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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Jenkins: Convergence Culture 融合文化

convergence cultureMIT CMS(麻省理工学院比较媒介研究)主任Henry Jenkins教授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读来并不艰涩,倒有几分畅销书之生动活泼。书中阐释的“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也是近年风行于欧美新媒体学界与业界的概念。值得关心web2.0发展的人一读。

2008/04/03 update: 这里 是 Convergence Culture Consortium (C3)的网站,以及其weblog

目录:
Introduction:”worship at the altar of convergence”: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media change
1 spoiling Survivor: the anatomy of a knowledge community
2 buying into American Idol: how we are being sold on reality TV
3 searching for the origami unicorn: The Matrix and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4 Quentin Tarantino’s Star Wars? Grassroots creativity meets the media industry
5 why Heather can writer: media literacy and the Harry Potter wars
6 photoshop for democracy: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Conclusion: democratizing television? the politics of participation

以下为读书过程中的若干摘译片段,以备查考。最直观的感受是,这种美国式的对市场的亲近、对技术的拥抱、对未来的乐观,和英国学者的通常风格真是大相径庭。

欢迎来到融合文化,这是新旧媒介碰撞之所,是草根媒体与公司媒体交叉之所,是媒介生产者的权力与媒介消费者的权力以不可预期方式互动之所。

本书关于三个概念间的关系——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utre)和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关于“融合”,我指的是跨多种媒体平台的内容之流(the flow of content across multiple media platforms),多种媒体产业间的合作(the cooperation between multiple media industies),以及媒介受众的迁移习性——在搜索心仪的娱乐体验的过程中,他们可能前往任何地方(the migratory behavior of media audiences who will go almost anywhere in search of the kinds of entertainment experiences they want)。“融合”一词可用于描述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化,这要看谁在谈论它,以及谈论者自认为在谈什么。

媒介内容跨越不同媒体系统、经济系统和国境的循环过程,严重倚赖消费者的积极参与……“融合”不应仅被理解为主要是个用一种媒介设备提供多种媒介功能的技术过程。相反,“融合”代表的是一种文化转型:消费者被鼓励去寻求新的信息并在弥散的媒介内容中制造出关联。

“参与式文化”这个术语,相对于更早的概念如消极的媒体观看(passive media spectatorship)。与其说我们在讨论媒体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毋宁说如今我们将二者都视为彼此互动的参与者。公司,以及在媒体机构中的个人,仍然比任一消费者个体甚至消费者群体拥有更大的权力。而部分消费者又比其他消费者有更强的能力去参与这一新近涌现的文化。

……融合发生在消费者个人的大脑、及与其他消费者的社会互动之中。我们每个人用以建构个人神话的那些比特和片段,均采撷于媒体资讯的洪流,并被转化为我们赖以理解日常生活的资源 (Each of us constructs our own personal mythology from bits and fragments of information extracted from the media flow and transformed into resources through which we make sense of our erveryday lives)……消费已成为集体过程,那就是本书所谓之“集体智慧”,一个来自法国赛博理论家Pierre Levy的术语。我们无人能知天下事;我们人人可知某些事;我们可将这些片段结合起来,如果汇集我们的资源与技巧。集体智慧可被看作一种媒介权力的另类来源(Collective intelligence can be seen as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media power)。我们正在融合文化之中的日常互动里学习如何运用这种权利。现在,我们更多地将这种集体智慧用于休闲娱乐,但很快我们将会把这类技能用于更为“严肃”的目的。

……娱乐内容不再是跨多媒体平台流动的唯一事物。我们的生活、关系、记忆、幻想、渴望都在跨媒体渠道而流动。

……如我们所见,融合既是自上而下的企业驱动的过程,也是自下而上的消费者驱动的过程。企业之融合与草根之融合并存。媒体公司正学习着如何促进其媒体内容的跨平台流动,以拓展其利润和市场,巩固视听受众的支持。消费者则在学习如何使用多种不同媒介技术将媒介之流置于自身掌控之下,并与其他消费者展开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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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同学,请你不要被雷到

