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暖的广州，开完了2010年新媒体传播学年会。回到北京后，隔天又到韩国，在寒风里冻得耳朵发红。航空技术缩短了地球两点之间的距离，飞越上千公里所耗费的时间，甚至少于从北京的一端到另一端的通勤之旅。这给人以错觉，仿佛大地的宽广不再值得敬畏，崇山峻岭或江河湖海这样的造物奇迹也只作为风景而存在。

坐在首尔的COEX中心，回忆好像已经结束许久的新媒体传播学年会。一个学术圈子里的大牛与新人，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不惜在一个电脑中介沟通技术高度发达的年代里，忍受旅行的辗转和不菲的旅费，为的是看看老朋友们好不好，看看别人都在做什么研究，看看会不会认识有意思的新面孔。

国内的新媒体传播研究越来越热。来自不同学校的数位老师都谈到，与新媒体有关的选题，在如今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生论文中占据很大比例。

量化研究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推崇。这次获奖的四篇学生论文，全部是采用量化研究方法。

会议本身的形式也在变化。终于有了除幻灯片之外的“新媒体”形式，微博成为此次年会最大的特色。在开幕式上，讲台左右的两块幻灯屏幕，分别打出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针对此次年会的微博墙。尽管演讲者看不到这两块屏幕，但场下数百名听众的目光却不时被吸引过去。演讲者的观点得到即时的直播和评论；现场与世界其他角落之间、现场听众之间借此形成互动。当台上嘉宾讲“云计算”时，微博墙上出现了有关的一则笑话，彷佛是另一种阐释，又或另一种揶揄。这样的会议形式的确是新生事物。

然而问题也多多。负责年会直播的门户网站编辑并非学术界人士，对演讲者们的观点似懂非懂，常有断章取义，更不用说错字别字了；演讲者无法对这种“微博直播”进行内容审定，却要为其被歪曲或误解的观点承担责任；听众之间的互动常常是流于肤浅，甚至演变为各校学生、各位名师的弟子和粉丝们的秀场，当范以锦院长讲话时，微博墙的大屏幕上出现“范范”、“可爱”等字眼，当胡泳讲话时则是“儒雅”“好帅”和一串惊叹号，场下自然是窃笑不断。热闹和喧哗吸引了注意力，演讲者的观点就有可能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和思考。

九场研讨会中有关微博的那一场听众也特别多。

这次年会上还见到清华金兼斌教授的两位高徒，一硕一博，20出头的他们具备了相当好的学术素养，此次参加年会的论文也获得了最佳学生论文奖，这与金老师的严格要求和精心培养密不可分；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对学术的热情，在几天的相处中，在观光、购物和餐桌上，他们总能三句话不离本行地回到学术话题的讨论上。在我近年所见的学生之中并不多见，如果坚持下去，相信假以时日，必成大器。

看到他人的努力，对自己当然也是一种激励。这也算是我参加此次年会的一大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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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new media, 学术会议, 广州, 新媒体, 传播学

Nicholas Garnham:
数字化不意味着认识论的改变。基本的社会问题依然如旧。但互联网的使用为传播模式研究提供大量数据。

William Dutton:
互联网研究带来两方面好处：一是发现某些旧有理论和框架不再适用，二是研究和理论得以进一步全球化，互联网既是工具，又成为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共同讨论的焦点、共同话题，促进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交流。

祝建华：
传播学关心的根本问题始终在那里，互联网和新科技提供了测试这些问题的新途径。新媒体技术开拓了看待不同议题的视野，包括新出现的问题。

John Pavlik:
技术的作用在于重塑媒介传播和传播环境的性质。马克思提出的有关社会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观点，掌握生产方式的人掌握巨大权力，控制思想进而控制社会。互联网和新科技带来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变革。孟加拉经济学家因其小额贷款（研究）的成就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奖。大众媒体的概念正发生戏剧性转变，变为较小型的媒体。全球化背景下的数字网络，一是传播形式多对多，二是媒介过滤作用削弱，看各种力量如何把关，三是个人首次拥有直通全球受众的渠道，尽管这受众可能只有三个人，但或许远在万里，身处他国。

杜骏飞：
因意识形态和时代进程的独特，中国大陆传播学者面对独特的问题。网络社会景观的核心是权力与意志的角逐，又有什么地区的数字革命的独特、激烈、深刻性，比得上在当下的中国呢？

Vincent Mosco:

