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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想象

近日先后读到三篇学术文章,均属上乘之作,反复阅读,屡有启发。读罢令人遐想联翩,又不禁欣羡作者之水准境地。两篇文章并无直接关系,但读后却感受到其中内在的某种因缘。姑且仿照其中一文的题目称之为“专业的想象”。

该文题为《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作者为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潘忠党(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传播系)。据悉这是一项得到香港方面资助的“中国新闻改革”研究项目的成果,潘等人因难以进入大陆开展实地研究因此与陆合作,但思想和写作均主要出自潘。

这项研究的方法论是有启发性的,“我们从新闻从业者如何期待及建构专业名望入手,分析三种实证资料,包括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阅读新闻工作者的自述,以考察在改革中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相比之下,结论倒没有那么重要了,例如专业主义的西方根源,它对中国当下新闻体制的改革算得上一种推动力量,但却不能照搬西方,同时又在市场化过程中面临另一重威胁,等等。类似的探讨最终总是会汇集到中国的现状之上,如众所周知,一面是外松内紧的新闻宣传体制,一面是肆无忌惮的市场经济浪潮,新闻从业者内心纵有各种类似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难避免重重压力、诱惑,难避免自我审查。

站在另一片天空下的学人,从赵月枝到James Curran,均试图寻求“第三条道路”:既避免政府权力和管制的极度膨胀,又遏制商业利益和力量的无限扩张,期望通过public media/alternative media等方式去帮助人们接近“平等”、“民主”、“自由”等理想状态。无论道路多么崎岖艰难,此类情怀值得尊敬。然而他们的目光所向,是与中国社会迥异之语境;中国社会之问题,在国内传播学界却处于谈者寥寥的状态,学者们不愿谈,不屑谈,或者不敢谈;但我又时常听到类似论调:“我们中国的问题,不容西方学者置喙,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而且可能‘别有用心’”。可是我们学界做了什么呢?西方的批判理论文章和著作,到了中国就成为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论战的武器;即便实证研究亦有对现状的置疑和批判,如经典的“议程设置”,但舶来之后转而变为如何引导舆论的理论指导;但本土的理论建构却又相当缺失,资料堆砌或自说自话的著述倒是年年出炉。学术如果要承担歌功颂德或公关营销之职,水准那是大大不如专业官僚或者公司的。

所以这样的背景下,陆和潘的文章会让人觉得新鲜。尽管它写于2002年,但四年以来,同样题材上国内又有多少超越它的研究和文章?

另一篇文章是李金铨的《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李先生的文字向来漂亮精彩,论述深入浅出,对各家理论信手拈来又融于一炉,足见各方面功力深厚,令人佩服。这篇文章堪称本领域必读文章之一,反复读过,见之恨晚。许多精彩之处,有心人可自行体会,随手摘录两段感兴趣的:

……我认为,激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集中批判市场资本,用来分析西方民主国家的媒介垄断极好;但在中港台国家机器支配经济秩序,激进派理论似乎隔靴搔痒,因为市场至少部分是制衡政权的力量,自由多元学派的说法反富洞见。但是中港台的权力和资本都在急遽重组,我觉得这两个理论又矛盾不安同时交错存在,当然这三个华人社会有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大陆的市场自由化是削弱了政权对媒介的控制,还是权力与金钱造成奇异的勾连,更使媒介陷入双重异化的境地?台湾在解严以后,政治的压制力量逐渐从媒介撤退,但市场压力不断加大,自由派和激进派的解释都有部分道理。香港的主权回归如何与市场秩序互动,对媒介自由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一定要问我偏向哪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取径,我的答案是:(一)先看哪一个说法比较符合经验;(二)再看哪一个说法在特殊脉络里面更能促进民主。追究到最后,自忖带有西方意义的自由左派或社会民主色彩,一边反叛专制政权的压迫,一边对抗经济腐蚀势力的宰制。这也是许许多多权力边缘的知识分子所站的立场。当然,有人会觉得我太右,有人会觉得我太左,怎么标签无所谓,因为左左右右也没有实相,取决于观察者本身的位置所在。请先考察我的学术工作是否合格,再计较立场不迟。立场不同的人可以争鸣,可以联盟,可以对抗,也可以求同存异。

