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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画产业与消费调查报告》正式发布

《中国动画产业与消费调查报告(2008-2013)》封面
《中国动画产业与消费调查报告(2008-2013)》是我们数字媒体系师生大约半年的研究结果,2013年6月左右交书稿,因故至今才得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为数不少的动画、动漫产业“年度报告”、“发展报告”与“蓝皮书”中,本书有如下三大特点:

一、综合盘点与深入分析五年产业数据。
二、开展了北上广三城市动画消费者大规模科学抽样调查与实证研究。
三、十位知名动画人深度访谈实录与原生态观点展现。

研究浅陋、问题多多,请大家在关注之余也多提宝贵意见。同时,我们下一年度的动画产业与消费研究已经启动,欢迎各界朋友继续给予我们帮助与支持!

更新:本书已经在网络书店有售,欢迎点击链接进入亚马逊中国当当网购买。

我在发布会上简单分享《中国动画产业与消费调查报告(2008-2013)》一书若干发现与观点的幻灯片:

(此幻灯片的新浪微盘下载地址:http://vdisk.weibo.com/s/wWculeqo7e4)

——下为本书发布会的相关信息:

2013年12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数字媒体系的年度研究成果《中国动画产业与消费调查报告》在“2013年动画产业前沿论坛”上正式发布。

报告主编周雯、何威在论坛上介绍了此书的主要特点与发现。本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近30万字,研究方法多样、资料数据翔实、观点富于启发。报告综合盘点并深入分析了2008年至2012年五年间的中国动画产业数据,以解读产业发展的宏观趋势脉络;针对北上广三地动画消费者展开大规模抽样调查,以剖析2013年中国城市居民动漫消费行为与心理;还深度访谈了十位知名动画人,力求“原生态”地呈现一线实践者的光荣与梦想、奋斗与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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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传播 学术 时代 上路

《网众传播》后记

[贴出《网众传播》一书后记,作为对自己的交代,对师长、对亲友们的致谢。]

1997年的春天,我第一次踏入清华大学计算机开放实验室,第一次体验互联网。

实验室位于一栋宏伟的苏式建筑底部,被厚重的花岗岩环抱,形状狭长。雪白的日光灯下,数百台电脑分成几列延伸开去,几乎每一台前面都坐着聚精会神、目不斜视的人。在计算机风扇低沉的嗡鸣声中,击打鼠标键盘的声音格外清脆。实验室入口处,学生们手捧书本,排成长队等待,等到有电脑空闲时,方可刷卡进入。这个看起来有些沉闷、乏味的所在,却通过根根网线,连接着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的主节点,向清华师生提供了当时中国最快的网速、最丰富的网络资源、与欧洲、香港等地互联网最早的连接。

当时开放实验室里的电脑硬件配置,是主频百兆赫的“奔腾”CPU、16兆内存、2G硬盘和14寸CRT显示器;操作系统是Windows 3.1或Windows 95,上网用的是网景浏览器而非IE,大多数程序(包括游戏和操作系统)仍可以装入一张或几张容量仅1.44兆字节的软盘。而当时的互联网上,没有门户网站,没有搜索引擎,更没有在线播放的影视和音乐。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遮掩互联网在我们眼中的光辉与魅力,相比之下,我们当时身处的信息传播环境顿显“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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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出版了

2011年6月22日,夏至,《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终于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给这本书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网站:wzcb.ohmymedia.com

什么是网众传播?什么是网众?如何理解当今世界中令人眼花缭乱的传播现象、无所不在的融合媒介环境、人人均可发言的热闹与喧哗、此起彼伏的“雷人囧事流行语”?社会化媒体怎样改变你我的生活?“微博”或者“围观”,真的可以改变中国?

《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是一本学术著作,它努力去探索和回答上述问题,既有理论建构,也有现实观照。本书的旨趣不在跟踪几个网站的兴衰成败,不在探讨某几种新媒介技术与应用的优劣得失,也无意评断某个具体网络事件的是非曲直。曾经火爆的网站可能几年后关门大吉,曾经热门的技术应用或许很快过时换代,一度轰动的网络事件很快就被大多数人遗忘。而在对它们的分析之上,本书尝试对框架、过程、要素、特征、模式等作出抽象。

——“为神马我要关心这些问题?”

