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读完了李金铨的《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一书(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厚厚三百多页，读来却不觉厌倦枯燥，一气翻来，甚觉畅快。

李先生挟三十年传媒研究及社会政治学之深厚功力，由理论入实践，由事实出义理，纵论“文化中国”之中港台具体语境中传媒与“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普适价值的微妙互动关系，亦反观世界其他部分如美国，如何看待、建构和应对中国之变。他喜欢被称为“脉络学派”，意味着力求将任何理论置入具体历史和世界“脉络”中运用。他关于自由多元主义和激进马克思主义各自适用不同社会语境的看法，也颇具启发性。简言之，在威权专制社会中，自由多元主义不失为批判利器，市场也更显其解放动力，由此而来的民主即便粗糙幼稚，也总胜过完全没有；而在那些代议制民主早已成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一统天下的社会中，激进马克思主义堪称掷地有声，质疑市场和资本逻辑带来的反民主可能，揭露宰制意识形态如何维护体制产生压迫，亦是意义重大。在他看来，中国之新左派，只言反帝反资反全球化，不批专制，有拍苍蝇不打老虎之嫌。

对一个观察阅读思考研究相关问题超过三十年的有世界视野的学者，脑海中业已形成成熟看待世界框架，大小问题纷繁而来，被那部意识机器自动整理，条理而出。其中老道经验和火眼金睛，自是令人钦佩。然也有另一层危险，便是这意识机器运作过于圆熟，不再寻求新的解释框架而沉溺于其惯性不自觉，难免忽略多元阐释的可能，以及其他视角与经验。当然，我也只是匆匆翻过，略微感觉有此危险。

李先生评点乔姆斯基时言其“长于批评短于理论”，时常过于绝对化而“政经分析”又未能“曲尽其致”；他屡屡强调不可忽视差异和细节，又称“大题大做”不是不可，但需分解为多个实在的小题目，踏实研究，又不忘宏观的关怀。点点滴滴，尽是做学问人值得时时自问自省之处。

以前读李先生的文章，也曾写过几笔，总是收获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