由此,便要回到本文的标题:“专业的想象”——所谓“一边反叛专制政权的压迫,一边对抗经济腐蚀势力的宰制”,何尝不是一批知识分子对自己“专业”或“天职”的一种理想化情怀。当然在不同社会语境里,来自这两边的压力大小有所变化,但正是这种“专业的想象”,成为他们对抗压力和诱惑的重要动力,让他们在趋利避害的人类自然反应以外去追求一些超越性的命题。同时这又只能是种“想象”,且在多元社会中存在多元选择,即使在同一领域同一行业中,人们自然可以选择去追求这种“想象”,或者看得见摸的着的金钱与权力。因此我想,对他人的选择报以同情之理解,对自己的选择力求无愧于心,这大约是可以努力去尝试的。

第三篇文章仍是李金铨的,《论社会理论对中国新闻业的解放潜力》。作者阐释分析了三类社会理论:“视市场为抗衡国家控制的积极力量”的自由多元论;80年代“老左派”,“与当时政治改革力量结盟,企图在理论上解放官方的机械马克思主义”;90年代“新左派”,“凭借西方各种批判理论力抨中国传媒的商业化”。三种理论“都希望权威官僚的党国体制能够民主化,但它们对资本主义巿场的评价不啻南辕北辙”。其中有意思的是,他将激进马克思主义和自由多元论分别称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不同语境下可以各司其职:

……(前者)拿来分析西方社会中的新闻异化,是一把利器。理由很简单:西方传媒相对自主,国家机器干预较少,激进学者尽可高高在上,站在各种人道主义的立场批评资本的种种扭曲。柯伦(James Curran)提出一幅深刻的「民主传媒体制」蓝图,以公共服务的媒介为主体,兼容民间的、专业的、社会巿场的和私人企业的多元声音。这个构想极好,只是对饱受权威肆虐的传媒来说未免奢侈。它们必须从下到上反抗赤裸裸的国家压制。在此,自由派的「政治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发挥积极的解放作用。巿场自由化未必保证传媒的民主化,但要是没有强大巿场的发展,民主化简直不可想象。

我个人的感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批判学者,站在本国土壤上尖锐批判本国社会的问题,并因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而被中国不少阶层引为同道;殊不知他们若生在中国,照样不会做“隔山打牛”之人,他们某种程度上不容于权力,因为自己“专业的想象”而扮演牛虻的角色。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及各种批判理论资源?是用作意识形态战争的武器?还是给社会治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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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曼纽尔·卡斯特学术对谈

《传播与社会学刊》是由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中心和香港浸会大学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心共同创办的一份中文学术期刊,半个月前刚刚在香港开过创刊酒会。

崭新的第一期,正文第一篇便是该学刊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学术对谈,题为《中国、传播与网路社会》。读后感触颇多。

卡斯特乃西班牙人士,年方20即因参加工运而被迫流亡法国,取得社会学博士后又因1968年左派学运而遭放逐。赤色的20世纪60、70年代里他辗转西欧、拉美、北美,直至1979年在加州柏克利担任教授。其后他在社会学和城市研究领域做出丰硕成绩,同时开始钻研传播科技及全球化对人类之影响。在其多本学术著作中为中国读者熟悉的,大约是1989年的《信息化城市》,以及“信息社会三部曲”之《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后者更为其奠定国际学术大师之声望,其英文版在5年内加印15次,并被译为19种语言出版。吉登斯甚至将之比作“信息时代的马克思·韦伯”。

这位出身社会学领域的大师,在学术地位如日中天之际,却于2003年就教于南加州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进入了一些正统名校迄今不予认可的传播学研究领域。为什么?

卡斯特答曰:

“在我的学术历程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命题:对构成社会基石的权力关系的研究。在我研究都市化时,都市问题对于新的政府政策和新的社会运动如何形成至关重要。如今,传播领域——包括在新技术环境中的新媒体和传播的横向网路——是权力关系得以展开的场域。传播是我们这个世界政治运作的中心,因此,在过去10年,我决定进入这个领域。这个决定反映了我一以贯之的思路。”

果真有学术自信和志趣之人,当如卡斯特也。不需借用所在领域的“热门”或“正统”与否来为自己争取发言权或其他资源,潜心做出成就,任由他人贴何种标签,自会为人类知识与经验之积累做出贡献。不禁念及拉扎斯菲尔德,其研究进路与卡斯特南辕北辙,但同样因其执着于志趣而不拘泥于门户(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成一代宗师。拉氏曰:“我始终在做同样的工作,在维也纳,它被称作心理学,而在这里(哥伦比亚大学),它被称为社会学。”但我们知道,他终其一生关注的,是某一社会背景下的个人行为,从选举到消费。

