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8日发表于ohmymedia.com。为纪念霍尔，重新贴出。】
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民主研究中心有一个“与大师近距离接触”的讲座系列，今年（2009年）2月6日（周五）的主题人物是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也译作，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政治学领域各有建树并都跟霍尔有亲密交往的十位学者到场，就霍尔的学说思想以及英国当下的社会情况，分上下午两场进行了圆桌讨论。更重要的是，霍尔这位刚过77岁生日的文化研究宗师级学者不仅亲自到场，坐观整场讨论，并在傍晚发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思路清晰、观点犀利、出口成章，令“闻风而来”挤破摄政街校区小会场的学者和学子深受触动。
说牛人云集不算夸张。除霍尔本人外，到场参加讨论的Angela McRobbie, Chantal Mouffe, Doreen Massey, Martin Jacques, Lawrence Grossberg等人都早早在学术圈建立起地位。而台下就座的观众里，认识的有David Morley，不认识的其他学科牛人说不定也不少。
葉蔭聰 发表于2014年2月16日《明报》（明报原文地址点此，需注册用户方可访问。作者自己网站上的文章链接在此）
剛過去的星期一，在學校觀看一部關於霍爾（Stuart Hall）的紀錄片，名為「霍爾計劃」（Stuart Hall Project）。事有湊巧，很不幸，當晚我們便收到這位學者逝世的消息。
霍爾是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亦是英國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相較不少理論大師，霍爾的專著不算多，更不會像如今不少大紅的年青學者在學術期刊發表了海量文章。可是，他的言行實踐卻一直深深介入英國政治（尤其是左翼），以至學術及知識界。簡言之，文化研究是關於「做」多於「說」的，這亦一直是我與不少同事的誡律。
可惜，要把做甚麼告訴別人，卻不容易。早前讀了曹書樂的《批判與重構：英國媒體與傳播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算是一個很不錯的初步嘗試。在大家悼念霍爾之時，讀讀這本書亦頗有意思。書裡亦有不少有關霍爾的部份，值得香港不少未讀便亂評文化研究一通的專欄作家好好學習。
曹書樂作為一位在大陸受訓練的新聞及傳媒研究學者，卻利用留英期間的時間，用心採集資料，並採訪英國媒體研究學者，了解他們的思想及政治脈絡，實在難得，也從中看到她的心思與期望。正如她承認，馬克思主義跟列寧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一樣，在大陸是「指導思想」，不能被質疑與批判，卻被應用在其他理論及經驗研究上。相反，在英國以至歐美國家的過去百多年裡，馬克思主義是一場驚險萬分的旅程，他的重要概念不斷被質疑、修正及再發現。例如，霍爾便有「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的說法，即把馬克思主義視為「問題、麻煩、危險」，絕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
《批判與重構》一書最令我讚賞的，是她細心道出著名的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的成立歷史，以及其左翼思想起源及構成，這大概是華語著作裡最出色的表述。同時，這段歷史也對我們理解西方左翼思潮別有意義，因為這是馬克思主義思想脫離二十世紀武裝革命傳統的起點之一（歐洲的社民傳統更早）。他們不用等到柏林圍牆倒下，在五十年代已批判蘇聯（以至其他共產國家）國家社會主義傳統。如何革命？如何在西式議會民主國家裡實踐？馬克思主義對左翼社會改革及文化創新究竟意味著甚麼？這些都是霍爾這一代英國新左知識人關心之所在。因此，文化研究雖有左翼對階級政治的關懷，但亦漸漸介入英國媒體、性別、種族、多元文化及後殖民處境，形成獨特的視角。例如，霍爾對戴卓爾主義（Thatcherism）的批判與辯論，對左翼政治的期許，成為我們理解新右翼及新自由主義的必經之途。
曹書樂的敘事雖然細節充足，但似乎還未能觸及這個思想核心及主軸。她形容CCCS是「走近馬克思主義，離開馬克思主義」，其實並未能準確地說明他們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亦未能充份理解他們的實踐意義。例如，早期文化研究學者投身成人教育，而霍爾從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手上接手CCCS成為主任（1968-1979），當時大部份學生像思想及社會活動家（activist）多於研究生，求社會變革實驗多於學位（許多學生並沒有在伯明翰畢業），投身反戰、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學生運動等等。霍爾後來轉至公開大學（Open University），編寫了多本教科書類的作品，不只廣泛用在文化研究教學，也影響了社會學及媒體研究；用霍爾自己的話，就是跟普通人在非學術環境裡談文化研究與左翼思想。
