网易放弃了与新浪的微博争夺战。一来它们看不到竞争胜利的希望；二来，即便是遥遥领先的新浪微博，在商业盈利上也还是遥遥无期。赢了，又如何？
但是，如何界定“衰落”？如果衰落是指比起最热门的时期，其用户数量减少、活跃程度降低、媒体与社会关注程度减弱，这确实是微博已经发生并将继续的事实，有统计数据和用户感受可以证明。但如果是指微博行将没落、渐趋消亡，那还早得很。中国哪里还有第二个可以让数亿人针对新闻资讯即时互动、链式传播、相对透明、全网可见的超级平台呢？
微信的竞争很强力，但问题也非常多。微信的分群讨论、朋友圈信息可分组与屏蔽、评论的彼此不可见、不能直接转发、管理规制不透明、元数据几乎不对外开放、对微信公号几乎无法互动……这些特性一方面使得微信用户极度碎片化、去公共化，容易陷入群体极化状态，难以形成共识，难以展开更大范围的讨论；另一方面让微信运营方腾讯拥有了极大的传播控制权并完全豁免于批评。从上述特点来看，微博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很多新闻事件也说明了这点，从马航飞机失踪的危机到文章马伊琍“周一见”的八卦，微博的影响仍然巨大。
再从媒体演进规律来讲，即便是相对落后的旧媒体，在重新定位并发挥固有优势后，也总能在新媒体时代占据一席之地。何况还完全不属于旧媒体的微博，就更谈不上“衰落”了。
二、曾经新浪、腾讯、网易、搜狐四大门户网站主导的“微博战场”，如今只余新浪微博一家仍保持较好的热度，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您认为新浪微博“独大”的原因是什么？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不断细分化，微博的定位也日益明显，其魅力便在于成为一个全球性（如Twitter）或全国性（如Weibo）的“新闻+资讯+言论”大平台。BBS没有它的用户量，博客不如它高互动，社交网络不如它信息丰富多元。在难以形成差异化竞争的状况下，对一般用户来说，平台只需要一个就够了。对于明星大V或企业组织的公众账号而言，也倾向于在影响最大、用户最多的微博平台上建构自身形象，与粉丝互动。“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就此发挥了作用。
至于为什么偏偏是新浪独大，有着各种原因。例如，新浪有先发优势，最早进入微博领域耕耘并发力，甚至抢下weibo.com的域名，让公众形成一个“微博”就等于“新浪微博”的印象；新浪在门户和博客上的成功经验，使其运营微博从开端就更偏重其新闻媒体属性而非社交属性，力推各种名人明星权威专家，从而凝聚更多粉丝；一些新闻热点和舆论热点有些偶然地在新浪微博的引爆；新浪良好的政府关系，等等。
三、新浪公司的负责人曾坦言微博至今没有探索出较为成功的商业模式。微博的商业化尽管为门户网站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也有人将微博颓势归咎于错误的商业模式，比如淘宝广告的推送令许多用户不厌其烦。微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成功商业模式的欠缺吗？为什么？
前文已提到，如果说微博衰落，仅是指它的用户变少、热度降低，而这跟有没有成功商业模式关系不大。例如，视频网站商业模式清晰，但至少到现在，优酷土豆等国内最领先的视频网站仍然处于亏损，而这并不影响其用户数量继续增长、活跃度和粘性增强。商业化也不是罪，微博从来也不是非商业的平台。
四、在国内，微信与微博面临用户争夺的情况，在国外，有数据显示，WhatsApp的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越Twitter。微信的崛起是微博衰落的原因吗？为什么？
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当出现微信，出现更多有趣或有用的APP时，用户必须在微博或者其他社交、视频、新闻、游戏应用中做出选择。微博的市场份额因此而被稀释，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相对来说，微信的熟人社交关系、分群互动模式、朋友圈展示/偷窥与分享/点评功能，对于开始“审美疲劳”的微博用户，有着很大吸引力。而它天生依托手机、绑定手机号码的属性，让它的用户数量和粘度都有极大保障。
