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蛋的“人口准入”论


北京在开两会。各种各样的提案纷纷见诸报端,都是关乎民生的事情。但其中有一则,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建议,看后先是气愤,再是悲哀

大体上,这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会委员的观点是:城市人口要和城市资源、发展等成比例,目前北京人口已经太多,逼近极限,基础、公共设施,卫生、交通等也都到了承受极限;而原因是外来人口太多,所以应该建立一种制度,限制外来人口的涌入。

乍看言之成理,且冠冕堂皇。其实对于类似问题,持何种观点都是立场的体现,让我气愤或者悲哀的,不是她针对问题提出的措施合理与否,而是这些措施体现的立场:作为一个“北京人”、“精英”、既得利益者,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她放弃了“公平”,选择了自认为的“效率”(实际上能否保证“效率”还很难说);而她在接受新京报采访、在线谈话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优越感、地域歧视、学历歧视等等,更是非常令我讨厌。

对于这些歧视,网上已经有排山倒海的批判。这里随便挑出张委员的一些话来看看:

我认为他说得很对,这个问题凡是在北京居住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里面也牵扯到怎么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确实外来人口的素质比较低,而且外来人口无序的涌入这个城市,阻碍了城市的发展。


作为可能左右政策走向、引导舆论的人,在公开场合发言不该如此不科学——外来人口素质低?有何证据表明?每年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大学生进入北京、高学历人才进入北京,我也是“外来人口”,你说我素质低?再者,建筑工人、服务员、保姆……底层劳动者素质就低了?我看很多好逸恶劳、靠着祖上房产过日子、除了嘴皮子啥都没有的、混日子的北京人素质才低呢。

有一个说法是北京是全中国人民的首都,但是全国人民不能都居住在北京。就好像我们乘坐汽车,汽车是有一定的承载量的,城市也是这样,如果不考虑承载量,汽车超过了极限就要颠覆,那么所有的人都不能生存,首都也不会存在了,这样首都的发展不会持续,到了那个时候,一切都谈不上了,全中国人民的首都希望全国人民都来爱护,真切的来爱护。


“乘坐公共汽车”是张委员非常得意的一个比喻,因为她前后说过好多遍。但是真的能如此简单的比喻吗?谁都知道北京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的局面,都是因为全国各地、全国人民从人、财、物等方面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持和贡献;可是等到这个“公交车”造好了,这里的原住民却天然地能享有一切利益只因他们碰巧诞生于此,其他的贡献者却被告知“满员了,别想上来”,这是公平正当的吗?——恐怕,她的呼吁,希望被“真切爱护”的不是首都,而是已经占有首都的好处的人吧。

这么计算起来,我说北京已经到了极限,我们把它想得宽裕一点就是已经到了极限,从水资源已经到了,天然气公共交通我们都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天然气已经不够用了,很多单位和小区的锅炉已经停烧了,已经感觉到了天然气也到了极限,到去年水资源紧缺的现象。公共汽车我们都有感觉,每天挤车是什么状态,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首都像我们这里,人多势必造成无序,给城市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这样的描述,普通百姓都不陌生。但是有没想过消耗资源的是谁?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城市中,穷人们对水电煤气都省着用,更没有那么多电器,没有私家轿车占用道路资源和污染大气——交通很糟糕,这是因为外来人口太多吗?还是因为私车过多、政府调控不当、交通线路设计不合理?公共汽车很挤,我每次坐726都挤的跟沙丁鱼罐头一样——可是tmd为啥二十分钟才开一班?我的猜想是公交公司为了节省成本,是不愿意让车出现空座的,自然不会给你五分钟发一趟车。 民工、保姆、收废品的人们,大约没有太多的时间和金钱去“占用公共交通资源”,至于看病,对不起,连我都看不起、看不上。

新京报:按你的说法,目前在北京市居住的市民,完全都是北京发展最需要的人才吗?
张惟英:实话实说,那肯定不是,但是要让这些人能合理流动还是要靠市场,只有靠其他城市发展增加吸引力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太复杂。但从整个北京来说,城市要发展,已经在北京生活的人,你没法让他们出去,人口承载一定程度上就只能限制想来北京的人了,这也是无奈之举。

嗯,无奈之举,但是你不该说什么:

新京报:对于来北京的人来说,大部分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盲目的。
张惟英:但事实上,北京很多管理混乱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些人造成的,比如说收废品、恶意乞讨的,他们的存在确实损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好吧,所有收废品的同志罢工吧!你们的存在损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你们为啥不去搞IT呢?

