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又一次坐在清华教室里，听形形色色的人物登台宣讲，心中自有感慨。从2001年方汉奇先生开讲清华传播学前沿讲座史上第一讲以来，也或连续或零星地听过了至少四届前沿讲座。2006年这十五讲听下来，感觉自有其特点。而究竟哪些比较精彩，哪些不令人满意，大约也是见仁见智，视听讲者的知识结构、学科背景和求知旨趣而定。所以，让很多人鼓掌叫好的，可能我并无兴趣；而让一些人漠不关心的，可能却让我收获良多。下面就走马看花地把个人听讲之中或之后的一些感想写一写，十五讲按主题粗略地分为四类。文章很长，感兴趣的点击看全文吧。
一、给当下中国社会把脉
今年的传播学前沿讲座中，让我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是第一讲，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公共服务与政府改革”。听过以后，为他清晰的思路和表达、严密的逻辑和证据、学者应有的良知与责任而折服。而他一以贯之的“权责对应”的思路，也对我在传播学相关问题的思考上颇有启发。所以我已经费过一些笔墨，特别将他的讲话中的精华归纳整理出来。 这里不再赘述。
另一次以当下中国社会现象和问题为主题的，是第四讲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的“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宏大的题目，兴之所至四处游走的讲法，不知这是否周教授的一贯风格。但这次讲座的受听众欢迎程度在本学期系列讲座中算是数一数二的，不仅教室爆满而且笑声不断，很是热闹。但我个人对这样的讲座缺乏兴趣。尽管周教授谈的话题很广，从社会学、社会变迁到稀缺资源分配，从科学、伦理到真善美，从社会公平、民间信仰到和谐社会，在讲演中也充分体现了他思维的活跃和词锋的锐利，但坦率而言，我并未从相对浅显和宽泛的内容中得到多少知识和启发。更多地是听个热闹，而无学理、学术之收获。
第十五讲，清华大学外语系王宁教授讲“全球化与文化研究”，毕竟讲的是社会现象和思潮，就把它归类在这儿。这个题目意义很重大，王宁教授也是在这个领域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但这次讲座确实令人失望，有点过于宽泛和平淡。感想没有太多，对于“文化研究”这个在传播领域内也很热门的关键词，想说的就是，希望我们选择这一方法或领域时，真正地去“研究”而不是凭感觉忽悠。
二、探讨新媒体
另一次很有启发和价值的讲座是第六讲，英国伦敦大学的Scott Lash教授所做的关于“U时代的媒介研究”的报告。Lash教授是著名社会学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研究后现代主义等问题，真正是著作等身的“大牛”。但做起报告来很是认真，特别准备了许多页的手写发言提纲，说起话来语速不快，有点字斟句酌的意思，和我们常见到的一些十分能“忽悠”的人大不相同。（MW对这次报告做过很好的总结）
而他的报告，也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关于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传播学到了今天应该包括些什么？它的学科自治性何在？又有哪些新的方法可以应用？Lash所言，体现的是一个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多年的学者，在面对今日无所不在的媒介环境时所切身感受到的社会结构、规则和逻辑的变化。从而，他要提出“Ubiquitous Time”（虽然这个词并非其首创）的概念，强调U时代里的规则（rules）与传统社会中用以调节和控制人类行为的两类规则（constitutional和regulative）的不同，认为当下新的规则是generative的，代码（code）是至关重要的。对媒介进行研究时，像过去文化研究学派所做的那样将之置入社会的逻辑中去考察是不够的，媒介已经自有其逻辑并甚而至于和传统社会逻辑分庭抗礼划地而治，而人们也有了借助新媒体技术暂时遁入另一时空的可能。
因此，媒介研究有了充分的自治性，可以担当得起“mediaology”的大名。而使用的研究方法，除了于Lash大师早已熟谙于胸的社会学调查、访谈、问卷和统计学方法外，更增添了实验法等新工具。研究领域亦延伸至生物、认知、艺术与媒介的结合部，亦不排斥与商业需求的结合。
