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幸晤某教授，如今华人传播学界中的实证研究大师。

他谈及香港报业，说是每况愈下，尤其近来遭到免费报的冲击。他说，本来很多人并不看好免费报纸在香港市场的前景，原因是报业已经饱和，而香港人生活较富裕为人很务实，不会仅因为报纸不要钱就去看，反之若内容不好他们还会认为浪费了自己的时间，而时间就是金钱。但事实证明，一年半载下来，免费报站稳了脚跟，尤其是国际报业集团Metro在香港投放的同名报纸，已经达到四、五十万的日发行量，这在人口数百万的香港已经是很大的成功。

嗯，Metro在欧洲各国日发行总量过千万，因此资金雄厚声名赫赫，他们烧得起钱，而且也有整个国际的广告市场在支撑。

他除传播学研究方法与理论外，还教授新媒体方面课程，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课程。作为实证研究大师，他果然身体力行之，对一些所谓理论家完全不懂技术而夸张想象式地谈论新媒体表示了鄙视。以“互动”为例，他说自己的新媒体课程是要让学生知道，媒介能拥有什么手段和受众互动、互动到什么程度，又有多么大的限制——许多人头脑中的“互动”似乎就是immersive到可以进行cybersex的那种，但实际状况是有天壤之别的。

也因此，他极力推崇罗杰·菲德勒而不屑保罗·利文森。因前者是真正懂技术、做过项目主管开发的，然后才出来那本Media Morphosis。所以他自称“菲德勒的粉丝”，认为其著作中不少真知灼见，甚至预言了后来的互联网泡沫中的核心问题等等，可惜国内国际的重视尚且不够。他竖起一根筷子，笑称自己的水平在筷子中间的话，菲德勒就在上端2/3处，尼格洛庞帝在下端1/3处，利文森则要到筷子底部去找了。我问，那筷子最上端是谁呢？答曰：Bill Gates。——不过对利文森的这种贬低我还是持保留意见，至少他的The Soft Edge相当不错，且其人还是个科幻作家，呵呵。

还聊到目前国内的学术翻译问题，和我们一贯的看法相似：翻译好一本学术著作太难，而等到个人具备了这样的素质，他的年龄、职务、层次、事务又通常使他已经不会再去做翻译工作了。这也和学术翻译目前在国内从物质到精神的不受重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