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去年10月间，San Francisco Chronicle邀请两位互联网评论家进行的对谈，题为Debate 2.0: Weighing the merits of the new Webocracy。辩论双方，分别是《长尾理论》的作者Chris Anderson和另一位Andrew Keen（著有The Cult of the Amateur一书，没有看过，但从他的发言来看，应该是对“业余者当道”的质疑和批判）。我是从NANI的piracy log里得到的信息。NANI还把它译成了中文：一、二，更提供了来自New Yorker的关于citizen journalism和wikipedia的两篇文章：Amateur Hour: Jounalism without journalists.和Know It All: Can Wikipedia conquer expertise? 实在是非常感谢NANI。
细读了这场辩论的文字记录。短时间的口头讨论难以深入，但其中涉及了互联网现阶段发展（不论你是否认同web2.0这个名词）乃至信息社会目前的一些关键问题。把那些具体互联网应用例如wikipedia、youtube等等暂时放在一边，他们谈到的问题大致包括：
1、技术让文化变得更好还是更糟？
2、“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和“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哪个更好？或者说，普通民众智慧的集中（Keen质疑，有可能吗？）与精英政治哪个更好？
3、类似于1和2，技术有足够能力让amateur们都“just do it”起来，并且从中筛选出更多的天才、优秀者吗？
4、媒介的”免费”问题、广告机制及其对文化的影响？
5、 “新闻”与“信息”的差别？如何看待新闻“客观性”(objectivity)？就信息的过滤方式（或曰gatekeeper）而言，如今和过去的模式哪种更好？
6、小众文化/市场（tribal culture或niche market之类）的趋势，会不会使得社会原子化、碎片化——keen的说法是“result in less community”？如果真是这样，这种变化是更好还是更糟？
——老实说，这些问题每一个都被经年累月地争论，每一个都可以（或已经）写上好些本书。例如问题1，即便不去说哈贝马斯、麦克卢汉等经典论著，去年也有本美国人写的书《坏事变好事：大众文化让我们变得更聪明》试图证明：数十年来大众文化的熏陶即使没让人们中最聪明的人有所进步，至少已经让人们的平均智商与情商更上一层楼。又如问题5，堪称经典的就是罗伯特·哈克特与赵月枝合著的《维系民主》一书，用数十万字探讨作为一种体制的“客观性”的多层含义和在新闻实践中的影响，以及它与西方民主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是因为其中的大部分，不是“应该”如何回答才正确，而是“愿意”如何回答将决定现实发展的方向。
Anderson的”Long Tail”是非常有魅力的一种理论模型，因为它足够简单而且有说服力。他积极乐观，相信“进化、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身为“连线”杂志主编的他大约代表着全世界很大一批IT从业者的立场和信念。他在讨论上述问题时，显示了对当下互联网发展敏锐而深刻的认识，就技术细节来说，他的描述都挺准确的。包括技术是个人能力的“启动器”，降低了各种事情的准入门槛，可以让所有业余爱好者just do it——然后由某种“过滤器”来从草根中选拔出新的精英，或者帮助个人从“长尾”中找到自己关心的玩意儿，所谓的从“几百万个声音”中过滤出那么几十种想要的。
另一方Keen在自己创业前曾在大学里教过政治学，因此确实“精英”意识浓一些。一方面他对媒介运作未必特别熟悉，包括媒介的“内容商品”与“受众商品”的区分（后者最早是Dallas Smythe提出的概念）、金融经济/文化经济（应该是John Fiske提的）的区分，因此在这方面辩论中有些乏力；另一方面他又本能地拒斥广告对文化造成的损害，质疑极端的个性化和个人主义倾向可能导致共识无法达成、共同体更少，进而损害其珍视的democracy。因此他似乎期望“守望者”与“把关人”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
二者的分歧其实并不算大。他们的基本价值观是一致的，都认为民主很宝贵，社会需进化。大家也都不否认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威力，以及它对草根大众的赋权（empowerment）。差别主要在于：Anderson乐观地说，OK我们能做到，“过滤器”这种机制已经在发生作用而且会更好；而Keen怀疑地问，真的吗？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这种机制？没有这种机制的Webocracy将导向平庸和琐碎。
人们容易对自己关心的事物、研究的学科、从事的行业报以本质主义倾向的化简。也就是说，把社会现实化简到一个方面的现象，例如大量的IT评论都呈现某种“技术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似乎技术/资本的力量就是改变社会的全部。但如果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必须要将媒介“去中心化”（decenter the media），将传播系统视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将媒介置于整体性框架之内去考虑。
