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8日发表于ohmymedia.com。为纪念霍尔，重新贴出。】
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民主研究中心有一个“与大师近距离接触”的讲座系列，今年（2009年）2月6日（周五）的主题人物是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也译作，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政治学领域各有建树并都跟霍尔有亲密交往的十位学者到场，就霍尔的学说思想以及英国当下的社会情况，分上下午两场进行了圆桌讨论。更重要的是，霍尔这位刚过77岁生日的文化研究宗师级学者不仅亲自到场，坐观整场讨论，并在傍晚发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思路清晰、观点犀利、出口成章，令“闻风而来”挤破摄政街校区小会场的学者和学子深受触动。
说牛人云集不算夸张。除霍尔本人外，到场参加讨论的Angela McRobbie, Chantal Mouffe, Doreen Massey, Martin Jacques, Lawrence Grossberg等人都早早在学术圈建立起地位。而台下就座的观众里，认识的有David Morley，不认识的其他学科牛人说不定也不少。
葉蔭聰 发表于2014年2月16日《明报》（明报原文地址点此，需注册用户方可访问。作者自己网站上的文章链接在此）
剛過去的星期一，在學校觀看一部關於霍爾（Stuart Hall）的紀錄片，名為「霍爾計劃」（Stuart Hall Project）。事有湊巧，很不幸，當晚我們便收到這位學者逝世的消息。
霍爾是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亦是英國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相較不少理論大師，霍爾的專著不算多，更不會像如今不少大紅的年青學者在學術期刊發表了海量文章。可是，他的言行實踐卻一直深深介入英國政治（尤其是左翼），以至學術及知識界。簡言之，文化研究是關於「做」多於「說」的，這亦一直是我與不少同事的誡律。
可惜，要把做甚麼告訴別人，卻不容易。早前讀了曹書樂的《批判與重構：英國媒體與傳播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算是一個很不錯的初步嘗試。在大家悼念霍爾之時，讀讀這本書亦頗有意思。書裡亦有不少有關霍爾的部份，值得香港不少未讀便亂評文化研究一通的專欄作家好好學習。
曹書樂作為一位在大陸受訓練的新聞及傳媒研究學者，卻利用留英期間的時間，用心採集資料，並採訪英國媒體研究學者，了解他們的思想及政治脈絡，實在難得，也從中看到她的心思與期望。正如她承認，馬克思主義跟列寧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一樣，在大陸是「指導思想」，不能被質疑與批判，卻被應用在其他理論及經驗研究上。相反，在英國以至歐美國家的過去百多年裡，馬克思主義是一場驚險萬分的旅程，他的重要概念不斷被質疑、修正及再發現。例如，霍爾便有「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的說法，即把馬克思主義視為「問題、麻煩、危險」，絕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
《批判與重構》一書最令我讚賞的，是她細心道出著名的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的成立歷史，以及其左翼思想起源及構成，這大概是華語著作裡最出色的表述。同時，這段歷史也對我們理解西方左翼思潮別有意義，因為這是馬克思主義思想脫離二十世紀武裝革命傳統的起點之一（歐洲的社民傳統更早）。他們不用等到柏林圍牆倒下，在五十年代已批判蘇聯（以至其他共產國家）國家社會主義傳統。如何革命？如何在西式議會民主國家裡實踐？馬克思主義對左翼社會改革及文化創新究竟意味著甚麼？這些都是霍爾這一代英國新左知識人關心之所在。因此，文化研究雖有左翼對階級政治的關懷，但亦漸漸介入英國媒體、性別、種族、多元文化及後殖民處境，形成獨特的視角。例如，霍爾對戴卓爾主義（Thatcherism）的批判與辯論，對左翼政治的期許，成為我們理解新右翼及新自由主義的必經之途。
