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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北京奥运年的中国媒体审查与西方媒体对华报道

以下是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赵月枝教授,在2008 IAMCR大会上作为key note speaker的发言中文梗概。原发言为英文,此处译文由Ohmymedia粗略译自CMO newsletter(2008年9月号,点击下载pdf文档)。由此以下的文字均为赵月枝教授观点:

Chinese Media Censorship and Western Media Reporting of China in the Year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在今年的奥运报道中,中国的媒体审查成为西方媒体的焦点之一。中国媒体审查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仍然需要问:谁从中国媒体审查中获益,谁才是真正的被审查目标?

在我看来,西方的“人权十字军”和外国记者们应该超越简单的“人民与党对立”的假想。事实上,中国的审查制度在过去30年间一直是党用来辅助“改革开放”的必要手段。被审查制度压制的声音,来自那些反对将国有企业出售给本土和外国投资者的中国工人;那些在血汗工厂工作,为外国资本家产出利润,为西方消费者提供廉价商品的中国工人;也来自中国的“老革命”们和新近涌现的“毛派”人士,他们指责党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臣服于西方帝国主义。

世人皆知,尽管1978年“民主墙运动”有助于邓小平复出掌权,但随后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压制成为其后三十年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1980年小平掌权后,命令将“四大自由”——即人民有权“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speak out freely, air views freely, hold great debates, and write big-character posters)”——从中国宪法(1975年版本)中抹去。

并非是要为中国媒体审查制度辩护,但我确实觉得西方媒体看待中国媒体审查的方式应该超越道德说教与反共谴责。西方也需要在其政治经济精英阶层对中国的经济利益诉求,与民主与新闻出版自由在中国的推广之间,寻求平衡与协调。

这引出我第二个观点。尽管西方媒体以其新闻出版自由为傲,但对中国受众而言,西方媒体是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更直白地说,是西方文化优越性甚至文化霸权的代理人。中国受众,尤其是青年学子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国内审查制度早有警惕与批判。他们不仅欣赏仰慕西方的媒体自由,甚至试图将西方媒体自由及其自称的“客观公正原则”理想化。因此当他们发现西方媒体报道中的偏见甚至是种族主义色彩时,其理想的幻灭也就很自然了。我认为西方媒体在2008年初对西藏事件及奥运火炬传递的报道,对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去魅”(disenchantment)贡献良多。这对西方媒体赢取中国公众的心灵与头脑都毫无帮助。

考虑到西方媒体及其内在逻辑,公平地说,在西方世界中部分存在着持续增长的、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的恐惧与焦虑。在此语境下,西媒对华及奥运报道也一直在帮助西方世界接受这不得不妥协与接受的、变化中的全球权力关系的地缘政治学。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沼,全球金融、石油与食品市场的难以预测的三重危机,再加上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巨大外汇储备、对美贸易顺差、高储蓄率的担忧,看起来,“猛烈抨击中国”已经成为2008北京奥运开幕之前几个月最吸引观众的“体育运动”。

事实上,西方对华关系中本来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西媒不过是在报道中将这矛盾具象化了。一方面,西方投资者被中国市场吸引恰恰是因为后者提供了被压制性的政治环境保障的廉价劳工与低环保标准;另一方面,各人权团体又坚持政治自由与公民权利应在中国优先被考虑。当然,大多数西方媒体本身就是大产业,它们的对华报道也被其商业利益和市场驱动的新闻导向所影响。

在当下更为强化的全球化形势下,问题越发复杂了。西方大学里日益增多的中国留学生,西方国家中不断增长的华人社群,海内外华人之间通过互联网及其他全球即时通讯手段越发增强的互动,都意味着西媒不能再对华人展示其种族偏见。西媒的对华报道将面临全球华人受众的批判性审视。当西媒开始谴责中国媒体审查制度时,与日俱增的全球华人受众的声音在要求西方媒体在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再现中,实践其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勿忘责任感,以及坚持其自称的公平原则。(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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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CR2007-巴黎的回忆

看到LE的“到斯德哥尔摩去”,勾起了去年在巴黎参加IAMCR2007五十周年大会的回忆。前文中已有对IAMCR(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的介绍,不再赘述;贴一些轻松的历史照片以为纪念。

