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期《数字时代阅读报告》今日问世了。恰逢“奇人怪杰”米歇尔·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本刊编辑团队同仁早已决定以本期刊物来纪念这位传播学家和思想大师。值得讨论的不仅是麦克卢汉其人其论，还包括他所开创的所谓媒介环境学派传统，以及尼尔·波兹曼、保罗·莱文森等后来者的观点。在近十几年间，麦克卢汉在中国的知名度还是颇高的，他的惊人之语，尤其吸引着突然觉察到媒体对自我与社会的巨大冲击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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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收录与麦克卢汉之学术渊源相关的稿件十五篇，四篇书评、八篇论稿、两篇编译文和一篇荐书稿，正文部分共75页。谨与麦克卢汉迷们共享。其中包括国内译介麦克卢汉著作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何道宽先生，蒙他赐稿三篇，其中两篇的全文算是在本刊独家首发，十分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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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是刘阳，北大才子，即将赴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我个人非常喜欢他在本期中精彩的序言和文章。下面全文转引他给本期报告写的“编者的话”：
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人类文明最为动荡的百年，电力开始全面展示其威力，人类的活动空间因之以空前的速度向外拓展。在这一时期，施拉姆从存在的角度看见了“信息”，发现了“传播”；而麦克卢汉则从结构出发看见了“技术”，发现了“媒介”，尽管传播活动与媒介现象自古即有，但是，二者从未像在这一百年里那样被如此频繁地提及，并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现象，仿佛某个古老秘密露出了它的冰山一角。其实仅从“传播”和“媒介”的词义上即很容易发现，“传播”和“媒介”是互文的，它们必定在共同说出点什么：或者是恒久的危机，或者是此刻变局的根源。
很难在传播学与媒介研究间划清界限，施拉姆和麦克卢汉，前者是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后者是媒介研究的太上老君，这二人，可以说同是传播学和媒介研究历史上的双星。依照我对二人生平的理解，他们分别像极了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老子：孔子开山立制，广纳学徒，苦作春秋，韦编三绝，讲究敏于行而讷于言，施拉姆正好有点儿口吃的毛病，但他却编写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在大学建立了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授予了第一批传播学学位，将传播学学科化建制化，使之发展至今而蓬勃正盛；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留下了五千字真经，尔后，无人知其生死，据说历朝历代都有他的化身，后人读起《道德经》，往往一头雾水但又深感其学说之博大精深仿佛言中了某些天机，麦克卢汉的学说也正是一样，即便半个世纪后的今人读起来，也倍感莫名，却又总觉得这样的怪论必定有着常人难以揣知的大道在其中。麦克卢汉口才极佳，许多著作也都是口述完成的，然而，1967年，麦克卢汉进行了一场北美医学史上历时最长的神经外科手术，结果记忆差不多被抹除掉，读的书忘得一干二净，从此以后，他大脑缺氧，多次中风，庞大的写作计划就此搁浅，思想的创造力再不如前，这让人不禁怀疑，真正的麦克卢汉或许借着那次手术人间遁形了，手术之后的麦克卢汉多半不过是一个替身而已。
