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重读完《往事并不如烟》，作为邓的“十二年”的补充读物。看了好几日，情绪被文字牵着走，为细节而感叹良多，于是打算写点读书笔记。

史良，解放前上海的著名女律师，援救过中国共产党人（最著名的是邓中夏案），是历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建国后任国家司法部部长和民盟中央主席等职务， 算得上30―60年代中国历史上不可被忽略的人物。而作者的笔下的史良，让我合卷回想，有两方面的鲜鲜活活：作为女性的讲究生活、重视感情；揭发章伯钧时 突然呈现的可怕一面。或许因为这正是章诒和的记忆。

史良第一次出现在章诒和的眼中时，穿着西服与高跟凉鞋，淡施脂粉，从庭院的篱笆上采下数朵茑萝别在衣服的扣眼中，再来与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谈正事。她穿香 云纱的连衣裙，而这样的面料的衣服因为成为那个年代艺术表现中特务的专用服，别人都不敢在公开场合穿，她却能直接穿到司法部去。她爱美、追求时髦、享受精 致的生活。生病了要吃宜兴小罐炖的小碗焖鸡（直接让我想到小小锅单炖出的气锅鸡）；一条毛巾顶多用两周就要换，不能用到发硬（发现章诒和家毛巾又旧又干 后，亲自送两打雪白新毛巾来给章家，也不怕章家尴尬）；在火车旅途中，她要午睡，丈夫小陆从随行行李中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有法式花边的布，携带工具 爬到上铺，在车厢里钉上钉子穿上铁丝挂好帘子，让史良在帘子里换好睡衣睡帽休息，换下的衣服还要用衣架挂好……

新毛巾只能用两周，这个现在的小资新贵们也难以做到或者想不到去做。而火车上钉帘子的举动世上少有，这样将妻子精心呵护起来的丈夫也已经是极品。纵然如 此，我并不觉得史良矫情，她只是讲究，她的出身、地位、审美所赋予她的讲究。与之相称的是，在外她是端庄高贵的。去印度访问钢丝工厂时，史良伸手摸了一下 刚被高速旋出的钢丝，被烫到，后来手肿得老高，她也不声张，对随行人员的询问只是微笑着摇摇头，紧捏住拳头。她不想自己作为中国的一名高官显得太过大惊小 怪。乘坐快艇去秦皇岛的途中，风浪颇大，不少外国男专家显出丑态，而史良正襟危坐，保持着正常的表情和风度。在外国专家们跟她合影的要求下，她摇头表示不 行，并解释道：“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他们合影。单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遗憾的是，他今天没有来。没有他或者有 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这样的谈吐与气质在现在恐怕很难找到。我要把这段话记牢，用在各种我认为不妥的拍照场合。

同时作为一名法学专家和高官，她并不徇私。曾经有个远方侄子犯罪判刑，家人想她设法开脱。她摸清情况后发现这个侄子不但品质不好而且确实有罪，于是决定不帮这个忙，并且告诉其父母，这样的从小游手好闲的孩子现在劳改几年恐怕将来对他会有好处。

虽然史良和章家关系密切，但在反右开始时还是对章家形成了突如其来的打击。这儿有必要大概捋一下反右与民盟的情况。

1957年是对知识分子与民主党具有特别意义的一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 时也提出科学文化领域的双百方针。这一讲话，对于民主党来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民盟内部比较重要的人物在重新规划、定位自己作为民主党派的作用，认为 “监督”将是本党所起的重要作用，也相信因此能和共产党一起实现理想中的民主。这些意思在储安平、罗隆基的言谈中不时有所体现。民盟的人组织了各种座谈 会，想要帮助共产党整风。在批评中，储安平提出了“党天下”的说法，罗隆基认为新政权对以前的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很好地对待，所谓“花不敢放，家不敢鸣。” （储、罗会在后面读书笔记中写到）

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会议就是当年6月6日由章伯钧、史良主持，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等六位教授参加的。他们在会上替共产党担心，害怕大鸣大放在学生中搞出乱子。会议结束后便由史良与章伯钧分头去和周恩来反映情况。周不置可否。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评《这是为什么？》（该社评标志着反右运动的开始，已经成为中国新闻评论史上的一个负面教材）。章伯钧傻眼，晚上去找史良倾诉讨论，讲了不少自己的意见。

同时，作为政治风向标的《人民日报》社论不断出炉，发出反右的信号，各类批判会紧锣密鼓地召开。6月13日，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 错误》，来承认自己的立场错误。14日，民盟中央小组会议召开，史良做了长篇发言。发言的第一部分给党的司法工作提了意见；第二部分批判了储安平，批判其 认为共产党“党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主张民盟中央与储划清界限；第三部分转到章伯钧头上，认为储的“党天下” 言论得到发表，因为身为《光明日报》社长的章对其欣赏和包庇，并将那日晚上两人在家里的私谈捅出来，揭露章在《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中言不由衷， 心怀异志，有两套做法，要求章表明态度；最后的结束语，她将矛头对准自己昔日的爱人罗隆基，说等他回国后也希望他对自己的思想有所交代。史良的谈话其实是 沿着预先设定的路线前进，将焦点落到了钦定的两个大右派身上，即所谓的“章罗联盟”。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来往。（但章诒和1978年的出狱，也靠史良的帮助。）1958年，民盟上上下下的大小右派都遭到了处理。紧接着，民盟的左派们也遭到了处理，其中包括史良，以及既是共产党又是民盟成员的交叉身份者也得到了处理。可见，整个民盟在运动中都被认为是右派。

命运的嘲弄令人心酸。1965年，罗隆基逝世，他的日记和情书都被收走，里面也有史良的。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冬天时候红卫兵拉章去批斗。章去后发现 自己是陪斗，史良才是主要批斗对象。红卫兵们将史良当年写给罗隆基的情书当面宣读，质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说：“我爱他。”史良1900年生人， 此时她已66岁。读书至此，心中的悲伤难以压制。这一幕“我爱他”似乎是电影中凝固的大特写，将大背景下一个女人的柔软与沧桑呈现。这是章最后一次见到史 良，因为章于1969年辞世。

文革结束后，民盟恢复了活动，史良于1979年被选为民盟中央主席，1983年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85年史良病逝后，因无子女，其侄辈要求继承她 的首饰，经鉴定，所有首饰加在一起不过价值3000块。这些美丽的假首饰的拥有者，就是生前爱漂亮、懂感情的史良。现在已经很少会有人知道她了。

注：史良，江苏常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