当然，微博降温还有如政府规制等其他原因。
五、Web2.0时代的互联网使用者借助微博这一虚拟平台发动了很多民间运动，如“微博打拐”、“微博反腐”等。此外微博也在很多时候成为公益活动的平台，如“冰桶挑战”等。当然，微博也曾在灾难性事件发生期间成为谣言传播的土壤……请您对过去5年里微博作为重要信息传播与人际交流平台产生的社会影响做出评价。
简单归纳其社会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方面，影响也是有利有弊：
人人传播，记录时代；
人人评论，公共空间；
社会动员，能量巨大；
围观监督，追求公正；
树立共识，凝聚人心；
暴露矛盾，示警减压；
争辩论战，党同伐异；
谣言四起，真伪难辨；
政府企业，创新沟通。
2014年11月底有幸应邀去复旦大学参加了名为“网络化中国：新连接、新交往、新关系”的跨学科学术对话会。除了聆听一批知名学者的高论外，更有感触的是这个会议的“奢侈”。如主办方代表黄旦教授所言，“奢侈”并不在于在复旦之巅光华楼顶层租用气派的会议厅，而是能让与会者充分发言、彼此讨论交流十分激烈，这种时间上的“放任”和主题上的专注，对今日繁忙喧嚣的学术圈才是“奢侈”。参会的体验很是愉快。
以下是我在会上发言的摘要（由本人整理）：
围绕“连接”这个关键词，互联网的全球发展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69年互联网诞生，电脑与电脑相互连接；1993年万维网开放，网页和网页以超文本连接；2000年前后门户、搜索、电商服务成长，解决人与信息的有效连接；2004年起web2.0潮流，推动人与人的连接极大丰富。而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史也有相应四阶段：萌芽时期（1994-1999）、商业化时期（2000-2004）、社会化时期（2005-2011）、移动化时期（2012至今）。
“网众”概念与“网众传播”范式的提出，是基于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第三个历史阶段，即社会化时期的观察与思考。有越来越多由普通大众而非媒体从业者发起并参与、非制度化且非商业性的传播行为和现象；有些还经由ICT和社会网络的中介，成为影响公众日常生活、关涉社会政治经济的事件。它们不符合学界对“大众传播”或“人际传播”的定义，又不适合用“网络传播”概念来描述和分析。因此笔者称之为“网众传播”，即由网众发起和参与，由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中介的传播模式、现象与行为。（何威，2011）
在传播与媒介理论史上，“大众”、“受众”、“积极的受众”、“分众”、“用户”等概念先后现身。与之相似，“网络化用户”及“网众”也是一种将人群概念化的方式，是建构，是想象，也带来不同的理论视角，因应现实变迁。
“网络化用户”指的是当今社会中那些积极的媒介使用者，他/她们以跨媒介形态的信息传播技术为中介，与其他媒介使用者相互连接，构成融合了信息网络与社会网络的新型网络，“网络化用户”则成为该网络的节点。每个“网络化用户”都同时身处多个子网络中。这些子网络围绕着某种认同（identity）、“迷”（fandom）或共同兴趣与利益（common interest），在人与人的信息交流与互动中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动态且开放。不同子网络之间经由节点/用户的重叠而建立联系，信息在彼此之间流动往复。“网络化用户”也是社会行动者。（何威，2010）
网众则是由网络化用户组成的群体。与魏尔曼（Wellman，1999；2002）提出的“网络化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不同的是，网众不仅是对人际关系网络的描述，而且是跨越公/私领域的传播主体；也是“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集合，与认同、组织和集体行动密不可分。网众也不是经典传播理论所想象的“大众社会”或“小型社群”中的任何一种媒介受众类型，因而可能成为新理论生长的基础。