中国历史的两千年可以说是重儒而轻道的，大成至圣先师说的是孔子，孔门子弟，也个个备极荣光，封贤拜圣，后世唯读孔书方能实现个人理想或得到社会认可，而道士道经，往往被等同于巫祝方术，社会目为下流。殊不知中国最强盛的两个王朝，无不深受老子思想影响，汉高祖开国，首重黄老之术，唐代的君王更视老子为自家先祖，追封为玄元皇帝。这样的境况也正像极了施拉姆和麦克卢汉生前身后的待遇，施拉姆一直被封为传播学的开山鼻祖，后世的研究写作也必须依照他所开创的实证主义路线才容易被学术界认可，或案例，或统计，或实验，或其他，总之，必须有言之确凿的方法，必须有清晰明白的对象，必须有科学严格的用语，唯有这样的研究过程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而像麦克卢汉那种汪洋恣肆、不拘一格、灵感顿悟式的，总之没有科学方法的写作和研究，则直接被划为异类，斥之为“不专业”，然而，有趣的是，尽管至今也鲜有人完全读懂麦克卢汉，但是，五十年前的怪论却在这半个世纪里一个接一个地被印证，这就恰恰说明了，麦克卢汉的学说对人类文明，至少对当代社会的理解确有其深刻独到之处。
其实，对麦氏的写作方式，我倒有这样一个理解：在迷宫之中，位置当然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方向，而人类文明正像一座迷宫，麦克卢汉的每一次写作其实就是一次对迷宫中走出路线的描绘，他的每一句格言就像路口抛出的方向指示：向左还是向右。人们所不解的是格言与格言之间的留白，其实那不过就是路口与路口间一条只须直走的道路而已，在迷宫中，长亦可，短亦可，甚至无亦可，可人们却非认为，对于这样一条可有可无的道路，总必须说点什么才好，即便说五十年前这条小路的小树旁曾有小狗小便于此也是令人备感安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实证研究只关注细节和表面，并不是说实证研究没有价值，如果这样想，自然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况且，千万年前不为人知的一弹指或许就能解释如今那些引人注目的谜团。
本专刊收录了与麦克卢汉之学术渊源相关的稿件共十五篇，为四篇书评、八篇论稿、两篇编译文和一篇荐书稿，其中尤其有幸的是，蒙何道宽先生赐稿三篇，他对麦氏学说的地位和麦克卢汉研究的现状做了系统的介绍，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出路，同时，何先生还推荐了新近译作《软利器》，作者为当代著名的媒介环境学者保罗·莱文森。澳门大学的吴玫女士回顾了麦克卢汉在中国语境下的解读方式与解读困境，并将之与近二十年来中国传播学的主流趋势相联系，令人深思。何威则探讨了唐宋时期雕版印刷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翟云霆分析了形式主义对麦克卢汉学说的影响。王成军则大胆地提出了“宇宙传播学”的创意，试图想象一种没有信息损溢的对话技术。周弛于冷热媒介之外提出了“温媒介”的概念，着实值得玩味。我则批评了针对形象的现代批评，提出了关于形象的“开放—封闭”的二分法。在三篇书评中，魏武挥从《技术垄断》中读出了一个“有老大哥的美丽新世界”，从《知媒者生存》中发现了修习媒介环境学的捷径，牟怡则直陈出《新新媒介》中莱文森延伸旧有理论尝试的部分失败，而我不过借读《理解媒介》之题发挥，认为媒介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症候，它说明的并非理解与沟通，而是隔阂、失落与无奈，恰在此刻，媒介研究正当时也。另两篇译文，一篇是何道宽先生介绍自己与麦克卢汉学说结缘的短文，一篇则是莱文森的博士论文前言，均是新鲜出炉，正宜阅读。
最早向国内译介麦克卢汉的何道宽先生曾这样慨叹麦氏的遭遇：“奇人怪杰，为人嫉恨，为人不解，古今中外皆然”，感触之深，想必何老先生多半也有一番夫子自道于其中，然而，我等认为，万不能以“皆然”为正确，宽容怪才，尊重创新，推崇思想，这样的社会才会富有活力，这样的学术界才会有喷涌不止的活水源头，而要造就一个开放进取的时代，就断容不得封闭自锁的习气！因此，我们推出此专刊，以我们的绵薄之力、浅陋之识来纪念麦克卢汉，向思想致敬，向创造致意，向开放时代张开双臂。
文森特·莫斯可写于1996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可谓是本领域最富盛名的一本书，值得每个感兴趣的人读上好几遍。莫斯可本人是个和蔼可亲的眼镜学者，对前来提问和搭讪的年轻学子们十分耐心，合影时一笑露出一排整齐的大门牙；但他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却抑扬顿挫激情四溢，充分展现他敏捷的头脑和深刻的思想。总之，如果要问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哪些牛人，恐怕我最先想起的就是这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