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8日发表于ohmymedia.com。为纪念霍尔，重新贴出。】

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民主研究中心有一个“与大师近距离接触”的讲座系列，今年（2009年）2月6日（周五）的主题人物是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也译作，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政治学领域各有建树并都跟霍尔有亲密交往的十位学者到场，就霍尔的学说思想以及英国当下的社会情况，分上下午两场进行了圆桌讨论。更重要的是，霍尔这位刚过77岁生日的文化研究宗师级学者不仅亲自到场，坐观整场讨论，并在傍晚发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思路清晰、观点犀利、出口成章，令“闻风而来”挤破摄政街校区小会场的学者和学子深受触动。

说牛人云集不算夸张。除霍尔本人外，到场参加讨论的Angela McRobbie, Chantal Mouffe, Doreen Massey, Martin Jacques, Lawrence Grossberg等人都早早在学术圈建立起地位。而台下就座的观众里，认识的有David Morley，不认识的其他学科牛人说不定也不少。

上午讨论的主题是“政治、文化与全球化”。Chantal Mouffe作为圆桌讨论的主持人，带着浓重的法国口音开场。她看起来精干、活泼、自信、很有想法，最后收尾时向在座各位大喊“Merci, Merci, Merci!”引起哄堂大笑。这位出生在比利时的女性，是60年代法国学生运动、工人阶级运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因与拉克劳合写《霸权与社会主义者策略》一书而成名，被认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者。Mouffe与拉克劳的学说拒斥了经济决定论，以及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中唯一最重要的对抗的概念；认为应该迎来一种基于相互对抗竞争的多元主义的激进民主。她目前以政治学家的身份担任威敏的教授职位。拉克劳和Mouffe的思想对欧洲学界有着重大影响力，其言论在无数种著作中被引用。

参加讨论的四位学者的学术地位也与Mouffe大致相当，其中最叫我印象深刻的是Doreen Massey与Martin Jacques。两位在言谈中表露出对英国当下经济政治情况的熟稔与深刻的关切。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解除管制、私有化，90年代的新工党，当下的经济衰退、银行国有化、失业问题、劳工问题，都成为他们反复提及的关键词。D. Massey和霍尔是开放大学的同事，同时也是活跃在媒体上的评论家，并为曾在电视教育节目中露面。也许正因为这些训练和实践，使她具备很好的语言驾驭功能，加之立场鲜明、头脑清楚、辞峰犀利，她确实是一位好的演讲者。Jacques也具有同样的演讲特点。二者漂亮的英国口音更让听他们的发言成为一种享受。

Massey指出，要对目前的英国社会情况进行分析，霍尔的“语境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及从关切社会中的特定现象/日常小事出发，分析更宏大的图景的背后机理的进路，显得格外有用。她在回顾英国自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情况时，批判了撒切尔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并犀利地指出，尽管全世界都在指责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化，但将经济置于一切之前的意识形态却先源自英国，在美国还对国有企业以及媒体所有权有着种种限制的时候，英国已经提出“无拘无束的去管制”。她也指出，所谓经济，只是一个运行中的机制，决定经济的则是丰富的社会、文化、政治原因。在目前的形势下，她认为我们应该放眼全球，在研究政治的时候看到全世界的图景，看到跟以前非常不一样的劳动力分布的状况。同时，霍尔对于“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理念值得学者们所铭记。

后来去附近街边的咖啡厅的时候，看到Mouffe风风火火地拖着Massey等人抢在我前面买茶，Massey拄着拐杖却精神矍铄，仍不停指点江山。我很想上前对Massey表达对她的演讲的喜爱，但羞涩的本性还是停住了我的脚步。回来在维基上查一下，才知道Massey并非媒介研究学者，而是社会科学家与地理学家。她生于曼彻斯特，在牛津完成学业后，先是在伦敦的环境研究中心成为思想库的成员。果然环保和政治从来不分家，中心成员中颇有一些人以对英国当代经济的研究著称。环境研究中心关闭后，她移步开放大学担任地理学教授，并于1998年获得地理学界的诺贝尔奖——Prix Vautrin Lud。她的学说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劳动力空间分布”的研究，认为社会的不平等由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引起，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以及不同的贫富区域之间造成积重难返的差异。真希望能赶紧完成手头的论文，等夏天过后，可以找时间读她的书。

Martin Jacques的演讲从霍尔自创的一个著名术语“conjuncture”出发，首先描述了当下英国从信贷危机到经济危机这个conjuncture的状况。他同样指出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的创新性。而Martin在整场讨论中最叫人印象深刻的却是他在问答环节的表述。他认为整个西方经济都陷入了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深远程度人们目前还无法预知，这场危机意味着西方经济体制的失败，意味着以前只占世界人口17%的西方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支配地位的消融。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包括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以及南美洲的影响力会逐步明显。他尤其花了一些时间论述他的新书的一些观点。这本书的名字是《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估计是他过去数年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日本爱知大学做访问学者后的研究成果。他批评英国国内对中国的无知，批评提起中国就说“中国应该民主化”的反应，认为中国有特定的国情，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因此她的民主和她的道路都是跟西方不同的，而西方现在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