曹書樂的敘事雖然細節充足，但似乎還未能觸及這個思想核心及主軸。她形容CCCS是「走近馬克思主義，離開馬克思主義」，其實並未能準確地說明他們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亦未能充份理解他們的實踐意義。例如，早期文化研究學者投身成人教育，而霍爾從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手上接手CCCS成為主任（1968-1979），當時大部份學生像思想及社會活動家（activist）多於研究生，求社會變革實驗多於學位（許多學生並沒有在伯明翰畢業），投身反戰、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學生運動等等。霍爾後來轉至公開大學（Open University），編寫了多本教科書類的作品，不只廣泛用在文化研究教學，也影響了社會學及媒體研究；用霍爾自己的話，就是跟普通人在非學術環境裡談文化研究與左翼思想。
簡言之，霍爾及其學生這一脈，重視如何運用學術體制的位置與空間，去尋找廣闊的左翼政治的實踐可能。這有點呈水銀瀉地之勢，例如，CCCS首兩位主任，一位去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位去了公開大學，都可見一斑。現在回頭來看，這樣做法固然有其好處，但壞處是可能忽略了體制生存與發展。CCCS在保守的大學氣氛裡，一直面臨被關的危機，直至2002年時，大學以該中心在「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中表現不佳為由強令其解散。
有趣的是，曹書樂書中的後半部，談及的威斯敏斯特學派（Westminister School）卻在CCCS沒落之時乘勢而起，由一家技術學院的系所，變成大學裡一級傳媒研究機構。這個對比，曹書樂應該多加討論，將會令全書更出色。跟CCCS相反，威斯敏斯特學派在RAE中表現出眾。不過，學派中人也是同樣是左翼背景的傳媒學者（部份與CCCS有相當淵源），積極地跟九十年代末以來的高等教育新自由主義搏鬥，花了大量時間進行體制建設，甚至挪用一些美國主流學術的伎俩，例如創立國際著名的《媒體、文化及社會》期刊，鼓勵及催促系內成員加強學術研究及出版。我在學術會議上便遇過其中一位年青教授，他比我年輕，但在學術期刊的出版幾乎比我在報章的專欄文章數目還要多！可是，我不敢斷言這是一種墮落，事實上，系內不少成員並沒有放棄介入英國廣播及文化政策，例如爭議英國媒體的過度私有化及企業化，增強廣播以至新媒體的公共性等等，在右翼保守當道的英國裡，形成一個社會及文化改革的學術陣地。
霍爾並不代表甚麼光輝的左翼革命傳統，相反，他活於激進政治消沉的時空。但是，他遺下的大概就是各種成敗參半的嘗試，不過，也是一種希望，敦促我們認真思考，如何把進步政治理念在體制內外實踐，而不是沉溺於「XX已死」的傷懷，又或「誰出賣了我們」的悲憤。
文章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2.16
我在本书中尝试做出这样一种努力：一方面，从整体上把握英国学界关于媒体和传播的种种缤纷多元的研究，以书写学科史的方式将其进行整理；另一方面，又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经络串起学科史上的史实，突出它对于英国传播研究中的学者本人以及研究本身的双重影响。
【作者: 曹书乐 | 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 出版年: 2013-11 | 页数: 252 | 定价: 45.00元 | ISBN: 978-7-302-33972-4】
因看费孝通《重访英伦》而由丛书目录看到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通过校图书馆找到电子书，下载一阅。
储于40年代初期战乱年代在湖南凭记忆与印象写作此书，身边全无参考书，然通篇有理有据、头头是道，显见脑中早有准备，胸中自有丘壑，读书都能进入记忆，令人叹服。书之结构清晰合理，每章涵盖一个重要话题，组合起来便是对英国政治文化概貌的全面描述。最重要的君主立宪制，剖开成为对君主的介绍与对国会的介绍，描述与断言中夹杂大量生动材料，或是历史掌故，或是亲身经历，令人有历历在目之感。对英国人种的介绍要言不烦，缓缓道来，漫长历史赫然眼前——谁征服了谁，谁又被本土同化，谁有影响，影响在何处。最后对英国社会文化的介绍趣味盎然，细节频出。
读后，一则佩服作者的洞察力，留学英国仅两年，便能看清其体制运转规律，背后必然有大量前期思考为铺垫。二则佩服作者的文笔，简洁明快，生动活泼，易读易懂，不像当下的很多书籍——宏大、各种引文注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三则惊叹英国社会竟然数十年如一日，储笔下的政治体制与人民文化习惯，与我们在英国访问时所体会到的似无差别，人民依旧爱君主也爱自由，爱宅居爱独立。四则从历史中找到英国国民性的根源，英国人如何形成崇尚不流血的斗争、喜爱渐进的改革、热爱家庭，务实等的态度。
