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

我2002年从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我个人很讨厌这个改的名字）读完大学本科，本科专业是“电视编导”，后来留校工作两年后先到伦敦大学的金匠学院（Goldsmiths College）念文化研究硕士，硕士毕业之后又申请到英国西敏寺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的传播与媒体研究所的奖学金接着念博士。除去中间回国一年，总的算来我来伦敦念书已经三年多了。这些年来，很多朋友都问过我，大学学那么实践型的科系，为什么要去读理论性这么强的东西，还有人很直接地问我，学电视制作的人读博士干嘛？说实话，我觉得这些问题提得很好玩，非常之真诚和可爱。其实，在我18岁上大学的时候，我哪里想过自己十年之后居然会坐在国外大学的研究所里啃着各种奇奇怪怪的外文理论。回忆起来，当年大概自己是太感兴趣电视里光怪陆离的东西，于是头脑发热，决定要念传播科系，然后也可以成为一个做电视的人。可是没想到，十年后，自己居然开始跑到国外念媒体研究的博士。静静想来，我似乎觉得自己现在所做的好像是在为懵懂的少年时光还愿。其实，我觉得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求学、工作，爱好和憎恶常常取决于你的成长经历。当大家今天走进传播科系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你也许根本想不到这对于你的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你以后会去媒体单位工作，或许会像我一样继续念书做研究，或许完全改行，但是我觉得这些外在形式上的变迁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你选择用人生的宝贵时光去接触“媒体”这个东西，你其实已经赋予了它某种特别的价值。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在读硕士班时候的教授，“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戴维. 莫利（David Morley）教授。David在80年代初因为受到他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事斯图尔特. 霍尔（Stuart Hall ）提出的媒体生产和接受的“编码，译码”（Encoding/Decoding）范式的影响，研究了英国公众对当时的晚间电视新闻节目《全国范围》（The Nationwide）的解读。David因此成为了欧美电视观众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事后很多年，当别人问起他为什么研究电视，他说，电视是他年少时期接触过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现代科技手段，而且对于一个战后英国的家庭来说，拥有一台电视机很多时候成为了一种身份和文化的象征，所以对他来说，电视是他个人生命经验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科技。（很多人认为，电视其实是二十世纪除了原子弹以外最为重要的一项科技发明。当你去了解电视在拉丁美洲普及的历史，你会发现电视机甚至要比洗衣机和电冰箱提早进入家庭生活。）当我今天看到传播科系的同学热衷于谈论电视体育、时尚杂志、日剧韩剧、电脑战争游戏、 PlayStation，好莱坞大片以及多功能手机等等，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认真想过其实这些看似浮光掠影的通俗文化，或者常常被我们一笑处之的科技现象，已经被悄然编织进了我们的生命经验之中。既然已经结缘这么深，大概你也需要花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去延续这断缘分吧！

迁徙

其实，在十年前，让我最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居然要到英国来延续这段缘分。对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中国人来说，“去美国”逐渐成为了新一代国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标志。当犹如洪水猛兽一样的美国流行文化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深入中国社会，“美国梦”或多或少的也成为了很多中国年轻人打造未来人生的参照物。我不得不承认在我本人的成长经历中也曾经有着“美国梦”的踪影。我初高中念的是一所有着美国教会学校背景的中学，大概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就潜移默化地接受美国人影响。从12岁开始，我就觉得去美国上大学，然后接受最先进的美国价值应该是一个人最为完美的成功之路。很多时候，当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在遵循和谈论一些太过于耀眼的“现代价值”，作为年轻人的你是并没有力量去质疑或者反抗这些既定的“成功路径”的，而只有当种种机缘巧合让你事后时候无法按照那些“成功路径”走下去，你才会知道大概“正确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