网众及网众传播概念提出已近六年，其现实语境发生了哪些变化？本文就中国社会里网众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方面“生态”加以简述。虽为宏大叙事，但求勾勒轮廓。
政治生态方面，原则与体制不变，执政理念与风格有异，例如一手反腐整风群众路线，一手加强集权与规制。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新近成立，对内“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权安全”，对外以举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鲁旋风”访美，彰显在国际舞台上的互联网治理话语权与影响力。具体到国内的互联网规制，仍旧延续暧昧标准；同时不同立场的话语和人士得到不同“赏罚”，似乎暗示着政治“气候”。
经济生态方面，“发展”与“发财”这对互相渗透与融合的“核心价值观”，至高无上，结合国家与社会，超越左与右，是中国社会少有的共识（张玉林，2013）。追求效率、利润、高增长的发展逻辑，与消费拜金的“小时代”风潮，共同驱动中国的信息传播产业迅猛成长。媒体产业格局开始出现大转变：疲态明显的报业开始挣扎求存；仍占主流的电视业必须重视从视频网站到互联网电视、盒子等OTT竞争者；电影业戏称未来就是给BAT打工，整合游戏、动漫、网络粉丝的所谓“泛娱乐”概念甚为流行。而最根本的，因网众传播而造成的媒体系统变局，包括每个网络化用户信息套餐组合方式的改变，信息采编播到消费流程的重塑，还有对媒体根本功能的重新反思：网络化用户要的是信息资讯、评论观点、情感认同、行动参与还是生活服务？从注意力到使用时间层面，新闻媒体都不得不跟网众所消费的娱乐产品、服务产品来竞争。
社会生态方面，移动技术改变生活，线上线下进一步融合，位置与场景重要性凸显，从个人行动到社会运动都得到技术赋权；网众传播促进公民社会自生长，但又受到一些力量的压制；社会阶层似乎有固化倾向，攀爬阶梯的困难被普遍感知和表达；社会连接日渐丰富，社会信任却极大缩减，社会资本有得有失；微信日渐崛起，改变了前几年微博“一枝独秀”、是中国社会唯一重大舆论场和讨论空间的状况；但微信以熟人社交为核心的交流方式，其碎片化、选择性过滤信息和群体极化的倾向，又让它难以承担网络社会“公共空间”的职能。
文化生态方面，在强大消费主义、城市大众审美情趣与主流意识形态融合成为当今主流文化氛围的同时，也有比以往更丰富多元的亚文化。网众中较显著的文化潮流包括代表情色、重口、娱乐的“黑丝文化”，意味着选择、迷群、认同的“粉丝文化”，以及来自阶层意识、抵抗性认同并已被商业收编的“屌丝文化”；同时，修辞话语的粗鄙与反智倾向也成为一种趋势（何威，2013）。在这些现象中，抵抗性与霸权共存，小群体认同繁荣多样，社会共识稀缺。
上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不同面向，并非孤立割裂，而是相互影响。它们交织而成了网众传播的现实语境。在语境中再来反观网络化用户，也会获得新的认识。
例如，所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全景监狱”（panopticon）甚至“全视监狱”（omnipticon）的构想越发贴近现实；社交化与移动化的媒体环境中，网络化用户的身份认同趋向真实和固定而不是虚拟和漂移；“观看/表演范式”（spectacle/performance paradigm）在网众传播之中与“分享一切”的理念融合。上述种种，令网络化用户的隐私观念与前大不相同。又如，时间线和信息流的日常媒介体验，让网络化用户处于实时在线的常态，“最新”就是“头条”，历史、现在与未来又不再是线性呈现。网众群体跨地理空间形成，但受到包括地理在内的文化惯习及社会结构影响，O2O（online to offline）的理念与实践更让网众回归身体与地理空间。
在中国网络化用户的常见意识形态光谱中，除了过去长存的“自由多元论”、“马克思主义改革派”、“激进批判的新左派”（李金铨，2004），及“赛博民族主义”（cyber-nationalism）之拥护者外，似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利己犬儒主义者”。这一类人好像老成圆滑、世事洞明，一句“你懂的”说出了其认为人人都该了解的潜规则和灰色地带；他们不激烈，但也没有信仰，不相信世界和社会可以改变，认为现状皆有合理之处，最大的追求是做好自己，与“发展”和“发财”的“主流意识形态”天然合拍；从“60后”到“90后”，这一分类都大有人在。
