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百年校庆纪念日之前与之后，蒋方舟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批评者。一篇杂志文章《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一次媒体访谈《我的清华体验》，引发很多讨论，赞美讴歌者有之，反驳批评者有之。
蒋方舟与我来自清华的同一个学院，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但早闻这位少年作家的大名。当我得知她被清华降分录取，而且还被招进敝学院时，我脑海里首先蹦出来的，是我的一位本科师兄。那一天，这位擅长平面设计、酷爱FPS游戏、素有诗名且放浪形骸的师兄，读到了小学生蒋方舟的日记选集，用带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不无激动地说：“我靠，等她长大了，我要追她做我的女朋友。”他指尖的香烟袅袅，一蓬烟灰抖落下来，飘进键盘的缝隙。又是一弹指，十二年过去，听说这位师兄在家乡做着公务员，想已大腹便便，妻儿傍身，平安喜乐，不知是否还记得当年的那一幕，那一句？
蒋方舟的文章我读的很少，但我欣赏其中的机灵劲儿，还有特立独行的少年心气。当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比她迷茫困惑，没她坚定自信。我读到她的《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其中最感同身受的一段话是：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她提到小说《盛世》中的韦国，这也是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典型化的形象（不幸的是，小说中的韦国同学是北大的，或许因此，蒋方舟在接下来很自然地提及“北大清华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北大真悲摧，在一封批评清华的信中被陪绑，属于躺着中枪型）。
今天又看到FT中文网对蒋方舟的采访全文，我欣赏她表现出来的直率和敏锐，例如对自我审查心态的剖析，对某课程的反思与质疑。但读过两篇文章之后，也让我觉得有些别扭，不是因为她批评了清华，而是因为其文风和观念可能有些问题。我想，如果她可以不那么写，不那么看，或许会更加“靠谱”。
第一，滥用全称判断，放纵刻板印象。我的一些清华同学，会对蒋文感到忿忿不平，就是因为她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笔下的清华人似乎只有两种：不是油滑党棍，就是被洗脑的书呆子。但是17万清华校友，或者数万在校学生，甚至蒋同学所在班级的数十人，难道只有这两类？
例如这样的句子：“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因为他们（指代的是FT记者提问中的‘清华学生’）从小受到的历史教育、政治教育，就是要‘审社会主义之美’。到了清华之后接触到的这些，和他们从小接受的价值观是符合的，所以接受起来很顺畅。要进入清华就要在考试里拿到高分，要拿高分，对这些东西半信半疑是不行的，必须全方位地接受其价值观，才能考入清华吧。”
在社会心理学中有“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术语，指的是将同一个特征归属于团体的每个成员，而不顾成员间的具体差异。比如所谓“犹太人贪财”、“中国人懦弱”、“河南人造假”、“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等等。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刻板印象帮助我们简化世界，减轻认知、理解和叙述的负担；但对于严肃负责的研究者、写作者和报道者来说，应当以批判警醒的姿态反省自己的公众言论，是否有滥用全称判断，放纵刻板印象之嫌。既然方舟同学有心就此“亮出身份”、“火力全开”，为这个社会承担鼓与呼的责任，那当然也应该尽量遵循这种原则，而不再是文学写作时的汪洋恣肆，只图笔下快意，不顾以辞害意。
当然，同样的原因，也不应由方舟同学的言论，产生对清华文科生或者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的鄙视，认为咱都爱搞大帽子大批判。
第二，满足于主观感受，缺乏深入调查。比如：
FT中文网：你说你写的是一种共识，是指你周围的人都是类似的看法吗？
蒋方舟：我周围的人没有。可能因为我和周围同学交流比较少。我觉得周围的同学、老师，特别是年龄更小的学生，读后可能反应比较大，会感到震惊。
又如：
FT中文网：会不会其他学校的情况会有些不同，比如北大？
蒋方舟：我没多少了解，不过也许会好点吧……清华与北大相比，感觉离权力更近一些。北大的学生也许会更多地做围观者或批评者，而在清华，要成为权力系统一分子的意识可能比较强。
再如：
FT中文网：对于一些热点的公共话题，比如政治改革、李庄案等，你觉得同学们感兴趣吗？
蒋方舟：没调查过，我觉得他们不是那么感兴趣。他们有地方可逃，学校制造了很多可让他们逃过这些的东西……他们很容易就逃到这些事情中，而且给自己很合理的不去想的理由——因为这些和自己的前途是无关的。
