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媒介|传播 学术

21世纪最热门的社会科学学者和传播学者

进入21世纪后,在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领域,谁是当今最热门的学者?在传播学领域呢?

答案当然取决于对“热门”的定义。如果以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中被引用次数来作为唯一衡量指标的话,那么,在所有至2008年1月前仍在世的学者中,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和曼威·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分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和传播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即最“热门”的学者。

有研究者就2000-2007年这八年来SSCI的数据库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仍然健在的学者的排名。下面分别是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领域和传播学(Communication)领域的前十位“热门”人物。需要注意的是,第一,那些已经辞世的学者未列入此名单;第二,下列的“被引次数”,指的是2000-2007这八年间SSCI数据库中有多少篇文章引用了该作者,而不是该作者被引用了多少次(因为同一文章可能引用某学者多次)。

社会科学领域:(名次、姓名、引用文章数)

1. Anthony Giddens 7202
2.Robert Putnam 5684
3.Jurgen Habermas 4736
4.David Harvey 3624
5.Manuel Castells 3566
6.Ulrich Beck 3432
7.Marc Granovetter 2947
8.Samuel Huntington 2735
9.Saskia Sassen 1970
10.Daniel Bell 1708

传播学领域:(名次、姓名、引用文章数)

1.Manuel Castells 3566
2.Stuart Hall 2755
3.Elihu Katz 813
4.Robert Entman 638
5.Michael Schudson 611
6.George Gerbner 539
7.James Carey 508
8.Kathleen Hall Jamieson 448
9.William Dutton 193
10.Henry Jenkins 184

从社会科学领域来看,排名榜首的,现在LSE任教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以“自反性现代性”、“第三条道路”闻名于世;排名第三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毋庸介绍。第二位的罗伯特·普特南和第七位的格兰诺维特,都是研究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的社会学家。第四位的戴维·哈维、第六位的乌尔里希·贝克,都是试图对现代性、后现代性、全球化等重要命题作出解释的学者。第八位的塞缪尔·亨廷顿之“文明的冲突”论,第十位的丹尼尔·贝尔所阐发的后工业社会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意识形态终结”等观点,都为大众熟知。第九位的萨斯凯·萨森,则是在建筑、城市研究领域知名的一位女性社会学家,提出了“全球城市”概念。

跻身社科榜第五位的曼威·卡斯特,在传播学领域内则高居榜首,被引文章数遥遥领先第二位的斯图尔特·霍尔(霍尔未被列入社会科学榜,大概是因为研究者认为霍尔更偏向于人文学科,而非“社会科学”)。

传播学榜第三位伊莱修·卡茨,早年与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合作研究,提出过“两级流动”等概念,后来又研究“媒介事件”等。第五位迈克尔·舒德森是媒介社会学家,第六位乔治·葛伯纳的“涵化”研究属于经典。第七位詹姆斯·凯里是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第九位威廉·达顿是牛津互联网研究所(OII)所长,第十位亨利·詹金斯曾是麻省理工比较媒体中心主任(似已去职,转投他校),以研究迷(fandom)文化、游戏、媒介融合(convergence)等著称。

这些排行榜的意义,并不在于提供对不同学者治学水平高下或成就大小的衡量标尺,而是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他们的知名度和著作的影响力。他们的著述被大量学术论文引用,不论是被赞同还是遭批驳,至少他们研究的问题、提出的理论是整个英语学术界最为关心和最常讨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些排行榜也是21世纪的学术流行风向标。

(注:以前我都是把Castells的名字翻译成“曼纽尔·卡斯特尔斯”,后来发现按照西班牙语的发音,似乎“曼威·卡斯特”更接近,有没有哪位懂西班牙语的来指点一下?)

分类
读书 媒介|传播 学术

读曼纽尔·卡斯特学术对谈

《传播与社会学刊》是由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中心和香港浸会大学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心共同创办的一份中文学术期刊,半个月前刚刚在香港开过创刊酒会。

崭新的第一期,正文第一篇便是该学刊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学术对谈,题为《中国、传播与网路社会》。读后感触颇多。

卡斯特乃西班牙人士,年方20即因参加工运而被迫流亡法国,取得社会学博士后又因1968年左派学运而遭放逐。赤色的20世纪60、70年代里他辗转西欧、拉美、北美,直至1979年在加州柏克利担任教授。其后他在社会学和城市研究领域做出丰硕成绩,同时开始钻研传播科技及全球化对人类之影响。在其多本学术著作中为中国读者熟悉的,大约是1989年的《信息化城市》,以及“信息社会三部曲”之《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后者更为其奠定国际学术大师之声望,其英文版在5年内加印15次,并被译为19种语言出版。吉登斯甚至将之比作“信息时代的马克思·韦伯”。

这位出身社会学领域的大师,在学术地位如日中天之际,却于2003年就教于南加州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进入了一些正统名校迄今不予认可的传播学研究领域。为什么?