因喜这本小书，突然想起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中有单独写储安平的一章。年岁虚长，而记忆渐衰，以孕傻或产傻为借口甚至难以说服自己……《往事》曾从头至尾读过两遍，记得次次有感触。但这次翻出储安平那章，却仿佛从未读过，一切新鲜。文中所有细节都丰富着《重访英伦》背后的那个文人——这个是个有抱负有才华有能力的报人，更是一个有志于向共产党谏言的民主党派，而他在政治上的天真，或者是另一些人政治上的狡猾与老谋深算，却让他在本欲展翅高飞之际从天一头栽落。能写出《重访英伦》这等好书的作者，被打成右派后只落得在家养羊挤奶，混日子等死，怎不叫人扼腕叹息。如果人尽其用，储可以发挥多大的能量！但在第一讲究政治正确性的时代，他的遭遇绝非偶然。再想想最后只好将精力放在对织物的研究身上的沈从文罢！
储之最后所终尚不明确，如果如章在书中所说，他隐居在美国某小镇，那既是幸事——他终于保全了性命，也是不幸——姜子牙永无出山机会。这个结局比投水而亡要令人安慰些，而他的才华却是在打成右派的那一天，就再也没有绽放的日子。
范院长于本月13日中午驾鹤西去。
最初从一名师弟发来的短信中得知，简单一句，恕难相信；又觉得不会有人就此开玩笑，因而心内忐忑。于是发短信给范老指导过的硕士生师妹，用词十分委婉，久久未得回复。打开信箱，则群发邮件中，“讣告”二字扑入眼帘。白底黑框，叫人不忍卒读，心中痛彻。师妹的回复也在此时到来，她说“现在特别难过”。范老没有等到学院给他庆祝80岁生日，虽然办公室人员正偷偷收集准备材料，学生们正偷偷做关于他生平的片子。他也没能赶上清华的百年校庆与学院的八年院庆，没能在欢乐而隆重的气氛中功成身退。多么遗憾。
他离去得太过突然，以至于让每位老师和每个受其教诲的学生难以承受。这几日在学院，时不时会看到哭过的红通通的眼睛。不知道要再过多少天，痛楚的情绪才能沉淀下来凝聚成为“他已经走了”的事实，并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悲痛也不能再将他挽回，日光只会自顾自继续前行。但细想起来，其实并非没有预兆，只是我们都心怀美好愿望，不肯往坏处着想。这一年来，经常听闻范老住院的消息，较少在学院看到他。先是说白内障手术非常成功，又说脑出血控制得很好，后来因为其他病因住院了。每次和李彬教授谈起范老，李老师总是神情凝重，缓缓摇头，说：“不太好。”具体的情况则惜字如金，不再说起。我们有数次提起，是否可以一起去探望范老，李老师沉默，不接我们的话茬。知道对于病人来说，探望太多也是劳神，便就作罢。谁知就此永诀！
回忆起来，最后一次见到范老已是一年前的毕业典礼。历经四年苦学，并从国外游学归来，顺利拿到学位，我有从暗房中走出突见春光明媚之感，所见一切皆是欣喜。毕业典礼也是一次极为愉快的经历。李彬教授对每位毕业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介绍得隆重又恰如其分，叫人欢喜又感动。范老和胡显章教授即兴合唱一首他们毕业时候唱过的《垦荒队员之歌》作为对新一批启程进入社会的毕业生的祝愿。他们并排站在西阶大教室黑板前，挥动双手，齐齐唱道：“年轻的心在跳跃，满腔的热血在燃烧，听祖国在向我们召唤，我们响应她的号召！”歌声高亢。这么多年过去了，歌词竟然一字不拉，一一唱出。我们在台下为这难得一见的场景欢呼雀跃。这是我在清华参加的众多毕业典礼中最为难忘的一个。
这首歌的精神，几乎就是范老一生的写照。
在范老的头衔中，最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前总编辑，以及《经济日报》前总编辑。他被定位为一个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一名有“文化”的新闻人。而他的新闻人生其实是从五十岁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于195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范老，在媒体工作6年后因文获罪，曾有长达20年的劳改生涯。直到1979年，他才因一篇出色的报道而受到重视，直至走到《人民日报》的领导岗位。说他有“文化”，则是因范老颇有家学，且中西贯通，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笔好画。其文人气质浓郁，忧国忧民，心怀天下，为新闻记者中少见。
但对我们而言，范老则是一名新闻教育工作者，是我们亲切的老院长，是越来越被叫开去的范爷爷。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一直在中国的语境下探索一条清华新闻学应该走的道路，孜孜不倦，上下求索。他以其深厚学养与人格魅力感染着与他共事的师生，令人忘记他是正部级的官员。我对范老的了解，也主要在为其做助教的课堂上。记得他一笔一笔用清秀的毛笔小楷写就的备课笔记，记得他缓缓道来又妙趣横生的故事和从中生发的新闻道理，记得他在学生要求下当场吟唱古诗令人眼界大开，记得他跟学生围坐谈论“你们为什么郁闷”。他不仅谈新闻评论应该怎么写，更谈写作背后的文化积淀以及人生态度。
