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阅读《传播与社会学刊》第二期（2007）之“学术对谈：数码传播与传播研究的范式转移及全球化”后的一点笔记。这一学术对谈是我参加过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相关讨论的整理。新媒介/新科技的出现，有没有带来传播研究的范式转变？对于这个问题，参与讨论的几位学者，较为明显地依据其治学立场而呈现出不同的态度。
Nicholas Garnham:
数字化不意味着认识论的改变。基本的社会问题依然如旧。但互联网的使用为传播模式研究提供大量数据。
William Dutton:
互联网研究带来两方面好处：一是发现某些旧有理论和框架不再适用，二是研究和理论得以进一步全球化，互联网既是工具，又成为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共同讨论的焦点、共同话题，促进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交流。
祝建华：
传播学关心的根本问题始终在那里，互联网和新科技提供了测试这些问题的新途径。新媒体技术开拓了看待不同议题的视野，包括新出现的问题。
John Pavlik:
技术的作用在于重塑媒介传播和传播环境的性质。马克思提出的有关社会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观点，掌握生产方式的人掌握巨大权力，控制思想进而控制社会。互联网和新科技带来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变革。孟加拉经济学家因其小额贷款（研究）的成就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奖。大众媒体的概念正发生戏剧性转变，变为较小型的媒体。全球化背景下的数字网络，一是传播形式多对多，二是媒介过滤作用削弱，看各种力量如何把关，三是个人首次拥有直通全球受众的渠道，尽管这受众可能只有三个人，但或许远在万里，身处他国。
杜骏飞：
因意识形态和时代进程的独特，中国大陆传播学者面对独特的问题。网络社会景观的核心是权力与意志的角逐，又有什么地区的数字革命的独特、激烈、深刻性，比得上在当下的中国呢？
Vincent Mosco:
我们是传播学学者，我们研究资讯，我们研究受众，我们研究传播的产制。传播的工具有很多种，但是传播的主体始终是人类。传播如何进行，通常是由他们在历史和社会当中的位置所决定的。他们的议程是什么？他们的阶级背景是什么？他们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他们的种族归属如何？这些都是理解传播的重要问题。对我来说，这更是研究的起点。……
传播学的研究正变得更加国际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具批判性，但是研究的焦点仍然在于传播的内容和受众。“受众”这一概念也许应该从我们的论著中撇除，部分原因是，这一概念是市场催生出来的，本身不是一个学术概念。相比之下，我们倒是较少关注劳工，较少关注那些处于资讯传播的生产和分销链条当中的人们。在研究传播和社会产制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那个社群。
李金铨的总结：
Marshall McLuhan的技术决定论影响甚大，到Raymond Williams力斥其非；Ithiel de Sola Pool的“软性”技术决定论，声称科技发明促进资讯自由、多元与平等，到Herbert Schiller，从左派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明新科技是霸权国家和霸权阶级宰制的工具。
大致说来，从社会理论强调科技“社会制度化”的学者，比较怀疑科技能为传播研究带来“范式转移”；从经验研究出发的学者一致觉得，新科技带来种种好处，例如发掘新的变项、扩大参与跨文化研究的能力等等，但他们并未盲目乐观，并未以为新范式即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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