卡斯特答曰:

“在我的学术历程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命题:对构成社会基石的权力关系的研究。在我研究都市化时,都市问题对于新的政府政策和新的社会运动如何形成至关重要。如今,传播领域——包括在新技术环境中的新媒体和传播的横向网路——是权力关系得以展开的场域。传播是我们这个世界政治运作的中心,因此,在过去10年,我决定进入这个领域。这个决定反映了我一以贯之的思路。”

果真有学术自信和志趣之人,当如卡斯特也。不需借用所在领域的“热门”或“正统”与否来为自己争取发言权或其他资源,潜心做出成就,任由他人贴何种标签,自会为人类知识与经验之积累做出贡献。不禁念及拉扎斯菲尔德,其研究进路与卡斯特南辕北辙,但同样因其执着于志趣而不拘泥于门户(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成一代宗师。拉氏曰:“我始终在做同样的工作,在维也纳,它被称作心理学,而在这里(哥伦比亚大学),它被称为社会学。”但我们知道,他终其一生关注的,是某一社会背景下的个人行为,从选举到消费。

卡斯特也是跨学科研究的受益者和好榜样。他认为学术创新发生在跨学科,而障碍来自“传统学科和专业对自己既得利益的维护”。要克服这些障碍,“你只有从事自己的研究,做出杰出学术成绩,不必在无谓的边界纠纷和官僚机构争斗中浪费时间。”

关于比较研究,卡斯特的观点是:

“比较研究的根本在于避免民族自我中心偏见。科学研究的基础是能够区别独特场景的影响和由社会结构与动态所决定的社会过程,……比如对于移动传播和互联网的研究就需要理解形成传播的横向电子网路与它们所处的社会和体制场景之间的动态,个中分析的概念包括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强势的大家庭与弱化的核心家庭,政治极权与政治开放等。”而中国,同时作为网路社会、国家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农业社会,是非常重要和有趣的。

关于理论:

“我对待理论持有一个工具主义的观点,即选择你认为有用的,抛弃你认为无用的。这种选择随着研究和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我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些很有意义的概念和观点,比如生产方式、阶级分析,以及国家作为支配社会的工具等。但总体来说,理解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我们需要更开阔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之一部分。辩证法是个哲学理论,我不是哲学家,我是个实证研究者,在我的研究中,这种哲学的争辩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卡斯特丰富的社会运动参与经验,对谈者问及于此,以及他是否“公共知识分子”,他回答:

“我总是将个人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和我的科学研究,包括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区别开来。如果你将这二者混杂于同一个过程,你的研究不会好,你也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社会活动家。”

“不,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从来不是,也从来不希望是。我是个研究者,我的角色和使命是生产知识。但是,我是个有良知的社会成员,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试图完善这个世界,这是个状况非常糟糕的世界。我的公共生活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我所能企及的好学者和研究者。我生活中的主要乐趣是能够对我的学生有帮助,能够一起创造知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世界,以及在此基础上,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决定而改造这个世界。至于说其他人希望整合各项活动,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个人的决定。我唯一能说的是,避免混淆不同的角色至关重要。当你在做研究时,你不应当担心政策后果;与此相对应,当你在制定政策时,最重要的问题应在于政策会否产生正面的效果,而不在于它是否有研究的基础。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从事政治和社会变革。为改变社会而战不是科学领域的决定,而是个道义领域的决定。如果你不是个好的研究者,尽管你满怀高尚价值,你仍然是个糟糕的研究者。意识形态必须与科学相区别,尽管它们混杂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这让我想起芝加哥学派为社会学定下的基调:研究要远离社会应用。帕克对他的博士生们说,他们应该为能够研究社会问题而感到高兴,但是他们应该独立于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来进行这样的研究;同时,帕克也区别了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

或许,正因为见过太多“越位”、“混岗”之人之事,上面这些陈述或者态度才益发显得可贵。研究者变成御用文人,记者变成枪手,专家变成企业传声筒……为学或为人,如何把持得住很重要。

听卡斯特一席话,受益匪浅。

分类
媒介|传播 学术 新媒介 时代

从“老大哥”到“小妹妹”

前些天《纽约时报》有篇报道:BBS:Little Sister Is Watching You,以其一贯的笔法,讲到上海师大的Ms. Hu,是该校新成立的由500名学生组成的Internet monitoring group的成员,她和同事们一起监控着该校bbs,并且还从事话题引导、报告等其他工作。报道把类似的情况和中国“文明办网”、“Eight Honors and Disgraces”、“harmonious society”等举措和倡议联系起来,和互联网审查、个人表达在中国的现状联系起来。最后又引用某学生的话说:“I don’t think anybody can possibly control any information in the Internet”。