答曰:中国社会仍在飞速发展前行,然而也矛盾冲突不断。我们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在感慨世界变化与动荡的同时亦为自身命运而焦虑不安。努力去了解媒介技术的变化、传播组织的变化、人际网络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或许无法保证我们“成功”,但却让我们多一分勇气,多一分淡定。

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围观、讨论、拍砖!我将会持续发布有关网众传播的相关内容及评论。

——更进一步地了解这本书: 可以读读熊澄宇教授金兼斌教授给本书写的序言、作者后记,以及更多本书内容介绍书评报道有关“网众传播”理论与现实的延伸探讨

——在哪里买这本书? 可以去 卓越亚马逊(26.6元)当当网(28.5元)京东(28.5元),及更多选择

——在哪里讨论这本书? 可以去本书网站,也可以去本书的豆瓣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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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调查性报道记者你伤不起

昨日在社科院新闻所参加了一次午餐学术沙龙,主题是“社交媒体引发社会变革”。演讲者包括美国宾州大学的Marie Hardin教授、钟布教授和一位普利策奖得主Jerry Kammer。沙龙的主题是关于社交媒体,或曰社会化媒体,但由于三位嘉宾都具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谈社会化媒体对新闻业和新闻生态的影响。

Kammer是做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记者。他以自己获普利策奖的系列报道为例,讲述了记者们如何从政府公布的文档、公益性NGO的信息(如opensecrets.org)以及线人那里获取报道所需的线索和信息。他的报道揭露了一名众议院议员的腐败案,这名议员最终因多次受贿并将美国国防预算分配给行贿的承包商而入狱。

像Kammer这样的优秀记者,似乎早已习惯于社会中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例如,那位议员贪腐系列报道的第一篇,写的是他的一处房产以明显高出市价的价格出售,接手者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承包商,后者在一年多以后再度转手卖出,亏损70多万美元。这些房地产交易的信息都是向社会公众公开的,所以记者们可以检索到。

Kammer也盛赞opensecrets.org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汇总了所有联邦官员的政治献金记录甚至是支出记录,给了记者们极大的帮助。当然,非政府组织,也就是民间人士能够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这些信息的公开是有法律作为保障的。(事实上,研究者也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有用的数据,两年前我做过关于“互联网总统”奥巴马的研究,就用到了这个网站的数据,可以参看这里这里

在提问环节,有一个秀气的女生问道:在美国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收入水平怎么样?她随后陈述了为什么要问这个稍显唐突的问题,因为她是中国著名调查性报道记者王克勤的研究生,而王克勤每月工资不过一两千元,很多采访得不到报社的支持,“出问题”也没有报社庇护,日子不大好过。

Kammer的回答大致是:首先,脱离了报社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调查性报道的,我自己常常几个月才发一篇稿子,因为我们做的都是有深度的研究,需要很多资源;我自己刚入行时只是个印第安保留区的小记者,收入也很少,但我们来做记者,梦想肯定不是赚大钱、开奔驰,而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一行,当然,到我成名后,收入水平还是不错的;我也很敬佩中国同行们,在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能做出优秀的调查性报道。

又有一个女生问道:在美国从事调查性报道,会不会面临人身安全方面的威胁?

Kammer似乎有点吃惊,说:我还从来没听说过美国有哪位记者因为调查性报道、揭露贪腐而被枪击或伤害的。不过,我有同事的汽车轮胎被报复者扎过。我的报道涉及到众议院、国防部和中情局的一些官员,但大家都明白,威胁某个记者是没用的,因为记者太多了(大意如此)。哦,在墨西哥,有记者因报道而被杀害,这是悲剧。

钟布教授在《中国日报》和CNN都有过多年从业经验,有提问者问他这两种经验的差异。他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例如信任感,在中国日报、CCTV、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工作时,很多地方不能随便去,戒备森严;但在CNN,作为刚被聘用的外国人,他拿着自己的工作牌就可以刷卡到处去。又如CNN创始人特纳,对大家说想去现场采访伊拉克战争,立刻就被栏目制片人“无情”地批评:你不够资格——当然,这个资格,说的是新闻专业性,而不是权力和职位。还有独立性,他做过CNN某个节目的主编,能不能报道和怎样报道完全不受干涉,“你当然可以开除我,但只要我今天坐在这个位子上,就还是我说了算”。以及客观中立,不能因为自己偏向民主党就抹黑共和党,要平衡报道,“好的报道,可能是两边都表示出很大意见的;如果有一边觉得你的报道特别好,那可能是你的报道实际上有问题”。

