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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术研究评估”（RAE2008）最新结果公布

月亮升起在威斯敏斯特大学哈罗校区
月亮升起在威斯敏斯特大学哈罗校区

英国2008年“学术研究评估活动”（the 2008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2008）的结果今天正式公布了。2008年的“学术研究评估”，建立在对159所大学52400名职员发表于2001-2007年间的20万件学术成果的评估之上，由1100名各领域专家分成67个小组来对英国各高校研究水平进行打分。而评估结果将直接影响从现在一直到2013年，每年总计15亿英镑的学术经费的流向；以及影响各校各专业的排名，和未来的招生情况。上一次RAE结果的公布是在2001年，24所表现优异的大学获得了所有科研经费中的75%。

从研究实力综合排名来看，排名前五位依然是传统名校：剑桥(University of Cambridge)、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牛津(University of Oxford)、帝国理工(Imperial College London)、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但从分专业院系来看，我所访问的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the school of Media Arts and Design, 简称MAD)在2008RAE中取得了骄人的成果。MAD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有60%被RAE评定为“世界领先”(world-leading)级别；参与2008RAE评定的所有大学仅有五个院系达到这个水准，而MAD名列全英第二。作为比较，在2008RAE所有研究成果的17%被评为“世界领先”级别。

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前身只是一所工艺学校（the Polytechnic of Central London），综合排名也不显山露水，但它在媒介与传播研究方面的一枝独秀却得到了权威机构的肯定，也引起了像泰晤士报等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事实上，威斯敏斯特大学在全英最早开设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专业，最早设置相关博士学位，不仅拥有一批在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而且一直强调实践课程并且成果丰硕。在MAD中，除了CAMRI（Communication And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这个英国一流的传媒研究机构外，更开设了中国媒体中心(CMC)、阿拉伯媒体中心(AMC)并拟建立印度、非洲媒体研究中心。放眼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这在总体风气保守、仍保有清高骄傲的英国学界是比较难得的。

例如，在理论研究方面，James Curran（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一书作者、现Goldsmith学院媒介研究中心主任）、Nicholas Garnham、Paddy Scannell、Colin Sparks、Jean Seaton、Daya Thussu等知名学者都曾在或仍在这里教学研究，Annette Hill、David Gauntlett等学术新秀则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方法。其研究领域涵盖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体所有权、媒体产制、媒体与全球化、媒体历史、政治传播到调查新闻学、受众研究、真人秀、儿童与互联网等范畴。而在实践方面，MAD与英国广播、电视、电影、音乐界有广泛联系，在从动画制作到广播电视采编、电影配乐等各方面都有十分具体的教学与实习设计。前些天有机会陪同一位国内某高校传播院系领导参观了MAD的各种机房和工作室，设备齐全而先进，国内绝大多数传播院系难以与之媲美；打扮很“潮”的年轻学生们热烈而忙碌的工作，更让人感受到勃勃生机。

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在2008RAE中取得的佳绩，是其研究人员勤奋与才干的体现，大概也会使得媒介与传播研究在英国教育与科研圈内更受重视和关注。而威斯敏斯特大学MAD、CAMRI、CMC等机构或许都将从2008RAE的结果中获得直接的好处：科研经费将更加充足、知名度更大、在招生就业等各方面更有优势。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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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媒体权力与另类媒体

在读书过程中，看到关于“媒体权力”(media power)和“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概念的论述，摘录于下，备日后查考。英文原文出处：

contesting media power: alternative media in a networked world
edited by Nick Couldry and James Curran,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下文摘译自本书序章，由Nick and James所著，the paradox of media power.

“媒体具有权力”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何定义媒体权力？一种定义是，媒体行业为了更好地和其他行业讨价还价(bargain)，而对社会资源进行组织的最终结果。这看起来显而易见，除非你意识到，媒体的讨价还价能力无法超越其生存之根本法则：它们依赖于其他领域所产生的“内容”(content)。（例如，对于近来欧美电视与报刊业中明星故事和真人秀报道流行的一种解释是，新闻生产的经济成本的上升对媒体带来压力，使得媒体去生产自己的“内容”并把它们当成“外部”现实来对待。）