对他而言，79岁离世还太年轻。如果他有更多的时间，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有更多精神财富留给身边的人与后人。出版社计划中的范老口述史还没有展开呢，口述之人已骑黄鹤去。
学院在院馆一楼设范老灵堂，黄白菊花环绕，简朴庄重。着黑衣，进去鞠三个躬，抬头看到范老的遗像，笑容亲切，而我鼻端酸楚。每个人都有自己记忆中的范老，将所有的记忆碎片拼凑在一起，也无法再现出完整的他。只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寄托哀思，平复自己的情绪。
范老走好！有的人虽死犹生，有的人的精神会照亮后面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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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一、 遗体告别仪式
时间：2010年11月21日（周日）上午10：00
地点：八宝山（具体安排由人民日报社统一协调）
二、 吊唁安排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馆设置祭奠堂
接受校内外单位和个人前来吊唁
时间：11月15日—20日全天8：00-21：00
地点：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宏盟楼）环球资源厅
祭奠堂可摆放鲜花、花篮等。
三、 相关追思活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会组织系列范敬宜院长追思会
一篇万字论文终于写成，精疲力尽之余，感到沮丧与迷茫。
论文的基础早在去年上半年便已打好，也已有1/4现成文字，却从去年12月中才以这个题目谋篇布局铺张文字，直到今年4月中刚刚完成。整整4个月的时间，快枪手可以起码炮制8篇议论式或心得式期刊论文，甚至完成一篇博士论文，或完成数个小型横向课题，我却只交出一万字。虽然次日，两位本专业著名教授阅后均予以较高赞美，仍为自己无法在这个快节奏的学术圈内生存而感到焦虑。
时代早已不同。回看如今成名成家者，虽美誉说其著作等身，那些著作却也是两只巴掌便可以数得过来。其中真正有才学见识者，其实仅以一两本书或几篇重要文章便足以立足。而刚刚挤入此研究行业的无名之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或仍在职读博期间，却能动辄发表数十篇论文，攒写数本前沿新兴题材的书籍。虽谈不上太大的影响力，排列起来也十分可观喜人。不怪他们太努力，以至于将我这种人比得天上地下差距甚大，只怪自己跟不上形势。
学术界早年以学历论英雄，硕士毕业便有足够资格搞研究，后来拓展到非博士不可。当土博海归均如泡饭般泛滥时，学术界以本科出身论英雄。再往后，本科亦不能说明问题，只有发表多少核心/重点/cssci，拿到多少纵横向课题，才是评价的硬标准。
且不论学术期刊发表中隐秘的政治，生产力高者便是强者，强者恒大，无可阻击。我这只精磨器，惟愿自己能磨得再快些，哪怕粗糙些。只是粗糙的东西，怎么好意思交出去呢？
“本书探讨的主要议题是，在改善世界上最贫穷人群的生存状态中，媒体和其他形式的大众传播所扮演的角色。当今世界贫穷的广度和深度是一个并不陌生的话题，但有些数字还是有必要再重申一下。……这些人群的生活与作者本人的经历及大多数读者的经历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共同的人性迫使我们不得不意识到，改善世界上贫困人口的生活状态是我们面临的共同使命。“《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开篇第一页如此陈述道。
这是一本从媒介研究者的角度出发，对全球化、发展理论和大众媒体的角色进行重新审视的著作，是自谦“忝列”社会科学家之列的著名英国学者Colin Sparks教授于2008年由Sage出版社出版的最新著作。经其门下博士生李爽的介绍与联系以及曾与其有同事之情或师生之谊的两位译者的通力合作，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文版。两名国内知名学者为此中文版作序，包括赵月枝、陈韬文与李彬在内的四位国内外著名华裔学者专撰荐言，李爽并特此对Sparks教授进行一次专访，访谈稿亦附于书后。能有这样一本用心用力、层次丰富的中文版，实乃Sparks教授与中国读者之幸。