不再多举例了。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从各方面指出了这个“人口准入”论的混蛋之处。而张委员也再次在采访中解释:人口准入并非排斥外来者,并非歧视。正如我所说,准入或者限制作为一种调节方法,妥当与否尚不算混蛋,混蛋的是提出此方法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立场——远离平民,远离公平。

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想到了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新东方罗永浩关于暂住证的演讲。罗某人虽然不乏偏激之处,但总之是话糙理不全糙,看来甚觉过瘾,有兴趣的人不妨去搜音频听听。其中有一段摘在下面,对“人口准入”论算是当头一棒:

实行了半个世纪野蛮的户口制度之后,城里人开始丧尽天良,因为他已经形成习惯思维了,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动不动我听到城里的居民————我告诉你,我生下来就是城里户口,虽然不是大城市,没有当过一天的农民,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农民的艰辛处境。这就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表现而已————城里人麻木不仁在那说什么无耻的话,说:“嘿,农民要都要随便到城里,城里不就乱了吗?”这句话说得多么无耻啊?都是中国人,凭什么你在城里他在乡下?你怕乱你下我乡下去,人家不怕乱留在城里。真他妈无耻,我每次我听到城里的市民讲这种话的时候我就由衷的感到恶心。已经糊涂到什么程度?都是中国人,凭什么你在城里他在乡下啊?你怕乱你到乡下去,他不怕乱他留在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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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的“人口准入”论” 》 有 2 条评论

  1. 问你个问题:放开了人口流动,你认为那些农村进城的弱势群体的情况就会变得好一些吗?你不平衡的是究竟是什么?是进城的弱势群体还是你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已经在城市定居的“混出来的”人是否得到认可?

    为什么不想想怎么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呢?人口涌入大城市的根本原因在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如果大家能够多发出声音,争取让中国政府能够把各项政策和建设资源多投入到落后地区的发展上,给其它地区而不是北京上海更多的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纠缠于一张户口本最终你会发现解决不了任何原因,因为户口制度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户口本只是地区不平衡造成不公的种种现象之一。解决了地区发展的问题,户口制度自然就失去了意义。

    我不明白为什么任何您这样“出来的”人都不提如何改变家乡的这一更根本的问题。你们想过没有,如果落后地区的高素质人才进入竞争更加激烈的大城市,那些地区永远也发展不起来,那些地方的年轻人将来永远要面临如何被新的环境接受的问题。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口流动的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多少保定人在北京工作?保定因为改变了什么吗?有一半墨西哥人在美国工作,墨西哥因此而变成美国了吗?

    你这类说法已经被无数人说过无数遍了,但是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一个环境或者一个社区被破坏的无以复加了之后,中国人想的往往是怎么逃离而不是怎么重建。这种文化价值观很自私。几千年了,中国人永远逃避本质问题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

    想想吧,如果全世界都是你们这种思维方式,就不会有今天的澳大利亚和美洲。也不会有二战后被打得稀巴烂后重建的欧洲。想想当初坚守在阿尔及利亚的欧裔“黑脚”们和南非开普那些荒野上的布尔人,想想他们面临的环境和邻居,我们,作为中国人,不觉得羞愧吗?

    也许我说这话没资格,也许是因为我生在大城市站着说话不腰疼。可能。但是你不能说我是既得利益者,因为我没法选择我的出生地。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会选择去西北地区做些事情,为那些贫困和单纯的人尽一份力,这是我一生的梦想。我还愿意相信,即便是我生在伊拉克、扎伊尔、或者阿富汗,也不应该放弃希望。

    最后我怕您没理解我得意思,重复一遍我的基本观点:社会,尤其是您这样的“文化”人,应该把舆论呼声放在呼吁“中国政府能够把各项政策和建设资源多投入到落后地区的发展上,给其它地区而不是北京上海更多的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

  2. 你所谓最根本的问题,当然不是只有一种解决途径,也不是一两种措施就足够解决的。你说的呼吁政府更多投入落后地区发展是一方面;你希望的人人都高风亮节艰苦奋斗、生在穷地方就最好呆在穷地方并且努力把它变成富地方的这种情况,或许需要大力进行道德教育才能实现;我在此文中谴责的过分限制人口流动政策和不平等、歧视态度,对它们的改革和批判也是一个方面。

    只有这些方面的因素(以及更多方面的努力)综合作用,才能最大化削弱区域差异,增进弱势群体利益。

    如果你选择去西北地区扶贫奋斗,那么很了不起。但你无权要求所有人都跟你理想中的自己那么道德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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