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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清华大学秦晖教授2006年2月23日的讲座。我做了一些笔记，事后在网上找到同名文章，发现这次讲座基本就是该文的发挥（这里是该文的.txt文件）。下面对照笔记，对秦的思路稍做整理，也补充一些文章中没有的内容（以黄颜色标出）。

秦从05年中国“医疗改革失败”的报告引发大讨论出发，认为这种“公共品供给危机”并不像许多人所言那样、归咎于“过分市场化”，从而将此讨论与“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联系。关键问题是执政者的“权大责小”，建立权责对应的宪政体制才是解决办法。

首先，中国“权大责小”有历史传统，政治权力不受制约。秦代法家“惩贫”、“抑商”并重，一方面其“反福利主义”立场之极端历史罕有，“贫弱者，非侈即惰也”；也反对自由放任，“国强则民弱，民强则国弱”，“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秦晖先生补充道：“都送到昌平去挖沙子，或者去修长城。”笑声）。深山有国权，闹市无国责：“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统治者为所欲为，不为所不欲为，结果就是政府像强盗而不像政府，要粮要钱要命，却不提供公共服务。

其次，西方人的一些认识误区：
1、 并非不搞福利国家就是自由放任，古代中国并非“自由主义典范”（奈斯比特），法家帝王也非只为治水而弄权（魏特夫格尔）。实际上是不受制约的专制。
2、 一些美国学者对杰弗逊主张“大政府”或“小政府”、“福利国家”或“自由放任”的争论，皆因他们未注意杰弗逊当年的历史语境：面对英殖民当局治下北美人民自由、福利都缺乏的情况，杰斐逊主张“好政府”应当权力受制约而责任可追问，实属顺理成章。
3、 哈佛“公共政策文化讨论会”上西方学者提出的“笨问题”：中国目前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若左派得势，为什么WTO谈判及其他论坛中，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极力反对劳工权利条款？如果是右派得势，为什么中国又那么使劲反“自由化”？——秦的回答是：你们这里所谓的左派、右派在中国都不可能得势，你们的右派要限制政府权力，你们的左派要追问政府责任，权贵们都不喜欢。权贵们需要“左派”为其扩大权力，需要“右派”为其推卸责任，这两者都可以得势。得势与否不在于左右，在于你是否“乖”。最乖的是“既左又右派”。亦左亦右，非左非右。

进而，秦分析当下的“左右”之争：
1、 相应李普曼“最好的政府是限制人民最少的政府，同时也是服务于人民最多的政府”中的天然矛盾，宪政民主体制使得统治权力需要被统治者授予，后者授予权力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前者为后者负责，提供后者要求的公共服务，从而权责对应。
2、 被统治者的利益诉求与价值偏好远非一致，在授权－问责问题上产生分歧：有人（西方所谓右派/新自由主义者）强调限制权力，并不主张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但既然舍不得多授权，自然也没法要求政府多负责；所谓左派，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服务、福利和保障，也未必喜欢无限制的权力，只是要求责任大，授予其的权力也不能不更大些——但两派共同遵守一条规则/底线：权责必须对应。左派要求责大权亦大，右派主张权小责亦小，因此可将前一种主张称为“大政府”而后者称为“小政府”。
3、 在缺少宪政民主因素的中国传统中，保证权责对应的机制通常缺失，所谓“大政府”/“小政府”之争在缺乏权责对应的前提下，变成不知所云的假问题。这种传统中很容易形成权大责小的政府：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于是其民既无福利，也无自由。

• 最好、次好、最坏的政府的坐标系图 (横贯第二、四象限的直线表示权责对应的宪政政府，有责无权的“最好政府”不可能存在；而权责均大的、或权责均小的政府各有利弊，很难绝对地说何者更好；所能断定的是有权无责的政府绝不可取)：

• 现代民主条件下的“国家干预”争论示意图：

• 传统王朝的“有为/无为”之争示意图：

然后，秦提出了“尺蠖效应”与“天平效应”这一对概念，来解释两种不同的制度导致的社会变化趋势：
1、 天平效应，指宪政条件下往往出现“自由放任”小政府与“福利国家”大政府的往复运动，前者有利竞争改进效率，促进投资增加就业，但难免贫富分化。后者有利于扩大公益增进平等、扶贫济弱提供保障，但难免损害效率。两者就像一个“天平”，在摇摆中实现功能互补。
2、 尺蠖效应，缺少“权责对应”的公平支点，“大小政府”的往复和“收”“放”的变更，都只偏向一方，就像以一伸一缩方式向一个方向行走的尺蠖。两种政策交替，实际朝一个方向前进，收则限制穷人，放则放纵权贵。权势者在运作方式变更中体现出“选择性适应”功能，导致权责不对应状况在一次次变更中不断“循环放大”：“抓”的时候“集权不集责”，“放”的时候“放责不放权”。
3、 我国公共福利方面的尺蠖效应可分为三步：四九年到改革开放前，“强束缚弱保障”体制；改革开放后，放权让利成了弃责争利，尤其是强调财政集权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开始出现危机；目前如果不限制权力、规范用权而只是重走“大政府”之路，无非“征收权力上敛、服务责任下卸”。
4、 以“郎顾之争”为例，说明在我国侵犯公共财产和侵犯私有财产的原因根本就是一个：既可强行化公为私、也可以强行化私为公的无限权力。以产权改革为名窃占公共资产，与以公共利益为名强劫私有资产在这种机制中完全可以同时并行、并不矛盾。所以尺蠖效应又表现为：政策收紧首先束缚老百姓，政策放开首先放纵权势者。一收把百姓的财产收进官库，一放再把官库东西弄进权势者私囊。

结论：决定当今中国改革成败的与其说是收/放、向左/向右、市场导向还是政府导向，不如说首先是尺蠖之伸缩还是天平的调整。改革方向，就是通过限权问责而打造天平，建立权责对应的宪政体制。从社会和谐稳定考虑，这种改革可以循序渐进，在限权、问责上都不能一步到位，不能倒退。

秦晖先生的观点鲜明，令人信服。只是，中国是否应努力建立宪政体制？又该如何建立宪政体制？由于我对宪政的认识近乎无知，所以也不知道这样的问题在当下中国是否属于可研究但不可公开讨论的“敏感”话题。还需要再学习。

另外，由“权责对应”这一点联想到在新闻与传播领域中，有关新闻/言论/出版/表达自由的问题。我国“正统”的论点当然是：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都是有限制的，自由是人民享有的……但从当前的现实来看，更多地强调传播者的“责任”而较少谈及他们的“权利”。从各高校论坛实名制、QQ群管理者实名制，到一些境外网站的被屏蔽、google.cn的过滤信息等，反映的问题是：管理者不断加大“问责”甚至是事前审查、事前禁止力度的同时，被管理者有何正当权利、正当权利是否受侵害、若受侵害应如何被补偿，却是管理者所不关心和不为之负责的。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权责不对应”？这种不对应的后果可能并不直接反映在资产财富上，但对公共利益到私人权利的损害同样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