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罗杰斯是令人羡慕的。一方面他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创新－扩散理论”、开创发展传播学、进一步发展“议程设置”理论；另一方面也因为写有这样一本堪称经典的著作。《传播学史》告诉我们，一本经典的严肃学术著作完全可以做到“八卦”与真知并存。读过它之后，你会发现在许多“国产”传播学教科书中存在的大量粗疏和偏见。

例如罗杰斯自己开宗明义地提出的，对所谓传播学“四个奠基人”神话的质疑。施拉姆提出的这一观点，相信曾成为许多学生初入门时生吞活剥的知识，然而这确实是对传播学史的一种简单化——就像刻板印象和人的认知的关系一样，简单化有助于我们更容易地把握世界面目，但也会带来很多谬误与问题。罗杰斯的做法是：对传播学这门年轻学科追根溯源到其欧洲思想脉络（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谈及对传播学诞生有直接影响的三个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帕洛阿尔托学派）及相关学者；所谓的“四个奠基人”（拉斯韦尔、勒温、拉扎斯菲尔德和霍夫兰）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但罗杰斯将之称为“先驱者”，因为他们并未将自己看作传播学者，他们的学生也不这么看，他们也没有建立传播领域的学术机构，也没有放弃自己同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的关联；当然施拉姆这位集大成者是十分重要的，罗杰斯也追述了他是如何建构起传播学这个全新的学术领域的；此外本书也没有忘记提及在传播学产生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许多其他人物，从斯坦顿、贝雷尔森到维纳、香农、英尼斯和麦克卢汉。

诚如本书副标题所言：A Biographical Approach，罗杰斯通过大量访谈与书中人物有过交往的人和扎实的文献资料收集，讲述“八卦”，带来真知。在阅读之中，那些响亮的名字渐渐变得丰满而亲切，他们中许多人是真正的天才，是工作狂，但同时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时间与空间，社会与历史将他们置于某种语境，苦难、郁闷、压力、机遇、挑战……我们似乎终于可以理解，为何他们选择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旨趣、研究取向或人生道路。而命运，或者巧合，在冥冥之中对个人和世界的牵引与塑造，每每也令人扼腕或沉思，今日之所以一切如此，究竟由什么决定？有多少合理或者不合理？

印象深刻的地方很多，就拿拉扎斯菲尔德来说吧。他和罗伯特·默顿的初次邀约是令人难忘的，一次携妻的家庭聚会因故变成了NBC工作室里的一次任务，这一天不但诞生了“focus group interview”这样的重要概念，而且成为两人35年里平均每个工作日面对面讨论3个小时的亲密合作的开端，这不论对广播研究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崛起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天才的方法论者和工具大师，与一个理论建构大师，他们的互相影响和调和对整个传播学后来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位犹太人（本书中竟然有那么多犹太血统的重量级学者）对数学的爱好和极高造诣大约可以上溯到年轻时候与刺杀奥地利首相的数学家阿德勒的密切关系（近乎父亲的替代者）。他从一个青年社会主义者转变为美国的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领袖，但其实一生关注的焦点都在某个社会背景下的个人行为，而不论其他人把它纳入什么学科领域。他能获得研究基金从而赴美，恰是因为维也纳大学的系主任因他是犹太人而将之排除在学术职称晋升之外的某种愧疚和补偿心理，所以拉扎斯菲尔德后来自己说，如果当时获得了“助理副教授”的职位，估计后来就死在纳粹毒气室里了。而他的赴美以及延长签证等，还包含了一连串的巧合。以及，他是如此辛勤而投入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并同时开设和管理研究机构，尤其是为了获取资金而承接应用性项目，这和他的研究方法需要的人财物力是分不开的，如果他不去做大量的“行政研究”，在当时的美国，是根本无法延续下去的，学者和学科，都并非可餐风露宿的神仙，整个美国的传播学，甚至可以说是奠基在石油的基础上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其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罗杰斯笔下，拉扎斯菲尔德和阿多诺的交往，和米尔斯的交往，既明显体现了不同研究取向的根本分歧，又不乏对冲突双方的理解。

除了清晰交代了代表性的思想、理论与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起承流转之外，大量的细节会让人时有感悟。

“绿眼罩人”和“卡方人”之争，其实迄今仍在中国的无数新闻或传播或新闻与传播学院中上演。而传播学之所以出现在新闻学院，其实当初或许仅仅是因为施拉姆1943年在接受衣阿华大学行政职务时选择的是新闻学院院长而不是图书馆馆长，否则传播学可能就要出自图书馆学和信息学了。

看到二战期间施拉姆和其他几位学者每天合用一辆汽车上下班并讨论问题，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数十年的友谊和探讨，帕洛阿尔托小组的星期例会和咖啡茶座讨论，勒温在所有执教的大学里创建的“聊天活动”和讨论问题与共进午餐……我会感到羡慕，因为自己在读书、思考和研究的时候常常会感到孤独。

维纳是绝对意义上的神童和天才。他在MIT的“维纳式散步”惹人捧腹：沉浸在自己思想中的著名教授在一次散步中沿着墙壁走进敞开的教室大门，完全没有注意到正在举行的大型讲座，围绕着教室四周走了一圈，在全场学生惊异的目光中又从大门走了出去。他的控制论和二战中为美国改进高射炮命中率的研究有关，但二战后他拒绝了联邦政府的所有研究基金，并因原子弹在广岛的爆炸而不再为美国政府工作，并与继续服务于美国政府的约翰·冯·诺伊曼绝交。

而美国的传播学，从某个方面而言也是因为美国投身二战而产生，几乎所有的先驱者、奠基人以及集大成者施拉姆，均以极大热情投身于美国的战时事务，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应用于政治、军事或相关的商业目的。他们因此而获得资金、声誉，因此有了成果，因此被推崇，传播学也因此渐渐成为一门“有用”而可以自立的学科。这些传奇用当下中国对青年学子思想教育的话语来阐释，就叫做“将个人的事业和祖国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成功”。

看看半个多世纪前的人物，再想想这些年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我们是否有东西来填满一本中国版的《传播学史》？我觉得很困难。

有不少书可以看看目录再迅速翻一遍就算读完，但《传播学史》是一本需要从头到尾仔细读过的书，有趣而且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