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的Henry Jenkins（亨利·詹金斯）教授最近在上海做field work。他最新的网志文章，谈及中美两国青少年在线生活之经验与感受的差异。他在一次会议中使用来自以“Young Digital Mavens”为名的研究的报告中的数据，以强调在中国青少年中培育新媒体素养及伦理之重要。现将Jenkins教授的文章摘要翻译如下：

该报告的一些发现包括：

• 五倍于美国受访者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他们拥有（与现实生活）类似的在线生活（61% vs.13%）。
• 五倍于美国受访者的中国受访者赞成“我曾尝试过如何在线呈现自我”（69% vs. 28%）。
• 过半中国受访者（51%）表示自己曾在某些在线活动中采用了迥异的人格，美国受访者对应比例17%。
• 30%美国受访者认为互联网有助其社交生活，但77%中国受访者赞同“互联网帮我交朋友”。
• 中国受访者更倾向于表示他们曾在线表达个人观点或写过些关于自己的东西（72% vs. 56%），而且其在线表达比日常人格更为激烈。
• 中国受访者几乎两倍于美国受访者地赞同， 匿名在线有助于更好地表达诚实的观点（79% vs. 42%），以及在线时能更自由地说/做一些离线时无法说/做的事。

几乎在任何方面，中国青少年比起其美国同龄人，都更深地投入了在线世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使用数字媒介逃避现实世界体验中的限制的程度。这些限制有的来自学校或老师，有的来自社会与政府。

在读解这些发现时，对冷战话语、“自由西方”与“压抑东方”的对立框架，都应该小心谨慎。其实在不同国家的青少年的线下生活都要面对各种限制，而在线生活都给了他们一些有限机会去超越这些限制。

但与我交谈的一些人有助于我改善对此研究的看法。例如，有人提到中国年轻人可以很容易地使用blog技术，但难以使用如myspace和facebook这样的社会网络服务——由于屏蔽的存在，他们也无法使用wikipedia，除非你善用代理服务器（我在中国时就为了身处墙后被切断与wikipedia的连接而大伤脑筋）。有人说中国人非常积极地进行西方媒介内容的引介翻译工作，也包括翻译一些关于协作文化的东西，但他们自己接受采纳这些文化的步调却甚是缓慢。还有人解释道，中国人从互联网上取走了很多，但奉献的不多。

显然作为youtube上业余媒介内容创造者的后舍男孩不会被我们错过。 但我被告知，他们（中国人）在杂糅与改造（re-mix and modding）的实践、及创建同人志（fan fiction）方面都曾远为落后，尽管也有人说这一切正在迅速改变。

关于中美青少年对待数字环境的不同方式的一种假设是：美国青少年不太注意他们向网上发布自创内容的潜在后果，他们表现得大大咧咧或有些幼稚，既不顾近期可能的知识产权纠纷，也不怕未来雇主或者学校因此如何看待他们。而活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年轻人，看起来不那么愿意冒风险，对潜在后果也十分小心，他们看来更为珍视自己在网上找到的自由，因他们深知在行使这些自由时所冒的风险是什么。

另一原因则是在线世界的语言壁垒。中国年轻人更擅长于英译中的技能，有更强的动机去接触西方的内容；他们也感觉到，西方对他们不得不说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又无意通过翻译中国的内容来弥补这样的鸿沟。

Jenkins教授的假设对不对？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没说到关键点上。下一篇日志再接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