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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北京奥运年的中国媒体审查与西方媒体对华报道

以下是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赵月枝教授,在2008 IAMCR大会上作为key note speaker的发言中文梗概。原发言为英文,此处译文由Ohmymedia粗略译自CMO newsletter(2008年9月号,点击下载pdf文档)。由此以下的文字均为赵月枝教授观点:

Chinese Media Censorship and Western Media Reporting of China in the Year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在今年的奥运报道中,中国的媒体审查成为西方媒体的焦点之一。中国媒体审查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仍然需要问:谁从中国媒体审查中获益,谁才是真正的被审查目标?

在我看来,西方的“人权十字军”和外国记者们应该超越简单的“人民与党对立”的假想。事实上,中国的审查制度在过去30年间一直是党用来辅助“改革开放”的必要手段。被审查制度压制的声音,来自那些反对将国有企业出售给本土和外国投资者的中国工人;那些在血汗工厂工作,为外国资本家产出利润,为西方消费者提供廉价商品的中国工人;也来自中国的“老革命”们和新近涌现的“毛派”人士,他们指责党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臣服于西方帝国主义。

世人皆知,尽管1978年“民主墙运动”有助于邓小平复出掌权,但随后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压制成为其后三十年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1980年小平掌权后,命令将“四大自由”——即人民有权“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speak out freely, air views freely, hold great debates, and write big-character posters)”——从中国宪法(1975年版本)中抹去。

并非是要为中国媒体审查制度辩护,但我确实觉得西方媒体看待中国媒体审查的方式应该超越道德说教与反共谴责。西方也需要在其政治经济精英阶层对中国的经济利益诉求,与民主与新闻出版自由在中国的推广之间,寻求平衡与协调。

这引出我第二个观点。尽管西方媒体以其新闻出版自由为傲,但对中国受众而言,西方媒体是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更直白地说,是西方文化优越性甚至文化霸权的代理人。中国受众,尤其是青年学子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国内审查制度早有警惕与批判。他们不仅欣赏仰慕西方的媒体自由,甚至试图将西方媒体自由及其自称的“客观公正原则”理想化。因此当他们发现西方媒体报道中的偏见甚至是种族主义色彩时,其理想的幻灭也就很自然了。我认为西方媒体在2008年初对西藏事件及奥运火炬传递的报道,对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去魅”(disenchantment)贡献良多。这对西方媒体赢取中国公众的心灵与头脑都毫无帮助。

考虑到西方媒体及其内在逻辑,公平地说,在西方世界中部分存在着持续增长的、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的恐惧与焦虑。在此语境下,西媒对华及奥运报道也一直在帮助西方世界接受这不得不妥协与接受的、变化中的全球权力关系的地缘政治学。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沼,全球金融、石油与食品市场的难以预测的三重危机,再加上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巨大外汇储备、对美贸易顺差、高储蓄率的担忧,看起来,“猛烈抨击中国”已经成为2008北京奥运开幕之前几个月最吸引观众的“体育运动”。

事实上,西方对华关系中本来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西媒不过是在报道中将这矛盾具象化了。一方面,西方投资者被中国市场吸引恰恰是因为后者提供了被压制性的政治环境保障的廉价劳工与低环保标准;另一方面,各人权团体又坚持政治自由与公民权利应在中国优先被考虑。当然,大多数西方媒体本身就是大产业,它们的对华报道也被其商业利益和市场驱动的新闻导向所影响。

在当下更为强化的全球化形势下,问题越发复杂了。西方大学里日益增多的中国留学生,西方国家中不断增长的华人社群,海内外华人之间通过互联网及其他全球即时通讯手段越发增强的互动,都意味着西媒不能再对华人展示其种族偏见。西媒的对华报道将面临全球华人受众的批判性审视。当西媒开始谴责中国媒体审查制度时,与日俱增的全球华人受众的声音在要求西方媒体在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再现中,实践其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勿忘责任感,以及坚持其自称的公平原则。(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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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大为