提到这点，我不能不说我在大学里面修的最让我觉得无聊的课程“传播学”——很多年以后想起来，这其实是决定我来欧洲念书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大学念的科系叫做电视系，这是中国大陆最早，也应该算是最有影响力的专门训练电视节目制作人员的科系。我们的课程涉猎新闻，电影和电视制作，课程的实践性非常强。很多人当时都在质疑说，让大学生去修这样实践性的课程，会不会影响学生的理论接受能力。还有人说，这样实践型专业出来的学生会“上手快，后劲不足”。这种担忧其实不无道理，只不过在关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以及“大学教育之意义”的争论有点越来越变得失去理性的当今中国社会，我反而觉得这种专心致力于训练实践能力的科系也是很意义的（当然，随着2000年以来中国大学扩招开始，这种实践性科系的价值岌岌可危）。总之，为了让我们这种实践型科系的学生“提高理论水平”，我们大学三年级被要求修了一门课名曰“传播学”。后来我才知道，国内很多时候所谓之“传播学”其实就是80年代初由美国的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的“美国传播学”，或者说就是以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群犹太裔社会学家开创的有关社会中的传播和交流的学说。这些“传播学理论”早年由复旦大学新闻系翻译介绍，然后在人民大学，广播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发扬传播，逐渐成为了国内新闻和传播科系学生的必修内容。在我当时看来，“传播学”是一门非常之乏味和无聊的课程，满篇似乎都是一串串的理论模式和各种跟高中物理差不多的图形结构。当然，这跟我当时学习实践科系有关，我无法想象怎么把什么系统论和信息论等等纳入我对于电视制作的诗意创意之中。当然，现在想来，我当时那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纯属年少无知，可是“美式传播学”进入中国大学课堂的过程的确是有点生硬和水土不符。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美国的理论对于我这样的文学青年来说，实在是太缺乏诗意了。不过，最后决定我去欧洲念书还有一些其它的机缘，包括我结识了一位当时在英国念博士到北京来访问的香港朋友以及通过阅读台湾学者冯建三翻译的英国学者阿兰·斯威伍德写的书《大众文化的神话》从而开始感兴趣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更重要的是，英国政府2000年以来逐步开放中国人赴英国留学。于是，2004年秋天，当我大多数出国的同学仍旧飞往美利坚追逐他们“美国梦”，我决定逆着他们的方向迁徙到了不列颠——这个跟美国比起来显然已经是没落了的帝国。

明理？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迁徙的过程是从边缘到中心，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或者说，中心和边缘是交错重迭的，而我们了解真相的过程其实就深藏于这个交错重迭的中心/边缘当中。当我2004年9月到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开始念文化研究硕士班的时候，我发现我之前在中国所了解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从形式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2002年6月，闻名欧美学界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由于只有14名教师和学生，于是在英国政府部门四年一次的“研究测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中只得到了3a的成绩（最高等级是5*），最终被迫关闭。尽管当时众多跟“伯明翰学派”有关系的欧美学者联名上书请愿，可是在高等教育规模化的今天，“小而美”似乎已经成了过时的标准。于是，这个在二战后的英国存在了二十多年，以研究通俗文化、阶层、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而影响了欧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伯明翰学派”由一个实体的所在成为了一个只有在文字上可以见到的名词。当然，“英国文化研究”也一度被很多学者攻击和指责，主要问题是很多坚持“建制化批判”（Institutional Analysis）的学者认为，所谓的“文化研究”逐渐落入了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之中，失去了政治批判的力量。虽然如此，正如戴维. 莫利教授所言，“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某些社会学的思维方式。

我虽然在金匠学院念的是文化研究硕士班，但是跟传统的英国文化研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这是我之前并没有想到，但是却很有收获的意外。在这里，我要提到我当时所在的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斯科特.拉什教授(Pro. Scott Lash)。Scott是美国人，早年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学读完大学和硕士班之后，到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之后成为了世界闻名的研究经济组织和信息社会的社会学家。Scott虽然也深受“英国文化学派”的耳濡目染，但是他的理论诉求更多还是直接来自于欧洲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启蒙哲学，譬如，德勒兹和德里达。对于一个没有正规西方哲学教育背景的我来说，跑到国外来用英文念这些抽象的哲学与其说是个痛苦的过程，不如说是个奇妙的经历。当你并没有时间去一点点追溯这些“西方思想”脉络的时候，你所能做的只能是调动一切的知识积累和生命感受让自己思想尽可能完全地“沉浸”到那些看似陌生的思想表述之中。譬如，我常常会在读德里达的时候借用老子的观点，而在读莱布尼兹或者海德格尔的时候想起佛陀的精神。以至于到了后来，我跟Scott教授聊起学习心得的时候会跟他常常提到老子《道德经》里的说法。当然，我深知东方神秘主义同西方的启蒙思想之间是并不是可以直接简单转译的，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不能不说，思想观念之间的差异性其实并没有那么难以把握，关键在于你如何处理你自己同这些差异性的关系：究竟是愿意设法去沟通，还是彻底觉得是对峙的双方而拒绝理解？