在我看来，他也解答了关于“新媒体研究”学科的一些困惑。在中国，一方面对于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宽泛笼统、似是而非、充斥想象、道德判断、泛政治的一些并不那么学术的“研究”仍然随处可见；另一方面，在此领域运用实证和科学方法的研究日渐增多，但许多更像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训练，结论流于琐碎和常识。如何在合理、恰当的使用研究方法的同时，又保持对更宏观层面的意义的关照，保持批判的态度，这恐怕需要研究者兼顾过去所谓的“批判”和“实证”两种范式，才能让这个学科慢慢变得根基牢固，有所积淀。
第十讲，是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谈“数字媒体变革与市场机会”。久闻陆老师之名，知道他近年关注的是传媒产业和经济领域，却是头一回听他讲座，感觉还不错，是一位头脑清晰出口可以成章的学者。他主要谈了三个问题：新消费时代与数字媒体变革、互联网与数字传媒的发展轨迹、数字媒体观与数字传媒变革，其中大部分判断和观点我都能认同。
较为直观的感受是，他既有宏观的视野和把握全局的能力，又保持了对细节和新鲜事物的敏感和接受；前一点，很多从事具体实践工作多年的人往往会囿于具体领域或专业、囿于自身所能掌控的层面而无法做到；后者则是许多研究类似“传媒产业”、“传媒经济”的成名学者所缺乏的。例如陆提出的数据库的至关重要，信息的全球流动给金融带来的影响，搜索引擎带来对基本新闻方法的挑战，甚至像QQ群、FBI使用的“食肉动物”监控系统等，都是些确实颇有意义的材料。
另外一点，陆老师也代表了这样一类学者：他们未必是最早发现某种宏观趋势的人，对新生事物的看法观点也未必有多么独创，但他们概括提炼的能力很强，特别善于创造一些简洁的概念、词汇来描述某种趋势或解释某种现象。同时他们也具备足够的能量来传播这些概念，或者用自己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积淀来搭建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框架，并不断补充完善。同时他们也习惯对任何问题，概括成三点五点八个方面十个要素来阐释。
在陆老师的讲座中几乎随处可见这类概念的提出，例如“新消费时代”、“数字媒体观”、“接受选择”到“选择接受”、互联网的“裂变式发展”和“超越想象力演变”等。这些概念是否都有意义、有生命力呢？
或许是因为口头表达的缘故，对一些概念和问题的概括阐释显得并不那样有说服力，在几点之间也不都有内在逻辑联系，显得不那么严谨。例如对“新消费时代”的界定，陆老师认为有三个特征：信息环境，从区域传播到全球流动；受众和媒体的关系，从接受选择到选择接受；消费需求，从特定的时空存在到全时空存在。这些特征所描述的现象，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否“新消费时代”充分、必要的特征？我认为有可商榷之处。类似的，又如信息消费时代人们的信息消费特征，陆老师认为有四：超越偏好、向上移动、能力制约、标准移动。看起来总觉得有些似是而非，这些特征是信息消费时代所独具的吗？
此外，陆将互联网的变革趋向描述为“工业化的组织个人提供信息”，这一点我不能同意。不论中国的bokee.com还是韩国的ohmynews.com，的确都采用了将个人生产的内容组织起来再向网民提供的模式（区别或许在于前者无偿使用而后者支付一定报酬）；但长远而言，个人化的按需订制信息服务和具备强大整合能力的新门户推送信息服务并存的格局，将在较长时间内得以延续。前一种方式更多地依赖RSS、搜索引擎等机器智能对信息的整合；后一种方式则倚赖由传统媒体转型和演变而来的新媒介机构中专业和权威的采编人员的劳动。而不论哪种，似乎都和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有着很大区别。
但不论如何，陆老师的讲座还是引发了不少思考，因此对我颇有意义。
第三讲是“博客网”的掌门人方兴东来讲“互联网的最新趋势和博客传播”。互联网这部分，他先简单回顾了十年来中国互联网的三个发展阶段，然后谈了谈web2.0的概念和一些现象。随后关于“博客传播”，他主要从自己做这方面公司的一些经验出发，谈了“博客”的现状和可能的前景。
对我个人，这些内容属于介绍性质，也不算新鲜。他提出的“大教堂”和“大集市”传播模式，借鉴了由Richard Stallman等人所发起的自由软件运动中，1997年Eric Steven Raymond所发表的著名文章《大教堂与集市》的观点；但实质上后者主要的喻体是教堂与集市建造方式的不同，而方的两种模式大体上是“广播式”和“交互式”传播模式的另一种称呼。
让我觉得更有意思一些的，是他报告后的答问时间。他对“博客”未来的发展有其设想和期待，对互联网企业经营管理有自己的心得，听他回答问题的印象比看他写的那些文章的印象要好一些。最后有两个问题，关于博客网站的法律责任和中国网络审查，方的看法也还比较清醒。
第九讲，由新浪网年轻的副总编侯小强讲“互联网时代的三个观念”。所谓的三个观念是：做“傻瓜产品”；客户服务（要注重口口相传的威力）；市场营销（要加强模仿）。