Simon Elegant是TIME杂志驻中国的记者。3月28日他在Time: The China Blog里发表的日志“Schoolboy Pranks and Death Threats”,提到了中国“某论坛”里的一篇帖子,发帖人号召大家拿起电话,“呼死XXXX”、“问候他老妈”等等,并附上一份美国驻华媒体名单与电话(起因当然是部分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的不实报道)。

Simon将之称为“男生恶作剧”(schoolboy pranks) ,庆幸TIME不在此名单内;但他也说同事被电话骚扰,并提到中文互联网上一些对外国记者个人的死亡威胁,“奇怪的是GFW并不认为这些仇恨言论需要监控”。

“某论坛”便是天涯社区。 Simon提到的原帖先已消失,但随着这篇日志的地址被人转发到天涯社区的“娱乐八卦”版,“天涯观光团”降临了。“娱乐八卦”版原帖在此:[资深粉丝]天涯又出名啦!外媒评论天涯就吐蕃事件的反应!

来自此版面的用户身披“天涯观光团”、“schoolboy”、“zhongguoren”等马甲,发表形形色色的留言。有严肃说理型的,有高喊口号型的,有热血上头型的,最多的是KUSO戏谑型的。此外有个“zhangsan”同学,非常认真地将每个中文留言翻译成英文。我浏览的时候,这篇日志刚过200个留言,这种严肃政治新闻类英文blog后跟随大量论坛灌水式中文留言的景象,倒真是蛮有趣的。

希望会读中文的Simon同学没有被雷到,甚至应该高兴——很难说这些留言中的大部分是理性的讨论,但却相当的“原生态”,这不正是直接而真实地体验部分中国互联网用户的行为与风格的大好时机么。

这篇来自DanWei的文章(Western media manhunt)认为,中国网民的愤怒搞错了方向:

The Beijing-based journalists of CNN have no control over what the station does with their reporting, and the Beijing bureau’s reporting is not what has been criticized. The Beijing correspondent of The Times has no control over what the newspaper runs in its editorial columns.

我的观点,一些相关网络通缉照片,承袭了过去“人肉追凶”的套路,恶搞和哗众取宠的成分远大于真正的死亡威胁。而恶搞一切之风盛行的原因也是复杂的:贪玩、对政治冷漠、懒于思考或缺乏思考能力、表达蔑视之情、在表达不自由环境中的反抗策略……人人会KUSO,动机各不同。

简单粗糙的概括恐怕是不够的:中国网民是“暴民”吗?中国网民太喜欢KUSO了吗?中国网民也很理性很思辨吗?

每个人的言论其实只代表自己——尽管有些人动辄就要“代表全中国人民”如此这般,尽管有些媒体动辄就要把个案解读为“中国人”这样那样。

对于电话中的死亡威胁(如果真有的话)和网络上无用的谩骂,我反对。诚如鲁迅的名言:“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

而且,并不是每时每刻都需要战斗。战斗带来伤亡、仇恨和更多的战斗。在并非你死我活的情况下,为什么不选择对话呢?

关于此次西藏事件,我看过很多中文的新闻报道、评论、blog和论坛文章;也读了一些外国媒体的报道和一些外国人的blog,包括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和对中国颇为了解的;还听过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对此事的观点。各种媒体出于不同原因,似乎都难以避免选择性地报道;每个人似乎都倾向于选择性地使用材料,来证明自己一贯的立场/观点/偏见。我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因此我只想说,让信息更自由的流动,让我们都更诚恳地倾听,更广泛地了解,更深入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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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和“新闻学”究竟是干什么的?

如果你恰好是“新闻学”或“传播学”的授课老师、听课学生、研究者甚至爱好者(世上有这么无聊的爱好吗?),当别人问你:“传播学/新闻学是干什么的?”你将如何作答?