…从某个角度（也是最常见的分析角度）而言，“媒体权力”是一个术语，被用来描绘其他强大势力如何运用媒体的中介机制（报刊报道、电视转播、网站，等等）来展开一场场“战役”（大公司对抗劳工、旧有职业精英和阶级精英对抗文化新贵，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媒体（自身）的权力消失无踪；它仅仅是一扇门，权力的竞争者们通过它进入战场。例如，在Manuel Castells近来关于全球化“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的理论中，他认为在一个信息流、人流、金融流日渐加速的空间中，对所有社会领域，媒体门户之重要性与日俱增，但媒体自身却并无此种权力可言。以此角度分析，在对媒介的社会角色的研究中，我们（不论作为研究者或社会行动者）或许应该优先分析媒介之外的角逐力量，它们的冲突部分通过媒体报道而展开。

但是，还存在另一种同等正确的角度，由此分析，媒体之权力并未消散。这种观点坚持，相对那种媒介仅仅“中介”（mediate）了社会其他部分发生事务的幻觉，媒介的再现(representational)权力亦是社会中主要力量之一，有其自身权利。从这种视角，媒体权力（直接控制意义的媒体产制）是当代社会中越发核心的维度之一(Melucci,1996; Curran, 2002)。就像大多数权力形态那样，媒体权力通常也被那些从中得利者（即媒体）掩盖起来。因此也就不奇怪，它很少直接成为公共辩论的议题。

这种分析角度拒斥传统的谬误观点：将媒体视作社会“第四等级”（fourth estate）概念，以及基于此概念的自由主义模式。媒体远非仅仅守望我们免遭其他形式权力（尤其是政府）的过分干涉，媒体权力本身就是那些权力观察者们需要观察的对象。我们固然无法想象一个媒体权力成为第一动因的社会（没了政经权力，还剩下什么让媒体去“再现”呢），但媒体权力仍是当代现实极其重要的一维。简言之，在基础架构倚赖于信息与形象的快速流通的复杂社会中，媒体权力成为社会权力中的一种重要形态。

与上面两种视角相对的，有两种关于媒体的形象(image)，用两个类比来说明：一种是“瀑布”，一种是“接近瀑布建造的加工厂”。前者的“效果”取决于瀑布上游的水量、高度、河流流速，也就是媒体外部力量；后者的“效果/产出”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工厂本身的机制、规律和方式。

如果媒体权力本身就是越发重要的关于社会冲突的主题，那么媒介研究应当调整其重心，不仅包括主流生产（主要的广电频道、电影公司、大门户网站等），而且要包括更广泛的媒体生产——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寻求对媒体资源高度集中的挑战的媒体。这就是本书所说的“另类媒体”的含义：那些挑战（至少暗示着挑战）媒体权力集中化的媒体生产机构（media production that challenges, at least implicitly, actual concentrations of media power, whatever form those concentrations may take in different locations）。

这并不是非主流媒体（nonmainstream media）的研究者们使用的唯一术语…在Chirs Atton’s的Alternative Media(2002)一书中, John Downing（自1970年以来一直是这个被忽视领域中的顶尖研究者）的文章，用了“激进媒体”(radical media)之概念，它特别强调了非主流媒体在挑战建制权力联盟方面扮演的角色，持一种广义的社会解放视角。但这一术语的不足在于，它排除了那些在政治上居于右翼的“另类媒体”，即使它们直接明显地挑战了核心机构里媒体资源集中化。Clemencia Rodriguez 2001年提出“公民媒体”(citizen’s media)的概念，延续了Downing的观点…在公民身份实践(citizenship practice)和赋权(empowerment)之间建立了明确的关联，同时又受到拉美赋权理论（通过教育和更开放的通讯来”concientization”）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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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博士生工作坊·“新闻之未来”研讨会

上周末有两天去了伦敦市中心，都是去参加学术活动。

周五去了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摄政校区（Regent Campus）。这个工作坊（workshop）每年举行两次，参加者是来自威斯敏斯特大学、伦敦政经学院、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和伦敦城市大学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相关方向的博士生及哲学硕士生（MPhil，英国学制下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硕士学位），通常要求参加者已经在攻读学位的第二年及以上，已经开始自己的学位论文研究与写作。这个工作坊的目的，正是给各校学生提供当众陈述自己的研究现状并获得同行意见建议的机会。又据说有些心气高的学生，会把它当成校际比武大会来看待:)