美丽的巴黎黄昏,在杜乐丽公园远眺协和广场方尖碑,隔着整条香榭丽舍大街的凯旋门也犹如近在眼前。

第一天的开幕会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楼内召开,这是可容纳千人的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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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IAMCR50周年大会

MW和我的论文有幸入选IAMCR2007年会,又恰逢IAMCR成立50周年,将于7月23~25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楼举行盛大年会,年会主题为“媒介、传播、信息:庆祝理论与实践的50年”(Media,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Celebrating 50 Years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s)。于是我们有机会得享双重盛宴:一是参与传播学领域最盛大的国际会议,一是漫游艺术与时尚之都。

IAMC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作为传播学领域最著名的国际性学术组织,每届年会参与者逾千人。赵月枝老师曾介绍,较之ICA(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IAMCR实际更为“国际化”和“多元化”。对于本领域学生或者学者而言,这样的盛会的确是同行交流、传递思想、了解学科发展动态的良机。

根据大会议程,会议设有13个分会(Session),另外还有十几个专题性质的pannel,都将在三天时间内平行开展。我们论文所入选的受众研究分会(Audience Session)就有大约70篇论文要发表。而IAMCR最负盛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分会(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ession)也将汇集当前最有影响的学者,包括我曾在香港见过的Vincent Mosco,以及像Janet Wasko等久仰大名的牛人们,都是不容错过的。Pannel中也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像由李金铨、洪浚浩主持的关于中华传播学的pannel就很令我们心动……想必我们将会像忙碌的蜜蜂,不断地在不同会场穿梭,恨不能四处分身,哪怕大脑内存不够硬盘塞满!那一定是疲惫而充满收获的三天。

从已公布的议程来看,我俩的文章是Audience Session中唯一一篇来自中国大陆的。或许是为了激励后学晚辈,分会主席Virginia Nightingale教授特别在email中告诉我们,所有入选摘要都通过了严格的匿名评审。而IAMCR现任主席Robin Mansell教授,副主席Divina frau-meigs教授亦耐心帮我们处理邀请信、注册费等琐碎问题,Mansell教授更是在第一次寄送的邀请信丢失后,亲自用快递再次发送邀请信给我们。MW前几天碰到赵月枝老师,她也很高兴大家可以相会在巴黎。从点滴小事中,亦感受到这个学术社群的亲切。

除了头脑的丰收外,会议还为参加者安排了在UNESCO大楼、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和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y)的参观和晚宴。

我俩已办妥签证、订好机票,预订的旅馆离会议地点不过两公里之遥,而且比邻地铁和公交站,交通便利,周边亦有多家超市、面包房。期待巴黎之行!

顺便简介IAMCR:

成立于1957年的IAMCR已成为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世界性学术组织,尤以批判性研究传统著称,而且特别鼓励年轻学人、妇女和来自亚非拉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参与者。其工作语言为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UNESCO是IAMCR的主要发起者和创办者,IAMCR又和UNESCO保持着正式咨询关系(Formal Consultative Relationship)。除了致力学术研究之外,IAMCR亦体现了批判学者关注社会、积极实践的态度。IAMCR以Herbert Schiller、Dallas Smythe等批判学者的大名来命名其“最佳论文奖”、“最佳政治经济学论文奖”,无不昭示其价值取向。

现任主席Robin Mansell欢迎与会者前往巴黎的致辞中提到:

When it was founded IAMCR provided a meeting place which enabled many of its members to become involved in research that aimed to contest Cold War ideologies. Over 50 years, IAMCR members’ work has been informed by an awareness of the need to challenge mainstream viewpoints that frequently become ‘naturalised’ within our universities and other sites where members are active.