前两年在这个圈子里,围绕这个问题有场著名的论战发生。论战双方都是名人:李希光和潘忠党。

2007年底,刊登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 05期上的赵心树(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长文,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尝试回答它。我觉得它是我读过的、用中文写作的论文里对此问题阐述得最清楚的一篇文章。强烈推荐。

文章名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与李希光、潘忠党商榷》(Names, Missions and Constitution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A Discussion with LI Xi-guang and PAN Zhong-dang)。鉴于在web上目前很不容易找到它,到这里下载它吧。

赵心树提到的“传播学”与“新闻学”在中文中的“二名三意”,确实存在。他做的“广义/狭义”、“基础/应用”划分,也有合理性。反复的论述和举例,虽然有重复累冗之嫌,但却确实陈述清晰。用一系列的数学公式来说明道理,新颖而富启发性。而他处理这种棘手的学术争端的态度、写作的方式,以及发表前将文章呈送涉及争论的双方寻求反馈的操作过程,都给这场论战提供了好看的结尾。希望今后多一些这样理性和宽容的学术辩论,而不是前一阵子在另一个学科中传出的那些斯文扫地的辱骂争吵。

只是,文章尽管面世,争论也已偃旗息鼓,但学术圈子内的分歧和冲突,基本立场之不同,怕是没那样容易走向“求同存异”之道路。

赵文中提到的学科建设解决方案,见原文中的两张图。你的观点又是如何呢?

学科冠名中的“一夫一妻”

学科冠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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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藏、西方媒体与信息封锁”的有关新闻评论摘录

中国地图-Map of China

今天听说Youtube在中国大陆已经解封,请在北京的朋友验证,据说主页能上,各种链接都打不开。不知接下去有关管理部门会采取怎样的措施?也不知道,网民的另类媒体行动(例如“情缘∮黄金少”制作的youtube视频)、民众及媒体对新闻封锁的批评,是不是此类网站解封的部分原因。

始终觉得,这次事件中中国政府本可以做得更好,获得更多来自国际社会舆论的同情、理解甚至支持。

下面摘录一些关于西藏事件中媒体表现及媒体处境的新闻与评论。

2008年3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自外交部网站

问:……根据《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外国记者可自由在华采访,为什么现在外国记者不能去西部地区采访?这是否与《规定》相矛盾?

答:……由于在某些地方出现的一些情况,中国执法部门有权根据当地情况依法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希望广大媒体和记者能够予以理解和配合。你认为《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允许外国记者在中国自由进行采访,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同样,《规定》的第一条指出,外国记者在华应依法进行采访。我们在此希望外国记者能够遵守中国的法律和相关规定。我想强调,我们欢迎外国记者在华进行公正客观报道的原则没有变化。同时也请记者们理解我们的执法部门,他们依法有权根据特殊情况采取一些特殊措施,这种做法在其他国家也不例外。

问:……中国政府对西方媒体的报道是否满意?如允许西方记者实地采访,你是否相信西方记者会诚实地报道这一事件?

答:……我们注意到,连日来,外国媒体高度关注并大量报道拉萨等地发生的暴力事件。这些报道有些是客观的,有些与事实严重不符。我们希望媒体能够以负责任的态度,尊重事实,本着新闻职业准则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至于去西藏实地报道,你们的愿望我们理解,我们也正在努力安排。但是有些报道,特别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报道,和是不是去实地采访没有关系,有的是属于常识性问题,有的是属于新闻职业操守问题。

(由于我是从国外浏览外交部此网页,在一小时内先后尝试了近十次,只有一次能完全打开。其他时候网页只能打开一部分或者显示为完全空白页面。无语。)

从blogger到媒体对有关部门新闻政策的评论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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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和Flickr上的英国外交部

英国外交部,全称为“外交及联邦事务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Foreign Office,缩写为FCO),为专责推广英国海外利益和外交事务的英国政府部门。 其问责官员——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或外交大臣/ 外相)是首四位名望的英国内阁大臣之一(据维基百科介绍)。

查找资料,撞入英国外交部网站。在首页最显眼处赫然见到YouTube和Flickr的图标。它们分别链向英国外交部在这两个世界知名的web2.0网站上的页面:www.youtube.com/ukforeignofficewww.flickr.com/foreignoffice。FCO的首页说:我们的部长、大使和工作人员们,会从世界各地添加新的视频和照片,你可以评论和订阅。从Youtube的“个人”档案中你可以发现,英国外交部是在2007年9月18日在youtube上注册该帐号的。

作为堂堂不列颠的重要政府部门,难道没有财力和技术自己建构视频和图片发布平台?为何“屈尊俯就”在两个美国商业网站注册帐户发布信息?