其中哪些是事实,哪些是偏见,我们中国网民自然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吸引我注意的不是身边有没有“网警志愿者”,而是这篇报道的标题,从《1984》的名言变形而来,对熟悉这本名著的人来说含义深刻而生动形象。

正好最近读到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之《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里面同样有类似的比喻:在当今世界上,对个人而言,监视、控制的力量、对隐私的威胁越来越多的不是来自“Big Brother”,而是许多关心可人的“little sisiters”。

相同的喻体,不同的本体。《认同的力量》中的“小妹妹”指的是通过种种先进技术手段收集个人信息、掌握个人情况的商业企业,“她们知道我们是谁,且她们已经入侵了我们生活的全部领域”。而“老大哥”向“小妹妹”的转变,体现的是国家权力的式微与旁落,民族国家边界和制度之外,其他监控手段和暴力倾向正不断扩散发展。

这是一种颇为普遍的观点:民族国家的暴力垄断性已渐渐被跨国的或非国家性的社会网络所挑战,“新的权力系统的特征是新的多元权威(在此我加上权力),而民族国家只是其来源之一而已”。

这和《纽约时报》的“小妹妹”隐喻所指的国家权力的进一步强化相比,似乎恰恰走上了另一个方向。

当然卡斯特写作此三部曲时,网络尚未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搜索引擎技术给这种监控灌注的巨大力量也还未曾体现,否则他也会为此重重地写上一笔吧。

分类
读书 媒介|传播 学术

旧日笔记三则

一、二都来自阅读Roger Fidler的《媒介形态变化》一书,三来自读Manue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

一、关于媒介分类问题

说一些我的看法,欢迎讨论。
1、可以有多种媒介分类方式,不同方式决定考察重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如分为史前、印刷、电子;分为信息存储、信息处理、信息传播等。我们依据使用目的和使用过程中相应特征将众多媒介归类在三个传播领域中:

人际领域:包括一对一的口头/非语言表达形式、其内容没有受到外界媒介的刻意建构或影响,其中也包括人与人通过电脑的传播,电脑程序充当代理人角色。交谈、书信、电报、传真、电话、寻呼、E-mail、bbs、在线聊天(聊天室、ICQ等)、在线游戏(mud、在线棋牌)……

广播领域:包括有中介的,由少数人到多数人的视/听传播形式,其内容经过高度建构并按照次序呈现给受众,从开始到结束,它以相对固定的位置和预先决定安排好的时段传播出来。表演、话剧、电影、广播、电视、MTV、音乐录音带及CD……

文献领域:包括有中介的,从少数人到多数人的文本/图象传播,其内容经过组合建构并主要通过可携带媒介呈现给个人。也包括存在于计算机网络如万维网上的页面电子形式。受众以更为自由主动的姿态选择接受其内容。书籍、报纸、杂志、会议记录、备忘录、数据库、www方式浏览网页、超文本
(hypertext)文献、超媒介(hypermedia)文献……

2、三个领域相互区别的主要特征:

人际领域 广播领域 文献领域

流动与控制 无中介 有中介 有中介
双向 单向 单向

呈现与格式 口头/表达(语言文字) 可听/可视 文本/可视
松散建构 有建构 有建构
非线性/线性 线性 非线性/线性

接收与限制 同时性 即时性 自由选择
交互的 被动的 主动的
时空取向皆可 时间取向 空间取向

3、相关的一些说明:
——很多特征都是相对比较而言,并非绝对。如流动与控制中的单向、双向等。
——中介在此处不包括技术手段和工具,如电脑、电话等,而是指那些对信息流动和内容具有控制能力的力量。
——人际领域依赖口语和非语言表达、以及口语化的文字;广播领域则主要是视听语言;文献领域则以书面文本为主,但也出现了可视可听的内容。参考我在“人性回归”一文中所写,目前这几个领域随着网络传播出现了融合或者界限的模糊。
——广播与文献领域的一大界定方法是看存不存在非线性的参与方式;另一大差别则是分别属于时间取向和空间取向。
——超文本和超媒介让文献领域从平面二维存在变成了三维、四维空间。出现了深度和时间。
——上述的领域区分也非绝对,同一种媒介形式随着用途不同可能分属不同领域,如E-mail通常属于人际领域,但在电子商务网站用来作邮件列表促销时则进入广播领域。

二、对于所谓媒介变化六大原则的解释

大家可以自己找些个案来分析。

网络传播必然带来媒介的变化。而考察媒介的变化和预测它们将来的变化可以从以下六大原则入手:

1、共同演进化与共同生存原则 coevolution and coexistence principle:

一切形式的传播媒介都在一个不断扩大的、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以内共同相处和共同演进。每当一种新媒介形式出现和发展起来,并不是简单地代替旧有媒介形式,而将长年累月和程度不同地影响其它每种媒介现存形态的发展。

2、形态变化原则 metamorphosis principle:

