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社科院新闻所参加了一次午餐学术沙龙，主题是“社交媒体引发社会变革”。演讲者包括美国宾州大学的Marie Hardin教授、钟布教授和一位普利策奖得主Jerry Kammer。沙龙的主题是关于社交媒体，或曰社会化媒体，但由于三位嘉宾都具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谈社会化媒体对新闻业和新闻生态的影响。
Kammer是做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记者。他以自己获普利策奖的系列报道为例，讲述了记者们如何从政府公布的文档、公益性NGO的信息（如opensecrets.org）以及线人那里获取报道所需的线索和信息。他的报道揭露了一名众议院议员的腐败案，这名议员最终因多次受贿并将美国国防预算分配给行贿的承包商而入狱。
像Kammer这样的优秀记者，似乎早已习惯于社会中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例如，那位议员贪腐系列报道的第一篇，写的是他的一处房产以明显高出市价的价格出售，接手者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承包商，后者在一年多以后再度转手卖出，亏损70多万美元。这些房地产交易的信息都是向社会公众公开的，所以记者们可以检索到。
Kammer也盛赞opensecrets.org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汇总了所有联邦官员的政治献金记录甚至是支出记录，给了记者们极大的帮助。当然，非政府组织，也就是民间人士能够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这些信息的公开是有法律作为保障的。（事实上，研究者也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有用的数据，两年前我做过关于“互联网总统”奥巴马的研究，就用到了这个网站的数据，可以参看这里，这里）
在提问环节，有一个秀气的女生问道：在美国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收入水平怎么样？她随后陈述了为什么要问这个稍显唐突的问题，因为她是中国著名调查性报道记者王克勤的研究生，而王克勤每月工资不过一两千元，很多采访得不到报社的支持，“出问题”也没有报社庇护，日子不大好过。
Kammer的回答大致是：首先，脱离了报社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调查性报道的，我自己常常几个月才发一篇稿子，因为我们做的都是有深度的研究，需要很多资源；我自己刚入行时只是个印第安保留区的小记者，收入也很少，但我们来做记者，梦想肯定不是赚大钱、开奔驰，而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一行，当然，到我成名后，收入水平还是不错的；我也很敬佩中国同行们，在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能做出优秀的调查性报道。
又有一个女生问道：在美国从事调查性报道，会不会面临人身安全方面的威胁？
Kammer似乎有点吃惊，说：我还从来没听说过美国有哪位记者因为调查性报道、揭露贪腐而被枪击或伤害的。不过，我有同事的汽车轮胎被报复者扎过。我的报道涉及到众议院、国防部和中情局的一些官员，但大家都明白，威胁某个记者是没用的，因为记者太多了（大意如此）。哦，在墨西哥，有记者因报道而被杀害，这是悲剧。
钟布教授在《中国日报》和CNN都有过多年从业经验，有提问者问他这两种经验的差异。他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例如信任感，在中国日报、CCTV、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工作时，很多地方不能随便去，戒备森严；但在CNN，作为刚被聘用的外国人，他拿着自己的工作牌就可以刷卡到处去。又如CNN创始人特纳，对大家说想去现场采访伊拉克战争，立刻就被栏目制片人“无情”地批评：你不够资格——当然，这个资格，说的是新闻专业性，而不是权力和职位。还有独立性，他做过CNN某个节目的主编，能不能报道和怎样报道完全不受干涉，“你当然可以开除我，但只要我今天坐在这个位子上，就还是我说了算”。以及客观中立，不能因为自己偏向民主党就抹黑共和党，要平衡报道，“好的报道，可能是两边都表示出很大意见的；如果有一边觉得你的报道特别好，那可能是你的报道实际上有问题”。
从一场小小的研讨会，看看我们20来岁的新闻专业学生提出来的问题，不难感受到在中国从事调查性报道，乃至从事新闻业的种种困难，所谓“戴着镣铐的舞蹈”也不为过。伤不起啊伤不起，只是真正在认真干新闻的人们，可能连咆哮的力气和心情都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