本书开头这段话中所蕴含的对世界范围内贫穷人口的关切，以及对大众媒体赋权作用的反思，是我们身处的这个学术圈所少见的。近年来，我们较多地关注媒介产业经济的皮毛与各类媒体及媒体内容的效果，一部分人热衷于成为政界或商界的谋士，而较少停下来想一想最底层最普通的民众与媒介的关系以及媒介可以做些什么。熟悉Colin的人，则一点儿都不会为他这个选题感到讶异。这位宣称自己“早就”退出英国共党的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多年来一直延续着对欠发达国家的关注，对解体后的东欧国家的关注，以及对中国的关注。虽身处岛国，却从来都放眼五湖四海。当我今年年初在Colin办公室中第一次摸到这本新书的时候，忍不住乐了——这封面，是多么革命的红色！或许这一设计正呼应着他左派知识分子的立场。
在此抄录两段我在博士论文中写到的有关分析——
该研究的出发点在于认识到当代社会最主要的特点便是人与人之间具有差距，有些差距是由物质条件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人的出生就决定了他可以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期待；另一些差距则是无形却又真实的，如社会地位、文化地位、自我决策等等。在媒体与传播研究学界，学者们很早就希望媒体发挥作用，减少这种不平等，并为之做出理论建构上的努力。斯帕克斯认为在目前已经形成一些影响力的论点中，发展传播学与全球化的理论最有影响力。相信发展传播学的学者认为媒体可以被用来改变人们的想法，使人们拥有“现代”思维并且学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其前提假设是观念的改变能导致行为的改变。他们还认为，大众媒体可以给贫穷者以说话的声音，让他们有可能申诉自己被剥夺或缺失的权益。斯帕克斯认为这种想法虽然积极正面，但归根结底却要依赖国家行使权利，对媒体空间进行正面的塑造。另一方面，持全球化的观点者正面评价国家、公司和个人之间的交换，认为这是值得倡导的。他们乐观地看到在市场中公司与个人有进行交换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退出前台，而个人可以各取所需。
斯帕克斯对发展传播学中所体现的现代性理念进行了反思，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讨论，对全球化过程所暴露的缺陷进行了阐释，并认为更有民主倾向的“参与范式”（participatory paradigm）事实上很少取得成功，也在理论上遭到诸多批评。在详细分析了各种理论视角之后，斯帕克斯认为各个观点都对现实情况予以了解释，应该看到它们的积极方面，但用它们来进行解释或指导实践仍嫌不足。斯帕克斯提出，应该将这些视角综合在一起并发展出更为充分的理论，并在结尾处概括了他的论点：“只有当穷人组织起来并且充满自信，他们才有可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而正是社会行动给予人们自信与组织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因为寻找到公众的声音是自信和组织得以建立的方式之一。”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行动”与“媒体”的结合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先在此打住。更多分析，会放在以后的论文中。
再来一点花边。多谢李爽的安排，昨日拿到出版社寄给我的Colin的这本中文版。手捧本月才新鲜出炉的图书，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先坐在阳光下的沙发上端杯水看起来。而在寒风凛冽的今天，在分别大半年后，我与Colin在社科院的讲座中重逢。我是早已得知消息，早有预谋，而Colin完全未曾预料我的出现。他一脸惊喜，转而满脸笑容，将我的右手包在他的一双大手中，轻轻拍动，用8卦的腔调对我终于拿到博士学位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他高大的身躯并未构成丝毫压迫感，正如我们这帮子学生与他相处的日子里，每一次都感到的平等与温暖。他是学术牛人，是耐心的指导者，更是一个满心盼着你在学术上取得成绩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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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识：第一段的引文采用中文版的翻译。摘自本人论文中的两端分析则是根据英文版而来，引文部分亦与现在的中文版不同。因论文尚未发表，所以虽然算不得什么，也请不要随意转载，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