新媒介不是完全自发和孤立的出现,而是脱胎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当比较新的形态出现时,比较旧的媒介形态就会去适应并进化。

3、强势特征增强原则 virtue intensifying principle:

在新媒介出现后,较旧的媒介形态进化的一个趋势就是使得自身的强势特征进一步增强,充分发挥本媒介形态的优点,也使得每种媒介形态更加个性化。

4、传承原则 propagation principle:

新兴的传播媒介形式从原有媒介形态中继承了相关的特征,并通过语言等传播代码传承和普及。(熟悉的桥梁bridge or familiarity:一种假设,即新的人类传播形态如果不呈现与早先的或现存的形式有熟悉的联系(桥梁),它们将很少能被采用。)

5、机遇和需要原则 opportunity and need principle:

新媒介并不是仅仅因为技术上的优势就能被广泛采用。开发新媒介技术并投入应用,总是需要有机会,还要有刺激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上的理由。

6、延时采用原则 delayed adoption principle:

新媒介技术要想变为商业成功和真正投入大规模社会应用,总是要花比预期更长的时间。从概念的证明发展到普遍采用往往需要人类20~30年的时间。
(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theory:埃弗雷特·罗杰斯提出。认为一项发明的突出特点受到社会成员理解的程度,决定了它的采用率。而影响理解的五个要素是:相对的便利性、兼容性、复杂性、可靠性、可感知性。S形扩散曲线。)

三、网络社会的崛起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nuel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 Age: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三部曲第一卷

另外两本The power of Identity认同的力量, End of Millennium千年的终结

本书主要叙述新信息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动力,以自己对亚欧美的研究为基础,以确立一个有系统的信息社会理论为目标,考察当代世界信息技术的基本性影响。

比较核心的一些观点:

全球经济目前表现的特征是信息、资本和文化沟通的同时交流与交换,这些流动秩序与条件既是消费又是生产。

网络本身反映以及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网络与其承载的交通相当程度处在国家管制规定之外,对信息化流动新方式的依赖造成处在控制信息化流动位置的人的巨大权力。

现在主要的政治竞技场是媒体,而媒体却不是在政治上可以负责的。

全球化使整个国家和人民都变成多余的,被排除在信息网络之外;调查文化、制度和网络企业的组织,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与就业的转化。一些趋势的加速将影响到失业群众、工作弹性化和劳动个人化,并将造成一个高度分隔的社会结构。

媒体文化(“真实虚拟”的文化)、都市生活、全球政治、时间性质的技术变迁的影响和暗示。

看起来相当大而化之的结论,但是毕竟是通过600多页书在论证而不是空谈,其中不乏道理。

他所指的网络并非互联网,通信网或狭义上的物理层面上的网络,更为广义的network,也包括了相应的社会生产消费方式、信息流动方式、制度结构等等。

在导言里他提出:我们的社会逐渐依循网络与自我之间的两极对立而建造。很有道理和启发性。

“在财富、权力与意象全球流动的世界里,对于集体或个人、认定或建构之认同的追寻,变成社会意义的基本来源。……在一个普遍充斥着组织崩溃、制度丧失正当性、主要的社会运动消失无踪、以及文化表现朝生暮死的历史时期里,认同变成是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意义来源。人群越来越多不是按照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按照他们是什么,或者相信他们是什么来组织意义。”

追溯技术、社会与历史变迁,带来对一串概念的梳理。

社会的组织过程,被历史决定的 生产 / 经验 / 权力 关系所结构,三者分别是 人与自然 / 人与自我 / 人与他人 的层面。

生产以阶级关系组织,阶级关系决定消费与投资关系中产品的分享和使用。

经验围绕性别和性欲关系而结构,历史上以家庭为中心组织起来,特征如男性支配女性。家庭关系与性欲特质sexuality构建人格,并架构象征互动

权力建立在国家及其对暴力的制度性垄断上

——人类间象征性沟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生产(及其互补的消费)、经验与权力的基础上,随着历史而结晶,产生了 文化与集体认同

技术是劳动和物质关系的特殊形式。

占有和控制剩余的结构性原则,表现了生产方式的特征。

新的信息发展方式(发展方式是和生产方式并列的概念)中,生产力的来源在于产生知识、信息处理和象征沟通的技术。知识和信息无疑是一切发展方式的关键,但 信息 发展方式 特殊之处在于:针对知识本身的知识行动,就是生产力的主要来源。

——由此提出“信息化社会”informational society(不是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的概念。不否认信息化社会在文化和制度上的多样性,但是“信息化”表明了社会组织之特殊形式的属性: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递成为生产力与权力的基本来源。

阿兰·图尔纳:“在后工业社会中,文化服务已经取代了物质财富在生产核心里的地位,捍卫主体的人格和文化,以对抗机关和市场的逻辑,取代阶级斗争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