我个人的观感是,不论“宣传”也好,“公关”也罢,为求信息传播有更广泛的覆盖面、更良好的效果,除了过去日常的新闻发布、接受采访、媒体关系外,英国外交部亦在积极运用新媒体平台。不仅仅是建立自己的网站或曰官方权威媒体,而是主动奔赴全球用户最趋之若骛的热门网络应用前沿,以亲和的姿态+权威的身份参与到这样的“全球公共领域”中去,让自己制造的一手的信息直接和受众见面。

英国外交部也开通了自己的官方blog, 上至部长David Miliband,下至新来的大学生Sarah Russel,以个人身份亲笔写作blog(从我阅读的几篇来看,没有捉刀的迹象和必要)。外交部网站首页上写着:更多地了解我们的部长和工作人员都在想什么、干什么,留下你的评论,看看我们的bloggers吧!

这些举措,对于营造开放、透明、合作、服务的政府部门形象应该颇有帮助。长期保持这样的姿态,已是工作的一部分。更因此获得有信誉,亦有人情味的信息发布平台,当危机或紧急情况发生时,便可派上更多用场。

我是政治学的外行,但从一个新媒体老用户的体验出发,在信息爆炸的众说纷纭中,更容易被信任、理解和认同的,通常是那些长期经营、建构有良好形象和人际网络的说话者。民众和政府的关系,当然不是普通草根用户之间那样简单,但web2.0的浪潮,会否也正改变着长期使用者们的思维和认知习惯,使得他们或多或少地挪用人际关系的原则,来思考个人与团体、与企业、甚至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与之对照鲜明的是Youtube在中国大陆的无法访问状态。这是明智的管理办法吗?下面是一个例子:

Tibet WAS,IS,and ALWAYS WILL BE a part of China(西藏过去、现在以及永远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由用户(据称为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无法考证)自行制作并上传的视频,主要由多幅静态图像+英文文字说明构成,列举一些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在此不对相关事件和观点做任何评论,单纯来看数字——你可以看到自从该用户3月16日上传该视频以来,不到3天时间内它已经被浏览超过一百万次,观看者留下了近七万条留言。

(2008/03/23 update: 据“德国之声”报道,这个视频的作者是生于西安、15岁移民加拿大、现年21岁的“情缘∮黄金少”。该报道标题是:西藏问题引发网络“世界人民战争”。此时该视频浏览量超过150万次,留言9万多条。)

我不知道CCTV-9的相关新闻在海外能否获得同样的收看人数,也无法考证外国观众在youtube上看这段视频和在电视上收看CCTV-9时的心态有何区别,又或者,这百万人次中有多少人是根本/很少看电视的。但是它的影响摆在这里。

或许有人要假设:那些和上述视频的观点截然相反的视频,不也同样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吗?问题在于,这个辩论的平台、传播的空间,现在对于两亿中国大陆网民近似于不存在;但对于为数更多的外国网民来说,在他们最日常接触的新媒体平台上,将基本无法听到任何来自中国大陆普通人的声音。这样的集体失语,是主动放弃话语权?是出于对国民的不信任?既然日日抨击西方报纸、电视、广播传媒之不公正,为何又要将这新生的“阵地”与“领域”拱手让人?

