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年前，尼葛洛庞帝那本《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在中国掀起了一阵启蒙式的热潮。尽管那只是本六周时间写就的个人心得式著作，但仍引发了无数中国人对数字时代的想象与实践。20年后再读此书，还是要为尼葛洛庞帝的敏锐点赞。他切中了时代前行的脉搏，所创办的MIT媒体实验室迄今也走在创新前沿。
而新近出版的《超越孤独：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生存之道》（Networked: The New Society Operating System)，通篇讲的是“网络化生存”——being networked——是怎样一回事，个人有哪些体验，社会有哪些变迁，可以看做《数字化生存》的“升级版”和“学术增强版”。
本书的两位作者，李·雷尼（Lee Rainie）是美国最大民调机构皮尤（PEW）中心的“互联网与美国生活”项目主任，长年追踪ICT发展及其对个人及社会的影响；巴里·威尔曼（Barry Wellman）是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多伦多大学社会学教授，在电脑中介沟通、社会网络等领域享誉已久。
不论你是否熟悉互联网相关的学术研究，本书都非常值得阅读。至少有如下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它很流畅易读。清晰明快，使用了许多娓娓道来的个人体验与故事，既有代表性，又有说服力，还容易引发读者共鸣。
第二，它汇集了大量扎实的研究案例和数据，来支撑观点。此书将“网络化”上升到“全新的社会操作系统”的高度，并且用丰富的案例和数据，论述了社会关系网络、互联网、移动技术这“三重革命”是如何推进“社会操作系统”的“升级换代”（见第二至四章）。因此，对于社会——或者说个人置身其间的结构，不应将其想象为团块或群组，而是千丝万缕的网络。这样一本展现宏观社会变迁图景与趋势的书，兼具生动与深刻，不能不说是实证数据的功劳。
第三，它提出了简洁确切的新概念“网络化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s)，围绕它贡献了研究现实世界的新视角。在相关领域学术研究中，“网络化”不算是个新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卡斯特尔斯的经典著作“网络社会三部曲”也为我们构筑了类似的宏观图景。但本书相对独特和有趣的视角，则是延续自威尔曼十余年前提出的“网络化个人主义”概念，去探索那些具有积极主动性的个体，如何能在新语境中编织围绕自己、为己所用的网络。
第四，作为一本严谨的学术书籍，它还向个人提供了若干颇具实用价值的建议，帮助网络化个人在这种全新的“社会操作系统”中熟悉规则、发展自我。例如下面的16种方法（见214-221页）：
- 根据黄金法则投入到已有的关系中去，保证需要帮助时有人在身边。
- 充满热情和灵活地使用ICT，提高媒介素养。
- 通过技术接触更多受众，分享你的兴趣。
- 保持活跃和敏捷，考察你的社交网络每部分，知道哪些人可以提供哪些信息和支持，如何联系上他们。
- 不要只依赖单一的、紧密联系的强关系提供帮助。
- 接触新社会圈子时，发展有意义的新联系。
- 发展更大和更多样的网络，拥有许多有用的“弱连带”。
- “可传递的”行动，超出朋友的范围去了解自己的网络中有什么人提供接触新世界的机会。
- 成为自治的行动者，培养自己的个人网络，积极扩展、分享、对话。
- 控制和管理你的名誉，建立个人品牌，谨慎管理和控制关于自己的信息。
- 分割你的身份，让网络化的自我在多样的网络中运作，不同社会情境下强调自我的不同角色。
- 开发能在不同环境和“崩溃的背景”下有效运转的技能。
- 在每个网络碎片中建构高度的信任和社会资本。
- 管理界限，了解什么信息可公开，向哪部分人公开，隐私技术和公共窄播技术如何混合。
- 意识到看不见的受众，在可以带来帮助的自我表露和引起麻烦的过多暴露之间达到平衡。
- 妥善管理时间，处理多重任务，比以往更小心地管理注意力。
本书还提出，网络化个人得以驾驭全新社会操作系统的新的素养，主要有以下七种（见221-223页）：
- 图像素养：参与数字对话和创造，理解和表达以图像形式呈现的网络化行为。
- 导航素养：互联网地理感，指导在各种信息频道与格式中行动。
- 语境和连接素养：组织快速涌入的信息和聊天，解谜和获得意义。
- 聚焦素养：减少数字杂音干扰，更善于独处，能专注完成工作，实现个人成就。
- 多重任务素养：同时处理很多事情的能力。
- 怀疑素养：有效分析各种来源的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相关性、客观性和范围，淘汰过时、偏颇、残缺、宣传或谬误观点。
- 伦理素养：通过创造和传递准确、有思想的信息，为伙伴建立起信任和价值。
因此，如果说《数字化生存》曾引导20年前的人们畅想数字时代，更有人因此成功跻身互联网创业潮头；那么《超越孤独》应当可以帮助我们乃至我们的下一代，在20年后的2035年把人生演绎得更从容自如。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此书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功学”或“心灵鸡汤”。按照本书中文版译者杨伯溆教授的说法，“到底是我们自己还是制度或结构应该为我们的生活质量负责”，这一“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关系，百多年来一直困扰着社会学理论学家们”（见译者序）。而本书更强调行动者可以具有积极的态度和足够的能量，在现行结构中为自己的命运去努力。
每当社会变迁较为剧烈、幸福感下降、焦虑感上升之时，一些人会习惯性地寻找谴责的对象，“技术恐慌”就是一种表现：与机器的连接会取代人们的互动？移动社交时代我们反而更孤独了？google让我们变傻？社会关系在衰落？社会被割裂了？与之相反，另一种极端观点则认为：互联网及移动通信必将极大促进各种协作、推动民主，促进更美好的社会变革。本书同时批评了上述两种极端的“技术决定论”思维，认为：
首先技术恐慌是不必要的。在互联网之前近一个世纪的技术变化——飞机、火车、电话、电报和汽车等都没有摧毁关系和社区；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皮尤互联网项目和多伦多网络实验室的许多研究，也都表明从20世纪中期以来，传统的社区组织或许减少，但人们拥有的是更多的协作网络（见103页）。
其次，从“网络化个人主义”这个理论核心出发，在正视现实语境的同时，强调个人是否能积极乐观，在网络提供的成长机会中不断学习，是影响其人生轨迹的关键力量。本书展示了一系列真实的个案，去阐释积极的ICT用户可以如何为自己“织网”，“从有限的群体中脱茧而出”，增加社会资本，让生活更美好。
笔者在数年前出版的《网众传播》一书中，也曾提出“网络化用户”及其形成的群体“网众”之概念。与威尔曼的“网络化个人主义”相较，“网络化用户”更多是从传播媒介积极使用者角度出发的思考，偏重媒介在网络化过程的关键地位；而“网众”不仅是对人际关系网络的描述，而且是跨越公/私领域的传播主体；也是“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集合，关注“认同”、“组织”和“集体行动”。
关于结构因素对行动者个体的限制，本书主要提及了伴随网络化的全面监控和隐私泄露风险，以及一些情境下对网络的封锁屏蔽。对比用主要篇幅阐述的网络化带来的机遇，本书的乐观倾向还是相当明显的。因此，那些致力于反思信息传播技术负面效应、或批判现实社会权力关系在构建网络化社会过程中对个人制约的学者，可能会觉得本书仍有偏颇或未尽之言。
但是，本书能够胜任“2035年网络化生存指南”，已经是莫大的贡献。毕竟对于你我普通民众，如何在“风险社会”之中、大时代洪流之下的有限选择中努力探索前路，多任何一些参考与协助，那也是极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