我们是传播学学者，我们研究资讯，我们研究受众，我们研究传播的产制。传播的工具有很多种，但是传播的主体始终是人类。传播如何进行，通常是由他们在历史和社会当中的位置所决定的。他们的议程是什么？他们的阶级背景是什么？他们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他们的种族归属如何？这些都是理解传播的重要问题。对我来说，这更是研究的起点。……

传播学的研究正变得更加国际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具批判性，但是研究的焦点仍然在于传播的内容和受众。“受众”这一概念也许应该从我们的论著中撇除，部分原因是，这一概念是市场催生出来的，本身不是一个学术概念。相比之下，我们倒是较少关注劳工，较少关注那些处于资讯传播的生产和分销链条当中的人们。在研究传播和社会产制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那个社群。

李金铨的总结：

Marshall McLuhan的技术决定论影响甚大，到Raymond Williams力斥其非；Ithiel de Sola Pool的“软性”技术决定论，声称科技发明促进资讯自由、多元与平等，到Herbert Schiller，从左派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明新科技是霸权国家和霸权阶级宰制的工具。

大致说来，从社会理论强调科技“社会制度化”的学者，比较怀疑科技能为传播研究带来“范式转移”；从经验研究出发的学者一致觉得，新科技带来种种好处，例如发掘新的变项、扩大参与跨文化研究的能力等等，但他们并未盲目乐观，并未以为新范式即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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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笔记, 范式, new media, 传播学

现将Jenkins教授文章粗略翻译如下,下文的“我”都是指代Jenkins教授：

继在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发表文章后，我将和我blog的读者分享，如何应用新媒体技术来拓展我们的研究项目在公众中的影响，这些技术使我们有机会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也给研究带来诸多助益。

在“9·11”之后的一周，MIT比较媒介研究项目（comparative-media-studies program）的师生、员工、校友们共同创造了一个网站(re:constructions)，初衷是促使公众思考媒体在塑造我们对全国性悲剧的反思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个紧张的周末，学生们拍电影短片，找引语，写文章，联系遍布世界的朋友与家人。网站上线时，我们有了超过100个条目，涵盖30多个国家的媒体对此袭击的报道。

re:constructions这个网站代表了我们的新的研究生项目的转折点，如果将我们所研究的新技术运用于开启关于媒介变迁的大规模公共对话，会发生什么呢？这个网站是个好榜样。今天，the comparative-media-studies的主页(http://cms.mit.edu) 放置了七个不同blog的feeds，分别对应于某个研究团体或教师。我们的网站也定期提供在MIT举行的学术会议与讨论的podcast (如 Futures of Entertainment ， Media in Transition)。我自己的blog, Confessions of an Aca-Fan, 每天吸引着几千名读者。最近我们也决定把硕士论文放到网上来( masters’ theses online ）供全世界的研究者阅读。这些努力确实产生了效果，对于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在读学生、未来的学生、毕业生、教师、新闻媒体、公众、其他读者。

在读学生。我们的学生来自许多学科与职业背景，毕业后去向也形形色色。早先，几个学生开始开设与其学位论文相关的blog——既是为了促使他们经常写作，也是为了得到针对其观点的反馈。例如Ilya Vedrashko, 的blog，Future of Advertising， 很快就成为业内人士和记者的宠儿。该blog带来了可观的新的联系与资源，支持了他的研究。他也因此得到了一些公司的工作要约，甚至有个大公司还特别为他创造了一个职位。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后来的学生blogger身上。他们获益良多，从写作关于 “serious games”, hip hop culture, music distribution, data visualization, media policy的相关blog之中。他们的工作带来的是和重要的思想家和专家的联系。过去，学者们在成为其所在领域的高级专家后才渐渐拥有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声誉；如今越来越常见的是，年轻的研究者们使用blog作为建构声誉的资源，特别是在那些权威尚待树立的跨学科领域中。

当我自己开始写blog之后，我得以广泛展示学生们的写作，从而鼓励他们完善课堂作业，使之成为可与普通读者分享的东西。一些学生因此收到出版他们著作的邀约。很多教学项目会促使其学生致力于学术出版，但我们也看到了帮助学生培育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技能、并设法将其观点转化为可以面向多元受众、跨领域传播的公众话语的价值所在。

当我的blog上线之际，有个读者拿它和MIT’s Open Courseware project来比较。后者将大学的课程材料向公众开放。Open Courseware允许公众访问MIT的教育内容，blog则提供了见证教育过程的机会。Blog上的日日进展，令人有机会一瞥研究文化，以及我们如何思考领域内当下的话题。