簡言之，霍爾及其學生這一脈，重視如何運用學術體制的位置與空間，去尋找廣闊的左翼政治的實踐可能。這有點呈水銀瀉地之勢，例如，CCCS首兩位主任，一位去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位去了公開大學，都可見一斑。現在回頭來看，這樣做法固然有其好處，但壞處是可能忽略了體制生存與發展。CCCS在保守的大學氣氛裡，一直面臨被關的危機，直至2002年時，大學以該中心在「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中表現不佳為由強令其解散。
有趣的是，曹書樂書中的後半部，談及的威斯敏斯特學派（Westminister School）卻在CCCS沒落之時乘勢而起，由一家技術學院的系所，變成大學裡一級傳媒研究機構。這個對比，曹書樂應該多加討論，將會令全書更出色。跟CCCS相反，威斯敏斯特學派在RAE中表現出眾。不過，學派中人也是同樣是左翼背景的傳媒學者（部份與CCCS有相當淵源），積極地跟九十年代末以來的高等教育新自由主義搏鬥，花了大量時間進行體制建設，甚至挪用一些美國主流學術的伎俩，例如創立國際著名的《媒體、文化及社會》期刊，鼓勵及催促系內成員加強學術研究及出版。我在學術會議上便遇過其中一位年青教授，他比我年輕，但在學術期刊的出版幾乎比我在報章的專欄文章數目還要多！可是，我不敢斷言這是一種墮落，事實上，系內不少成員並沒有放棄介入英國廣播及文化政策，例如爭議英國媒體的過度私有化及企業化，增強廣播以至新媒體的公共性等等，在右翼保守當道的英國裡，形成一個社會及文化改革的學術陣地。
霍爾並不代表甚麼光輝的左翼革命傳統，相反，他活於激進政治消沉的時空。但是，他遺下的大概就是各種成敗參半的嘗試，不過，也是一種希望，敦促我們認真思考，如何把進步政治理念在體制內外實踐，而不是沉溺於「XX已死」的傷懷，又或「誰出賣了我們」的悲憤。
文章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2.16
我在本书中尝试做出这样一种努力：一方面，从整体上把握英国学界关于媒体和传播的种种缤纷多元的研究，以书写学科史的方式将其进行整理；另一方面，又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经络串起学科史上的史实，突出它对于英国传播研究中的学者本人以及研究本身的双重影响。
【作者: 曹书乐 | 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 出版年: 2013-11 | 页数: 252 | 定价: 45.00元 | ISBN: 978-7-302-33972-4】
1818年5月5日是卡尔·马克思的生日。在5月4日下午，我们来到这位伟大思想家葬身的墓园拜访他。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病逝后，恩格斯就是在这里发表他著名的讲话（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Karl_marx）：
“On the 14th of March, at a quarter to three in the afternoon, the greatest living thinker ceased to think. He had been left alone for scarcely two minutes, and when we came back we found him in his armchair, peacefully gone to sleep — but forever.”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墓园名为海格特（Highgate Cemetery），与Waterlow公园比邻，座落在伦敦北部富人区。墓园有东西园之分，马克思墓所在的东园，门票3镑。西园不对零散游客开放，仅在周末安排团队之旅，每次十数人，门票5镑，看的是哥特风格的墓葬建筑。
近日先后读到三篇学术文章，均属上乘之作，反复阅读，屡有启发。读罢令人遐想联翩，又不禁欣羡作者之水准境地。两篇文章并无直接关系，但读后却感受到其中内在的某种因缘。姑且仿照其中一文的题目称之为“专业的想象”。
该文题为《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作者为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潘忠党（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传播系）。据悉这是一项得到香港方面资助的“中国新闻改革”研究项目的成果，潘等人因难以进入大陆开展实地研究因此与陆合作，但思想和写作均主要出自潘。
这项研究的方法论是有启发性的，“我们从新闻从业者如何期待及建构专业名望入手，分析三种实证资料，包括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阅读新闻工作者的自述，以考察在改革中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相比之下，结论倒没有那么重要了，例如专业主义的西方根源，它对中国当下新闻体制的改革算得上一种推动力量，但却不能照搬西方，同时又在市场化过程中面临另一重威胁，等等。类似的探讨最终总是会汇集到中国的现状之上，如众所周知，一面是外松内紧的新闻宣传体制，一面是肆无忌惮的市场经济浪潮，新闻从业者内心纵有各种类似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难避免重重压力、诱惑，难避免自我审查。