总之，他的思维方式和立场观点完全是站在企业经营者的角度，考虑的是市场竞争关心的是利润，这三个观点跟做家电、做手机甚至做餐饮的企业的思路也八九不离十。至于他随口举出的许多例子，发表的一些看法，都让我觉得很遗憾：新浪的高层对媒介的理解、对传播的认识就这水平吗？
难怪今年以来新浪网不论从股价还是赢利都一路走低，除了仍保留三大门户之首的空名外，早被网易抛在身后，又被搜狐撵到跟前。其相对单一的盈利模式（主要靠广告）潜力堪忧。这些景况恐怕和企业高层对远景的理解与期待密切相关吧。
第二讲，“唐龙国际”老总陆兴东讲“国际传媒的扩张之道与中国媒体的危机及应对策略”，虽然不是新媒体，但属于媒介产业范畴，也归在这儿一并说过。
还真是“民营企业家最爱国”，因为他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已经开始和国际传媒大鳄短兵相接生死肉搏。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利益和民族文化、中国媒体绑在了一起。陆兴东大约是其中个性鲜明、目光锐利、行动迅速的一位。他关于国际传媒集团在中国的举措的激烈抨击，对现行一些政策的解读，对竞争局势和未来的展望，尽管也有利益决定的立场，但还是显得敏锐且深刻。在新媒体领域内，其产业化程度和受国际金融资本制约的程度都远远超过传统媒体，应该如何去认识和分析这些情况？陆兴东的讲座给了我颇多启发。
三、电视大舞台
第五讲是能让人心潮起伏的。央视《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作了题为“调查记者与公共利益”的报告。张洁以《新闻调查》十年来的风雨历程和切身经验，为我们讲述调查性报道应如何维护公共利益，以及在当下中国要做这类节目，要始终保持良知和公正需要面对怎样的阻挠、困境甚至是痛苦。
张洁说，如今的文人、文化人，不仅仅是会在权力面前下跪，也在金钱面前下跪，所谓“双跪”。在面对重重黑幕，面对那些惨烈的事实的时候，做“干净”的记者，和权力与财富保持距离，是多么不容易。在新闻或传播行业之中，或许有更多的人，并不像他们那样时刻要面对是非黑白善恶的考验，但选择取舍同样会不断摆在面前。在一个对信息需求日益增大的社会中，在甚至以信息的生产和消费为主要目的的社会生活里，收集、处理、发布、管理信息的新闻或传播从业者扮演的角色，绝非仅仅用“一切皆可娱乐”来解释。
当下中国，商业利益的确是左右媒体乃至舆论方向的一股强大力量，也随时可能妨害新闻自由媒体公正；但同时另一股毫不逊色的力量我们也都清楚，来自政治、来自管理者和各级各部门的规章制度、甚至来自一些不成文但实际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潜压力”。它会随时审查、约束、制裁、引导媒体和舆论的方向，也迫使从媒体到个人，从报道到说话，首先划定底线，首先自我审查。不妨相对“商业力量”，简称其为“政治力量”。二者有时对抗有时合作有时错综复杂，共同作用于所谓“议程”、“舆论”。
一些学者在近年的研究中，开始强调商业化对于公共领域缺失负有责任，然而政治力量就一定不会戕害自由、公正和公共领域吗？“传统主流媒体所制造的舆论场”被“商业化媒体和新媒体制造的舆论场边缘化”就一定是坏事，一定不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吗？是否该认为，我们只要打击商业化、还媒介于政府掌控之中，便能迎来美好新世界？对政治力量的顾左右而言他，在现实语境中这样的立场或许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身为此领域研究者，相关的问题却不能不思考。
张洁在报告中反复提到，“我们做节目很没有安全感”，“风险很大”。这样的风险其实很大原因来自缺乏制度的保护。一个社会越是极权、专制、人治，这样的风险就越大。张洁提到的，在讲座开头时播放的节目中三个打动他的知识分子，代表新闻从业者的温铁军、代表公民的刘姝威、代表司法界的巫国平，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把个人的前途命运押在了对正义终将胜利的信心上，对法律的信心上。
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可以借鉴。例如美国，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价值观念下，支持自由言论的判决一贯在司法界受到广泛支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那些著名案例如“《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州案”、“五角大楼文件案”中，都体现了为了公共利益，法律应当给予言论自由以怎样的庇护。上述节目中法官巫国平的判决，也是有点类似“《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