这次大约有30多个学生陈述研究并回答提问，分了两个会场，还是从早上九点半一直排到晚上五点半。研究选题看起来颇为多元，大致包括传播政策、媒体与认同、新闻与民主、新传播技术、用户与赋权等主题。但方法论上似乎质化的实证研究占了绝大多数——至少我听到的十几个研究中，没有一个采用了统计学量化方法。这和我所听闻的英国传播与媒介研究在方法上的整体偏好相一致。当然，实证是必须的，假设、问题、发现、辩论等是必须的，纯理论探讨而不进行实际个案分析研究的学位论文，在英国是难得一见的。

我比较感兴趣的几篇，包括在线游戏的生产过程研究，社会性网络中的用户产生的公民行为（”User-generated citizen activism” in the Social Web），及ICT对公众自治的影响等。以及，现在可以经常见到“下蛋的母鸡”们了（钱钟书语），这次见到的是David Morley、Michael Schudson。

周六一大早起来，外面下霜了。坐城市铁路从伦敦西北到了东南。戈德史密斯学院拿到125万英镑的资助要做一个“媒介研究项目：空间、连接与控制”，于是召开一个inaugural symposium，类似启动发布会，题为“新闻之未来”。

如愿以偿见到James Curran :) 听老先生抑扬顿挫地力陈娱乐导向、市场驱动的媒体与公共媒体相比较更不利于民主，并以来自丹麦、芬兰、英国、美国的数据来分析两者在公共事务和国际问题方面的关注程度之差异。

由于是项目启动会，自然不曾有什么研究发现，演讲和讨论也就略嫌泛泛。这次会主要围绕他们这个项目的第一个子项目展开，讨论在blog和摄像手机的时代做新闻的空间，国会、政治与blog的互动等等。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次没有涉及的第二个子课题：无所不在媒介时代的元数据（Metadata in the Age of Ubiquitous Media），包括：XML和RSS-feeds如何改变网络面貌和用户习惯，DRM（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如何控制和阻断信息的流通及人们的反应，以及从传统知识分类方法向“folksonomies”、即诸如del.icio.us之类的自下而上的用户生成式的分类的转变。听起来都蛮有意思，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有后续的研讨会？

——————一本正经到此结束的分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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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想象

近日先后读到三篇学术文章，均属上乘之作，反复阅读，屡有启发。读罢令人遐想联翩，又不禁欣羡作者之水准境地。两篇文章并无直接关系，但读后却感受到其中内在的某种因缘。姑且仿照其中一文的题目称之为“专业的想象”。

该文题为《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作者为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潘忠党（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传播系）。据悉这是一项得到香港方面资助的“中国新闻改革”研究项目的成果，潘等人因难以进入大陆开展实地研究因此与陆合作，但思想和写作均主要出自潘。

这项研究的方法论是有启发性的，“我们从新闻从业者如何期待及建构专业名望入手，分析三种实证资料，包括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阅读新闻工作者的自述，以考察在改革中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相比之下，结论倒没有那么重要了，例如专业主义的西方根源，它对中国当下新闻体制的改革算得上一种推动力量，但却不能照搬西方，同时又在市场化过程中面临另一重威胁，等等。类似的探讨最终总是会汇集到中国的现状之上，如众所周知，一面是外松内紧的新闻宣传体制，一面是肆无忌惮的市场经济浪潮，新闻从业者内心纵有各种类似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难避免重重压力、诱惑，难避免自我审查。

站在另一片天空下的学人，从赵月枝到James Curran，均试图寻求“第三条道路”：既避免政府权力和管制的极度膨胀，又遏制商业利益和力量的无限扩张，期望通过public media/alternative media等方式去帮助人们接近“平等”、“民主”、“自由”等理想状态。无论道路多么崎岖艰难，此类情怀值得尊敬。然而他们的目光所向，是与中国社会迥异之语境；中国社会之问题，在国内传播学界却处于谈者寥寥的状态，学者们不愿谈，不屑谈，或者不敢谈；但我又时常听到类似论调：“我们中国的问题，不容西方学者置喙，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而且可能‘别有用心’”。可是我们学界做了什么呢？西方的批判理论文章和著作，到了中国就成为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论战的武器；即便实证研究亦有对现状的置疑和批判，如经典的“议程设置”，但舶来之后转而变为如何引导舆论的理论指导；但本土的理论建构却又相当缺失，资料堆砌或自说自话的著述倒是年年出炉。学术如果要承担歌功颂德或公关营销之职，水准那是大大不如专业官僚或者公司的。

