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8日发表于ohmymedia.com。为纪念霍尔，重新贴出。】
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民主研究中心有一个“与大师近距离接触”的讲座系列，今年（2009年）2月6日（周五）的主题人物是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也译作，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政治学领域各有建树并都跟霍尔有亲密交往的十位学者到场，就霍尔的学说思想以及英国当下的社会情况，分上下午两场进行了圆桌讨论。更重要的是，霍尔这位刚过77岁生日的文化研究宗师级学者不仅亲自到场，坐观整场讨论，并在傍晚发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思路清晰、观点犀利、出口成章，令“闻风而来”挤破摄政街校区小会场的学者和学子深受触动。
说牛人云集不算夸张。除霍尔本人外，到场参加讨论的Angela McRobbie, Chantal Mouffe, Doreen Massey, Martin Jacques, Lawrence Grossberg等人都早早在学术圈建立起地位。而台下就座的观众里，认识的有David Morley，不认识的其他学科牛人说不定也不少。
葉蔭聰 发表于2014年2月16日《明报》（明报原文地址点此，需注册用户方可访问。作者自己网站上的文章链接在此）
剛過去的星期一，在學校觀看一部關於霍爾（Stuart Hall）的紀錄片，名為「霍爾計劃」（Stuart Hall Project）。事有湊巧，很不幸，當晚我們便收到這位學者逝世的消息。
霍爾是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亦是英國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相較不少理論大師，霍爾的專著不算多，更不會像如今不少大紅的年青學者在學術期刊發表了海量文章。可是，他的言行實踐卻一直深深介入英國政治（尤其是左翼），以至學術及知識界。簡言之，文化研究是關於「做」多於「說」的，這亦一直是我與不少同事的誡律。
可惜，要把做甚麼告訴別人，卻不容易。早前讀了曹書樂的《批判與重構：英國媒體與傳播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算是一個很不錯的初步嘗試。在大家悼念霍爾之時，讀讀這本書亦頗有意思。書裡亦有不少有關霍爾的部份，值得香港不少未讀便亂評文化研究一通的專欄作家好好學習。
曹書樂作為一位在大陸受訓練的新聞及傳媒研究學者，卻利用留英期間的時間，用心採集資料，並採訪英國媒體研究學者，了解他們的思想及政治脈絡，實在難得，也從中看到她的心思與期望。正如她承認，馬克思主義跟列寧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一樣，在大陸是「指導思想」，不能被質疑與批判，卻被應用在其他理論及經驗研究上。相反，在英國以至歐美國家的過去百多年裡，馬克思主義是一場驚險萬分的旅程，他的重要概念不斷被質疑、修正及再發現。例如，霍爾便有「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的說法，即把馬克思主義視為「問題、麻煩、危險」，絕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
《批判與重構》一書最令我讚賞的，是她細心道出著名的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的成立歷史，以及其左翼思想起源及構成，這大概是華語著作裡最出色的表述。同時，這段歷史也對我們理解西方左翼思潮別有意義，因為這是馬克思主義思想脫離二十世紀武裝革命傳統的起點之一（歐洲的社民傳統更早）。他們不用等到柏林圍牆倒下，在五十年代已批判蘇聯（以至其他共產國家）國家社會主義傳統。如何革命？如何在西式議會民主國家裡實踐？馬克思主義對左翼社會改革及文化創新究竟意味著甚麼？這些都是霍爾這一代英國新左知識人關心之所在。因此，文化研究雖有左翼對階級政治的關懷，但亦漸漸介入英國媒體、性別、種族、多元文化及後殖民處境，形成獨特的視角。例如，霍爾對戴卓爾主義（Thatcherism）的批判與辯論，對左翼政治的期許，成為我們理解新右翼及新自由主義的必經之途。
曹書樂的敘事雖然細節充足，但似乎還未能觸及這個思想核心及主軸。她形容CCCS是「走近馬克思主義，離開馬克思主義」，其實並未能準確地說明他們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亦未能充份理解他們的實踐意義。例如，早期文化研究學者投身成人教育，而霍爾從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手上接手CCCS成為主任（1968-1979），當時大部份學生像思想及社會活動家（activist）多於研究生，求社會變革實驗多於學位（許多學生並沒有在伯明翰畢業），投身反戰、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學生運動等等。霍爾後來轉至公開大學（Open University），編寫了多本教科書類的作品，不只廣泛用在文化研究教學，也影響了社會學及媒體研究；用霍爾自己的話，就是跟普通人在非學術環境裡談文化研究與左翼思想。
簡言之，霍爾及其學生這一脈，重視如何運用學術體制的位置與空間，去尋找廣闊的左翼政治的實踐可能。這有點呈水銀瀉地之勢，例如，CCCS首兩位主任，一位去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位去了公開大學，都可見一斑。現在回頭來看，這樣做法固然有其好處，但壞處是可能忽略了體制生存與發展。CCCS在保守的大學氣氛裡，一直面臨被關的危機，直至2002年時，大學以該中心在「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中表現不佳為由強令其解散。
