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看的一个关于互联网与传播学研究的blog 今日，今天发了一篇文章《传播是对话与协商》。文中提到：
昨日，本站有关三lu危机事件传播和百度SEO（Search Engine Omission）的文章被强制封锁。
－－禁言或管理，是不是可以更民主一些？
他的原文，通过google的网页快照还能看到。而稍作搜索，你会发现，在blogbus站内很多关于“三鹿”的文章都已经不存在，如果你点击文章链接，会先出现一个“该文章不存在”页面，几秒钟后自动跳转到该站力推的“阿尔法女郎”小说连载。我很好奇，阿尔法女郎们喝什么奶，吃什么奶制品呢？
还有别的网友也记录了此网站的屏蔽，你可以看到一连串的“锁定通知”，形式如下：
* 发件人：Blogbus
* 时间：2008-09-17 12:43:33
* 主题：日志锁定通知
* 尊敬的用户：
您好，接上级监管部门通知，要求删除您的名为”浙江女婴琪琪之死：309天的生命一直吃三鹿奶粉” 的日志，现已做强制锁定处理。感谢您对BlogBus的支持和理解！
我不想在此指责博客大巴，就像我不想指责豆瓣网，尽管最近不少网友对豆瓣的内容过滤审查大加批评。我甚至同情这些网站经营团队，同情他们受到“上头”和“用户”的双重压力，里外不是人的艰难处境——当然，前提是这确实不是“新闻公关保护”的结果，而是由于“上级监管部门通知”。
值此全民悲愤之际，你可以发挥想象，关于“上级监管部门”的动机。这个名词在我们的脑海中常常像一部冷酷无情的机器，但实际这部机器也是由无数和你我一样的凡人组成。他/她们从大学里毕业，看大片上网下馆子去旅游，操心股市房市菜市场，恋爱失恋结婚生子外遇，他/她的孩子也喝奶……
可是当他/她在工作的时候，只会把自己当成毫无人性的大机器上的小零件，忠实执行命令，“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负责”。其心理状态可能有很多种：其一，充分认同宏大的目标：国家利益、国家形象、社会稳定与和谐、“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从而可以合法化各种手段；其二，根本没有理想，彻底犬儒和怀疑，只是要做好这项工作，完成领导交付的任务，“混口饭吃”，以及获得晋升机会和实际利益；其三，对一些做法亦有所怀疑，但会以种种方式来消除来自超我的压力造成的焦虑，例如说服自己相信“制度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改变的”，“我的眼界不如领导高明”等等。
马克思所谓异化，马尔库塞所谓单向度，哈贝马斯批判之工具理性，都描绘了个人成为大机器的小螺丝钉且不自知的悲惨命运。这样的主体不需也不能对现实和历史负责。
向牛奶里加入三聚氰胺的工人说，我只是完成我的本职工作；命令工人这么做的中层领导说，我只是传达上级的指示；高管们说，我们要对股东负责，也要对我们企业这几千几万的员工及其家属负责，不这么干，我们破产了，你来管这几万人的吃饭问题？地方领导说，我们要对地方GDP负责，经济搞上去才是硬道理。宣传部门说，我们要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维护国家形象。公关公司说，我们只是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帮客户度过危机。门户和搜索引擎说，我们是上市公司又不是人民日报，赚钱是我们回报社会的最好方式。BSP和论坛们说，我们日子不好过啊，删贴封人那都是被迫的。
但是全国数以千计的中毒婴儿呢，全国老百姓心中的危机感呢，谁对他们负责？
无人负责。
历史上发生的那些迄今仍属禁忌话题的事件，每个经历它们的人回忆起来，都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一切责任，推给体制，推给国情，推给历史原因。这样就可以轻松上路，从头再来了吗？
个人确实渺小，但只要每个人多做一点，多负一点“本职工作”之外的责任，多一点价值理性，都是善的光辉，可以让我们彼此照亮，相互温暖。
参考阅读：Shizhao：牛奶新闻管制史话——蒙牛特伦苏牛奶事件备忘录
《 “无人负责” 》 有 22 条评论
我的同事今天都没吃下什么东西，她从小不爱吃肉，对食物总是很敏感。她以前喝了不少蒙牛，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可是就连特仑苏里面有未确定的添加物这样的新闻都被封锁了。不到死人的地步，没有什么是会被曝光的，唉
从根本上说，还是人民自己不负责——其他人帮不了忙。
这篇文章可以参照一下……..
