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听了一场博士生论文开题答辩，有所收获。

第一位研究的题目是中国互联网舆论的形成、特点及对社会的影响（这是我根据记忆的归纳，非原题）。这个选题因研究者的特殊身份和背景而具备了特殊的意义。首先因他掌握的信息资料的全面丰富深入与他具备的实践经验，其研究有了某种优势；另外论文写作的过程也将因研究者的身份别具意义：他对互联网规律的认识与归纳，对现行管理制度的思考与批评，及对未来管理思路的展望，可能比一般学者的思考更直接地影响到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未来。

第二位关注的是新媒介环境下新的受众研究范式。研究者认为，当今这种无所不在的媒介环境（U时代）下，媒介生产与消费的混淆，真实与虚拟的混淆，受众不再是传统的“受”众。研究者对受众研究传统的演进有不错的文献综述，从商业社会中将受众作为“大众”、“阅听率”中的数字、消费者整体的对待，到使用与满足等理论对受众主动性的部分肯定，到文化研究传统中对“积极受众”、“编码－解码”、“对抗性解读”的阐述，再到1998年由Abercrombie和Longhurst提出的“观看-表演”范式。研究者还引进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以及文化研究中的”迷文化“（fan culture）等概念，试图分析当今社会中媒介使用者的消费－再生产及此后“抗拒”或“入迷”的不同选择，然后选择两个案例来剖析。

老师的意见主要是认为范围仍宽泛，建议定位于“积极受众”的范围展开研究。如果我做这个题目，我会选择提出一种新的受众研究范式，因为确实“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即便是“观看－表演”范式，也是提出于1998年，仍旧是一个互联网刚刚兴起广电报纸尤其是电视媒体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时代；而即便抛去“web2.0”之类标签，客观审视当今的媒介环境，不仅“无所不在”、“沉浸”的程度之深是1998年无法比拟的，而技术进步带来的个人借助机器力量捕获搜寻所需信息，创作、传播信息，与他人分享、合作的强大能力和无限可能，更不是电视媒介时代的普通人能想象的。那么使用新的范式来研究这样的“受众”，顺理成章。

我的想法：三个时期：大众社会（报纸、广播主导）——电子媒介社会（电视主导）——数字媒介社会（互联网主导，U时代……）。相应的，受众分别被塑造为：乌合之众、无差别群体——有一定积极主动性的个体——除个性化、创造性外，同时又是社会化的，不论是所谓的“入迷”而形成的群体认同，还是由SNS导致的“圈子”，你不再是孤独的沙发土豆百无聊赖地转换频道或者进行一点所谓的“对抗性解读”，而是主动融入跨越地域的相似人群，消费、生产、共享意义。（上述想法未经概括，算是种思路）

第三位选题是互联网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理论来源主要是自施拉姆以来的发展传播学，以及媒介效果研究相关理论。研究者希望选择一个中等发达程度、且互联网进入超过五年的农村展开调查，方法包括问卷、访谈等，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和日常生活。目的除了对现状进行描述外，也提出一些如何应用此媒体促进农村发展的思路。选题的意义上，一方面这个领域涉足者少，一方面也响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意义。

老师高度评价了这个选题。我想是因为其对现实的关照，也是因为此类研究前有《江村经济》这样的传世经典，近有《独乡电视》等人类学、社会学与传播学结合的成功著作的缘故。但老师也提出了范围仍需缩小，例如日常生活方面，即互联网如何影响农民的观念、思想、选择、生活方式等可能更为重要；另外，研究方法和实施细节将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我也觉得如果说互联网对中国农村已经产生影响，相对政治、经济、教育等，日常生活可能是更早、更深远地被触及的领域。但问题在于，这个领域更需要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式，长时间住到农村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而不是通过问卷调查就能很好了解的。

听完三个人的开题报告，结合自己平时的思考也产生了一些激荡与启发，新媒体领域还是有学问可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