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的想象

近日先后读到三篇学术文章,均属上乘之作,反复阅读,屡有启发。读罢令人遐想联翩,又不禁欣羡作者之水准境地。两篇文章并无直接关系,但读后却感受到其中内在的某种因缘。姑且仿照其中一文的题目称之为“专业的想象”。

该文题为《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作者为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潘忠党(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传播系)。据悉这是一项得到香港方面资助的“中国新闻改革”研究项目的成果,潘等人因难以进入大陆开展实地研究因此与陆合作,但思想和写作均主要出自潘。

这项研究的方法论是有启发性的,“我们从新闻从业者如何期待及建构专业名望入手,分析三种实证资料,包括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阅读新闻工作者的自述,以考察在改革中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相比之下,结论倒没有那么重要了,例如专业主义的西方根源,它对中国当下新闻体制的改革算得上一种推动力量,但却不能照搬西方,同时又在市场化过程中面临另一重威胁,等等。类似的探讨最终总是会汇集到中国的现状之上,如众所周知,一面是外松内紧的新闻宣传体制,一面是肆无忌惮的市场经济浪潮,新闻从业者内心纵有各种类似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难避免重重压力、诱惑,难避免自我审查。

站在另一片天空下的学人,从赵月枝到James Curran,均试图寻求“第三条道路”:既避免政府权力和管制的极度膨胀,又遏制商业利益和力量的无限扩张,期望通过public media/alternative media等方式去帮助人们接近“平等”、“民主”、“自由”等理想状态。无论道路多么崎岖艰难,此类情怀值得尊敬。然而他们的目光所向,是与中国社会迥异之语境;中国社会之问题,在国内传播学界却处于谈者寥寥的状态,学者们不愿谈,不屑谈,或者不敢谈;但我又时常听到类似论调:“我们中国的问题,不容西方学者置喙,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而且可能‘别有用心’”。可是我们学界做了什么呢?西方的批判理论文章和著作,到了中国就成为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论战的武器;即便实证研究亦有对现状的置疑和批判,如经典的“议程设置”,但舶来之后转而变为如何引导舆论的理论指导;但本土的理论建构却又相当缺失,资料堆砌或自说自话的著述倒是年年出炉。学术如果要承担歌功颂德或公关营销之职,水准那是大大不如专业官僚或者公司的。

所以这样的背景下,陆和潘的文章会让人觉得新鲜。尽管它写于2002年,但四年以来,同样题材上国内又有多少超越它的研究和文章?

另一篇文章是李金铨的《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李先生的文字向来漂亮精彩,论述深入浅出,对各家理论信手拈来又融于一炉,足见各方面功力深厚,令人佩服。这篇文章堪称本领域必读文章之一,反复读过,见之恨晚。许多精彩之处,有心人可自行体会,随手摘录两段感兴趣的:

……我认为,激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集中批判市场资本,用来分析西方民主国家的媒介垄断极好;但在中港台国家机器支配经济秩序,激进派理论似乎隔靴搔痒,因为市场至少部分是制衡政权的力量,自由多元学派的说法反富洞见。但是中港台的权力和资本都在急遽重组,我觉得这两个理论又矛盾不安同时交错存在,当然这三个华人社会有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大陆的市场自由化是削弱了政权对媒介的控制,还是权力与金钱造成奇异的勾连,更使媒介陷入双重异化的境地?台湾在解严以后,政治的压制力量逐渐从媒介撤退,但市场压力不断加大,自由派和激进派的解释都有部分道理。香港的主权回归如何与市场秩序互动,对媒介自由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一定要问我偏向哪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取径,我的答案是:(一)先看哪一个说法比较符合经验;(二)再看哪一个说法在特殊脉络里面更能促进民主。追究到最后,自忖带有西方意义的自由左派或社会民主色彩,一边反叛专制政权的压迫,一边对抗经济腐蚀势力的宰制。这也是许许多多权力边缘的知识分子所站的立场。当然,有人会觉得我太右,有人会觉得我太左,怎么标签无所谓,因为左左右右也没有实相,取决于观察者本身的位置所在。请先考察我的学术工作是否合格,再计较立场不迟。立场不同的人可以争鸣,可以联盟,可以对抗,也可以求同存异。

由此,便要回到本文的标题:“专业的想象”——所谓“一边反叛专制政权的压迫,一边对抗经济腐蚀势力的宰制”,何尝不是一批知识分子对自己“专业”或“天职”的一种理想化情怀。当然在不同社会语境里,来自这两边的压力大小有所变化,但正是这种“专业的想象”,成为他们对抗压力和诱惑的重要动力,让他们在趋利避害的人类自然反应以外去追求一些超越性的命题。同时这又只能是种“想象”,且在多元社会中存在多元选择,即使在同一领域同一行业中,人们自然可以选择去追求这种“想象”,或者看得见摸的着的金钱与权力。因此我想,对他人的选择报以同情之理解,对自己的选择力求无愧于心,这大约是可以努力去尝试的。

第三篇文章仍是李金铨的,《论社会理论对中国新闻业的解放潜力》。作者阐释分析了三类社会理论:“视市场为抗衡国家控制的积极力量”的自由多元论;80年代“老左派”,“与当时政治改革力量结盟,企图在理论上解放官方的机械马克思主义”;90年代“新左派”,“凭借西方各种批判理论力抨中国传媒的商业化”。三种理论“都希望权威官僚的党国体制能够民主化,但它们对资本主义巿场的评价不啻南辕北辙”。其中有意思的是,他将激进马克思主义和自由多元论分别称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不同语境下可以各司其职:

……(前者)拿来分析西方社会中的新闻异化,是一把利器。理由很简单:西方传媒相对自主,国家机器干预较少,激进学者尽可高高在上,站在各种人道主义的立场批评资本的种种扭曲。柯伦(James Curran)提出一幅深刻的「民主传媒体制」蓝图,以公共服务的媒介为主体,兼容民间的、专业的、社会巿场的和私人企业的多元声音。这个构想极好,只是对饱受权威肆虐的传媒来说未免奢侈。它们必须从下到上反抗赤裸裸的国家压制。在此,自由派的「政治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发挥积极的解放作用。巿场自由化未必保证传媒的民主化,但要是没有强大巿场的发展,民主化简直不可想象。

我个人的感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批判学者,站在本国土壤上尖锐批判本国社会的问题,并因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而被中国不少阶层引为同道;殊不知他们若生在中国,照样不会做“隔山打牛”之人,他们某种程度上不容于权力,因为自己“专业的想象”而扮演牛虻的角色。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及各种批判理论资源?是用作意识形态战争的武器?还是给社会治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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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1

  1. Jolyn 说 (2008-02-28, 12:31):

    这个中文版的出处应该是李先生2000年Power, Money and Media中的开篇Chinese Communication: Prisms, Trajectories, and Modes of Understanding。很喜欢其中对传播政经理论的拿捏。李先生近期对政经理论的发展应该是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和rent-seeking behavior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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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omy 说 (2008-03-01, 02:38 ):

    谢谢Jolyn的信息。后面说的这两个英文词,翻译过来大概是雇主侍从关系,和权力寻租行为吧?似乎是经济学里的概念。还没有读到李先生如何将它们运用到传播研究中去的实例。

    你也关心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吗?欢迎多多交流。

    直接跟贴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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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rom 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 | Oh My Media | 媒介与传播研究: 传播学/媒介研究/新媒体研究/传媒政策/传媒产业/媒介文化... on 2008-02-25 at 06:34

    […] 以前读李先生的文章,也曾写过几笔,总是收获良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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