网众传播带来更多元芜杂的信息，凸显曾经潜藏的矛盾与冲突，也带来不同观念对话的机会。但现实语境——这个语境也包括仍在扩展的网众群体、越发普遍的网众传播以及中国网络化的进程本身——是否能提供足够的资源与空间，让形形色色的连接关系对个人与社会真正具有意义？如果我们承认现实的可建构，行动者的能动性，那么围绕网众概念的思考将是重要且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何威（2010），《网众与网众传播——关于一种传播理论新视角的探讨》，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5期。
2. 何威（2011），《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3. 何威（2013），《网众：传播机制和文化心理》，《文化纵横》，2013年12月号，p35-39
4. 李金铨（2004），《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张玉林（2013），《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2013级新生入学典礼上的演讲》，见光明网：《张玉林：认识这个时代 与它保持距离》，http://www.gmw.cn/xueshu/2013-09/20/content_8960603.htm （2014/11/26访问）。
6. Wellman (1999).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Westview Press, Boulder.
7. Wellman (2002). Designing the Internet for a Networked Society: Little Boxes, Glocalization, and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这是我在2013年12月29日、由《文化纵横》杂志与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主办的“意义互联网与适当社会”研讨会上的即席发言，之前没有准备，所以主要是回应了他人的发言，自己立论不多。这个跨学科的研讨会由《文化纵横》杂志执行主编高超群主持，除了本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师何威）外，与会发言者还包括：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王俊秀、财讯传媒首席战略官段永朝、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周濂、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吴强、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中心主任师曾志、北京大学民族中心执行主任张健、《文化纵横》杂志执行副主编余盛峰、《文化纵横》杂志社编辑李谦。
我的专业背景是传播学，但我自己更愿意定位为媒介社会学。今天参加这种跨学科讨论，对我启发非常大。不敢说评议，下面说一些针对诸位观点的个人想法。
听过赵汀阳教授和王俊秀老师发言之后，最初的感觉是两人的观点，包括此前发表在《文化纵横》上的两篇文章，有方向性的差异。似乎一个是“实然”，从目前局面推导出的未来最可能的走向，这是赵汀阳教授的文章；而另一个是“应然”，就像王俊秀老师的文章和发言描述的，是一个愿景，希望走向一个恰当社会。因此前者看起来悲观一点，后者显得乐观一点。
赵教授的发言带来特别多的启发，非常具有想象力。我想做三点回应。