很荣幸邀请到我们的朋友,目前在英国西敏寺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攻读博士学位的大为,来到Oh My Media 写些东西。他带给大家的第一篇,是结缘. 迁徙. 明理(应南开大学传播系阿亮老师邀写此文)。此文是关于他在海外求学媒体与传播研究的“心路历程”,对于有兴趣于此的青年学子应该是大有启发——粗心的读者,以及通过RSS订阅(可能因此无法正确地识别文章作者)的读者们千万别认为这篇精彩的文章是我写的啊。

文中讲到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之一戴维·莫利教授,谈起为什么研究电视,“他说,电视是他年少时期接触过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现代科技手段,而且对于一个战后英国的家庭来说,拥有一台电视机很多时候成为了一种身份和文化的象征,所以对他来说,电视是他个人生命经验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科技。”

我不禁想到,以前读过另一位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教授,在自己的成名之作《解读电视》的后记中也提到自己研究电视的原因,大意是,自己是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人,看到目前(大约二十多年前)的学术界关于电视的研究,觉得完全不是那样,自己有义务来说点什么。

前辈的心态,也在我们身上萌芽。我自己之所以一直关注互联网与传播与媒介研究领域的交集,皆因我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一代人,从大一开始,我的青春岁月中就刻下了新媒体技术的痕迹,互联网带来的诸多变化也像拍岸的浪涛一样时时刻刻敲打着我的心灵。互联网无疑是我生命体验中最重要的科技。或许所谓的使命感或者因缘就由此而生。

大为读书很多,思考很勤,头脑很快,但像blog一类的随笔写作不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理论著作读多了学术论文写多了,反而难得写点轻松的东西。这当然是谦词,不过也可看出大为治学之勤力。他师从数位本领域的大师级人物,有了深厚的积淀,且经历了所谓“从实践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从经验到批判,从中国到英国,从东方到西方,从边缘到中心然后又回到边缘”的奇妙过程,先不论将来的学术成就如何,这段人生经历已然宝贵。

大为自己的blog开在新浪,名为“你不得不说的媒体经验”,值得一读(大为的blog url中亦有ohmymedia,纯属巧合,也算是缘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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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媒体,主体还是客体?

雪灾牵动着无数中国人的心,也牵动着媒介研究者们的心。郑治近日来有一系列精彩的相关文章值得一读,如:雪灾中媒介、媒体的表现,广泛收集整理了互联网及其他传媒针对雪灾的报道及行动;08雪灾凸现手机媒体缺位手机媒体应对春运挑战,则是进阶思考。

但是,包括这几篇文章在内的一些探讨,在分析过程中容易忽视一个关键概念。这个概念已经那样常见,常见到现代社会人人会用,天天要用;但这个概念又那样含糊不清,以致可能引发我们讨论时的逻辑混乱。这个概念就是“媒介/媒体/传媒”。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每个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在入门时可能都被问到过,或者自问过这个问题:媒介和媒体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困惑怕是要“感谢”media一词的中文译介者。”Medium”(复数为”media”)在英文中原意指尺寸、程度、大小等居于中间地位的东西,因此引申为中介物、表达渠道、达到目的的方法、居间调停者等相关的意思;用作media时,则主要是指信息传播的中介/渠道/方法/工具等含义。那么它到底对应“媒介”还是“媒体”?这两个中文词的区别何在?

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争论一直存在,甚至有人就此写过论文,但写了也无法被公认。我的看法是,中英文如何对应不那么重要,最重要是当我们用某个中文词的时候,先明确界定它的含义再展开讨论。“传媒”一词,无疑将“传播疾病的中介”等可能的含义排除在外,限制为“传播信息的媒介/媒体”,但同样有必要进一步辨析。我的观点,”MEDIA”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大体有两类理解和使用方式:

第一种,作为客体的media。常在抽象层面或技术层面上使用,例如谈论media morphosis(媒体/媒介形态变化)、media classification(媒体/媒介分类)等,就像我在“旧日笔记三则”中的使用方式。或者用来统称、泛指某类具有相似技术特点的媒体/媒介。所谓的“纸媒”、“平媒”、“电子媒介/媒体”云云,以及将收音机、电视机、报纸、互联网、电影等称作media。