赵月枝老师2006年在清华的一次讲座上谈起IAMCR:

“IAMCR是传播学中最国际化的学会。除了美国的一些学者之外,欧洲很多人参加,也有来自第三世界的,而不是像ICA,实际上是美国的组织。当然,只有美国才敢把自己的组织叫成国际的。我们可能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过时了,但如果我们只认ICA, 而不知IAMCR, 这好像本身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在传播学中的一种表现。传播政治经济学是IAMCR 中最有影响的一个研究取向。IAMCR现任主席Robin Mansell 教授来自伦敦经济学院(LSE),她也是西蒙弗雷泽大学毕业的,学术取向是政治经济学。……”

更多信息请看IAMCR官方网站:www.iamcr.org,及第50届年会网站:www.iamcrparis2007.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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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Webocracy的辩论

这是去年10月间,San Francisco Chronicle邀请两位互联网评论家进行的对谈,题为Debate 2.0: Weighing the merits of the new Webocracy。辩论双方,分别是《长尾理论》的作者Chris Anderson和另一位Andrew Keen(著有The Cult of the Amateur一书,没有看过,但从他的发言来看,应该是对“业余者当道”的质疑和批判)。我是从NANI的piracy log里得到的信息。NANI还把它译成了中文:,更提供了来自New Yorker的关于citizen journalism和wikipedia的两篇文章:Amateur Hour: Jounalism without journalists.Know It All: Can Wikipedia conquer expertise? 实在是非常感谢NANI。

细读了这场辩论的文字记录。短时间的口头讨论难以深入,但其中涉及了互联网现阶段发展(不论你是否认同web2.0这个名词)乃至信息社会目前的一些关键问题。把那些具体互联网应用例如wikipedia、youtube等等暂时放在一边,他们谈到的问题大致包括:

1、技术让文化变得更好还是更糟?

2、“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和“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哪个更好?或者说,普通民众智慧的集中(Keen质疑,有可能吗?)与精英政治哪个更好?

3、类似于1和2,技术有足够能力让amateur们都“just do it”起来,并且从中筛选出更多的天才、优秀者吗?

4、媒介的”免费”问题、广告机制及其对文化的影响?

5、 “新闻”与“信息”的差别?如何看待新闻“客观性”(objectivity)?就信息的过滤方式(或曰gatekeeper)而言,如今和过去的模式哪种更好?

6、小众文化/市场(tribal culture或niche market之类)的趋势,会不会使得社会原子化、碎片化——keen的说法是“result in less community”?如果真是这样,这种变化是更好还是更糟?

——老实说,这些问题每一个都被经年累月地争论,每一个都可以(或已经)写上好些本书。例如问题1,即便不去说哈贝马斯、麦克卢汉等经典论著,去年也有本美国人写的书《坏事变好事:大众文化让我们变得更聪明》试图证明:数十年来大众文化的熏陶即使没让人们中最聪明的人有所进步,至少已经让人们的平均智商与情商更上一层楼。又如问题5,堪称经典的就是罗伯特·哈克特与赵月枝合著的《维系民主》一书,用数十万字探讨作为一种体制的“客观性”的多层含义和在新闻实践中的影响,以及它与西方民主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是因为其中的大部分,不是“应该”如何回答才正确,而是“愿意”如何回答将决定现实发展的方向。

Anderson的”Long Tail”是非常有魅力的一种理论模型,因为它足够简单而且有说服力。他积极乐观,相信“进化、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身为“连线”杂志主编的他大约代表着全世界很大一批IT从业者的立场和信念。他在讨论上述问题时,显示了对当下互联网发展敏锐而深刻的认识,就技术细节来说,他的描述都挺准确的。包括技术是个人能力的“启动器”,降低了各种事情的准入门槛,可以让所有业余爱好者just do it——然后由某种“过滤器”来从草根中选拔出新的精英,或者帮助个人从“长尾”中找到自己关心的玩意儿,所谓的从“几百万个声音”中过滤出那么几十种想要的。

另一方Keen在自己创业前曾在大学里教过政治学,因此确实“精英”意识浓一些。一方面他对媒介运作未必特别熟悉,包括媒介的“内容商品”与“受众商品”的区分(后者最早是Dallas Smythe提出的概念)、金融经济/文化经济(应该是John Fiske提的)的区分,因此在这方面辩论中有些乏力;另一方面他又本能地拒斥广告对文化造成的损害,质疑极端的个性化和个人主义倾向可能导致共识无法达成、共同体更少,进而损害其珍视的democracy。因此他似乎期望“守望者”与“把关人”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