从一场小小的研讨会,看看我们20来岁的新闻专业学生提出来的问题,不难感受到在中国从事调查性报道,乃至从事新闻业的种种困难,所谓“戴着镣铐的舞蹈”也不为过。伤不起啊伤不起,只是真正在认真干新闻的人们,可能连咆哮的力气和心情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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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的跨界研讨

今天,旁听了一场关于社会网络的跨界学术研讨会。这是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杨士强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向web的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研究”的一场研讨会。与会者有计算机研究的专家如清华杨教授、中国科学院程学旗教授、中国科技大学俞能海教授、美国南加州大学黄凯教授等;有社会学领域学者如清华社会学系的罗家德教授;有传播与媒介研究学者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金兼斌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泳教授;还有来自业界的人士如人人网技术总监黄晶先生。

研讨会的主题关心的是人际网络与web网络的跨学科研究如何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和互相融合。由不同领域教授带领的课题组分别汇报了当前的一些进展,其他一些专家也谈了自己领域中的一些动态与有关思考。

有些偏技术的发言我几乎九成听不懂,只是努力地去捕捉一些对我而言的新概念,例如通信网络中的“删边扩容”等,或者从拓扑学的角度来定义什么是community。但清华计算机系课题组的阶段成果展示很有意思,基于来自人人网的十万用户数据,他们设计出的网络关系可视化、Topic modeling等模块,不仅可以由机器自动分词、学习、排序,来实现用户个人行为的量化归类,更精确地认识其偏好,还可以由此作出一定的预测,也可以作出更精准有效的个性化推荐。其他专家的一些陈述,包括facebook的wall post中spam和phishing内容的自动识别与过滤技术,以及用社会网络的方法来研究疾病的传播扩散,等等。

胡泳老师的发言是从具体媒体环境出发,提醒研究者们注意中国语境带来的不同,注意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他似乎认为这些年来各学科一直研究的所谓“舆情监控和预测”,不仅仅是通过数学模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其中存在太多非正常因素,所以目前的研究常常只是解释性,而不太可能做到预测。最后他也说到自己的译作《未来是湿的》中的两个概念:结合型资本(bonding capital)与桥接型资本(bridging capital),他认为近两年来中国社会中的结合型资本显著增加,而桥接型资本却大幅削弱。换句话说,同质化的小圈子越来越多了,但不同圈子之间的连接与对话变少了,隔阂加深了。当然,他的这个判断是没有严格数据支持的个人经验,也让我想起孙立平前些年提出的“断裂的社会”的概念。

社会学系罗家德教授,社会网络分析领域的前辈牛人,闻名已久,却是初见。原来他讲话这么有激情。罗老师接着胡泳的话题,说起了中国社会常见的“圈子”和西方社会常见的“community”二者的区别。圈子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费孝通提出的概念)网络,它与西方意义上的、群体动力学所研究的、通常为100-150人的人际网络有许多不同之处。最后罗老师还激情四溢地说,I have a dream,那就是建立一个模型,可以预测整个社会网络的发展变化(大意如此)。其实呢,阿西莫夫在《基地三部曲》中写到的“心理史学”,以模型和演算可以预测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神算之道”,那就是罗老师这个dream的豪华升级版啊。

黄晶简介了人人网的发展历程以及目前的五方面重点业务。他的即席发言条理清晰,语气温和却言之凿凿,种种案例可以信手拈来,又很少见某些业界人士习惯的忽悠与吹嘘。看的出来,他除了技术专长,对整个互联网产业也深有研究。当他提到可以为专家们的研究提供数据时,在场的许多人的眼睛里都闪出了小星星,彷佛登徒子见到大美女,葛朗台遇到孔方兄。当会议发言出现间歇之际,来自各校的几位大牌教授纷纷跑上前去,向这位年轻的清华校友递上名片表明心迹,哦不,是表明合作意愿。当前学界对于实证数据的渴求,由此小花絮亦可见一斑。不论是计算机、社会学或新闻传播学,大家都希望将来自社会网络实践者的海量真实数据,耕耘成paper蓬勃生长的试验田。