以及，“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愤青少、领导多”等观点，都属于个人的主观感受。我在清华求学的时间超过了十年，在水木清华BBS泡了近15年，互动过的清华师生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方舟同学描述的那两类人确实存在，但仅仅是一部分。如果她可以对水木清华BBS的一些热门版面作一段时间的观察，应当能看到相对多元的价值理念和政治观点——即便是在严苛的审查与自我审查之下。
至于“必须全方位接受其价值观，才能考入清华”，这就纯属想象了，说句不厚道的，就算方舟同学自己是靠降分特招进清华成为“少年既得利益者”的，那也不该这么埋汰其他寒窗苦读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的同学吧？再邪恶一点，按她的逻辑，“北大人”应该更加懂得“审社会主义之美”才对，因为北大文科生更多，考历史、考政治，不“全方位接受其价值观”怎么进得来？（好吧，我这句是归谬法加开玩笑，隔壁的同学们你们懂的）
鉴于方舟同学的才气和理想，不应该以时尚杂志专栏写作的标准来要求她。那么对事实的尊重及深入挖掘就应该成为进一步追求的目标。大学的所谓学术训练，不论文理工，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都是求实证伪、探索研究的能力。公平地讲，清华大学在这方面要求还算是国内相对严格的。关于官本位、政治冷漠、功利主义等大学里的思潮现象，她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调查研究？不是说一定要科学抽样、发放问卷、深度访谈等所谓“科学方法”才叫调查研究，也不是说不调查研究就不能说话；只是，如果只接触了数十名清华学生，数名北大学生，那么是否不该那么自信满满地向公众发表全称判断下的见解？
第三，对个体同情理解不够，对制度穷追猛打不足。从这两文中，我有时能读到一种“真理在握”、“孤芳自赏”的姿态，这是一种微妙而切实的感受。从头到尾有意识地强调“我”和“他们”的不同，或者可以算一种叙述策略，以疏离的姿态标明自己观察和书写的客观与超然；但同时也是一种刻意的形象建构，作者要宣示“我”的立场，反对某些价值观，正像文章中写的：
FT中文网：那你觉得你亮出的身份是什么呢？
蒋方舟：就是与正统的、主流价值观的、清华要求我成为的所不一样的一种人吧。
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确认，常常是通过与对立面的参照来完成的。方舟同学通过文字刻画出了“清华人”这个他者群体，“他们”成为某种价值观标签下的无面目群像，这与事实有多大距离？值得追问。这样一种自己树靶子自己打的做法，写起文章来很有气势，就像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建构了一个他心目中的“自由主义”，再去逐条批评。这正是坚信真理在握的思路，但却无法与他人对话。
在文章中，方舟同学自承“还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和周围同学交流比较少”；她不住宿舍，社会活动比一般同学多。这都是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他人不应置喙。但一个“在学校还常常迷路”、跟同学交流不多人，很难相信她可以深入地了解和理解清华学生群体的多种维度面向。从另一个角度，能考上清华的学生一般都不太傻，懂得“交浅言深”是忌讳，如果你跟我也不怎么熟，而且还是个公众人物，我至于跟你推心置腹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地谈政治么？
“爱网络”、“爱自由”、“我和他们不一样”，这是服装品牌的广告文案；但如果端着这种姿态生活，可能很难去理解跟自己观念、行为有差异的人。“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这话反过来说也没错，当我们自以为真理在握的时候，可能正有许多人在背后偷笑呢。
至于“对制度穷追猛打不足”，好吧，我承认这是我的苛求，也可以说是因为我在原则上赞同蒋方舟的立场和理想，所以才提出这种苛求——仅就这两篇文章来看，她的批评出自对身边人的一些言行的观察，但在描述后止于对个体心理与动机的想象和假设，未能涉及对造成这些言行的历史与现实因素的探析。因此，读《一封信》，有时觉得没有搔到痒处，有时又觉得帽子乱飞，“既得利益者”、“精英”神马的，都是当今社会中很能撩拨网上意见的概念，不加区别直接扣上来，有点儿可怕。
总之，如果方舟同学能够在这几方面改进改进，应当可以更严谨，更理性，更犀利。至于其他的一些观点，比方说“对于90后的小孩，大多数我还是劝他们出国。这样才能培养一套较为正确的价值观”之类，我以为，谁没有过幼稚的时候呢，多读书多看世事人情就好。
写这么长，其实也是给自己看。我也是个常常说三道四的人，上面三点，堪为己戒。
外一点，方舟同学若始终无法融入清华，无法寻得认同或归属感，不是清华的损失，而是她自己的损失，因为她本可以从这里汲取更多用以顽强生长的养分。所谓“清华精神”或“清华传统”，远不止方舟同学想象中意识形态规训的那一套。黄延复、徐葆耕、胡显章等老师曾有过多本专著概括梳理，而更鲜活的精神风骨则在现实生活中闪现。对我来说，清华是精神家园，是度过三千多个日夜的成长记忆，承载着青春的喜怒哀乐；我在这里塑造自我，寻找方向，结识师友；我切实受益于这里积极的体育锻炼风气，也总是告诫自己要像许多同学那样朴实、直率、严谨、专注、有理想又有执行力；我爱东操西操游泳馆，我爱二月兰和阳光下高大的杨树，我也爱自立自强的清华女生。你赞美或者不赞美，清华就在那里，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