二者的分歧其实并不算大。他们的基本价值观是一致的,都认为民主很宝贵,社会需进化。大家也都不否认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威力,以及它对草根大众的赋权(empowerment)。差别主要在于:Anderson乐观地说,OK我们能做到,“过滤器”这种机制已经在发生作用而且会更好;而Keen怀疑地问,真的吗?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这种机制?没有这种机制的Webocracy将导向平庸和琐碎。

人们容易对自己关心的事物、研究的学科、从事的行业报以本质主义倾向的化简。也就是说,把社会现实化简到一个方面的现象,例如大量的IT评论都呈现某种“技术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似乎技术/资本的力量就是改变社会的全部。但如果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必须要将媒介“去中心化”(decenter the media),将传播系统视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将媒介置于整体性框架之内去考虑。

对个体而言ICT发展的确带来了极大的帮助,我们可以通过它获得更丰富多元的信息,也可以作出自己的表达,从事自己的创造,即便不成大热门也可甘为“长尾”,将自己的劳动成果献给需要它的甲乙丙丁。

然而,这何尝不是一种乌托邦,因为这种结果只是在行为主体某一种或几种价值取向下可能达成的,而且还完全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和外部力量对它的巨大影响。我试着再问几个具体问题吧:

  • 许多极端的诉求,例如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邪教或者恐怖组织,他们同样在运用ICT,而且因为动机之激烈可能比常人更积极更疯狂。真的能通过完全放任的观点竞争,实现人的解放和幸福么?或者我们每个人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同好群体中,便可相安无事天下太平么?
  • 这是过于极端和少数的情况?那么,多元社会的利益群体分歧无处不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认同照样在网络中彼此冲突,不同意识形态也要争斗,当互联网渐渐融入日常生活时,个人便不可能回避这些矛盾与差异,从而不可能在不贬损、削弱和限制他人的情况下进行网络活动。而这些矛盾与差异绝大多数并非自由平等竞争的关系,当然也不能以市场逻辑来理解阐释。
  • 你觉得个人完全可以不关心这些,只关心专业、兴趣、爱好、娱乐、生活?如果真的这样,我只想知道有关家人行踪、宠物饲养和某支足球队的“新闻”,而不愿听什么关于环境保护、最低工资、物价指数、选举政治等等的“陈词滥调”——那么,这些关系整个社会的公共议题由谁来关心和主导?由对它们感兴趣的人?由握有权力的人?由各种利益集团?如此说来,“web2.0”哪里有什么新鲜和进步呢,最好的程度上它也不过是当前状况的一面镜子,仍旧是精英主导;更坏的可能是,公众对政治的普遍淡漠,导致对政治的操纵利用可以更恣意横行,以少数人而不是大众的福祉为目标。
  • 你觉得这些太政治了?那就讲点关乎“效率”的。祝建华教授曾经写过他使用个人电脑20来年的感受,令我感触颇深的是他觉得:“我们用的技术手段有了惊人的提高、但我们的工作总效率……并没有多大变化”,那么,新技术真的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质量吗?
  • 再来说说娱乐或者产业吧。没错,youtube也可能诞生beatles第二,网络写手也能赚得黄金万两,但现有的产业和资本是如此不遗余力吸纳与收编从千万“草根”中偶尔闪现的个别皎皎者,纳入到原有的生产与消费机制中去。明星制、广告制、版权制……那些支撑着资本牟取暴利的方式,一个也不会少。“人人创作”,多么无私和共产主义,但就会有无数吸附于其上、利用免费资源和公有领域赢利的产业出现。“微支付”+“长尾”+“过滤器”或可帮助个体以创意换取报酬,但同样有无数虎视耽耽的力量在日夜琢磨用资本逐利的逻辑来引领这一切。你相信,仅仅通过发展技术、应用技术,就能保证将这些领域导向更美好境界吗?大约Lawrance Lassig是不信的。

就此打住不问。此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以上全部讨论都是以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语境为背景的,例如对“民主”的价值有基本共识。但如果中国人来谈这些问题,不少基本前提就得重新看待,从而答案会有很大不同。比如,这位的闲言碎语便有一番生动比喻,来描述“民主”在中国的某种境遇:

民主也是近现代中国人求过的神仙,曾经被称为德先生,进入中国这么多年,民主的本质和效果不说了,反正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大胆地跳将出来说民主不好的。这个大神的地位是树在那里了,但是民主是否可以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呢,本来这个问题就是伪问题,……偏偏就是中国现实里的政客反复来提问的话题。把民主供起来的结果就是呢,让民主的政治理想中的效果一面无限夸大,设想着民主一来,人人开口说话,个个选举政府,政通人和,百废俱兴,GDP增长,人口素质提高等等,总之是包治中国社会百病的良药。而民主的现实层面的制度设计因为烦琐反而成了可以抛弃的“庸俗政治”、“议会清谈”,这真是很怪的想法,好比请神来,还要神立刻显圣作法才甘心的样子。

世界上怎么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求仙求到鬼的事情多了,那怎么办呢,不是抱怨自己的贪得无厌,而是反过头来说,民主不行,什么东西呀,都是骗人的假货。民主么,只是一种制度设计,要不能治理腐败,提高gdp,甚至不能多拿几个奥运会金牌,就都是虚伪的假货。这个神仙,虽然供着在庙里,其实呢人们抱怨多着呢,想起古代社会里求雨的典故来了,开始的时候,很虔诚,下跪,斋戒,送女子给河神等等,做足了文章,一看,龙王爷还不给面子,怎么办,丫的,小样,就把龙王庙里的龙王给抬出来,给晾在太阳下烤烤。在中国,民主就是个这样的龙王爷,正被烤着欢呢。

形象吗?准确吗?大家见仁见智。但起码要肯定的是,还得感谢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我们才能更多地知道别人的想法,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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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想象

近日先后读到三篇学术文章,均属上乘之作,反复阅读,屡有启发。读罢令人遐想联翩,又不禁欣羡作者之水准境地。两篇文章并无直接关系,但读后却感受到其中内在的某种因缘。姑且仿照其中一文的题目称之为“专业的想象”。

该文题为《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作者为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潘忠党(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传播系)。据悉这是一项得到香港方面资助的“中国新闻改革”研究项目的成果,潘等人因难以进入大陆开展实地研究因此与陆合作,但思想和写作均主要出自潘。

这项研究的方法论是有启发性的,“我们从新闻从业者如何期待及建构专业名望入手,分析三种实证资料,包括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阅读新闻工作者的自述,以考察在改革中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相比之下,结论倒没有那么重要了,例如专业主义的西方根源,它对中国当下新闻体制的改革算得上一种推动力量,但却不能照搬西方,同时又在市场化过程中面临另一重威胁,等等。类似的探讨最终总是会汇集到中国的现状之上,如众所周知,一面是外松内紧的新闻宣传体制,一面是肆无忌惮的市场经济浪潮,新闻从业者内心纵有各种类似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难避免重重压力、诱惑,难避免自我审查。

站在另一片天空下的学人,从赵月枝到James Curran,均试图寻求“第三条道路”:既避免政府权力和管制的极度膨胀,又遏制商业利益和力量的无限扩张,期望通过public media/alternative media等方式去帮助人们接近“平等”、“民主”、“自由”等理想状态。无论道路多么崎岖艰难,此类情怀值得尊敬。然而他们的目光所向,是与中国社会迥异之语境;中国社会之问题,在国内传播学界却处于谈者寥寥的状态,学者们不愿谈,不屑谈,或者不敢谈;但我又时常听到类似论调:“我们中国的问题,不容西方学者置喙,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而且可能‘别有用心’”。可是我们学界做了什么呢?西方的批判理论文章和著作,到了中国就成为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论战的武器;即便实证研究亦有对现状的置疑和批判,如经典的“议程设置”,但舶来之后转而变为如何引导舆论的理论指导;但本土的理论建构却又相当缺失,资料堆砌或自说自话的著述倒是年年出炉。学术如果要承担歌功颂德或公关营销之职,水准那是大大不如专业官僚或者公司的。

所以这样的背景下,陆和潘的文章会让人觉得新鲜。尽管它写于2002年,但四年以来,同样题材上国内又有多少超越它的研究和文章?