第二种,作为主体的media。常用在具体层面或社会层面,对应第一种,例如将北京交通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浪网、21世纪福克斯公司称为media。当然同样也有较为泛泛的使用方式,比方说“报纸媒体”、“网络媒体”、“广播媒体”等,但我们应该可以清楚地领会“作为信息传播工具的报纸”和“作为信息传播机构的报纸”之间的显著差异。

很显然,前者是客体,是工具,是渠道、平台、方式、途径,尽管自有其技术特征、运行逻辑、内在规律,但你无法也不应对其进行任何道义、法律、经济上的褒贬或奖惩。而后者是主体,是运用“客体”去行动的,在社会、市场、法律等领域内,可以讲权利、义务、责任、利润的主体,它无法也不能逃避管制、评判或赏罚。

究竟怎样从字面上区分这两层含义?很遗憾,目前中文世界尚无定论,我个人的使用习惯常以“媒介”对应第一种,以“媒体”对应第二种,但显然跟我反着用的大有人在,而且也没法争论对错。而英文世界据我所知也没有直接的两个不同的词来区分,在具体的语境(context)中作何解,要么联系上下文,要么使用media organization, media company, media group这样的词组来进一步说明。

回到关于雪灾中“手机媒体”的讨论中来。不难发现,在同一场讨论中,“媒体”却时而被理解为主体,时而被理解为客体。比方说,喻国明的话““媒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环境守望这样一个信息安全保障者的角色”,应当指的是“主体”——你应该指望那些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而不是收音机和电视机来“环境守望”。“手机媒体缺位”,栾轶玫在比较手机很快就没电了不好使了但收音机占有率不够(客体),郑治在批评各家传统媒体没有用好手机这个渠道和平台(主体),大家都没错,但显然不在一个范畴里说话。

即便都从“主体”意义来理解,还得细分是什么领域的主体。市场主体?关乎新闻、民主、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那个主体?大不一样。可以问:究竟谁是中国的“手机媒体”?卖彩铃彩信的网站?手机游戏运营公司?手机股票信息提供者?——他们是市场主体意义上的“手机媒体”,但要是指望他们“环境守望”甚至做“社会公器”那是没可能的事儿。提供手机内容订阅的门户网站?做手机报的报纸们?拿手机短信赚了不少钱的湖南卫视?——它们大约都不会自认为手机媒体。电信公司?——硬件和网络的所有权并不代表“媒体”的所有权,它本身不承担媒体的社会义务。政府部门?——它只是信息源而并非媒体。

要拷问“手机媒体缺位”,可以分析作为客体的手机的问题,例如覆盖率、充电问题、以及它首先是一种私人通讯工具等;也可以是质疑主体的不作为或作为不力,但上面提到这些主体,全都有可能使用“手机”这个工具/平台/渠道来传递信息,那么我们究竟要质疑什么?行政失当?市场机遇未能把握?没承担媒体社会责任?——如果都搅到一起说挺乱的。

啰嗦是一种罪。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还是不可避免地说了一大通。只是想提醒:讨论之前先澄清概念很有必要。

最后接着郑治的“手机媒体缺位的三方面”说两句,郑说:

* 现有手机媒体没有有效覆盖低端社会阶层,也就是这次雪灾中滞留在广州的外来务工阶层。
* 没有成为春运中“及时、科学的告知制度”中的一环(当然目前及时、科学的告知制度的整体系统也是缺失的),而媒体的首要职能是及时真实地传播信息,也就是环境守望作用。
* 在回家的路被风雪阻断时,没有针对每个人给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在“你是谁,你在哪里,我们全知道”基础上,手机媒体可以做到“为您服务”。

关于第一条,我不太同意,手机应该是目前中国覆盖率最高,而且随身携带的媒介形态了,打工者们大都会首先买手机或小灵通,再考虑其他的媒介拥有。关于第二条和第三条,想进一步问,为什么手机不能成为一环?究竟是谁应该去给出方案?