我们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越来越重视讲授“术”，但对“道”却时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也因此，偶尔有张洁这次讲座这样的声音出现，一些本来应该是常识的东西，在我们听来却振聋发聩。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在我看来是第八讲，中国传媒大学袁方教授（也是CTR媒介策略研究部总监和资深电视策划人）的“从‘跑马圈地’到‘精耕细作’——中国电视媒体发展大势”。袁教授毕竟是浸淫多年的圈内人士，且日日身处实践前沿，所以介绍了不少实在的数据和情况，包括央视和各省级卫视近年来覆盖率、收视率的变化及原因，对未来趋势的分析等等。在如体育、新闻、少儿、音乐、影视等多个方面，央视仍占据绝对优势且将进一步扩大其强势地位。对其资源的保护性政策不仅是既得利益那样简单，而且涉及政治上的考虑和需要。他也讲述了许多操作战术层面上的事情，例如如何建设频道，如何编排栏目等，结合他给中央台、湖南台等做的具体策划的事例，讲的比较实在。
最后他开始讲起超级女声这个与他有莫大关系的火热节目。他在超女孕育阶段便已介入其中，并对其一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因此看得出他也颇为其成功而自豪。他谈了很多“内幕”，包括如何控制比赛结果，如何制造矛盾和不公平以激励短信投票，如何雇佣一个网络编辑化身为“湖南卫视工作人员”在网上 “揭黑幕”、“爆消息”，以至于多么成功地“花了几百万却让全国媒体做了价值上亿的宣传报道”，如何将晚间新闻的报道“变成”可以卖好价钱的企业广告……
这些事情此前多少曾有所耳闻，今天只是从当事人口中得到确认而已。但看到台上人眉飞色舞满面春风，台下人一脸仰慕如获至宝，心里颇不是滋味。
这是个享乐娱乐瞎乐的时候，这是个成功学盛行的年代，这是个拜金的社会，以赚大钱为荣以没钱挣为耻。嗯，或许我太迂腐，但总觉得尽管媒介不可能是三贞九烈，也仍不能容忍对媒介肆意玩弄操纵，一再撕掉层层遮羞布，突破伦理和操守的底线。以制造假新闻为荣？以有偿报道为荣？政治力量已经阉割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商业力量也要继续狂欢，甚好，甚好。（以前曾经骂过了）
只是和第五讲两相对照，一时间不知“传播学前沿讲座”究竟要学生学些什么价值理念？又或者可以只从第五讲学“道”，同时只从第八讲学“术”，“道”与“术”当你变得熟稔之后便可随意切割适时取用而非应时刻注意把持的整体？
第十二讲，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秘书长王锋“当前中国电视的改革发展”。如我的经验告诉我的，这类的title通常意味着此人也是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处级以上干部，王锋果然是广电总局的中层干部。我的另一经验是，这类型的干部，常常都在本领域内有过十几、二十年的工作经验，他们的级别和年龄又使得他们仍旧经常和基层接触、和实际工作接触、和新生事物接触，所以这类人对本领域是很有发言权的。事实上，王锋的讲座确实既不乏信息，也提供了生动的观点。
在清华的讲台上，王锋的讲话并没有官腔，两小时说下来，反倒是越往后越有点激昂。这点也和我见过的一些国家部委的中层干部相似，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一些来自体制、来自“潜规则”的弊端，但也清楚要做哪怕一点点改变的困难，所以若有合适的场合便常发一些抨击之言。
所以听下来会发现：对于当前中国电视的改革与发展，问题能列出一大堆，但解决的方法则没有说，或者，没法说。只能是在微小范围内一点点的调整，一点点的进步了。
四、纪录片与电影
与此相关的讲座，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第十三讲，著名纪录片人吴文光来介绍“村民影像计划”。这是由中国民政部和欧盟合作实施的一个项目——“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衍生而来的产物。原本这个项目的目的主要是在村民的民主自治这方面给村民以培训，涉及到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四个方面的内容。但吴希望把一个简单的项目公共宣传计划做成“让更多人来参与的事情”，包括“十个青年导演拍十部纪录片，十个村民来拍纪录片，一百个村民拍照片”。