有趣的是，曹書樂書中的後半部，談及的威斯敏斯特學派（Westminister School）卻在CCCS沒落之時乘勢而起，由一家技術學院的系所，變成大學裡一級傳媒研究機構。這個對比，曹書樂應該多加討論，將會令全書更出色。跟CCCS相反，威斯敏斯特學派在RAE中表現出眾。不過，學派中人也是同樣是左翼背景的傳媒學者（部份與CCCS有相當淵源），積極地跟九十年代末以來的高等教育新自由主義搏鬥，花了大量時間進行體制建設，甚至挪用一些美國主流學術的伎俩，例如創立國際著名的《媒體、文化及社會》期刊，鼓勵及催促系內成員加強學術研究及出版。我在學術會議上便遇過其中一位年青教授，他比我年輕，但在學術期刊的出版幾乎比我在報章的專欄文章數目還要多！可是，我不敢斷言這是一種墮落，事實上，系內不少成員並沒有放棄介入英國廣播及文化政策，例如爭議英國媒體的過度私有化及企業化，增強廣播以至新媒體的公共性等等，在右翼保守當道的英國裡，形成一個社會及文化改革的學術陣地。
霍爾並不代表甚麼光輝的左翼革命傳統，相反，他活於激進政治消沉的時空。但是，他遺下的大概就是各種成敗參半的嘗試，不過，也是一種希望，敦促我們認真思考，如何把進步政治理念在體制內外實踐，而不是沉溺於「XX已死」的傷懷，又或「誰出賣了我們」的悲憤。
文章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2.16
进入21世纪后，在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领域，谁是当今最热门的学者？在传播学领域呢？
答案当然取决于对“热门”的定义。如果以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中被引用次数来作为唯一衡量指标的话，那么，在所有至2008年1月前仍在世的学者中，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和曼威·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分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和传播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即最“热门”的学者。
有研究者就2000-2007年这八年来SSCI的数据库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仍然健在的学者的排名。下面分别是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领域和传播学（Communication）领域的前十位“热门”人物。需要注意的是，第一，那些已经辞世的学者未列入此名单；第二，下列的“被引次数”，指的是2000-2007这八年间SSCI数据库中有多少篇文章引用了该作者，而不是该作者被引用了多少次（因为同一文章可能引用某学者多次）。
社会科学领域：（名次、姓名、引用文章数）
1. Anthony Giddens 7202
2.Robert Putnam 5684
3.Jurgen Habermas 4736
4.David Harvey 3624
5.Manuel Castells 3566
6.Ulrich Beck 3432
7.Marc Granovetter 2947
8.Samuel Huntington 2735
9.Saskia Sassen 1970
10.Daniel Bell 1708
传播学领域：（名次、姓名、引用文章数）
1.Manuel Castells 3566
2.Stuart Hall 2755
3.Elihu Katz 813
4.Robert Entman 638
5.Michael Schudson 611
6.George Gerbner 539
7.James Carey 508
8.Kathleen Hall Jamieson 448
9.William Dutton 193
10.Henry Jenkins 184
从社会科学领域来看，排名榜首的，现在LSE任教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以“自反性现代性”、“第三条道路”闻名于世；排名第三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毋庸介绍。第二位的罗伯特·普特南和第七位的格兰诺维特，都是研究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的社会学家。第四位的戴维·哈维、第六位的乌尔里希·贝克，都是试图对现代性、后现代性、全球化等重要命题作出解释的学者。第八位的塞缪尔·亨廷顿之“文明的冲突”论，第十位的丹尼尔·贝尔所阐发的后工业社会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意识形态终结”等观点，都为大众熟知。第九位的萨斯凯·萨森，则是在建筑、城市研究领域知名的一位女性社会学家，提出了“全球城市”概念。
跻身社科榜第五位的曼威·卡斯特，在传播学领域内则高居榜首，被引文章数遥遥领先第二位的斯图尔特·霍尔（霍尔未被列入社会科学榜，大概是因为研究者认为霍尔更偏向于人文学科，而非“社会科学”）。
传播学榜第三位伊莱修·卡茨，早年与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合作研究，提出过“两级流动”等概念，后来又研究“媒介事件”等。第五位迈克尔·舒德森是媒介社会学家，第六位乔治·葛伯纳的“涵化”研究属于经典。第七位詹姆斯·凯里是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第九位威廉·达顿是牛津互联网研究所（OII）所长，第十位亨利·詹金斯曾是麻省理工比较媒体中心主任（似已去职，转投他校），以研究迷（fandom）文化、游戏、媒介融合（convergence）等著称。
这些排行榜的意义，并不在于提供对不同学者治学水平高下或成就大小的衡量标尺，而是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他们的知名度和著作的影响力。他们的著述被大量学术论文引用，不论是被赞同还是遭批驳，至少他们研究的问题、提出的理论是整个英语学术界最为关心和最常讨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些排行榜也是21世纪的学术流行风向标。
（注：以前我都是把Castells的名字翻译成“曼纽尔·卡斯特尔斯”，后来发现按照西班牙语的发音，似乎“曼威·卡斯特”更接近，有没有哪位懂西班牙语的来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