在主页上运行这些blog的feed，意味着无需项目管理者有意识地努力工作，站点也能持续更新。学生们将习惯于每日浏览我们的网站，也因此更容易看到我们张贴的通知，使得信息更通畅。

未来的学生。 我们招收的学生中，越来越多人将这些blog列为他们了解“比较媒介研究项目”的最主要途径。随之而来的新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项目，以及对于他们的兴趣如何与我们的研究相结合。这些blog提升了申请人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被录取的候选人的注册率。在新生九月份来校之前，他们已经更好地整合在我们的项目之中了。

毕业生。 当许多大学开始思考终生学习的价值之时，我们的毕业生已经持续地保持与在校师生的联系，即使已毕业多时。我们的这些blog会报道学生们的工作，日志文章也与毕业生们工作所在的产业的信息相关联。

教职员。 Blog的文章代表了所谓的”just-in-time scholarship”，对相关领域的当下发展提供了深入思考。因为它们是为大众而非专业读者所写，这些短文对本科教学非常有用。我们发现越来越多同事使用blog文章或podcast作为课堂讨论和其他教学活动的跳板。因为这些内容有了广泛固定的读者，得以用我们的blog展示来自全球的同事们的创新观点与研究成果。通过我的blog，我时常提供与其他触及我感兴趣领域的学者的访谈。这些学者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自己的blog生涯，并为通过我的网站得到的公众反响而欣喜。

去年夏天，我对在“迷研究”（fan studies，对于电视、电影、漫画、游戏的粉丝们的草根创造性表达的研究）领域持续不断的性别冲突作出了反应。我主持了一系列在此领域的男性和女性研究者之间成对进行的对话。 这样的“二重唱”运用了一些写作工具，例如Google Docs，来共同建构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会话。在六个月内，总共有超过30名学者对此论坛做出贡献。大多数人都因其blog对话，而在学术会议上呈递了panel讨论的计划，或者有了合作写书的计划。

新闻媒体。 我们的blog提供了一个平台，不仅将我们的研究发现和学术会议公诸于众，而且让新闻媒体也对我们认为应该注意和思考的议题产生了兴趣。学者曾经被置于被动地位，只是去回答记者的问题。但Blog行为把学者放在了更积极的地位上，围绕他们的研究主题更积极地参与流行的争论。

在一次访谈之后，追加一篇blog文章，可以让我们向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更多信息或者纠正一些错误信息。如今一部分读者在媒体上看到来自某学者的有趣的引语时，会上网寻找更多的信息。

普通公众。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深远的媒介变迁之中，此变迁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人们极其渴求对变化中的媒介图景的洞察。作为忠实的“信息经纪人”，学者们应当成为更为专业的对话的桥梁。我们的blog的读者，远远超出学术界的范围——试图培育新媒介素养（new-media literacy）的公立学校老师，试图理解消费者行为转变的媒介产业人士，寻找参与和聚集新模式的广告执行者，想要理解他们热爱的对象的粉丝和玩家们。因为我们的项目有许多blog，我们可以获得并保持多元的读者群体。

读者。 我开始自己的blog是在出版我的新书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前的几个月。随时间推移，该blog成为那本书成功的关键。许多努力校订自己著作的作者们，常会因为有价值的细节最终被编辑砍掉而感到郁闷。拥有一个blog，让我可以发布那些正式出版的书中被拿掉的内容，那些本来很有趣但却有碍于辩论流畅的东西。对于以当代文化为写作题材的人，另一点让人丧气的是，世界变化太快，以至于一些细节在书出版前就已经过时了。拥有一个blog，允许我回溯一些案例的历史，解释这样那样的变化，处理最新的发展。我可以针对不同类型读者强调此书的不同方面，从而拓展了书的潜在市场。Blog可在全球范围内阅读的特点，也有助于提升那些翻译出版该书的兴趣。

你会怎么做？关键在于，运转一个blog是一项承诺和义务，应该被视为你职业的一大堆义务的一部分。当我最初以学者身份开始blog之时，曾向其他blogger寻求建议。他们强调的是，重要之处在于设置发表你blog的日程表并且坚持它。至于你到底是每周写一次还是每天写一次，这倒不要紧，重要的是你得坚持添加内容。否则，在任何一天不去写一篇blog文章都是非常容易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偷懒的诱惑的积累会让你最终远离blog。在你的“困难时期”，设置截止日期和有策略地生产内容非常重要，某种程度的“纪律”会让你一直保持动力。

