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先后读到三篇学术文章，均属上乘之作，反复阅读，屡有启发。读罢令人遐想联翩，又不禁欣羡作者之水准境地。两篇文章并无直接关系，但读后却感受到其中内在的某种因缘。姑且仿照其中一文的题目称之为“专业的想象”。

该文题为《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作者为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潘忠党（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传播系）。据悉这是一项得到香港方面资助的“中国新闻改革”研究项目的成果，潘等人因难以进入大陆开展实地研究因此与陆合作，但思想和写作均主要出自潘。

这项研究的方法论是有启发性的，“我们从新闻从业者如何期待及建构专业名望入手，分析三种实证资料，包括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阅读新闻工作者的自述，以考察在改革中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相比之下，结论倒没有那么重要了，例如专业主义的西方根源，它对中国当下新闻体制的改革算得上一种推动力量，但却不能照搬西方，同时又在市场化过程中面临另一重威胁，等等。类似的探讨最终总是会汇集到中国的现状之上，如众所周知，一面是外松内紧的新闻宣传体制，一面是肆无忌惮的市场经济浪潮，新闻从业者内心纵有各种类似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难避免重重压力、诱惑，难避免自我审查。

站在另一片天空下的学人，从赵月枝到James Curran，均试图寻求“第三条道路”：既避免政府权力和管制的极度膨胀，又遏制商业利益和力量的无限扩张，期望通过public media/alternative media等方式去帮助人们接近“平等”、“民主”、“自由”等理想状态。无论道路多么崎岖艰难，此类情怀值得尊敬。然而他们的目光所向，是与中国社会迥异之语境；中国社会之问题，在国内传播学界却处于谈者寥寥的状态，学者们不愿谈，不屑谈，或者不敢谈；但我又时常听到类似论调：“我们中国的问题，不容西方学者置喙，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而且可能‘别有用心’”。可是我们学界做了什么呢？西方的批判理论文章和著作，到了中国就成为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论战的武器；即便实证研究亦有对现状的置疑和批判，如经典的“议程设置”，但舶来之后转而变为如何引导舆论的理论指导；但本土的理论建构却又相当缺失，资料堆砌或自说自话的著述倒是年年出炉。学术如果要承担歌功颂德或公关营销之职，水准那是大大不如专业官僚或者公司的。

所以这样的背景下，陆和潘的文章会让人觉得新鲜。尽管它写于2002年，但四年以来，同样题材上国内又有多少超越它的研究和文章？

另一篇文章是李金铨的《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李先生的文字向来漂亮精彩，论述深入浅出，对各家理论信手拈来又融于一炉，足见各方面功力深厚，令人佩服。这篇文章堪称本领域必读文章之一，反复读过，见之恨晚。许多精彩之处，有心人可自行体会，随手摘录两段感兴趣的：

……我认为，激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集中批判市场资本，用来分析西方民主国家的媒介垄断极好；但在中港台国家机器支配经济秩序，激进派理论似乎隔靴搔痒，因为市场至少部分是制衡政权的力量，自由多元学派的说法反富洞见。但是中港台的权力和资本都在急遽重组，我觉得这两个理论又矛盾不安同时交错存在，当然这三个华人社会有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大陆的市场自由化是削弱了政权对媒介的控制，还是权力与金钱造成奇异的勾连，更使媒介陷入双重异化的境地？台湾在解严以后，政治的压制力量逐渐从媒介撤退，但市场压力不断加大，自由派和激进派的解释都有部分道理。香港的主权回归如何与市场秩序互动，对媒介自由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一定要问我偏向哪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取径，我的答案是：(一)先看哪一个说法比较符合经验；(二)再看哪一个说法在特殊脉络里面更能促进民主。追究到最后，自忖带有西方意义的自由左派或社会民主色彩，一边反叛专制政权的压迫，一边对抗经济腐蚀势力的宰制。这也是许许多多权力边缘的知识分子所站的立场。当然，有人会觉得我太右，有人会觉得我太左，怎么标签无所谓，因为左左右右也没有实相，取决于观察者本身的位置所在。请先考察我的学术工作是否合格，再计较立场不迟。立场不同的人可以争鸣，可以联盟，可以对抗，也可以求同存异。

由此，便要回到本文的标题：“专业的想象”——所谓“一边反叛专制政权的压迫，一边对抗经济腐蚀势力的宰制”，何尝不是一批知识分子对自己“专业”或“天职”的一种理想化情怀。当然在不同社会语境里，来自这两边的压力大小有所变化，但正是这种“专业的想象”，成为他们对抗压力和诱惑的重要动力，让他们在趋利避害的人类自然反应以外去追求一些超越性的命题。同时这又只能是种“想象”，且在多元社会中存在多元选择，即使在同一领域同一行业中，人们自然可以选择去追求这种“想象”，或者看得见摸的着的金钱与权力。因此我想，对他人的选择报以同情之理解，对自己的选择力求无愧于心，这大约是可以努力去尝试的。

第三篇文章仍是李金铨的，《论社会理论对中国新闻业的解放潜力》。作者阐释分析了三类社会理论：“视市场为抗衡国家控制的积极力量”的自由多元论；80年代“老左派”，“与当时政治改革力量结盟，企图在理论上解放官方的机械马克思主义”；90年代“新左派”，“凭借西方各种批判理论力抨中国传媒的商业化”。三种理论“都希望权威官僚的党国体制能够民主化，但它们对资本主义巿场的评价不啻南辕北辙”。其中有意思的是，他将激进马克思主义和自由多元论分别称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不同语境下可以各司其职：

……（前者）拿来分析西方社会中的新闻异化，是一把利器。理由很简单：西方传媒相对自主，国家机器干预较少，激进学者尽可高高在上，站在各种人道主义的立场批评资本的种种扭曲。柯伦（James Curran）提出一幅深刻的「民主传媒体制」蓝图，以公共服务的媒介为主体，兼容民间的、专业的、社会巿场的和私人企业的多元声音。这个构想极好，只是对饱受权威肆虐的传媒来说未免奢侈。它们必须从下到上反抗赤裸裸的国家压制。在此，自由派的「政治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发挥积极的解放作用。巿场自由化未必保证传媒的民主化，但要是没有强大巿场的发展，民主化简直不可想象。

我个人的感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批判学者，站在本国土壤上尖锐批判本国社会的问题，并因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而被中国不少阶层引为同道；殊不知他们若生在中国，照样不会做“隔山打牛”之人，他们某种程度上不容于权力，因为自己“专业的想象”而扮演牛虻的角色。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及各种批判理论资源？是用作意识形态战争的武器？还是给社会治病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