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底有幸应邀去复旦大学参加了名为“网络化中国：新连接、新交往、新关系”的跨学科学术对话会。除了聆听一批知名学者的高论外，更有感触的是这个会议的“奢侈”。如主办方代表黄旦教授所言，“奢侈”并不在于在复旦之巅光华楼顶层租用气派的会议厅，而是能让与会者充分发言、彼此讨论交流十分激烈，这种时间上的“放任”和主题上的专注，对今日繁忙喧嚣的学术圈才是“奢侈”。参会的体验很是愉快。
以下是我在会上发言的摘要（由本人整理）：
围绕“连接”这个关键词，互联网的全球发展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69年互联网诞生，电脑与电脑相互连接；1993年万维网开放，网页和网页以超文本连接；2000年前后门户、搜索、电商服务成长，解决人与信息的有效连接；2004年起web2.0潮流，推动人与人的连接极大丰富。而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史也有相应四阶段：萌芽时期（1994-1999）、商业化时期（2000-2004）、社会化时期（2005-2011）、移动化时期（2012至今）。
“网众”概念与“网众传播”范式的提出，是基于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第三个历史阶段，即社会化时期的观察与思考。有越来越多由普通大众而非媒体从业者发起并参与、非制度化且非商业性的传播行为和现象；有些还经由ICT和社会网络的中介，成为影响公众日常生活、关涉社会政治经济的事件。它们不符合学界对“大众传播”或“人际传播”的定义，又不适合用“网络传播”概念来描述和分析。因此笔者称之为“网众传播”，即由网众发起和参与，由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中介的传播模式、现象与行为。（何威，2011）
在传播与媒介理论史上，“大众”、“受众”、“积极的受众”、“分众”、“用户”等概念先后现身。与之相似，“网络化用户”及“网众”也是一种将人群概念化的方式，是建构，是想象，也带来不同的理论视角，因应现实变迁。
“网络化用户”指的是当今社会中那些积极的媒介使用者，他/她们以跨媒介形态的信息传播技术为中介，与其他媒介使用者相互连接，构成融合了信息网络与社会网络的新型网络，“网络化用户”则成为该网络的节点。每个“网络化用户”都同时身处多个子网络中。这些子网络围绕着某种认同（identity）、“迷”（fandom）或共同兴趣与利益（common interest），在人与人的信息交流与互动中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动态且开放。不同子网络之间经由节点/用户的重叠而建立联系，信息在彼此之间流动往复。“网络化用户”也是社会行动者。（何威，2010）
网众则是由网络化用户组成的群体。与魏尔曼（Wellman，1999；2002）提出的“网络化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不同的是，网众不仅是对人际关系网络的描述，而且是跨越公/私领域的传播主体；也是“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集合，与认同、组织和集体行动密不可分。网众也不是经典传播理论所想象的“大众社会”或“小型社群”中的任何一种媒介受众类型，因而可能成为新理论生长的基础。
网众及网众传播概念提出已近六年，其现实语境发生了哪些变化？本文就中国社会里网众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方面“生态”加以简述。虽为宏大叙事，但求勾勒轮廓。
政治生态方面，原则与体制不变，执政理念与风格有异，例如一手反腐整风群众路线，一手加强集权与规制。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新近成立，对内“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权安全”，对外以举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鲁旋风”访美，彰显在国际舞台上的互联网治理话语权与影响力。具体到国内的互联网规制，仍旧延续暧昧标准；同时不同立场的话语和人士得到不同“赏罚”，似乎暗示着政治“气候”。
经济生态方面，“发展”与“发财”这对互相渗透与融合的“核心价值观”，至高无上，结合国家与社会，超越左与右，是中国社会少有的共识（张玉林，2013）。追求效率、利润、高增长的发展逻辑，与消费拜金的“小时代”风潮，共同驱动中国的信息传播产业迅猛成长。媒体产业格局开始出现大转变：疲态明显的报业开始挣扎求存；仍占主流的电视业必须重视从视频网站到互联网电视、盒子等OTT竞争者；电影业戏称未来就是给BAT打工，整合游戏、动漫、网络粉丝的所谓“泛娱乐”概念甚为流行。而最根本的，因网众传播而造成的媒体系统变局，包括每个网络化用户信息套餐组合方式的改变，信息采编播到消费流程的重塑，还有对媒体根本功能的重新反思：网络化用户要的是信息资讯、评论观点、情感认同、行动参与还是生活服务？从注意力到使用时间层面，新闻媒体都不得不跟网众所消费的娱乐产品、服务产品来竞争。