卡斯特也是跨学科研究的受益者和好榜样。他认为学术创新发生在跨学科,而障碍来自“传统学科和专业对自己既得利益的维护”。要克服这些障碍,“你只有从事自己的研究,做出杰出学术成绩,不必在无谓的边界纠纷和官僚机构争斗中浪费时间。”

关于比较研究,卡斯特的观点是:

“比较研究的根本在于避免民族自我中心偏见。科学研究的基础是能够区别独特场景的影响和由社会结构与动态所决定的社会过程,……比如对于移动传播和互联网的研究就需要理解形成传播的横向电子网路与它们所处的社会和体制场景之间的动态,个中分析的概念包括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强势的大家庭与弱化的核心家庭,政治极权与政治开放等。”而中国,同时作为网路社会、国家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农业社会,是非常重要和有趣的。

关于理论:

“我对待理论持有一个工具主义的观点,即选择你认为有用的,抛弃你认为无用的。这种选择随着研究和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我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些很有意义的概念和观点,比如生产方式、阶级分析,以及国家作为支配社会的工具等。但总体来说,理解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我们需要更开阔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之一部分。辩证法是个哲学理论,我不是哲学家,我是个实证研究者,在我的研究中,这种哲学的争辩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卡斯特丰富的社会运动参与经验,对谈者问及于此,以及他是否“公共知识分子”,他回答:

“我总是将个人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和我的科学研究,包括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区别开来。如果你将这二者混杂于同一个过程,你的研究不会好,你也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社会活动家。”

“不,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从来不是,也从来不希望是。我是个研究者,我的角色和使命是生产知识。但是,我是个有良知的社会成员,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试图完善这个世界,这是个状况非常糟糕的世界。我的公共生活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我所能企及的好学者和研究者。我生活中的主要乐趣是能够对我的学生有帮助,能够一起创造知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世界,以及在此基础上,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决定而改造这个世界。至于说其他人希望整合各项活动,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个人的决定。我唯一能说的是,避免混淆不同的角色至关重要。当你在做研究时,你不应当担心政策后果;与此相对应,当你在制定政策时,最重要的问题应在于政策会否产生正面的效果,而不在于它是否有研究的基础。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从事政治和社会变革。为改变社会而战不是科学领域的决定,而是个道义领域的决定。如果你不是个好的研究者,尽管你满怀高尚价值,你仍然是个糟糕的研究者。意识形态必须与科学相区别,尽管它们混杂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这让我想起芝加哥学派为社会学定下的基调:研究要远离社会应用。帕克对他的博士生们说,他们应该为能够研究社会问题而感到高兴,但是他们应该独立于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来进行这样的研究;同时,帕克也区别了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

或许,正因为见过太多“越位”、“混岗”之人之事,上面这些陈述或者态度才益发显得可贵。研究者变成御用文人,记者变成枪手,专家变成企业传声筒……为学或为人,如何把持得住很重要。

听卡斯特一席话,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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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研究方法论文研讨会

周日听了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的一场论文研讨会,有些感触。现在的学生基础牢过从前,而且个个勤奋聪明,论文固然难以完美,但颇有些不错的,至少听过之后比翻看几本传播学核心期刊要更有启发。

有几个人在blog里写道了这次研讨会。比如:传播学研究方法优秀论文研讨会后感(上篇)传播学研究方法优秀论文研讨会后感(中篇)论文交流会

我只听了一部分,在我听的里面,比较喜欢的包括:《博客与网络身份建构》,这篇有严格的量化研究方法和规范,3000多个样本,spss软件分析处理,尽管最终的结论有点“常识化”,但作为方法课的课程论文是精致的。《虚拟世界中的征友现象》针对的是水木pielove版做的研究,很喜欢作者的态度:“我做的其实是社会学的研究,而不只是传播研究”,“我关心的是研究一个问题,而不是为了方法而方法”,以及她重视小问题的视角。《网络论坛言论传播的自我净化机制》,文本分析加内容分析,对比的是强国论坛和网易的唾客论坛,得出的结论是二者的自我净化能力都很差,或许结论没那么重要,作者的思路、以及她不断自我分析、质疑、清醒认识到方法上漏洞,这些很可贵:)

希望他们的论文能发表,或者结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