在会议之中,南加州大学的黄教授,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满怀忧虑地问大家,如今在中国,youtube、facebook这些知名网站都上不了,google也走了,这样的政策是不是会影响创新啊?有一位颇有名气的“业界精英”回应道:其实,据我这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看法,你说的这些国外网站,就算政府不屏蔽,在国内也成不了气候,中国用户不爱用它们;我对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还是乐观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对这些新生事物不知道怎么管理。

对这位业界精英的观点我实在不能苟同。姑且不说他再次代表中国普通用户表示“情绪稳定”、“生活不受影响”,也不去讨论“没人用、没人知道”的原因有多大程度是因为被屏蔽,类似讨论的关键要害,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断追问的,其实是这一串问题:究竟谁来决定哪些网站、哪些内容应该被屏蔽和封锁?依据什么法规政策、工作流程来决定和执行?它们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力来决定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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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新媒体传播学年会小结

时间过得很快。

在温暖的广州,开完了2010年新媒体传播学年会。回到北京后,隔天又到韩国,在寒风里冻得耳朵发红。航空技术缩短了地球两点之间的距离,飞越上千公里所耗费的时间,甚至少于从北京的一端到另一端的通勤之旅。这给人以错觉,仿佛大地的宽广不再值得敬畏,崇山峻岭或江河湖海这样的造物奇迹也只作为风景而存在。

坐在首尔的COEX中心,回忆好像已经结束许久的新媒体传播学年会。一个学术圈子里的大牛与新人,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不惜在一个电脑中介沟通技术高度发达的年代里,忍受旅行的辗转和不菲的旅费,为的是看看老朋友们好不好,看看别人都在做什么研究,看看会不会认识有意思的新面孔。

国内的新媒体传播研究越来越热。来自不同学校的数位老师都谈到,与新媒体有关的选题,在如今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生论文中占据很大比例。

量化研究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推崇。这次获奖的四篇学生论文,全部是采用量化研究方法。

会议本身的形式也在变化。终于有了除幻灯片之外的“新媒体”形式,微博成为此次年会最大的特色。在开幕式上,讲台左右的两块幻灯屏幕,分别打出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针对此次年会的微博墙。尽管演讲者看不到这两块屏幕,但场下数百名听众的目光却不时被吸引过去。演讲者的观点得到即时的直播和评论;现场与世界其他角落之间、现场听众之间借此形成互动。当台上嘉宾讲“云计算”时,微博墙上出现了有关的一则笑话,彷佛是另一种阐释,又或另一种揶揄。这样的会议形式的确是新生事物。

然而问题也多多。负责年会直播的门户网站编辑并非学术界人士,对演讲者们的观点似懂非懂,常有断章取义,更不用说错字别字了;演讲者无法对这种“微博直播”进行内容审定,却要为其被歪曲或误解的观点承担责任;听众之间的互动常常是流于肤浅,甚至演变为各校学生、各位名师的弟子和粉丝们的秀场,当范以锦院长讲话时,微博墙的大屏幕上出现“范范”、“可爱”等字眼,当胡泳讲话时则是“儒雅”“好帅”和一串惊叹号,场下自然是窃笑不断。热闹和喧哗吸引了注意力,演讲者的观点就有可能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和思考。

九场研讨会中有关微博的那一场听众也特别多。

这次年会上还见到清华金兼斌教授的两位高徒,一硕一博,20出头的他们具备了相当好的学术素养,此次参加年会的论文也获得了最佳学生论文奖,这与金老师的严格要求和精心培养密不可分;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对学术的热情,在几天的相处中,在观光、购物和餐桌上,他们总能三句话不离本行地回到学术话题的讨论上。在我近年所见的学生之中并不多见,如果坚持下去,相信假以时日,必成大器。

看到他人的努力,对自己当然也是一种激励。这也算是我参加此次年会的一大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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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实践、寻求新范式:力荐C.Sparks的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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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探讨的主要议题是,在改善世界上最贫穷人群的生存状态中,媒体和其他形式的大众传播所扮演的角色。当今世界贫穷的广度和深度是一个并不陌生的话题,但有些数字还是有必要再重申一下。……这些人群的生活与作者本人的经历及大多数读者的经历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共同的人性迫使我们不得不意识到,改善世界上贫困人口的生活状态是我们面临的共同使命。“《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开篇第一页如此陈述道。