顺便说一句,英国外交部网站首页,“今日新闻”里部长和外相接受媒体采访中谈及西藏问题,抛却圆滑的外交辞令,简直就是中国政府的说客了。在我这外行眼里,当下的中英关系似乎如胶似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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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CR2007-巴黎的回忆

看到LE的“到斯德哥尔摩去”,勾起了去年在巴黎参加IAMCR2007五十周年大会的回忆。前文中已有对IAMCR(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的介绍,不再赘述;贴一些轻松的历史照片以为纪念。

美丽的巴黎黄昏,在杜乐丽公园远眺协和广场方尖碑,隔着整条香榭丽舍大街的凯旋门也犹如近在眼前。

第一天的开幕会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楼内召开,这是可容纳千人的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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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斯德哥尔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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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斯德哥尔摩去!这个标题听上去真是革命而豪迈,叫人激情澎湃,似乎一支队伍即将开往北欧,将红旗插上瑞典街头。

其实不过是去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IAMCR2008年会,并宣讲论文。

IAMCR ,全名为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译作“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是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国际性学术组织之一,每届年会参与者逾千人,来自世界各国,其工作语言为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传播研究领域著名海外学者赵月枝教授曾介绍,较之基于美国本土的国际传播协会ICA(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而言,IAMCR实际上更为“国际化”和“多元化”。然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参加IAMCR年会的大陆学者历来很少。我们在2007年的IAMCR年会中,所见到的大陆学者似乎只有复旦大学一两位老师,不知他们是否陈述论文,其余十数位中国人则来自香港、台湾,还有不少是在国外读博的中国学生,胸前的名片卡根据其所在学校写作from UK or Canada……

IAMCR成立于195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它的主要发起者和创办者。正如IAMCR现任主席Robin Mansell女士欢迎与会者前往巴黎的致辞中提到,二战之后为了应对新的媒介环境和媒介问题而设立的IAMCR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对抗冷战意识形态的讨论场所(美国在二战后的传播研究主要是服务于冷战思维的)。现在50年过去了,IAMCR成员的工作目标是挑战大学研究机构中“习焉不察”的所谓的主流观点。在大会开幕式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也特别提出,IAMCR不仅是一个学术组织,而且要采取行动,通过批判理论、通过讨论与对话去探索全球媒体的影响实践。巴黎第二大学的校长则指出,我们需要致力于媒介的规制,并减小知识沟。

2007年年会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举行。恰逢IAMCR组织成立50周年,年会主题也包含庆祝的意味,叫做“媒介、传播、信息:庆祝理论与实践的50年”。大约有800多篇论文入选,设有13个分会(Session),涵盖受众研究、传播政策与技术、社区传播、性别与传播、媒介与教育、新闻职业教育、政治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心理学与公共舆论等领域,另外还有十几个专题性质的pannel,在三天时间内平行开展。因为参加者众多,在一个时间段,往往有十数个讨论专题同时开展。

我们合作的论文入选受众分会,俩人第一次同行去欧洲,内心愉快无比。夏天的巴黎极其美丽,大会内容极其丰富,组织者极其热情洋溢,名人云集,我们并结识新朋数位,度过十分友爱美好的时光。总之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很感谢香港的洪教授在年初时将大会信息转给导师,导师又随即将信息转给了我们,使得我们能够赶在deadline前提交论文。

巴黎大会结束的最后那个下午,在隆重热烈又煽情的哈洛伦纪念会后,我们刚刚抹去眼角的泪水,尚在平息心中起伏的波澜,来自瑞典的2008IAMCR大会组委会主席,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学者,已活力充沛地一跃而上讲台。她寥寥数语总结了此次大会的成就,之后,挥动双手热情邀请在座各位明年接着提交论文,去斯德哥尔摩开会去!

要去斯德哥尔摩。在07年7月25日,我心中已经埋下这颗愿望的种子。要参加08年的大会,要争取文章被选中,要在北京热火朝天准备奥运会的时候去清凉的北欧欢度夏天,去看看什么是高福利国家,什么是欧洲的社会主义。 还有,能去芬兰探望我新结识的朋友吗?

几天前,maomy收到IAMCR今年大会受众分会的通知,而今天,我收到传播政治经济学分会的通知。我们分别入选各自的分会,将要发表论文。又一次,我们将结伴而行。

去斯德哥尔摩!希望能与去年见到的人们再相见。去斯特哥尔摩,再一次给心灵充电,让自己确信,我能找到认同,尽管大家肤色如此不同。去斯特哥尔摩,去拥抱北欧美丽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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