阿伦特论“平庸的邪恶”
http://www.bullog.cn/blogs/fantexi/archives/156196.aspx
形式理性是問題的一方面啊，但比我们资本化更深，形式理性更甚的国家多了。FDA就是形式理性的典范，但依然能夠确保食器安全。中国的問題简直是一抹黑，可能不是现存的任一理论能够单独解釋的。
特仑苏的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小好奇
美国政府才是真真正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美国政府为了美国人民的安全，不惜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这个负责任的态度谁人能敌。
美国的FDA也真正为人民负责
美国的地质调查局也为人民负责，地震那几天全靠它了
中国质检总局颁发的这QS,免检标签等等的信誉度极度降低。
以后吃饭吃药还是多信任一些那些贴着美国或欧洲标签的产品吧。不过也要担心假标签
对你的执著尊重，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人和你一起为建设更加良好的公民社会努力
这也叫平庸的犯罪？记得老师提起过一个女犹太学者对纳粹的观察。
“个人确实渺小，但只要每个人多做一点，多负一点‘本职工作’之外的责任，多一点价值理性，都是善的光辉，可以让我们彼此照亮，相互温暖。”–说的真好！
所以有人评论，新闻封锁和牛奶加毒一样，毒害人民与社会。
谢谢提供信息。
“在阿伦特看来,不是原罪形式的人本性恶或人本质恶使人和社会陷入大恶。使人陷入专制之恶的是人自己的不思想,人自己的丧失道德判断能力和各种形式的逃避政治责任。最上层的极权主义者一方面无限夸大人的战天斗地力量,以“没有不可能的事”的态度来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则以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的洞察者和执行者自居,以外界规律代替人自己的价值选择,造成完全丧失“ 政治责任”理念与承担。极权体制中各层次的体制运作者,上至各级“首长”,下至各级官员、干部、党团积极分子,皆以执行上级决定为最高行为规范。在这个体制中,邪恶不是每个运作成员个人邪恶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从上而下,自动丧失“政治责任”的集体之恶。”
“……道德外因思考不是要否定内因论所说的知善行善的可能,而是要强调,由于专制制度的暴力、强制和恐惧等政治文化因素,一般人知善行善要比在民主理性政治文化制度下困难得多。这正是在强调个人道德判断的同时必须强调民主社会建设的根本原因。”
此前已读过一些阿伦特的有关论述，及其他人对她的评论。所以在思考恶是如何产生时，多少受到她的影响。
同时，另一种危险也存在其中（包括我本文的观点中），那就是朱学勤曾指出的，民众整体是不能对罪行承担法律责任的，历史的三岔口，第一位的责任是政治精英，第二位的责任是政治精英的候补，包括知识分子。过于指责普通民众个人的道德选择，就可能成为为极权领袖和政治精英脱罪的借口，成为将现实制度合法化的手段。
朱学勤的文章《怕和阿伦特》可以看这里：http://www.scuphilosophy.org/bbs/boke.asp?zxq.showtopic.3438.html
就是前面评论者提到的阿伦特的观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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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天覆地。
所以说造反有理，人一旦没了造反精神，就当奴隶吧
我现在是一名国家公务员。
作为这个机器中的个人，你痛恶某些制度，但你能做的真的十分有限，或者说，真正致命的症结性的东西不是个人的正义和善良所可以摆平的，个人的尽职和好心大多只是一些安抚性的工作。
现如今，民智初启，在对公权力比较鲜明的态度中，要么只图加入其中而不问所忠，要么痛恶远离抨击而已。这使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提高缓慢，并容易被制度习染麻木。
试问有几个人，厌恶公权力既有制度的种种问题，但仍然愿意投身其间，秉持为民服务的理念，用自己的努力为个案做微薄的纠正。
很少很少。因为少，所以这些人，很孤独，很痛苦，也很无助。
如果你是属于这少数人，我要向你致敬。
另外，我想现在愿意投身公务员这一职业的年轻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其中可能很少数是完全为了利益，很少数是完全为了理想而希望从内部努力改革，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复杂的，既希望为国为民出力，也希望能借此谋生，在社会上获取相对优越的地位。
那么，对于这大部分人来说，应该怎么办？
连岳的这篇文章(http://www.bullog.cn/blogs/lianyue/archives/179716.aspx)或许提出了不错的建议：我们就是体制，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如果身为普通市民的人可以做到这些，公务员能做到的，应该还可以再多一点点。这不难，对吧。不要把一切变革想象成悲壮的革命。
谢谢推荐这篇文章，结尾很感染人，水滴石穿般的坚持和濡养，民众的觉醒与相互唤醒，即使再缓慢，也无疑是在对的方向上。
不过，作为公民，你可以怀疑，批评，和美好的人在一起，在超市里拒绝一些无良企业的商品。
但作为一个公务员，你其实很难做到公开的怀疑、批评、不合作。因为大多数地方，没有这个机制，没有这个氛围，没有这样的领导，甚至你大多数的同事，没有这样的价值观。而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
所以我想说的是，在工作中，一个公务员对人群和观点表达的选择其实比一个公民不自由得多，他在体制内的努力也因而艰难，因为，你无法改变环境，环境却足以改变你。
当然没有事事都那么绝对，但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另外，我完全同意选择公务员的人不在少数，他们的初衷也绝不单一。但我的感觉是，抵抗住制度的痼疾而有个人的坚持，这样的人，其实是需要一些特质的，比如他们喜欢看南周胜过ELLE,比如他们富有怀疑精神，并能够独立思考，比如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现状不满但充满热爱，比如他们或许还需要出身平民，对工农阶层有切实的了解和体恤，他们甚至还需要勇敢、尖锐和不妥协。而在这个选择很多的社会，有这样特质的人，会选择做公务员的真的不多。因此，大多数人在生计之余为国家做点什么的美好愿望，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在无法选择的办公室里，在必须完成的报告里，在所有人都这么做的流程里，在顺从麻木惯了的人群里，它会一点点变得非常脆弱。
感谢你的回复。同意你的观点，其实公务员在工作中可能比其他普通公民更不自由。因为“体制内”本身就带来了更多束缚。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人人深恶痛绝，几乎传为笑柄，但是党八股和新闻联播体仍然数十年如一日，阴魂不散。
上升一些批评还是社会价值观缺失的问题。
社会没有“超我”的时候，个人的超我也无立锥之地。
“这是工作”——资本主义职业伦理已经成了中国的最高伦理标准。
@NP, 相应地，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宗教信仰、专业伦理、公民道德等结合起来成为了你所说的“社会价值观”。中国的最高伦理标准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至少还不是职业伦理，因为各个行业里不专业、不规范、不讲伦理的现象太多了，太普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