第一，您提到，在当今近未来社会更多的是技术和系统的支配或曰垄断，我们作为消费者愿意接受优良服务，在被事先安排的多种选项中作出选择，因为这样的服务和选择的方式可能是很舒服的，很便利的。这一点我很赞同。我之前写的《网众传播》这本书里，也提到相似的观点。比方说，政府这些年一直在推动网络实名制，但效果不太明显，还常常遭到批评和反抗；但是随着互联网进一步普及，事实上的网络实名制其实已经比五年、十年前明显得多了，促成它的与其说是“威逼”不如说是“利诱”。比如网站间的联盟与数据开放共享渐渐成为潮流，各个社交平台相互打通，一个新浪微博帐号，可以登陆各家不同网络的服务。这确实方便了，但也意味着让渡了你的一部分隐私权利给不同的公司。这些公司不仅知道了你的某个帐号，而且把它跟你在网上的行为联系起来，你的浏览、关注、收藏、分享、评论、好友关系等等。包括你在电子商务公司购物的时候，你过去的选择、你的好友情况等会决定网站给你推荐的结果，你会喜欢这样的推荐服务。说起来，这些现象也不是全新的东西，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霸权（hegemony），在新技术时代的新体现：不是强制的灌输，不是暴力机器的压迫，而是依赖被支配者的赞同和心甘情愿的接受。这不是一个幻想，而是已经发生的现实。
第二，今天不少老师从哲学层面说互联网的事。但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已经非常精细化、专门化，在一些具体讨论中，很多时候用过于宏观化的视角进行判断，或者做宏大的论述，分析未必精准。
比如说，赵汀阳教授提到互联网是典型的言论广场。我们知道，像广场这种形态，它可能更接近于目前我们对微博一类的社会化媒体的使用状况。如果回顾之前的论坛或者BBS，或者是之后崛起的微信等新兴移动社交APP，它们跟微博从内容的组织方式、信息的传播模式、到用户的行为习惯、权力的架构逻辑都是不一样的。把这些互联网产品、平台或社群，都想象成广场的构型就未必合适了。博客大约像个人展示的花园或阳台，BBS可能更像公共咖啡馆式的沙龙，微信则是私人社交式的沙龙。那么里面发生的言论观点传播、碰撞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
同时宏观化视角也容易导致绝对化。赵老师提到未来的自由可能被定义为从服务的多种选项中选择，而这实际仍是种专制。我想问，到底是给我们一百万选择的局面更好，还是原来一万种选择的局面更自由？是不是有一个绝对抽象的自由在那等着我们去追求？这有点类似谈传播与媒体的时候，经常有人说中国互联网带来了“群体极化”现象，使得意见的多元化受到了威胁。但是，难道互联网普及之前，中国的公共讨论空间比现在更多吗？相对来说，互联网带来的言论空间扩展和意见多元化，还是一个进步。所以，对于存在的威胁要警惕，但是也要避免将某种概念绝对化到非此即彼的地步，要结合具体历史语境比较分析。
第三，我们论述问题的时候会用很多比喻，比如赵老师提到的“江湖”的想象，并提出了公民社会可能有江湖化的危险等。关于“江湖”的想象，赵老师当然会有自己未说明的预设，比如人治而非法治、讲“侠以武犯禁”、恩仇报应、有一套独特的善恶道德观和价值体系等。然而，对于社会新生代而言，他们可能会对新的技术和新的社会现象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和预设。
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微博上关心严肃公共话题多一些，可能产生错觉，认为大家都会通过微博去关心类似话题。但“90后”甚至“00后”中间，更多的人还是在关注喜欢的明星，追捧《小时代》，玩魔兽世界、英雄联盟。老一辈人常常把互联网与线下生活的关系比喻成虚拟和现实的空间，以屏幕相间隔；但是新生代人是所谓的“数字原生代”，从出生起就很熟悉数字生活，因此并不把网上的行为看的多么虚拟，也愿意为头像、化身服饰、游戏装备等“虚拟物品”付钱，对他们来说，所谓的“赛博空间”只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又例如，有一款流行动作游戏《鬼泣》，主角拥有天使和恶魔的双重血统，而恶魔试图把他不断拖进由邪恶组成的能反射和影响现实的平行世界Limbo中去杀死他。对于《鬼泣》玩家来说，是不是很自然地会把互联网想象为Limbo这样既影响线下生活又有一些不同规则和逻辑的平行世界呢？我的意思是说，新生代会有全新的文化资源来形成他们的想象与比喻，这又会影响到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判断。