讲座上吴放映了近一个小时的片子，既包括了对这个计划的介绍和交代，例如如何招募拍摄志愿者村民、这些村民的想法、村民们的日常拍摄工作和生活等等，也包括了村民们拍摄、制作完成的几个短片。
能看出吴以很大的热情投入其中，这和他早期的那些讲述边缘人群的拍摄实践似有不同，又有联系。不同在于，这次拍摄的对象不是“少数派群体”而是“常人”和“大众”，相同在于，都把目光投向草根、民间，投向大众媒体少有关注的角落。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计划的象征意义：被拍摄者成为拍摄者，被记录者成为记录者。所以当讲座后提问时，有人提出觉得片子并不“震撼”时引发了讨论的小高潮，皆因对“震撼”的理解不同：有人觉得它指的是声光色效技巧上的刺激程度；有人觉得是指因与个人生活体验差异太大而造成的认知上的激荡；但吴文光大约会认为，震撼是由这种象征意义带来，由草根民主的可能性带来。这具有某种自反性意味：村民拍摄的题材与基层民主相关，如村干部选举等等；但“村民拍摄纪录片”这件事本身，也成为基层民主的组成部分，成为可滋长民主的土壤。
DV的威力有多大，崇拜它的人无一日不在极力摇旗呐喊。但放眼当今无所不在的媒介环境来看，DV只是众多新媒介之一，它的精神也是贯通多个领域的精神之一部分。
例如在学术领域，历史学近年提倡“口述史”的方法论改革，更注重通过访谈来搜集被访者“口述”的信息，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弥补或者修正书面文献材料因种种原因而导致的缺失、歪曲或错误。口述史既是个人化的，“将历史交还给人民”；也是社会化的，帮助人们认清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将走向何方；还是民主化的，“让人民来书写历史”。（关于口述史，以前写过一点）
而类似的方法，以及其中的思想根源，在很多学科或文化领域内互相联系。笼统来说，是对“宏大叙事”的拒斥和对个体独特性的肯定，对理性自律的书写方式的怀疑和对个人感性经验的关注，其中自有后现代主义的意蕴。将这种方法用于历史学，有了口述史；将这种方法用于社会学，类似的是人类学田野志；用于文学，出来的是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这样的作品，还捧得当年中国的文学大奖；在新闻实践领域，访谈就是最根本的工作方式之一，最严肃最成功的新闻报道亦奠基其上——同时这也不妨碍一批类似《绝对隐私》之类的所谓纪实文学的走红；电视作为当时的新媒体与这种方法的结合，诞生的是多种报道形式以及纪录片……因不同的目的而有了各自的侧重，也就呈现出不同领域内对“访谈”应用的差异。
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在Blog益发普及、全民写作渐成习惯、“草根新闻”日渐昌盛的今天，事情发生不久后所写下的所见所闻所感，应当比若干时日后的回忆更确切真实可靠，还能结合数字形式的记录（文字、图像、音频、视频），通过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工具存储与传播。或许做纪录片的人会独钟影像的魔力，但事实上，不仅仅是DV，整合了多种形式的数字内容才是留给历史的最主要素材。同时，“村民影像计划”只是开始了“把摄像机交给人民”的象征性尝试，但如何利用新渠道把这些影像传播出去？如何结合比DV门槛更低的，例如BLOG之类，来共同完成“人民纪录时代书写历史”的可能？这些问题，可能是吴文光及其同事们尤其应当思考的。
无论如何，如果“五四运动”在明天发生，它一定不会像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那一场游行一样，让今天的人只记得宏大叙事为它安排的种种意义，而难以知晓种种细节。普通人的目击、写作、影像、传播会让这个时代里的重大事件或平常一天有机会以更加多元、更加详细的面目呈现在历史之中。
第十一讲，中国传媒大学何苏六教授的“纪录中国”普及了一些纪录片的基本知识。与电影相关的讲座还包括：第七讲，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的文化传统”；第十四讲，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的“中国大片与全球想象”。听过后的感想比较泛泛，就不再赘述。
其实我很喜欢听讲座，因为一场好的讲座常常能在一两个小时内浓缩演讲者数十年的人生阅历和学术成果，确实会常有惊喜。但并不是每次讲座都能让人满意，原因可能有二：要么演讲者不太重视这次讲座，没有展现自己最精彩的华章；要么就是演讲者自身水平有限，难以给听众启发和引导。无论如何，期待今后更精彩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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