因为Martin的缘故，在会后我特地跑去摄政街校区的图书馆，将哈罗校区没有保存的《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期刊全翻了一遍。这本期刊堪称英国共产党和左派知识分子主阵地，Martin的主编位子一直坐到它1991年停刊。之后Marin曾是《卫报》的专栏作家，及英国大报《独立报》的副主编。在他手下，《今日马克思主义》在80年代的西方知识界影响力巨大，也为霍尔讨论文化研究提供了阵地。都说杂志风格体现主编理念，果不其然，这些期刊的封面及封面话题清晰地反映出编辑组对英国状况以及世界格局的关注，并以旗帜鲜明地反对撒切尔政府著称。被学界广泛使用的“撒切尔主义”一词，正是出自Martin的创造。另外，我在83年某一期期刊中翻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ric Hobsbawm的照片，看起来跟在会场上洋洋洒洒发言两次的某“观众”非常相像，但苦于无处确认。Hobsbawm现年92岁，却在2008年还出了一本新书，叫人惊异。如果在会场上看到的是他，那真是太难得的机缘了。

上午场的另两位演讲者，是美国文化研究巨擘Lawrence Grossberg与Middlesex大学文化研究教授Jonathan Rutherford。前者也曾在CCCS就读，算是霍尔的嫡传弟子。

大卫·莫利没有上台发言，安静地出现在会场最后排，就坐在我们旁边不远。堪称英国受众研究大师的他也曾在CCCS做过研究，今天却只是安静地聆听，不提问，不评论，相当之低调。

下午的圆桌讨论我迟到了一会儿，但正好赶上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的演讲。她在中国颇具盛名，因此不必多做介绍。关于她有个八卦：人们普遍认为她青年时代时在CCCS独辟女性主义研究之蹊径，为文化研究在“阶级”、“种族”外画下“性别”这一维度；霍尔却曾恶毒地攻击文化研究中的女性主义是“暗夜中的贼”，摸进门来在桌上拉了一泡屎。师徒关系还真是微妙啊。

麦克罗比上午拖着拉杆箱进了会场，就在我前面的椅子上坐下，和散落会场各个角落的朋友们以眼神问好示意。会间找机会做了自我介绍，和她简单聊了聊我的论文；下午圆桌讨论后，有幸跟她一起在学校餐厅喝了杯茶，跟她以及她今年新带的台湾博士生一起聊聊彼此的研究。她也干脆地答应了我下次单独访谈的要求。麦克罗比应该是我妈妈那辈人的年纪，但是瘦削高挑的身材，随意英伦风的黑毛衣、黑丝袜与黑靴子，却让她显得年轻而有魅力。经年不变的齐额刘海，齐肩短发雪白如银丝，黑色眼线与亮丽红唇加上扁扁眼镜，经典模样一如我们在纸上网上看到的她的头像。她口音轻柔，奇怪地带点法国的调调，态度亲切而和气，没有Mouffe那种活泼泼的女强人之风，却有一种温柔而迟缓的坚决。

下午的另三名学者分别是Francoise Verges, Isaac Julien 和Bill Schwarz。我喜欢Bill Schwarz的精彩发言。

霍尔大师其实早在第一排就座，但直到下午5点才正式上台。原定的报告厅大约能坐200人，此刻已人头攒动，窗台上坐满了人，过道和房间后部还站满了人。由于人数过多，室内温度很高。霍尔演讲了大约十五分钟就被主持人Mouffe打断，原来这个会场太过拥挤且仅有一个后门，万一有火警等事故将很危险，为安全考虑主办方决定更换到更大的会场。大家呼啦啦从后门开始迁徙，早早占据前排的人叫苦不迭，后面站着的人好生欢喜。等听众们在新会场落座，主持人、圆桌会议参与者、霍尔才慢慢走进来，前排所有座位都已被坐满。Mouffe愤怒地喊了一声：“It’s not fair！”我心虚地坐在第三排，心想，要起身也轮不到我罢。

霍尔拄着两根手杖，走路有点颤巍巍，上台需要有人搀扶，但依旧精神矍铄，一旦开口更是丝毫不像77岁高龄，思维敏捷，出口成章。大家同样讲英语，涉及同一领域，使用类似的术语，霍尔的演讲就是深入浅出，思路清晰而观点鲜明。他只根据两三张便签上的提示演讲，却侃侃而谈，毫不松散，笔录下来便又是一篇文章。以前读到一些书，说霍尔的思想主要存在于一篇篇零散文章、演讲、编撰与合著的书中，而霍尔本人并无单独专著，言下颇有不敬之意。但一天听下来，深感有否学术专著、有几部学术专著，也并非衡量真实学术水准或是思想影响力的唯一标准。

霍尔讲毕，全场掌声雷动，许久未歇。霍尔在台上微笑，面前摆着半瓶可口可乐——后来在拥挤的reception再和霍尔大师攀谈时，他手里仍然握着没喝完的可乐（至少说明大师没有糖尿病，可喜可贺！）。演讲结束后，学界老友新人排队谒见前辈大师。我站在台下，耐心地等待霍尔跟别人一一交谈。他被Grossberg扶下讲台，跟站在我前面的熟人拥抱、寒暄，然后笑眯眯地转向我，伸出手，问：“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