还是说回“群体极化”现象，人们加入一个小圈子，其成员意见很相近，因而在讨论中观点会趋于偏激，因为人们会错误地觉得周围的人都赞同自己。但是也存在改变的契机。因为基于社会化媒体产生的社会网络，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一个孤岛，而是一个立体空间中，相互交织和重叠的圈子与网络。因此，也许某人在这个圈子里是韩寒的粉丝，在另一个圈子是宠物爱好者，还有一个圈子是回龙观居民。因为我们同时身处多个圈子，而所有的活动和交流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又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消一些“群体极化”效应的影响。如果我们仅仅把网络中的关系想象成现实中的构型，可能不容易看到这样的结果。
王老师提出的关于适当社会愿景确实很美好，能看到其中希望通过互联网赋权的力量，改变当下集权或是社会僵化断裂的局面。但是遗憾的是在整体论述中缺少了一种批判性的维度。就像赵老师提到的，一定要警惕资本力量或者是资本与权力的合谋。王老师的文章里提到了对应经济、政治与社会三个层面的“意义世界”，但目前来讲让我比较困惑的，就是如何保证互联网会在这三个层面上，天然地、自发地就推动我们走向适当社会？而不是按照“美丽新世界”或其他反乌托邦的套路去演进？
举几个例子：
从描述来看，“适当社会”应该是与消费社会、丰裕社会有不同的进路，大家有节制，适可而止的消费，不是醉心于不断积累财富。但是就以互联网身后的ICT产业为代表来说吧，在座诸位，我们所读的书籍杂志跟几十年前没什么区别，但是各位用的电脑都不太可能是五年前的，手机甚至都不会是两三年前的，整个ICT行业都热衷更快速、更强劲的计算能力、更大带宽、更大存储；云计算，大数据，这些新概念都需要你去颠覆摩尔定律，从电子计算机发展到量子计算机。这一点跟当年的工业时代追求效率、利润、高增长没有区别。
另外，从各大门户网站到社交媒体中，洋溢着对消费主义的崇尚，对财富和资本的崇拜，对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电子产品的赞扬与追求。这些趋势本身看不到一个让人们可以遏制欲望、追求所谓“恰当”、“节制”的可能性。这种希望是无法寄托在资本、科技乃至互联网本身的。
以及，文中也提到了用户生产，免费地、义务地生产内容，惠及大众。这样的例子确实存在，比如维基百科；但这样的例子确实也不算太多，不算主流。用户生产往往会被各个平台拿来作为自己利润的直接或间接来源，要么直接出售用户生产的内容，要么向广告商出售UGC带来的其他用户资源。有意思的是，现在我们也越来越习惯为了更好地生产内容，而支付更多的费用。比如写博客要成为VIP，要用专业模板和更大的图片存储空间；写微博要交费成为“达人”，等等。还有，各大网站会通过法律方式来绑定用户生产的内容，转化为自己的资产，比如许多门户网站都有用户协议，上面写明了你在上面创造的所有内容，版权使用归网站所有，但用户一般都不会留意，留意的也没法细究，因为你不点确认就没法注册了。
所以，这些例子都说明，简单的把适当型社会和技术进步、互联网发展联系起来，这中间还缺席的是，人作为“行动者”的存在，和主体性的作用。
特别喜欢段永朝老师提的多重空间和多重主体，其中也提出互联网帮助人们回归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当下关于意识上载的讨论，不仅仅存在于科幻小说中，国外已经有大亨出资，和科学家一起在研究如何实现，并且给出了自己的时间表。这是不是重新颠覆了身体的重要性？以及像凯文•凯利等人鼓吹的，互联网终将产生一个“超智能”等观点，是否说明肉体也可能再次回归到不那么重要的地位？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尤记去年此时，将自己购于2010年的Macbook Pro升级至8G内存、250G SSD硬盘再加500G机械硬盘后的心情。夸张地说，所谓枯木逢春，或曰老夫聊发少年狂，大抵如此。于是当家中某人总抱怨Mac Mini打开程序太慢拖动页面太慢文档写不了淘宝秒杀抢不到时，自然就想再来升级。