对个体而言ICT发展的确带来了极大的帮助，我们可以通过它获得更丰富多元的信息，也可以作出自己的表达，从事自己的创造，即便不成大热门也可甘为“长尾”，将自己的劳动成果献给需要它的甲乙丙丁。
然而，这何尝不是一种乌托邦，因为这种结果只是在行为主体某一种或几种价值取向下可能达成的，而且还完全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和外部力量对它的巨大影响。我试着再问几个具体问题吧：
- 许多极端的诉求，例如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邪教或者恐怖组织，他们同样在运用ICT，而且因为动机之激烈可能比常人更积极更疯狂。真的能通过完全放任的观点竞争，实现人的解放和幸福么？或者我们每个人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同好群体中，便可相安无事天下太平么？
- 这是过于极端和少数的情况？那么，多元社会的利益群体分歧无处不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认同照样在网络中彼此冲突，不同意识形态也要争斗，当互联网渐渐融入日常生活时，个人便不可能回避这些矛盾与差异，从而不可能在不贬损、削弱和限制他人的情况下进行网络活动。而这些矛盾与差异绝大多数并非自由平等竞争的关系，当然也不能以市场逻辑来理解阐释。
- 你觉得个人完全可以不关心这些，只关心专业、兴趣、爱好、娱乐、生活？如果真的这样，我只想知道有关家人行踪、宠物饲养和某支足球队的“新闻”，而不愿听什么关于环境保护、最低工资、物价指数、选举政治等等的“陈词滥调”——那么，这些关系整个社会的公共议题由谁来关心和主导？由对它们感兴趣的人？由握有权力的人？由各种利益集团？如此说来，“web2.0”哪里有什么新鲜和进步呢，最好的程度上它也不过是当前状况的一面镜子，仍旧是精英主导；更坏的可能是，公众对政治的普遍淡漠，导致对政治的操纵利用可以更恣意横行，以少数人而不是大众的福祉为目标。
- 你觉得这些太政治了？那就讲点关乎“效率”的。祝建华教授曾经写过他使用个人电脑20来年的感受，令我感触颇深的是他觉得：“我们用的技术手段有了惊人的提高、但我们的工作总效率……并没有多大变化”，那么，新技术真的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质量吗？
- 再来说说娱乐或者产业吧。没错，youtube也可能诞生beatles第二，网络写手也能赚得黄金万两，但现有的产业和资本是如此不遗余力吸纳与收编从千万“草根”中偶尔闪现的个别皎皎者，纳入到原有的生产与消费机制中去。明星制、广告制、版权制……那些支撑着资本牟取暴利的方式，一个也不会少。“人人创作”，多么无私和共产主义，但就会有无数吸附于其上、利用免费资源和公有领域赢利的产业出现。“微支付”＋“长尾”＋“过滤器”或可帮助个体以创意换取报酬，但同样有无数虎视耽耽的力量在日夜琢磨用资本逐利的逻辑来引领这一切。你相信，仅仅通过发展技术、应用技术，就能保证将这些领域导向更美好境界吗？大约Lawrance Lassig是不信的。
就此打住不问。此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以上全部讨论都是以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语境为背景的，例如对“民主”的价值有基本共识。但如果中国人来谈这些问题，不少基本前提就得重新看待，从而答案会有很大不同。比如，这位的闲言碎语便有一番生动比喻，来描述“民主”在中国的某种境遇：
民主也是近现代中国人求过的神仙，曾经被称为德先生，进入中国这么多年，民主的本质和效果不说了，反正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大胆地跳将出来说民主不好的。这个大神的地位是树在那里了，但是民主是否可以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呢，本来这个问题就是伪问题，……偏偏就是中国现实里的政客反复来提问的话题。把民主供起来的结果就是呢，让民主的政治理想中的效果一面无限夸大，设想着民主一来，人人开口说话，个个选举政府，政通人和，百废俱兴，GDP增长，人口素质提高等等，总之是包治中国社会百病的良药。而民主的现实层面的制度设计因为烦琐反而成了可以抛弃的“庸俗政治”、“议会清谈”，这真是很怪的想法，好比请神来，还要神立刻显圣作法才甘心的样子。
世界上怎么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求仙求到鬼的事情多了，那怎么办呢，不是抱怨自己的贪得无厌，而是反过头来说，民主不行，什么东西呀，都是骗人的假货。民主么，只是一种制度设计，要不能治理腐败，提高gdp，甚至不能多拿几个奥运会金牌，就都是虚伪的假货。这个神仙，虽然供着在庙里，其实呢人们抱怨多着呢，想起古代社会里求雨的典故来了，开始的时候，很虔诚，下跪，斋戒，送女子给河神等等，做足了文章，一看，龙王爷还不给面子，怎么办，丫的，小样，就把龙王庙里的龙王给抬出来，给晾在太阳下烤烤。在中国，民主就是个这样的龙王爷，正被烤着欢呢。
形象吗？准确吗？大家见仁见智。但起码要肯定的是，还得感谢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我们才能更多地知道别人的想法，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