社会生态方面，移动技术改变生活，线上线下进一步融合，位置与场景重要性凸显，从个人行动到社会运动都得到技术赋权；网众传播促进公民社会自生长，但又受到一些力量的压制；社会阶层似乎有固化倾向，攀爬阶梯的困难被普遍感知和表达；社会连接日渐丰富，社会信任却极大缩减，社会资本有得有失；微信日渐崛起，改变了前几年微博“一枝独秀”、是中国社会唯一重大舆论场和讨论空间的状况；但微信以熟人社交为核心的交流方式，其碎片化、选择性过滤信息和群体极化的倾向，又让它难以承担网络社会“公共空间”的职能。
文化生态方面，在强大消费主义、城市大众审美情趣与主流意识形态融合成为当今主流文化氛围的同时，也有比以往更丰富多元的亚文化。网众中较显著的文化潮流包括代表情色、重口、娱乐的“黑丝文化”，意味着选择、迷群、认同的“粉丝文化”，以及来自阶层意识、抵抗性认同并已被商业收编的“屌丝文化”；同时，修辞话语的粗鄙与反智倾向也成为一种趋势（何威，2013）。在这些现象中，抵抗性与霸权共存，小群体认同繁荣多样，社会共识稀缺。
上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不同面向，并非孤立割裂，而是相互影响。它们交织而成了网众传播的现实语境。在语境中再来反观网络化用户，也会获得新的认识。
例如，所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全景监狱”（panopticon）甚至“全视监狱”（omnipticon）的构想越发贴近现实；社交化与移动化的媒体环境中，网络化用户的身份认同趋向真实和固定而不是虚拟和漂移；“观看/表演范式”（spectacle/performance paradigm）在网众传播之中与“分享一切”的理念融合。上述种种，令网络化用户的隐私观念与前大不相同。又如，时间线和信息流的日常媒介体验，让网络化用户处于实时在线的常态，“最新”就是“头条”，历史、现在与未来又不再是线性呈现。网众群体跨地理空间形成，但受到包括地理在内的文化惯习及社会结构影响，O2O（online to offline）的理念与实践更让网众回归身体与地理空间。
在中国网络化用户的常见意识形态光谱中，除了过去长存的“自由多元论”、“马克思主义改革派”、“激进批判的新左派”（李金铨，2004），及“赛博民族主义”（cyber-nationalism）之拥护者外，似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利己犬儒主义者”。这一类人好像老成圆滑、世事洞明，一句“你懂的”说出了其认为人人都该了解的潜规则和灰色地带；他们不激烈，但也没有信仰，不相信世界和社会可以改变，认为现状皆有合理之处，最大的追求是做好自己，与“发展”和“发财”的“主流意识形态”天然合拍；从“60后”到“90后”，这一分类都大有人在。
网众传播带来更多元芜杂的信息，凸显曾经潜藏的矛盾与冲突，也带来不同观念对话的机会。但现实语境——这个语境也包括仍在扩展的网众群体、越发普遍的网众传播以及中国网络化的进程本身——是否能提供足够的资源与空间，让形形色色的连接关系对个人与社会真正具有意义？如果我们承认现实的可建构，行动者的能动性，那么围绕网众概念的思考将是重要且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何威（2010），《网众与网众传播——关于一种传播理论新视角的探讨》，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5期。
2. 何威（2011），《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3. 何威（2013），《网众：传播机制和文化心理》，《文化纵横》，2013年12月号，p35-39
4. 李金铨（2004），《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张玉林（2013），《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2013级新生入学典礼上的演讲》，见光明网：《张玉林：认识这个时代 与它保持距离》，http://www.gmw.cn/xueshu/2013-09/20/content_8960603.htm （2014/11/26访问）。
6. Wellman (1999).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Westview Press, Boulder.
7. Wellman (2002). Designing the Internet for a Networked Society: Little Boxes, Glocalization, and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