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旁听了一场关于社会网络的跨界学术研讨会。这是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杨士强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向web的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研究”的一场研讨会。与会者有计算机研究的专家如清华杨教授、中国科学院程学旗教授、中国科技大学俞能海教授、美国南加州大学黄凯教授等；有社会学领域学者如清华社会学系的罗家德教授；有传播与媒介研究学者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金兼斌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泳教授；还有来自业界的人士如人人网技术总监黄晶先生。

研讨会的主题关心的是人际网络与web网络的跨学科研究如何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和互相融合。由不同领域教授带领的课题组分别汇报了当前的一些进展，其他一些专家也谈了自己领域中的一些动态与有关思考。

有些偏技术的发言我几乎九成听不懂，只是努力地去捕捉一些对我而言的新概念，例如通信网络中的“删边扩容”等，或者从拓扑学的角度来定义什么是community。但清华计算机系课题组的阶段成果展示很有意思，基于来自人人网的十万用户数据，他们设计出的网络关系可视化、Topic modeling等模块，不仅可以由机器自动分词、学习、排序，来实现用户个人行为的量化归类，更精确地认识其偏好，还可以由此作出一定的预测，也可以作出更精准有效的个性化推荐。其他专家的一些陈述，包括facebook的wall post中spam和phishing内容的自动识别与过滤技术，以及用社会网络的方法来研究疾病的传播扩散，等等。

胡泳老师的发言是从具体媒体环境出发，提醒研究者们注意中国语境带来的不同，注意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他似乎认为这些年来各学科一直研究的所谓“舆情监控和预测”，不仅仅是通过数学模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其中存在太多非正常因素，所以目前的研究常常只是解释性，而不太可能做到预测。最后他也说到自己的译作《未来是湿的》中的两个概念：结合型资本（bonding capital）与桥接型资本（bridging capital），他认为近两年来中国社会中的结合型资本显著增加，而桥接型资本却大幅削弱。换句话说，同质化的小圈子越来越多了，但不同圈子之间的连接与对话变少了，隔阂加深了。当然，他的这个判断是没有严格数据支持的个人经验，也让我想起孙立平前些年提出的“断裂的社会”的概念。

社会学系罗家德教授，社会网络分析领域的前辈牛人，闻名已久，却是初见。原来他讲话这么有激情。罗老师接着胡泳的话题，说起了中国社会常见的“圈子”和西方社会常见的“community”二者的区别。圈子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费孝通提出的概念）网络，它与西方意义上的、群体动力学所研究的、通常为100-150人的人际网络有许多不同之处。最后罗老师还激情四溢地说，I have a dream，那就是建立一个模型，可以预测整个社会网络的发展变化（大意如此）。其实呢，阿西莫夫在《基地三部曲》中写到的“心理史学”，以模型和演算可以预测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神算之道”，那就是罗老师这个dream的豪华升级版啊。

黄晶简介了人人网的发展历程以及目前的五方面重点业务。他的即席发言条理清晰，语气温和却言之凿凿，种种案例可以信手拈来，又很少见某些业界人士习惯的忽悠与吹嘘。看的出来，他除了技术专长，对整个互联网产业也深有研究。当他提到可以为专家们的研究提供数据时，在场的许多人的眼睛里都闪出了小星星，彷佛登徒子见到大美女，葛朗台遇到孔方兄。当会议发言出现间歇之际，来自各校的几位大牌教授纷纷跑上前去，向这位年轻的清华校友递上名片表明心迹，哦不，是表明合作意愿。当前学界对于实证数据的渴求，由此小花絮亦可见一斑。不论是计算机、社会学或新闻传播学，大家都希望将来自社会网络实践者的海量真实数据，耕耘成paper蓬勃生长的试验田。

在会议之中，南加州大学的黄教授，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满怀忧虑地问大家，如今在中国，youtube、facebook这些知名网站都上不了，google也走了，这样的政策是不是会影响创新啊？有一位颇有名气的“业界精英”回应道：其实，据我这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看法，你说的这些国外网站，就算政府不屏蔽，在国内也成不了气候，中国用户不爱用它们；我对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还是乐观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对这些新生事物不知道怎么管理。

对这位业界精英的观点我实在不能苟同。姑且不说他再次代表中国普通用户表示“情绪稳定”、“生活不受影响”，也不去讨论“没人用、没人知道”的原因有多大程度是因为被屏蔽，类似讨论的关键要害，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断追问的，其实是这一串问题：究竟谁来决定哪些网站、哪些内容应该被屏蔽和封锁？依据什么法规政策、工作流程来决定和执行？它们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力来决定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