这是一本从媒介研究者的角度出发,对全球化、发展理论和大众媒体的角色进行重新审视的著作,是自谦“忝列”社会科学家之列的著名英国学者Colin Sparks教授于2008年由Sage出版社出版的最新著作。经其门下博士生李爽的介绍与联系以及曾与其有同事之情或师生之谊的两位译者的通力合作,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文版。两名国内知名学者为此中文版作序,包括赵月枝、陈韬文与李彬在内的四位国内外著名华裔学者专撰荐言,李爽并特此对Sparks教授进行一次专访,访谈稿亦附于书后。能有这样一本用心用力、层次丰富的中文版,实乃Sparks教授与中国读者之幸。

本书开头这段话中所蕴含的对世界范围内贫穷人口的关切,以及对大众媒体赋权作用的反思,是我们身处的这个学术圈所少见的。近年来,我们较多地关注媒介产业经济的皮毛与各类媒体及媒体内容的效果,一部分人热衷于成为政界或商界的谋士,而较少停下来想一想最底层最普通的民众与媒介的关系以及媒介可以做些什么。熟悉Colin的人,则一点儿都不会为他这个选题感到讶异。这位宣称自己“早就”退出英国共党的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多年来一直延续着对欠发达国家的关注,对解体后的东欧国家的关注,以及对中国的关注。虽身处岛国,却从来都放眼五湖四海。当我今年年初在Colin办公室中第一次摸到这本新书的时候,忍不住乐了——这封面,是多么革命的红色!或许这一设计正呼应着他左派知识分子的立场。

在此抄录两段我在博士论文中写到的有关分析——

该研究的出发点在于认识到当代社会最主要的特点便是人与人之间具有差距,有些差距是由物质条件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人的出生就决定了他可以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期待;另一些差距则是无形却又真实的,如社会地位、文化地位、自我决策等等。在媒体与传播研究学界,学者们很早就希望媒体发挥作用,减少这种不平等,并为之做出理论建构上的努力。斯帕克斯认为在目前已经形成一些影响力的论点中,发展传播学与全球化的理论最有影响力。相信发展传播学的学者认为媒体可以被用来改变人们的想法,使人们拥有“现代”思维并且学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其前提假设是观念的改变能导致行为的改变。他们还认为,大众媒体可以给贫穷者以说话的声音,让他们有可能申诉自己被剥夺或缺失的权益。斯帕克斯认为这种想法虽然积极正面,但归根结底却要依赖国家行使权利,对媒体空间进行正面的塑造。另一方面,持全球化的观点者正面评价国家、公司和个人之间的交换,认为这是值得倡导的。他们乐观地看到在市场中公司与个人有进行交换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退出前台,而个人可以各取所需。

斯帕克斯对发展传播学中所体现的现代性理念进行了反思,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讨论,对全球化过程所暴露的缺陷进行了阐释,并认为更有民主倾向的“参与范式”(participatory paradigm)事实上很少取得成功,也在理论上遭到诸多批评。在详细分析了各种理论视角之后,斯帕克斯认为各个观点都对现实情况予以了解释,应该看到它们的积极方面,但用它们来进行解释或指导实践仍嫌不足。斯帕克斯提出,应该将这些视角综合在一起并发展出更为充分的理论,并在结尾处概括了他的论点:“只有当穷人组织起来并且充满自信,他们才有可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而正是社会行动给予人们自信与组织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因为寻找到公众的声音是自信和组织得以建立的方式之一。”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行动”与“媒体”的结合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先在此打住。更多分析,会放在以后的论文中。

再来一点花边。多谢李爽的安排,昨日拿到出版社寄给我的Colin的这本中文版。手捧本月才新鲜出炉的图书,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先坐在阳光下的沙发上端杯水看起来。而在寒风凛冽的今天,在分别大半年后,我与Colin在社科院的讲座中重逢。我是早已得知消息,早有预谋,而Colin完全未曾预料我的出现。他一脸惊喜,转而满脸笑容,将我的右手包在他的一双大手中,轻轻拍动,用8卦的腔调对我终于拿到博士学位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他高大的身躯并未构成丝毫压迫感,正如我们这帮子学生与他相处的日子里,每一次都感到的平等与温暖。他是学术牛人,是耐心的指导者,更是一个满心盼着你在学术上取得成绩的朋友。

————————————————我是分隔线——————————————————————–

附识:第一段的引文采用中文版的翻译。摘自本人论文中的两端分析则是根据英文版而来,引文部分亦与现在的中文版不同。因论文尚未发表,所以虽然算不得什么,也请不要随意转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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