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开会传统中，学术会议算是新添的一支。它跟那种上情下达、你说我困的会议大相径庭，和那种主要为了公费吃喝和旅游而从天南海北走到一起来的会议也颇有不同。通常说来，它是某一个学术圈子的一次社交活动，有人虔诚地来学习、交流、对话，这多半是这个圈子的新人或者想进入的边缘人，当然他们也想混个脸熟；有人来传道、宣讲和公关，通常是这个圈子的一些大小核心人物，牛或者不牛，但都握有一定权力和资源，并想借此传播思想或名声，吸收信徒，扩大影响，或者合纵连横搞搞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档次被认为高一点，因为有不同国家的类似圈子的人参加（美国是例外，好像他们成立个学会就叫国际学会，办个会议就叫国际会议）；因此常常要讲英文听英文，英文不好的人就会被边缘化。会间握手交谈、互换名片，席间觥筹交错、言笑晏晏，蛮有趣的。

这次香港浸会大学承办的学术会议算是紧凑充实，我也老老实实三天都呆在会场，基本一直在听论文宣讲或是学者论坛。不少研究、论文和话题，那些提问、回答或者争论，有如过眼云烟，按下不表。有些印象的，略记两笔。

第一天开幕式后的主题演讲很有趣，四个人讲的主题和风格分别吻合他们一贯的路数。Nicholas Garnham做的理论研究，讲的是对社会交换和数字化的有关理论的批判性回顾，把大多数人都讲困了:) John V. Pavlik给大家展示他以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做新媒体实验室主任时带学生做的增强现实系统，还讲如何把这种设备用于记者报道之中，联想到会后和他说话时，他问我玩不玩second life（我当时努力听说英语，大脑内存不够，居然把它跟the sims弄混了），还说自己挺喜欢这个游戏时的一点点兴奋劲头，觉得他是个蛮典型的快乐技术中年。接下来是大家都熟悉的Johnathan Zhu大师，祝建华热心地给大家介绍“e-社会科学”，努力把信息技术、网格运算等带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去，还有正在做的“中文易社科”项目，包括网页内容分析工具（易猫）、综合数据分享界面、动态数据展示等等。最后出现的是Vincent Mosco，他的表达非常清晰，声调铿锵，情绪起伏，出口成章，立场明确，很有感染力，他讲的题目是：The Labouring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Workers in Information Age，也是我们一直有兴趣的问题。一个典型的批判者，经常问大家，why？并且期盼：全世界知识工人，联合起来。后来有幸跟Mosco大师交谈合影，感受到他的幽默、开朗和热情。

(从左至右，分别是祝、Mosco、Pavlik、Garnham)

听一些场次，感觉新媒介的理论研究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老调重弹或者空发议论仍屡见不鲜，一些研究者不能跳出领域去学一点其他学科的知识，比如还搞不清online、web、digital（后面分别接journalism）的区别。再不就是跟着业界屁股跑，做一点解释工作。某些知名学者，一味玩弄名词，把研究变成话语快感和玄学游戏。这倒挺像那场研究工作坊里香港的马成龙教授讲的那个笑话：某些传播学的文章写得是能指和所指脱离，满纸荒唐言，一位物理学教授看不过眼，研究了一段时间类似文章后琢磨出点规律，写了篇自己也不明其意的文章向某传播学期刊投稿，最后居然发表了，此时他再公布自己身份，实在是莫大讽刺。故事未必真实，却也是生动写照。

当然，三天听下来，启发和触动也不少。经常有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出现，然后便会引发思考，人家的研究哪里不足，哪里可贵，羡慕和兴奋都会有。即便是觉得不怎么样的论文，同样有种“这个问题，我这么看……”的冲动。另外，港澳台的华人学者，确实位于特殊地带，中华文化圈和西方文化圈的中间地带，从语言、思想、方法上他们都更快地“同国际接轨”了。这对他们既是优势，也有忧虑。

几天的会议中陆续见到了来浸会、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读mphil或phd的清华同门们，或者听到她们的消息，颇有“士别三日”之感。和她们的聊天也让我对香港的大学里对学术的严格要求和艰苦训练有了深刻印象。好的环境加上自己的努力，应该能带来丰硕的成果吧。

会议中我还碰到一位九年前就在水木BBS认识但却素未谋面的网友，又见到一位现就读于港大的清华酒井名媛（她和我的六度关系可以八卦地描述为：她的ex-bf是我大学本科室友的MUD友）。还有，飘着小雨的清新早晨，我打算混进浸会的学生餐厅去吃一顿学生早餐，下楼电梯内偶遇一对盈盈微笑的母女；边走边聊才知道是早闻大名的中国传媒大学的K老师和她的宝贝女儿W小姐（正在HKBU念博士）；到了餐厅，说起我的朋友S小姐也曾是K老师的硕士生，W小姐大呼我知道你看过你的Blog听说过你家猫因为我养猫之前S姐姐推荐我看你们的blog！

世界真小。

（《传播与社会学刊》的创刊酒会，以及酒会上的小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