首先仍是气象、铁路、交通等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信息公开意识和危机管理意识不够,在事件发生后仍没有公开、透明、通畅的信息发布渠道,缺少信息源。然后是宣传部门的新闻控制,只想着不能乱要稳定,但是否可能反而影响新闻媒体发布信息和民众获取信息,进而影响事态向不利方向发展?

至于媒体机构甚至利用手机赚钱的公司,我倒认为不必指责,从“权威”的报纸和电视上老百姓尚且得不到足够信息,让他们怎么去无中生有发布信息?民众的需求就是利润的来源,大体上而言,可以相信这些市场和社会主体,有强大的动机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果他们没有作为,大约不是不想或不会,而是没办法有作为。

嗯,我比较含蓄,有人比较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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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

这两天读完了李金铨的《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一书(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厚厚三百多页,读来却不觉厌倦枯燥,一气翻来,甚觉畅快。

李先生挟三十年传媒研究及社会政治学之深厚功力,由理论入实践,由事实出义理,纵论“文化中国”之中港台具体语境中传媒与“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普适价值的微妙互动关系,亦反观世界其他部分如美国,如何看待、建构和应对中国之变。他喜欢被称为“脉络学派”,意味着力求将任何理论置入具体历史和世界“脉络”中运用。他关于自由多元主义和激进马克思主义各自适用不同社会语境的看法,也颇具启发性。简言之,在威权专制社会中,自由多元主义不失为批判利器,市场也更显其解放动力,由此而来的民主即便粗糙幼稚,也总胜过完全没有;而在那些代议制民主早已成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一统天下的社会中,激进马克思主义堪称掷地有声,质疑市场和资本逻辑带来的反民主可能,揭露宰制意识形态如何维护体制产生压迫,亦是意义重大。在他看来,中国之新左派,只言反帝反资反全球化,不批专制,有拍苍蝇不打老虎之嫌。

对一个观察阅读思考研究相关问题超过三十年的有世界视野的学者,脑海中业已形成成熟看待世界框架,大小问题纷繁而来,被那部意识机器自动整理,条理而出。其中老道经验和火眼金睛,自是令人钦佩。然也有另一层危险,便是这意识机器运作过于圆熟,不再寻求新的解释框架而沉溺于其惯性不自觉,难免忽略多元阐释的可能,以及其他视角与经验。当然,我也只是匆匆翻过,略微感觉有此危险。

李先生评点乔姆斯基时言其“长于批评短于理论”,时常过于绝对化而“政经分析”又未能“曲尽其致”;他屡屡强调不可忽视差异和细节,又称“大题大做”不是不可,但需分解为多个实在的小题目,踏实研究,又不忘宏观的关怀。点点滴滴,尽是做学问人值得时时自问自省之处。

以前读李先生的文章,也曾写过几笔,总是收获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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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清华传播前沿讲座听后感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又一次坐在清华教室里,听形形色色的人物登台宣讲,心中自有感慨。从2001年方汉奇先生开讲清华传播学前沿讲座史上第一讲以来,也或连续或零星地听过了至少四届前沿讲座。2006年这十五讲听下来,感觉自有其特点。而究竟哪些比较精彩,哪些不令人满意,大约也是见仁见智,视听讲者的知识结构、学科背景和求知旨趣而定。所以,让很多人鼓掌叫好的,可能我并无兴趣;而让一些人漠不关心的,可能却让我收获良多。下面就走马看花地把个人听讲之中或之后的一些感想写一写,十五讲按主题粗略地分为四类。文章很长,感兴趣的点击看全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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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视野中的主体、媒介与社会——读《第二媒介时代》

《第二媒介时代》这本不到20万字的著作此前曾被我多次翻阅,从中寻找论文写作可用的论点或论据,但这是头一次将它从头到尾通读下来,果然比蜻蜓点水式的“跳读”更有收获。对我而言,本书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作者作为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家,对自本雅明以降的各种批判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论,指出了各家各派理论在批判媒介与社会时的核心观点,以及他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对这些观点的批判;同时波斯特自己对媒介的观点则充分展现了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立场和思路。通读此书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仿佛看到了各种主要批判理论(也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典型观点)在竞技场上互相展示和较量,可以一览它们的演变与同异,当然竞技场仍被修建为后现代主义风格。