所谓No Zuo No Die，大概就是在夜以继日赶deadline头脑昏沉两眼发花的日子里，用一分钟从京东下单三星 840EVO 250G SSd硬盘一枚（价格蛮坚挺，一年了才降100多，好轻好薄感觉好假），再见缝插针地搞定各种技术细节，最后有一种“原来我还蛮能干”的感觉。
一、引言
1.1 搞清楚设备的兼容性。去苹果官网查查，至少从2010年往后的Mac Mini换SSD硬盘是没问题的。有所谓的upper和lower仓位（点桌面最左上角，关于本机——系统报告，里面找你的硬盘，看是upper还是lower），如果你打算用双硬盘，则需要搞清楚，好从大淘宝买一根几十块的硬盘数据线；否则不用理会。若升级内存，注意一下机器型号对应的内存频率。
1.2 准备一套拆机工具，苹果很变态的，N种型号小螺丝，让大家享受乐高般的纯真快乐。
1.3 网上找找升级啊拆机啊之类的攻略，比如我这篇。
二、拷贝数据
2.1 尽管有Time Machine的备份，还是不打算从中恢复，这玩意看起来高大上用起来嘿嘿嘿。强力推荐CCC——Carbon Copy Cloner
，超级简单好用！
【2009年2月8日发表于ohmymedia.com。为纪念霍尔，重新贴出。】
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民主研究中心有一个“与大师近距离接触”的讲座系列，今年（2009年）2月6日（周五）的主题人物是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也译作，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政治学领域各有建树并都跟霍尔有亲密交往的十位学者到场，就霍尔的学说思想以及英国当下的社会情况，分上下午两场进行了圆桌讨论。更重要的是，霍尔这位刚过77岁生日的文化研究宗师级学者不仅亲自到场，坐观整场讨论，并在傍晚发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思路清晰、观点犀利、出口成章，令“闻风而来”挤破摄政街校区小会场的学者和学子深受触动。
说牛人云集不算夸张。除霍尔本人外，到场参加讨论的Angela McRobbie, Chantal Mouffe, Doreen Massey, Martin Jacques, Lawrence Grossberg等人都早早在学术圈建立起地位。而台下就座的观众里，认识的有David Morley，不认识的其他学科牛人说不定也不少。
葉蔭聰 发表于2014年2月16日《明报》（明报原文地址点此，需注册用户方可访问。作者自己网站上的文章链接在此）
剛過去的星期一，在學校觀看一部關於霍爾（Stuart Hall）的紀錄片，名為「霍爾計劃」（Stuart Hall Project）。事有湊巧，很不幸，當晚我們便收到這位學者逝世的消息。
霍爾是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亦是英國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相較不少理論大師，霍爾的專著不算多，更不會像如今不少大紅的年青學者在學術期刊發表了海量文章。可是，他的言行實踐卻一直深深介入英國政治（尤其是左翼），以至學術及知識界。簡言之，文化研究是關於「做」多於「說」的，這亦一直是我與不少同事的誡律。
可惜，要把做甚麼告訴別人，卻不容易。早前讀了曹書樂的《批判與重構：英國媒體與傳播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算是一個很不錯的初步嘗試。在大家悼念霍爾之時，讀讀這本書亦頗有意思。書裡亦有不少有關霍爾的部份，值得香港不少未讀便亂評文化研究一通的專欄作家好好學習。
曹書樂作為一位在大陸受訓練的新聞及傳媒研究學者，卻利用留英期間的時間，用心採集資料，並採訪英國媒體研究學者，了解他們的思想及政治脈絡，實在難得，也從中看到她的心思與期望。正如她承認，馬克思主義跟列寧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一樣，在大陸是「指導思想」，不能被質疑與批判，卻被應用在其他理論及經驗研究上。相反，在英國以至歐美國家的過去百多年裡，馬克思主義是一場驚險萬分的旅程，他的重要概念不斷被質疑、修正及再發現。例如，霍爾便有「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的說法，即把馬克思主義視為「問題、麻煩、危險」，絕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