在我读硕士班期间，结识到的另外一位很重要的教授就是戴维.莫利了。David的思想非常之活跃，他坚持了文化研究“跨学科”的理论路径，从早期的家庭电视研究，拓展到研究家庭信息科技，直到近年来转向媒体文化地理学。在他最近的著作《传媒，现代性和科技：新媒介地理学》中，他提到了自己研究志趣变迁的内在动力。他说：

我的研究就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关于家庭媒体及其使用，另一个就是这些媒体的使用与社会边界的产生和消逝。于是，“客厅”自然就成为了一个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作分析的社会空间。从微观来说，我们聚焦在思考家庭媒体的使用上。从宏观来说，我们可以讨论国家之间的边界，欧洲的边界以及各种移民社区的边界……对于我来说，“客厅”连接了微观和宏观以及家庭，国家和社区，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客厅”看到不同中介化的网络科技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

David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坚持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他在他的书中曾经讲到一次他十分难忘的经历。1996年，斯图尔特.霍尔、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夏洛特.布朗斯顿、阿里.拉坦西(Ali Ratansi)，柯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和他得到英国文化处的赞助去日本东京参加一个关于“文化研究在日本”的会议。这是一次非常激动人心的学术旅行，但同时也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并不是关于“文化研究”究竟是不是有可能或者有必要被介绍到日本。这种矛盾在于他们遭遇了一种现实，即他们可以从其它国家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英国文化研究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而且这正是为什么英国文化处资助他们去日本的原因。作为一个传统的帝国主义机构，英国文化处逐步开始意识到除了可以出口“莎士比亚”和英国文学之外，他们更加可以将“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一项出口产业来资助。当然，这是非常滑稽的。但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在资助一项具有专家性质的事业，通过他们这样一种创新性的工作，他们可以为英国学术在日本开启新的空间。有意思的是，当他们到了东京之后发现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在日本他们感觉到，在日本学者的学术传统中其实也存在一种可以被称为“文化研究”的观念。而在这一点上，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向日本同仁学习的同对方可以向他们学习的可以一样多。面对这种情况，有些观点认为，来自英美国家的所谓文化研究虽然在其它国家也许只可以被部分地运用，但是仍旧可以作为一个学术产品出口。David认为，这样的观念是不够的，因为对于英美学者来说，大家同样需要学习别的国家的传统。或者说，由于英文作为世界上的强势语言的情况于是乎更强化了学术交流的单方向性，这样一来其实极大地损害了文化研究作为一项国际学术活动的发展。

