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比「說」的重要－－ 評《批判與重構》兼悼霍爾（Stuart Hall）

葉蔭聰 发表于2014年2月16日《明报》（明报原文地址点此，需注册用户方可访问。作者自己网站上的文章链接在此）

剛過去的星期一，在學校觀看一部關於霍爾（Stuart Hall）的紀錄片，名為「霍爾計劃」（Stuart Hall Project）。事有湊巧，很不幸，當晚我們便收到這位學者逝世的消息。

霍爾是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亦是英國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相較不少理論大師，霍爾的專著不算多，更不會像如今不少大紅的年青學者在學術期刊發表了海量文章。可是，他的言行實踐卻一直深深介入英國政治（尤其是左翼），以至學術及知識界。簡言之，文化研究是關於「做」多於「說」的，這亦一直是我與不少同事的誡律。

可惜，要把做甚麼告訴別人，卻不容易。早前讀了曹書樂的《批判與重構：英國媒體與傳播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算是一個很不錯的初步嘗試。在大家悼念霍爾之時，讀讀這本書亦頗有意思。書裡亦有不少有關霍爾的部份，值得香港不少未讀便亂評文化研究一通的專欄作家好好學習。

曹書樂作為一位在大陸受訓練的新聞及傳媒研究學者，卻利用留英期間的時間，用心採集資料，並採訪英國媒體研究學者，了解他們的思想及政治脈絡，實在難得，也從中看到她的心思與期望。正如她承認，馬克思主義跟列寧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一樣，在大陸是「指導思想」，不能被質疑與批判，卻被應用在其他理論及經驗研究上。相反，在英國以至歐美國家的過去百多年裡，馬克思主義是一場驚險萬分的旅程，他的重要概念不斷被質疑、修正及再發現。例如，霍爾便有「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的說法，即把馬克思主義視為「問題、麻煩、危險」，絕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

《批判與重構》一書最令我讚賞的，是她細心道出著名的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的成立歷史，以及其左翼思想起源及構成，這大概是華語著作裡最出色的表述。同時，這段歷史也對我們理解西方左翼思潮別有意義，因為這是馬克思主義思想脫離二十世紀武裝革命傳統的起點之一（歐洲的社民傳統更早）。他們不用等到柏林圍牆倒下，在五十年代已批判蘇聯（以至其他共產國家）國家社會主義傳統。如何革命？如何在西式議會民主國家裡實踐？馬克思主義對左翼社會改革及文化創新究竟意味著甚麼？這些都是霍爾這一代英國新左知識人關心之所在。因此，文化研究雖有左翼對階級政治的關懷，但亦漸漸介入英國媒體、性別、種族、多元文化及後殖民處境，形成獨特的視角。例如，霍爾對戴卓爾主義（Thatcherism）的批判與辯論，對左翼政治的期許，成為我們理解新右翼及新自由主義的必經之途。

曹書樂的敘事雖然細節充足，但似乎還未能觸及這個思想核心及主軸。她形容CCCS是「走近馬克思主義，離開馬克思主義」，其實並未能準確地說明他們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亦未能充份理解他們的實踐意義。例如，早期文化研究學者投身成人教育，而霍爾從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手上接手CCCS成為主任（1968-1979），當時大部份學生像思想及社會活動家（activist）多於研究生，求社會變革實驗多於學位（許多學生並沒有在伯明翰畢業），投身反戰、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學生運動等等。霍爾後來轉至公開大學（Open University），編寫了多本教科書類的作品，不只廣泛用在文化研究教學，也影響了社會學及媒體研究；用霍爾自己的話，就是跟普通人在非學術環境裡談文化研究與左翼思想。

簡言之，霍爾及其學生這一脈，重視如何運用學術體制的位置與空間，去尋找廣闊的左翼政治的實踐可能。這有點呈水銀瀉地之勢，例如，CCCS首兩位主任，一位去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位去了公開大學，都可見一斑。現在回頭來看，這樣做法固然有其好處，但壞處是可能忽略了體制生存與發展。CCCS在保守的大學氣氛裡，一直面臨被關的危機，直至2002年時，大學以該中心在「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中表現不佳為由強令其解散。

有趣的是，曹書樂書中的後半部，談及的威斯敏斯特學派（Westminister School）卻在CCCS沒落之時乘勢而起，由一家技術學院的系所，變成大學裡一級傳媒研究機構。這個對比，曹書樂應該多加討論，將會令全書更出色。跟CCCS相反，威斯敏斯特學派在RAE中表現出眾。不過，學派中人也是同樣是左翼背景的傳媒學者（部份與CCCS有相當淵源），積極地跟九十年代末以來的高等教育新自由主義搏鬥，花了大量時間進行體制建設，甚至挪用一些美國主流學術的伎俩，例如創立國際著名的《媒體、文化及社會》期刊，鼓勵及催促系內成員加強學術研究及出版。我在學術會議上便遇過其中一位年青教授，他比我年輕，但在學術期刊的出版幾乎比我在報章的專欄文章數目還要多！可是，我不敢斷言這是一種墮落，事實上，系內不少成員並沒有放棄介入英國廣播及文化政策，例如爭議英國媒體的過度私有化及企業化，增強廣播以至新媒體的公共性等等，在右翼保守當道的英國裡，形成一個社會及文化改革的學術陣地。

霍爾並不代表甚麼光輝的左翼革命傳統，相反，他活於激進政治消沉的時空。但是，他遺下的大概就是各種成敗參半的嘗試，不過，也是一種希望，敦促我們認真思考，如何把進步政治理念在體制內外實踐，而不是沉溺於「XX已死」的傷懷，又或「誰出賣了我們」的悲憤。

文章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