站在另一片天空下的学人，从赵月枝到James Curran，均试图寻求“第三条道路”：既避免政府权力和管制的极度膨胀，又遏制商业利益和力量的无限扩张，期望通过public media/alternative media等方式去帮助人们接近“平等”、“民主”、“自由”等理想状态。无论道路多么崎岖艰难，此类情怀值得尊敬。然而他们的目光所向，是与中国社会迥异之语境；中国社会之问题，在国内传播学界却处于谈者寥寥的状态，学者们不愿谈，不屑谈，或者不敢谈；但我又时常听到类似论调：“我们中国的问题，不容西方学者置喙，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而且可能‘别有用心’”。可是我们学界做了什么呢？西方的批判理论文章和著作，到了中国就成为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论战的武器；即便实证研究亦有对现状的置疑和批判，如经典的“议程设置”，但舶来之后转而变为如何引导舆论的理论指导；但本土的理论建构却又相当缺失，资料堆砌或自说自话的著述倒是年年出炉。学术如果要承担歌功颂德或公关营销之职，水准那是大大不如专业官僚或者公司的。
所以这样的背景下，陆和潘的文章会让人觉得新鲜。尽管它写于2002年，但四年以来，同样题材上国内又有多少超越它的研究和文章？
另一篇文章是李金铨的《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李先生的文字向来漂亮精彩，论述深入浅出，对各家理论信手拈来又融于一炉，足见各方面功力深厚，令人佩服。这篇文章堪称本领域必读文章之一，反复读过，见之恨晚。许多精彩之处，有心人可自行体会，随手摘录两段感兴趣的：
……我认为，激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集中批判市场资本，用来分析西方民主国家的媒介垄断极好；但在中港台国家机器支配经济秩序，激进派理论似乎隔靴搔痒，因为市场至少部分是制衡政权的力量，自由多元学派的说法反富洞见。但是中港台的权力和资本都在急遽重组，我觉得这两个理论又矛盾不安同时交错存在，当然这三个华人社会有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大陆的市场自由化是削弱了政权对媒介的控制，还是权力与金钱造成奇异的勾连，更使媒介陷入双重异化的境地？台湾在解严以后，政治的压制力量逐渐从媒介撤退，但市场压力不断加大，自由派和激进派的解释都有部分道理。香港的主权回归如何与市场秩序互动，对媒介自由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一定要问我偏向哪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取径，我的答案是：(一)先看哪一个说法比较符合经验；(二)再看哪一个说法在特殊脉络里面更能促进民主。追究到最后，自忖带有西方意义的自由左派或社会民主色彩，一边反叛专制政权的压迫，一边对抗经济腐蚀势力的宰制。这也是许许多多权力边缘的知识分子所站的立场。当然，有人会觉得我太右，有人会觉得我太左，怎么标签无所谓，因为左左右右也没有实相，取决于观察者本身的位置所在。请先考察我的学术工作是否合格，再计较立场不迟。立场不同的人可以争鸣，可以联盟，可以对抗，也可以求同存异。
由此，便要回到本文的标题：“专业的想象”——所谓“一边反叛专制政权的压迫，一边对抗经济腐蚀势力的宰制”，何尝不是一批知识分子对自己“专业”或“天职”的一种理想化情怀。当然在不同社会语境里，来自这两边的压力大小有所变化，但正是这种“专业的想象”，成为他们对抗压力和诱惑的重要动力，让他们在趋利避害的人类自然反应以外去追求一些超越性的命题。同时这又只能是种“想象”，且在多元社会中存在多元选择，即使在同一领域同一行业中，人们自然可以选择去追求这种“想象”，或者看得见摸的着的金钱与权力。因此我想，对他人的选择报以同情之理解，对自己的选择力求无愧于心，这大约是可以努力去尝试的。
第三篇文章仍是李金铨的，《论社会理论对中国新闻业的解放潜力》。作者阐释分析了三类社会理论：“视市场为抗衡国家控制的积极力量”的自由多元论；80年代“老左派”，“与当时政治改革力量结盟，企图在理论上解放官方的机械马克思主义”；90年代“新左派”，“凭借西方各种批判理论力抨中国传媒的商业化”。三种理论“都希望权威官僚的党国体制能够民主化，但它们对资本主义巿场的评价不啻南辕北辙”。其中有意思的是，他将激进马克思主义和自由多元论分别称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不同语境下可以各司其职：
……（前者）拿来分析西方社会中的新闻异化，是一把利器。理由很简单：西方传媒相对自主，国家机器干预较少，激进学者尽可高高在上，站在各种人道主义的立场批评资本的种种扭曲。柯伦（James Curran）提出一幅深刻的「民主传媒体制」蓝图，以公共服务的媒介为主体，兼容民间的、专业的、社会巿场的和私人企业的多元声音。这个构想极好，只是对饱受权威肆虐的传媒来说未免奢侈。它们必须从下到上反抗赤裸裸的国家压制。在此，自由派的「政治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发挥积极的解放作用。巿场自由化未必保证传媒的民主化，但要是没有强大巿场的发展，民主化简直不可想象。
我个人的感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批判学者，站在本国土壤上尖锐批判本国社会的问题，并因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而被中国不少阶层引为同道；殊不知他们若生在中国，照样不会做“隔山打牛”之人，他们某种程度上不容于权力，因为自己“专业的想象”而扮演牛虻的角色。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及各种批判理论资源？是用作意识形态战争的武器？还是给社会治病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