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参加了一个学术小沙龙，其他参与者大多是研究新闻学、新闻史的硕士生。其中HXF做了一个关于口述史的简要报告，对我来说比较新鲜。

据她的报告，我的理解是，口述史侧重于一种方法论上的改革，和此前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区别首先在于更注重通过访谈来搜集被访者“口述”的信息，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弥补或者修正书面文献材料因种种原因而导致的缺失、歪曲或错误。这样得到的信息更具个人色彩，通常也更细致。1948年的美国是现代口述史的开端。从方法论上，口述史还要求研究者做到：

• 将收集到的证据放到社会语境中考察分辨其真伪及价值，然后按一定逻辑关系重组，构建起某种历史。
• 要把自己变成目击者，去衡量被访者的可靠性；考虑信息的连贯性，真实性，例如当受访者的叙述总是很笼统概括、表达观点而难以给出细节，可能就不那么真实；综合考虑社会变迁的动态过程，叙述者价值观的影响；并用交互分析的方法，参照其他资料来检验。
• 阐释时要注意如何与更广泛的模式相连，如何在考虑到社会语境、政治经济等宏观结构的情况下，用琐碎的细节建构历史的意义。
• 当口头与书面证据冲突时，无法确证，仍需判断。口头或书面谁也不具备天然的优先正确性。
• 研究的两种思路：可以先收集信息，再找研究模式；或者先有某种预设，再进行信息收集。其中也要借用社会学的一些方法。
• 意义在于，口述史既是个人化的，“将历史交还给人民”；也是社会化的，帮助人们认清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将走向何方；也是民主化的，“让人民来书写历史”。

口述史首先是作为历史学研究中的概念被提出的，但是现在也被广泛使用于社会学研究领域。小沙龙上，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两个人也拿出了自己正在进行的学位论文来进行讨论，都涉及到口述史的方法，大家提了一些操作细节上的建议。

在我看来，口述史所采用的这种方法，以及其中的思想根源，在很多学科领域都是互相联系的。笼统来说，是对“宏大叙事”的拒斥和对个体独特性的肯定，对理性自律的书写方式的怀疑和对个人感性经验的关注，其中自有后现代主义的意蕴。将这种方法用于历史学，有了口述史；将这种方法用于社会学，类似的是人类学田野志；用于文学，出来的是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这样的作品，还捧得当年中国的文学大奖；在新闻实践领域，访谈就是最根本的工作方式之一，最严肃最成功的新闻报道亦奠基其上——同时这也不妨碍一批类似《绝对隐私》之类的所谓纪实文学的走红；电视作为当时的新媒体与这种方法的结合，诞生的是多种报道形式以及纪录片……因不同的目的而有了各自的侧重，也就呈现出不同领域内对“访谈”应用的差异。

之所以重视“访谈”，将“口述”作为有别于书面文献的信息形式提出来，我想是因为书面历史文献一度只由受过良好教育、有特定职位身份的人来书写；私人尤其是普通人的书写往往难以留存于世，仅有名人的书信日记等还有机会公诸天下。所以“口述”便分外显得不同而有价值。

但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在Blog益发普及，全民写作渐成习惯的今天，书面记录的易得性与存留性都已经不是决定因素，同时相对来说，事情发生不久后所写下的所见所闻所感，应当比若干时日后的回忆更确切真实可靠——所以，传统的“访谈”对于口述史是否不再那么重要和唯一？或者说，这种思路依然重要，但是可以补充一些新的形式，例如对数字形式记录（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的搜集，或进行电脑中介沟通的“访谈”？当然，传统的face to face因有更多的信息渠道而更利于建立良好沟通，判别信息真伪，至少在当前的媒介技术基础上是如此。

无论如何，如果“五四运动”在明天发生，它一定不会像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那一场游行一样，让今天的人只记得宏大叙事为它安排的种种意义，而难以知晓种种细节。普通人的目击、写作、影像、传播会让这个时代里的重大事件或平常一天有机会以更加多元、更加详细的面目呈现在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