如果说读硕士班的任务是尽可能广泛地涉猎各种文献，那么读博士的任务就是要有新的研究发现。在英国，教授们会常常告诫博士研究生，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是需要“有知识的原创性”的（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knowledge）。关于什么是“知识”，我觉得这大概是中西方社会一个存在着不同理解的“大问题”。尤其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所谓“现代的研究方法论”并没有真正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得以全面的贯彻。按照国内年轻学者贺照田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学界近20年有太多的思潮走过，每种思潮最初都给人希望和承诺，但当它过后，它给我们留下来的却多只是‘缘它而起的大量伪科学’”。所以，毫不夸张的讲，当我这样在中国教育体制下教育出来的人到西方念社会科学，在“生产知识”的时候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矛盾：理性与感性的、直接与间接的，细节与整体的以及连续与跳跃的等等。我算是很幸运，遇到了一位很有才华的英国年轻女教授Annette Hill。Annette的研究领域是电视观众和媒体消费。同传统的“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不太一样，她是非常实证主义的学者。她近几年来最重要的研究是英国和瑞典的真实电视（Reality TV ）。虽然她研究的话题仍然体现着欧陆特色的批判社会研究诉求，譬如，研究表现（performance），类型（genre），宠物（pets)和伦理 (ethics )等等，但是她完全依照的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坚持量化和质化两相结合。其实，在我刚开始念博士的很多时间，我都在花很多的时间琢磨导师这种“ 方法主义”的缘由究竟是什么。我想，大概我还是要回到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的“实证主义”（ positivism）哲学本身去寻找答案。“实证主义” 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质疑各种非经验主义的前提和理论。于是，在“实证主义”看来，“知识”是“经验”的发现，也是“经验”的结果，更是“ 经验”的开端。更加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实证主义”也成为了后来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的缘起。也就是说，虽然我当初因为无法接受美国式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而负笈英伦，可是到头来还是回到了“实证主义”的门下。这何尝不是一种极具意味的思想旅程呢！

从实践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从经验到批判，从中国到英国，从东方到西方，从边缘到中心然后又回到边缘，回顾这段求知的旅程，我常常感到好幸运，好奇妙。机缘巧合让我可以经历这样一段既远又近，既清晰又模糊的人生旅行。我想起已经辞世的阿拉伯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最后一本自传的书名《乡关何处》(Out of Place)。在我看来，这个书名告诉我们，当我们不断地寻找思想或人生的位置，那个位置其实从来就是不存在的，可是当我们不小心忘掉了自己生命之所在，也许我们那时那刻才是真正的存在。我想，求知也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吧，从结缘，到迁徙到明理，我们也许常常觉得无所适从，但是我相信，只要不断地思考和体验，我们总会离真相更近一点的！

（郭大为，男，湖南长沙人，1980年2月出生，2002年7月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编辑专业本科毕业，2005年9月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硕士毕业，2006年9月开始在英国西敏寺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攻读博士，研究兴趣：批判社会理论，电视观众和质化研究方法）

本文涉及学者的重要文献：

l 《传播学概论》(第2版)(影印版)(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 ，作者：(美)施拉姆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l 《大众文化的神话》，作者：（英）阿兰.斯威伍德，翻译：冯建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l 《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 作者：(英)戴维.莫利，翻译：史安斌，新华出版社。

l 《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作者：(英)戴维.莫利，翻译：司艳，南京大学出版社。

l 《传媒，现代性和科技：“新”的地理学》，作者：(英)戴维.莫利，翻译：郭大为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即将出版）。

l 《后现代社会学》，作者：（英）斯科特.拉什，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l 《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作者：贺照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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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Annette Hill, David Morley, goldsmiths, media, Scott-Lash, university-of-westminster, 文化研究

在听这次讲座前，我一直为一个问题而困惑：这个时代最前沿同时又不泛政治化或过于媚俗实用的传播研究应该是什么？传播学因为拥有不同的学科渊源，并采纳其不同方法论，研究领域也往往与人重合，如果你就近观察，很容易迷失。看毕国内学者所做的各类研究，我常常钻牛角尖自问一把：“传播学自身究竟是否有核心研究？”

撇开新闻学的史论不提，作为研究人类传播活动的传播学本身，目前在国内的发展线索尚不明朗。传播学理论研究，仍在整合、解释外国学者20年前至60年前的相关理论，这项工作尚未完成，也未出现自立的本土理论。传播学方法，主要集中于美国二战后兴盛的社会学和统计学方法上，刚刚开头。媒介经营管理，在微观层面不如经济专业研究者有竞争力，也没能和划出媒介经营管理特有的研究范畴；宏观上又和政治离得太近，研究往往变成没有数据、调查支撑的对策研究。新媒体研究则大大落于国外。那么，从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整体来看，也是这种零碎的整合吗？是各个领域都和其他学科有所交叉？还是在这么多年的发展后已形成新的发展趋势？