(题外话:本书的写作风格带有学院派的晦涩,夹带大量概念术语名词,对于那些不甚熟悉哲学、语言学、批判理论等范畴的读者来说是难于接近的。不知道是因为要谈论的话题本身足够抽象和深入,以至于作者不得不如此操作语言只求同行专业人士能读解;还是因为一种不愿或不能深入浅出的写作习气在发挥作用?换言之,究竟怎样才是好的学术写作文风?明白清晰与深度、专业性能否兼顾?)

波斯特所谓之“第二媒介时代”,是相对于20世纪大部分年代里盛行的“播放型传播模式”(broadcast model of communications)所对应的“第一媒介时代”而言。他认为这是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及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电话等的结合所逐渐形成的替代模式,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正在形成,这是对“交往传播关系的一种全新构型”,其中“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三个概念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是其特征。考虑到本书写成于1995年以前,这种观点应当说还算敏锐。而他作如此划分的目的,大约主要是为了表明,在全新的语境下采用全新的范式是理所当然的。新的范式相对于传统的、从属于现代主义的理论范式(例如关注结构性压迫-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忧虑个人自由遭侵犯的自由主义),不再承认原本作为前提存在的“理性、自律”的主体,而更多关注多元化、去中心的主体的被构建,认同的形成;更多引进语言学取向来看待社会问题。这种思路在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富于启发性。

参考阅读作者在本书出版前五年出版的另一本书《信息方式》,更能理解他虽有演进但一以贯之的思路。在那本书里,波斯特主要针对的问题是:究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还是“事情正在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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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没有广告,世界将会怎样

某君在讲座上告诉我们:五年前花一千万元做电视广告的效果,如今要花一个亿才能达到。若这的确是现实情况,那么从整体上看,全社会的各个商业企业为了达到与五年前相当的营销“效果”,要付出十倍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又都被折算在所有的商品中,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最直观的结果就是涨价。即使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也可以看到:不论商品本身的质量是否有所改进和提高、是否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真正需求,价格也同样要大幅度上涨。

这样的结果从统计的面上来讲似乎是皆大欢喜:广告业和传媒业产值因之猛涨,整个商业的销售总额因之猛涨,GDP当然也涨——但是,大众生活的普遍水准是否就因之提高呢?人们的幸福感是否会因之增加呢?答案似乎未必是肯定的。

当然,全社会GDP增长的同时,所有人的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但物价也在提高。全社会的商品越来越多越来越贵,钞票越印越多,从前买一个苹果一毛钱,今后买一个苹果十块钱,大家钱包是鼓了,可是怎么看怎么像糊弄猴子的“朝三暮四”的故事。

尤其是对整个广告业界,我从总体上抱着厌恶的态度——或许从诞生之日起广告就已经超出了老老实实告知商品详细信息,以便消费者选择的纯朴目的,而极尽刺激、诱惑、欺骗之能事,通过玩弄操纵符号序列,制造虚幻想象,让所有人购买和消费最初需求之外的商品,陶醉于“物”之外的虚无。人类有了商业广告这种玩意儿还真是自娱自乐呀,把本来可以很便宜的东西因此变得身价百倍,最要命的是玩弄广告的人也不能控制广告,这个无底洞逼着所有企业投入越来越多的金钱,否则就要面临来自对手的威胁,看广告的和做广告的同样被广告所控制着。

嗯,这是无聊愤青的简单思想。但每当看到沾沾自喜无比幸福的广告“大师”们登台自吹自擂或满口“创意”、“策划”、“打造”、“营销”时,便非常想问一个不合时宜莫名其妙的问题:你对人类有何贡献?胡思乱想一下,如果人类从来不曾有过广告,或者我们生活得更幸福美好。

不可能吗?至少,Firefox浏览器不要钱,它仍在不断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变得更好,它也不做欺骗你的商业广告。嗯,Wikipedia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