所以这样的背景下，陆和潘的文章会让人觉得新鲜。尽管它写于2002年，但四年以来，同样题材上国内又有多少超越它的研究和文章？

另一篇文章是李金铨的《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李先生的文字向来漂亮精彩，论述深入浅出，对各家理论信手拈来又融于一炉，足见各方面功力深厚，令人佩服。这篇文章堪称本领域必读文章之一，反复读过，见之恨晚。许多精彩之处，有心人可自行体会，随手摘录两段感兴趣的：

……我认为，激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集中批判市场资本，用来分析西方民主国家的媒介垄断极好；但在中港台国家机器支配经济秩序，激进派理论似乎隔靴搔痒，因为市场至少部分是制衡政权的力量，自由多元学派的说法反富洞见。但是中港台的权力和资本都在急遽重组，我觉得这两个理论又矛盾不安同时交错存在，当然这三个华人社会有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大陆的市场自由化是削弱了政权对媒介的控制，还是权力与金钱造成奇异的勾连，更使媒介陷入双重异化的境地？台湾在解严以后，政治的压制力量逐渐从媒介撤退，但市场压力不断加大，自由派和激进派的解释都有部分道理。香港的主权回归如何与市场秩序互动，对媒介自由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一定要问我偏向哪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取径，我的答案是：(一)先看哪一个说法比较符合经验；(二)再看哪一个说法在特殊脉络里面更能促进民主。追究到最后，自忖带有西方意义的自由左派或社会民主色彩，一边反叛专制政权的压迫，一边对抗经济腐蚀势力的宰制。这也是许许多多权力边缘的知识分子所站的立场。当然，有人会觉得我太右，有人会觉得我太左，怎么标签无所谓，因为左左右右也没有实相，取决于观察者本身的位置所在。请先考察我的学术工作是否合格，再计较立场不迟。立场不同的人可以争鸣，可以联盟，可以对抗，也可以求同存异。

由此，便要回到本文的标题：“专业的想象”——所谓“一边反叛专制政权的压迫，一边对抗经济腐蚀势力的宰制”，何尝不是一批知识分子对自己“专业”或“天职”的一种理想化情怀。当然在不同社会语境里，来自这两边的压力大小有所变化，但正是这种“专业的想象”，成为他们对抗压力和诱惑的重要动力，让他们在趋利避害的人类自然反应以外去追求一些超越性的命题。同时这又只能是种“想象”，且在多元社会中存在多元选择，即使在同一领域同一行业中，人们自然可以选择去追求这种“想象”，或者看得见摸的着的金钱与权力。因此我想，对他人的选择报以同情之理解，对自己的选择力求无愧于心，这大约是可以努力去尝试的。

第三篇文章仍是李金铨的，《论社会理论对中国新闻业的解放潜力》。作者阐释分析了三类社会理论：“视市场为抗衡国家控制的积极力量”的自由多元论；80年代“老左派”，“与当时政治改革力量结盟，企图在理论上解放官方的机械马克思主义”；90年代“新左派”，“凭借西方各种批判理论力抨中国传媒的商业化”。三种理论“都希望权威官僚的党国体制能够民主化，但它们对资本主义巿场的评价不啻南辕北辙”。其中有意思的是，他将激进马克思主义和自由多元论分别称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不同语境下可以各司其职：

……（前者）拿来分析西方社会中的新闻异化，是一把利器。理由很简单：西方传媒相对自主，国家机器干预较少，激进学者尽可高高在上，站在各种人道主义的立场批评资本的种种扭曲。柯伦（James Curran）提出一幅深刻的「民主传媒体制」蓝图，以公共服务的媒介为主体，兼容民间的、专业的、社会巿场的和私人企业的多元声音。这个构想极好，只是对饱受权威肆虐的传媒来说未免奢侈。它们必须从下到上反抗赤裸裸的国家压制。在此，自由派的「政治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发挥积极的解放作用。巿场自由化未必保证传媒的民主化，但要是没有强大巿场的发展，民主化简直不可想象。

我个人的感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批判学者，站在本国土壤上尖锐批判本国社会的问题，并因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而被中国不少阶层引为同道；殊不知他们若生在中国，照样不会做“隔山打牛”之人，他们某种程度上不容于权力，因为自己“专业的想象”而扮演牛虻的角色。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及各种批判理论资源？是用作意识形态战争的武器？还是给社会治病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