另一篇文章是李金铨的《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李先生的文字向来漂亮精彩,论述深入浅出,对各家理论信手拈来又融于一炉,足见各方面功力深厚,令人佩服。这篇文章堪称本领域必读文章之一,反复读过,见之恨晚。许多精彩之处,有心人可自行体会,随手摘录两段感兴趣的:

……我认为,激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集中批判市场资本,用来分析西方民主国家的媒介垄断极好;但在中港台国家机器支配经济秩序,激进派理论似乎隔靴搔痒,因为市场至少部分是制衡政权的力量,自由多元学派的说法反富洞见。但是中港台的权力和资本都在急遽重组,我觉得这两个理论又矛盾不安同时交错存在,当然这三个华人社会有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大陆的市场自由化是削弱了政权对媒介的控制,还是权力与金钱造成奇异的勾连,更使媒介陷入双重异化的境地?台湾在解严以后,政治的压制力量逐渐从媒介撤退,但市场压力不断加大,自由派和激进派的解释都有部分道理。香港的主权回归如何与市场秩序互动,对媒介自由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一定要问我偏向哪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取径,我的答案是:(一)先看哪一个说法比较符合经验;(二)再看哪一个说法在特殊脉络里面更能促进民主。追究到最后,自忖带有西方意义的自由左派或社会民主色彩,一边反叛专制政权的压迫,一边对抗经济腐蚀势力的宰制。这也是许许多多权力边缘的知识分子所站的立场。当然,有人会觉得我太右,有人会觉得我太左,怎么标签无所谓,因为左左右右也没有实相,取决于观察者本身的位置所在。请先考察我的学术工作是否合格,再计较立场不迟。立场不同的人可以争鸣,可以联盟,可以对抗,也可以求同存异。

由此,便要回到本文的标题:“专业的想象”——所谓“一边反叛专制政权的压迫,一边对抗经济腐蚀势力的宰制”,何尝不是一批知识分子对自己“专业”或“天职”的一种理想化情怀。当然在不同社会语境里,来自这两边的压力大小有所变化,但正是这种“专业的想象”,成为他们对抗压力和诱惑的重要动力,让他们在趋利避害的人类自然反应以外去追求一些超越性的命题。同时这又只能是种“想象”,且在多元社会中存在多元选择,即使在同一领域同一行业中,人们自然可以选择去追求这种“想象”,或者看得见摸的着的金钱与权力。因此我想,对他人的选择报以同情之理解,对自己的选择力求无愧于心,这大约是可以努力去尝试的。

第三篇文章仍是李金铨的,《论社会理论对中国新闻业的解放潜力》。作者阐释分析了三类社会理论:“视市场为抗衡国家控制的积极力量”的自由多元论;80年代“老左派”,“与当时政治改革力量结盟,企图在理论上解放官方的机械马克思主义”;90年代“新左派”,“凭借西方各种批判理论力抨中国传媒的商业化”。三种理论“都希望权威官僚的党国体制能够民主化,但它们对资本主义巿场的评价不啻南辕北辙”。其中有意思的是,他将激进马克思主义和自由多元论分别称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不同语境下可以各司其职:

……(前者)拿来分析西方社会中的新闻异化,是一把利器。理由很简单:西方传媒相对自主,国家机器干预较少,激进学者尽可高高在上,站在各种人道主义的立场批评资本的种种扭曲。柯伦(James Curran)提出一幅深刻的「民主传媒体制」蓝图,以公共服务的媒介为主体,兼容民间的、专业的、社会巿场的和私人企业的多元声音。这个构想极好,只是对饱受权威肆虐的传媒来说未免奢侈。它们必须从下到上反抗赤裸裸的国家压制。在此,自由派的「政治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发挥积极的解放作用。巿场自由化未必保证传媒的民主化,但要是没有强大巿场的发展,民主化简直不可想象。

我个人的感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批判学者,站在本国土壤上尖锐批判本国社会的问题,并因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而被中国不少阶层引为同道;殊不知他们若生在中国,照样不会做“隔山打牛”之人,他们某种程度上不容于权力,因为自己“专业的想象”而扮演牛虻的角色。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及各种批判理论资源?是用作意识形态战争的武器?还是给社会治病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