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职务之便”，第三还是第四次细读李强尚未出版的《乡村八记》。因其调查细致踏实，书写流畅，信息量大，每次读来都还能有新的体悟，殊为难得。何况作者只是名大二的学生，且对农村有如许温情，因此得到温总理的称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李强所写到的农村属于山西非矿区，从事的还是传统的耕种活动。农民主要耕种的不外乎玉米、黄豆之类，靠这个根本赚不了钱。根据他的调查，除了从事工商业、进行一些经营之外，挑选一些附加值较高的作物进行种植也是一条增加收入的办法。但是，对这种作物的种植需要形成规模效应才能节约时间、金钱、人力成本，获得较高收益，这在当地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当地农民还是各管各，很难形成组织。

我想，这恐怕是现在农村的普遍情况。土地承包责任制使得土地使用权分散，如果没有组织上的力量进行协调规划，要再联合起来会遭遇种种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难以联合或许是因为各方面条件尚未成熟。正如调查中某村支书所言，他认为上头扶持力度不够，资金、技术、销路无法解决。另外，农民本身也没有资金。当然，也无法从银行得到贷款。

但同时，在有些发达农村，农民自发的需求和灵活的头脑已经将他们引向新的“合作组”。正如maomy在blog中所说，

“另一条相关的信息，也是去年底从电视上看到的。说是浙江的农民开始自发搞合作社，几个甚至十几个村的农民联合起来，种水果或者搞某种农副产品栽培，有组织有分工，有负责种植的，有负责销售的。这样联合起来之后，价格上也有谈判力了，规模也带来效益了，抗风险能力也提高了。就算某人某村遭了灾或出了意外，这一季颗粒无收，合作社还是会继续提供贷款和其他支援，帮他们度过难关。”

事实上，规模已经突破村的层面，达到乡的程度。电视中农村频道有“致富经”一类的节目，常看到江浙农民针对城市市场需求种植养殖各式各样高回报的经济作物（鲜花、绿植、葡萄等各类高档水果）和“动物”（如螃蟹、珍珠蚌、蚯蚓……）。这样的种植养殖活动本身就能带来较高收益，而农民自发形成的产销一条龙，又使得成本大为降低，而收益愈发增多。或可说，利益的驱动、较好的经济底子和江浙一带农民特有的经商头脑使得现代农业成为可能。根据此次回家了解到的情况，江苏省苏锡常农村的人均年收入已达到9000RMB，而且我所亲眼目睹的农村家庭几乎全是砖瓦房，不少地方建起了非常漂亮的公寓房和小别墅。这与李强所了解的山西农村的一个典型性家庭的收入（人均收入2481元）有着不小的差距。

江浙农村的模式是否有推广性？我想是有的，虽然全国各地农村基础不一样、文化也不尽相同。江浙农村的经济发展是否有其别人无法复制的特殊性？我希望能够通过今年规划中的社会实践进行了解。

另外，李强在调查中发现，当地在大兴水渠时建造的水利工程由于属于集体事业，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几近荒芜，完全不能起到灌溉作用。而我家乡在同时期建造的水库，在90年代被改造成了省内5A级风景区，并促动了周围乡镇包括啤酒生产、餐饮、熟食加工、生鲜土特产、茶叶、房地产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可见，在中国很多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既有向前的可能性，亦有倒退的可能性。最基层的领导干部的决心和眼界往往会在其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再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李强提到了农民过年时购买一箱方便面作为年货的事实。农民觉得方便面就是好东西，可以过年自用及待客。无独有偶，在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中也提到相同的细节——湖北农民骑着摩托车奔驰在乡间土路上，后面带着一箱箱方便面。一个是山西，一个是湖北，不知道这个现象在中国农村是否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