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书过程中，看到关于“媒体权力”(media power)和“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概念的论述，摘录于下，备日后查考。英文原文出处：

contesting media power: alternative media in a networked world
edited by Nick Couldry and James Curran,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下文摘译自本书序章，由Nick and James所著，the paradox of media power.

“媒体具有权力”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何定义媒体权力？一种定义是，媒体行业为了更好地和其他行业讨价还价(bargain)，而对社会资源进行组织的最终结果。这看起来显而易见，除非你意识到，媒体的讨价还价能力无法超越其生存之根本法则：它们依赖于其他领域所产生的“内容”(content)。（例如，对于近来欧美电视与报刊业中明星故事和真人秀报道流行的一种解释是，新闻生产的经济成本的上升对媒体带来压力，使得媒体去生产自己的“内容”并把它们当成“外部”现实来对待。）

…从某个角度（也是最常见的分析角度）而言，“媒体权力”是一个术语，被用来描绘其他强大势力如何运用媒体的中介机制（报刊报道、电视转播、网站，等等）来展开一场场“战役”（大公司对抗劳工、旧有职业精英和阶级精英对抗文化新贵，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媒体（自身）的权力消失无踪；它仅仅是一扇门，权力的竞争者们通过它进入战场。例如，在Manuel Castells近来关于全球化“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的理论中，他认为在一个信息流、人流、金融流日渐加速的空间中，对所有社会领域，媒体门户之重要性与日俱增，但媒体自身却并无此种权力可言。以此角度分析，在对媒介的社会角色的研究中，我们（不论作为研究者或社会行动者）或许应该优先分析媒介之外的角逐力量，它们的冲突部分通过媒体报道而展开。

但是，还存在另一种同等正确的角度，由此分析，媒体之权力并未消散。这种观点坚持，相对那种媒介仅仅“中介”（mediate）了社会其他部分发生事务的幻觉，媒介的再现(representational)权力亦是社会中主要力量之一，有其自身权利。从这种视角，媒体权力（直接控制意义的媒体产制）是当代社会中越发核心的维度之一(Melucci,1996; Curran, 2002)。就像大多数权力形态那样，媒体权力通常也被那些从中得利者（即媒体）掩盖起来。因此也就不奇怪，它很少直接成为公共辩论的议题。

这种分析角度拒斥传统的谬误观点：将媒体视作社会“第四等级”（fourth estate）概念，以及基于此概念的自由主义模式。媒体远非仅仅守望我们免遭其他形式权力（尤其是政府）的过分干涉，媒体权力本身就是那些权力观察者们需要观察的对象。我们固然无法想象一个媒体权力成为第一动因的社会（没了政经权力，还剩下什么让媒体去“再现”呢），但媒体权力仍是当代现实极其重要的一维。简言之，在基础架构倚赖于信息与形象的快速流通的复杂社会中，媒体权力成为社会权力中的一种重要形态。

与上面两种视角相对的，有两种关于媒体的形象(image)，用两个类比来说明：一种是“瀑布”，一种是“接近瀑布建造的加工厂”。前者的“效果”取决于瀑布上游的水量、高度、河流流速，也就是媒体外部力量；后者的“效果/产出”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工厂本身的机制、规律和方式。

如果媒体权力本身就是越发重要的关于社会冲突的主题，那么媒介研究应当调整其重心，不仅包括主流生产（主要的广电频道、电影公司、大门户网站等），而且要包括更广泛的媒体生产——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寻求对媒体资源高度集中的挑战的媒体。这就是本书所说的“另类媒体”的含义：那些挑战（至少暗示着挑战）媒体权力集中化的媒体生产机构（media production that challenges, at least implicitly, actual concentrations of media power, whatever form those concentrations may take in different locations）。

这并不是非主流媒体（nonmainstream media）的研究者们使用的唯一术语…在Chirs Atton’s的Alternative Media(2002)一书中, John Downing（自1970年以来一直是这个被忽视领域中的顶尖研究者）的文章，用了“激进媒体”(radical media)之概念，它特别强调了非主流媒体在挑战建制权力联盟方面扮演的角色，持一种广义的社会解放视角。但这一术语的不足在于，它排除了那些在政治上居于右翼的“另类媒体”，即使它们直接明显地挑战了核心机构里媒体资源集中化。Clemencia Rodriguez 2001年提出“公民媒体”(citizen’s media)的概念，延续了Downing的观点…在公民身份实践(citizenship practice)和赋权(empowerment)之间建立了明确的关联，同时又受到拉美赋权理论（通过教育和更开放的通讯来”concientization”）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