《批判與重構》一書最令我讚賞的，是她細心道出著名的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的成立歷史，以及其左翼思想起源及構成，這大概是華語著作裡最出色的表述。同時，這段歷史也對我們理解西方左翼思潮別有意義，因為這是馬克思主義思想脫離二十世紀武裝革命傳統的起點之一（歐洲的社民傳統更早）。他們不用等到柏林圍牆倒下，在五十年代已批判蘇聯（以至其他共產國家）國家社會主義傳統。如何革命？如何在西式議會民主國家裡實踐？馬克思主義對左翼社會改革及文化創新究竟意味著甚麼？這些都是霍爾這一代英國新左知識人關心之所在。因此，文化研究雖有左翼對階級政治的關懷，但亦漸漸介入英國媒體、性別、種族、多元文化及後殖民處境，形成獨特的視角。例如，霍爾對戴卓爾主義（Thatcherism）的批判與辯論，對左翼政治的期許，成為我們理解新右翼及新自由主義的必經之途。
曹書樂的敘事雖然細節充足，但似乎還未能觸及這個思想核心及主軸。她形容CCCS是「走近馬克思主義，離開馬克思主義」，其實並未能準確地說明他們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亦未能充份理解他們的實踐意義。例如，早期文化研究學者投身成人教育，而霍爾從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手上接手CCCS成為主任（1968-1979），當時大部份學生像思想及社會活動家（activist）多於研究生，求社會變革實驗多於學位（許多學生並沒有在伯明翰畢業），投身反戰、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學生運動等等。霍爾後來轉至公開大學（Open University），編寫了多本教科書類的作品，不只廣泛用在文化研究教學，也影響了社會學及媒體研究；用霍爾自己的話，就是跟普通人在非學術環境裡談文化研究與左翼思想。
簡言之，霍爾及其學生這一脈，重視如何運用學術體制的位置與空間，去尋找廣闊的左翼政治的實踐可能。這有點呈水銀瀉地之勢，例如，CCCS首兩位主任，一位去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位去了公開大學，都可見一斑。現在回頭來看，這樣做法固然有其好處，但壞處是可能忽略了體制生存與發展。CCCS在保守的大學氣氛裡，一直面臨被關的危機，直至2002年時，大學以該中心在「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中表現不佳為由強令其解散。
有趣的是，曹書樂書中的後半部，談及的威斯敏斯特學派（Westminister School）卻在CCCS沒落之時乘勢而起，由一家技術學院的系所，變成大學裡一級傳媒研究機構。這個對比，曹書樂應該多加討論，將會令全書更出色。跟CCCS相反，威斯敏斯特學派在RAE中表現出眾。不過，學派中人也是同樣是左翼背景的傳媒學者（部份與CCCS有相當淵源），積極地跟九十年代末以來的高等教育新自由主義搏鬥，花了大量時間進行體制建設，甚至挪用一些美國主流學術的伎俩，例如創立國際著名的《媒體、文化及社會》期刊，鼓勵及催促系內成員加強學術研究及出版。我在學術會議上便遇過其中一位年青教授，他比我年輕，但在學術期刊的出版幾乎比我在報章的專欄文章數目還要多！可是，我不敢斷言這是一種墮落，事實上，系內不少成員並沒有放棄介入英國廣播及文化政策，例如爭議英國媒體的過度私有化及企業化，增強廣播以至新媒體的公共性等等，在右翼保守當道的英國裡，形成一個社會及文化改革的學術陣地。
霍爾並不代表甚麼光輝的左翼革命傳統，相反，他活於激進政治消沉的時空。但是，他遺下的大概就是各種成敗參半的嘗試，不過，也是一種希望，敦促我們認真思考，如何把進步政治理念在體制內外實踐，而不是沉溺於「XX已死」的傷懷，又或「誰出賣了我們」的悲憤。
文章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