有没有可能，媒介本身以及由媒介促成的社会建构及其对人的行为模式的影响等等，会是传播学理论层面的核心研究领域？其中包括媒介发展史、媒介形态变化、媒介素养、数字媒体与社会建构等等……但我找不到可以解决我的疑惑的文献。

因此，在听到拉什教授的讲座时，突觉眼前一亮。这位伦敦大学史密斯国王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年纪不小，关心的倒是我这个年龄层的小研究者为之热血沸腾的无所不在的数字媒介时代（Ubiquitous Time），所谓U时代中的传播现象。他所讲的两点让我有拨开云雾的感觉。

一是传播学研究的大致发展阶段。虽然以前所读的传播理论史已清晰划分传播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但拉什教授的概括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学科本身亦处于发展演化过程中，应对的是不同社会现状中的传播情形，所以不能以固定的视角来看待一时的研究情况。30年代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新闻研究（journalism）[因为当时在社会中扮演大众媒介角色的正是大众报纸]。进入60、70年代，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放到了电视研究上面[因为电视取代报纸成为遍布家庭的媒介，也因此激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个阶段的研究者很多都有文学艺术的学术背景，拥有英文系的文学研究传统，同时一部分研究者有社会学的传统[我想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吧]。而进入80年代，随着整个学术界的语言学的转向，semiotics等等进入传播学研究的领域，学者们开始关心媒介的语言，将媒介当作文本来加以分析[并诞生了一大批经典研究]。这个时候的一个经典研究模式就是：生产者将文本传递给受众。对生产者的研究和对受众的研究被放在社会情境中进行社会学研究，而对文本进行语言学的分析。对媒介的研究却不多。当时代迈进到2000年左右，随着U时代的到来，媒介环境变成沉浸式的无所不在，人类一切通信方式都发生改变，并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生活，这时候的研究便终于走到媒介学（mediaology）。这个媒介学，是不是就是我认为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可能前沿又核心的内容？

为什么是媒介学，而不是社会学视野中的媒介？这就涉及到U时代的规则（rules），也是本次讲座具有启发性的第二点。在拉什看来，在这个时代媒介已经拥有了自身的特点和逻辑。他顺便上溯到英国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的两个出发点（position）： 一个是威廉姆斯派，一个是麦克卢汉派。前者关心的是媒介与社会、媒介与文化，认为对媒介的研究要置入媒介所处的社会逻辑中[也就是说社会是可以容纳媒介的一个框子，媒介在其规律下运作]。后者认为越来越多的空间将成为媒介空间[就是麦克卢汉著名的“媒介及信息”了，媒介个体的特点将对社会历史文化发生影响]。当电脑技术与媒介最终结合在一起时，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才真正出现，而威廉姆斯的论断也终于变成过去时的“曾经正确”（was right）。在数字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无所不在的媒介空间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形态，人们可以轻易与身处的环境分割并进行远程通信，这样便可以顺利逃离传统社会的社会逻辑与社会规范，形成新的行为模式。

社会学研究出身的拉什忍不住搬出涂尔干，大谈了一番人与动物的区别，人类社会得以建构和生存的依据。他最终想说明的是，在传统社会中的社会规则有两类，一类是法治的（constitutional），一种是规范的（regulative），用来调节和控制人类的行为。而在当下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媒介所构成的规则是生成式的（generative），通过代码（code）来不断生产意义、生产物质。这便是U时代。

在我好奇的追问下，拉什告诉我他们研究团队目前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实验法，而且在很多时候要自己创造方法论，因为他们所做的研究都与最新的媒介技术发展紧密结合，而且这些媒介技术又往往与生物技术或基因技术联系在一起（基因，不也就是代码所构成的信息载体吗）。而他们的主要研究范围是生物媒体、基因媒体、媒介艺术以及因特网。很多研究也与商业结合紧密。当国内的研究终于认识到社会学的调查法、访谈法与统计学方法可应用于媒介市场研究、新媒体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时，这些媒介学的研究者已经大规模使用实验法，真是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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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笔记, media, Scott-Lash, U时代, 媒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