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读到了中青报著名记者李大同的一次讲座内容（请原谅我未经许可的转载）：
……李大同的文人气息是很浓的，不仅体现在他对文字魅力的痴迷，还在于他有文人特有的理想主义的情怀。三个多小时的讲座，他常常处于一种慷慨激昂的兴奋状态，但是谈起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他的声线突然暗淡下来。他讲到北大三角地广告的变迁，从过去“我现在在研究什么问题，谁有兴趣就过来跟我一起商讨”到现在买卖红宝书等等，说起这个，他陷入了一种怀旧的情绪：以前那时候的年轻人哪有那么多功利的想法。说到一/塌/糊/涂（为了防止再因为“敏感字眼”而被审查）的关闭，他对于北大学生的沉默很是诧异加失望；说到卢/跃/刚的公开信，他因为水木清华学生“没有雇员意识”的批评而恼怒加失望。虽然戴钦说得对，现在的学生回把“我这样做有没有用”想得很清楚，但是似乎李大同怀念的就是青年学生毫无功利色彩的闯劲。失望之余，也许更令他难受的是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他用一种低沉得像是自我安慰的语气说：“耕好自己这三分田吧，别的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整个会议室里有一种无奈的空气，老老少少的无奈。
李所描述的这样一种现状，我们应当都很熟悉。但是现在的学生真的能想清楚“这样做有没有用”吗？“毫无功利色彩的闯劲”在网络盛行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们那里似乎并不鲜见（也许他们比起20年前的年轻人少的是实干），但闯劲和理性（=功利？实用？）的思考究竟谁更有建设性？当然，我也不认为例如对“逸踏胡秃”关闭无动于衷就意味着理性思考；但沉默也同样不意味着遗忘或者淡漠——要知道，“上头”是如此轻易地下达指令，在中国大陆所有论坛抹掉关于它的痕迹，并设置有关关键词过滤，那么“上头”要抹掉不沉默的人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的声音当然也易如反掌。
那么行动呢？
对经济学完全外行的我刚开始看《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第一章里提到的一个小例子似乎有所关联。假设你是千年前手持长矛的士兵，正和你的部队一起面临同样手持长矛的敌人骑兵部队的冲锋。如果你们都坚守阵地，也许会击溃敌人进攻而且你们牺牲很少；但如果你们逃跑，多数人就会被敌人冲击并杀死。你会怎么做？
似乎你们理应死守。但弗里德曼从经济学基本假设出发分析：你只能控制自己而不是控制战争全局，如果其他人都在坚守阵地而你率先逃跑，你不会被杀死（至少不会被敌人杀死）；如果所有人都逃跑，那么你逃在最前面显然是好的选择——因此不管其他人做什么，你就应该先逃跑！
当然如果人人都这样理性思考，得出对自己最优的做法，结果却将导致你们大多数人都被杀死。
看似悖论，其实原因是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不一致造成。为了群体利益，有必要采取一些方法来限制个人利益，比如上面的例子里，搞一支督战队，凡不战而逃者先一枪戳死；或者学学“破釜沉舟”——高风险决策。
那么放到李大同描述的现状来看，如果二十年前和现在真有不同，为什么？
我们的社会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在此巨变中，首先是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都更要错综复杂多元得多，因此分歧和矛盾大大激化；然后从个人思维及行为模式看，我们越来越习惯“经济学视角”的“理性”思考，做出有异于二十年前强调“服从”“牺牲”“奉献”的年代里的选择。这不是“好”与“坏”的分别，除非我们再次同市场经济决裂，否则如何能彻底否定驳斥这一体制的一些根本前提？
如果说上面的经济学视角是从个人角度考量，那么“沉默的螺旋”便是对更为宏观层面效应的描述。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利－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提到Public Opinion时曾表述过：“……是指如果一个人不想孤立自己而必须当众表示的态度和行为。在矛盾和变化的领域，公众舆论是一个人能够表示而不至于有被孤立的危险的态度。”“大众观念是一种无须惧怕制裁的可以在公开场合说出的涉及价值观的言论，它也是其他社会行为的基础。”而起始于诺利－诺伊曼对1965年德国大选的研究带来的一些发现、并于1972年成型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可以简单表述如下：恐惧使得个人在社会允许的情况下以“准统计方式”不断变化着，在社会中赞成的呼声不断升高时表达赞成的观点，在赞成的呼声下降时则保持沉默，沉默进一步使原有的观点失去了民心。于是观点原有的平衡便在这样的循环作用的螺旋中益发向一端倾斜，最终形成民意。而民意的压力对于政府来说是在权衡利弊赢得公众支持时一个不断冲突的根源，个人同样也经历着持续的冲突。这个冲突存在于他们个人的倾向、信念和必须遵循的社会要求之间。这一理论，已经经历了多种实验和实例的检验证明，并且在政治实际应用中也被证明颇具成效。
（其实我一直觉得，与“沉默的螺旋”相应的，也存在“表达的螺旋”甚至“呐喊的螺旋”——当个人因为发表了与民意状况一致的观点从而获得认可（例如道德上的认可、学问上的认可等），这种自豪感更促使他会在其他问题的观点上更加积极地去估计民意状况，并且当自己观点同民意状况一致时更乐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典型的例子在网络论坛里俯拾皆是，西安体彩宝马案，足球国安罢赛事件，黑龙江宝马撞人……小火花迅速被放大然后爆炸开去，与之相关的民意也并不一定站在正确的方向上。）
而“沉默的螺旋”似乎有一个潜在前提就是社会的确可以让每个人完全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不致有太大危险，而该理论的研究者们所做的试验也基本不涉及对政治过于敏感的话题。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有一些话题属于危险雷区，这些话题民众应持有的观念是在国家机器的密切关注甚至是控制之下的。从极端情况来看，个人对于一些社会焦点问题核心问题的观点如果有悖于“上头”希望大众所持有的观点，那么他/她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能就不仅仅是孤独的威慑或者其他的什么消极情感影响，而是实实在在的威胁，生活状况、社会地位、甚至自由或者生命。
不懂生物学，但我想象，任何社会体系对于有悖于其稳定的言论和行为都将施以控制和打压，就像一种生物，防疫机制缺乏将导致个体死亡，DNA不能稳定复制或胡乱变异将导致种族消亡；但如果没有变异，生活在完全清洁无菌无威胁的环境里，这个种族将停滞不前，最终被淘汰。异见者、反对者们就像matrix中的Neo们，威胁整个系统又帮助着系统进化。那么社会体系的活力就在于，是否能在保持自身不崩溃消亡的前提下一定限度地允许和容忍力图反对和颠覆自身的力量的存在。
哇赛，肤浅的想象，但是看起来真的很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