作为一个学科的媒介研究，本就包含了作为分享我们学术研究的渠道的新媒体平台的潜在可能。我们领域内越来越多年轻和年长的教职员成为blogger。同时，媒介学者们也携手共建大的项目，像每周网络杂志 Flow, 它的内容相关于当代电视与数字文化，以及 In Media Res，每天提供一名媒介学者的短视频和评论。

相同的方法也可被运用到各种学科领域，学者们履行着更大的承诺和义务，将其发现更广泛地传播，并以深刻和及时的方式回应当下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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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blog, 笔记, henry-jenkins, new media

2008/04/03 update: 这里 是 Convergence Culture Consortium (C3)的网站，以及其weblog。

目录：
Introduction:”worship at the altar of convergence”: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media change
1 spoiling Survivor: the anatomy of a knowledge community
2 buying into American Idol: how we are being sold on reality TV
3 searching for the origami unicorn: The Matrix and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4 Quentin Tarantino’s Star Wars? Grassroots creativity meets the media industry
5 why Heather can writer: media literacy and the Harry Potter wars
6 photoshop for democracy: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Conclusion: democratizing television? the politics of participation

以下为读书过程中的若干摘译片段，以备查考。最直观的感受是，这种美国式的对市场的亲近、对技术的拥抱、对未来的乐观，和英国学者的通常风格真是大相径庭。

欢迎来到融合文化，这是新旧媒介碰撞之所，是草根媒体与公司媒体交叉之所，是媒介生产者的权力与媒介消费者的权力以不可预期方式互动之所。

本书关于三个概念间的关系——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utre)和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关于“融合”，我指的是跨多种媒体平台的内容之流(the flow of content across multiple media platforms)，多种媒体产业间的合作(the cooperation between multiple media industies)，以及媒介受众的迁移习性——在搜索心仪的娱乐体验的过程中，他们可能前往任何地方(the migratory behavior of media audiences who will go almost anywhere in search of the kinds of entertainment experiences they want)。“融合”一词可用于描述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化，这要看谁在谈论它，以及谈论者自认为在谈什么。

媒介内容跨越不同媒体系统、经济系统和国境的循环过程，严重倚赖消费者的积极参与……“融合”不应仅被理解为主要是个用一种媒介设备提供多种媒介功能的技术过程。相反，“融合”代表的是一种文化转型：消费者被鼓励去寻求新的信息并在弥散的媒介内容中制造出关联。

“参与式文化”这个术语，相对于更早的概念如消极的媒体观看(passive media spectatorship)。与其说我们在讨论媒体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毋宁说如今我们将二者都视为彼此互动的参与者。公司，以及在媒体机构中的个人，仍然比任一消费者个体甚至消费者群体拥有更大的权力。而部分消费者又比其他消费者有更强的能力去参与这一新近涌现的文化。

……融合发生在消费者个人的大脑、及与其他消费者的社会互动之中。我们每个人用以建构个人神话的那些比特和片段，均采撷于媒体资讯的洪流，并被转化为我们赖以理解日常生活的资源 (Each of us constructs our own personal mythology from bits and fragments of information extracted from the media flow and transformed into resources through which we make sense of our erveryday lives)……消费已成为集体过程，那就是本书所谓之“集体智慧”，一个来自法国赛博理论家Pierre Levy的术语。我们无人能知天下事；我们人人可知某些事；我们可将这些片段结合起来，如果汇集我们的资源与技巧。集体智慧可被看作一种媒介权力的另类来源(Collective intelligence can be seen as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media power)。我们正在融合文化之中的日常互动里学习如何运用这种权利。现在，我们更多地将这种集体智慧用于休闲娱乐，但很快我们将会把这类技能用于更为“严肃”的目的。

……娱乐内容不再是跨多媒体平台流动的唯一事物。我们的生活、关系、记忆、幻想、渴望都在跨媒体渠道而流动。

……如我们所见，融合既是自上而下的企业驱动的过程，也是自下而上的消费者驱动的过程。企业之融合与草根之融合并存。媒体公司正学习着如何促进其媒体内容的跨平台流动，以拓展其利润和市场，巩固视听受众的支持。消费者则在学习如何使用多种不同媒介技术将媒介之流置于自身掌控之下，并与其他消费者展开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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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onvergence, 笔记, 网络化用户, henry-jenkins, new media, participatory culture, web2.0, 书评

非常巧合的是，就在我昨天刚刚写下与时俱进的国际奥委会：奥运转播权涵盖互联网和手机+运动员blog开禁一文几个小时之后，国际奥委会便正式宣布了CCTV.com（央视国际）获得北京奥运互联网与手机平台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的独家转播权的消息。CCTV.com，新浪，新华网等网站均有所报道。

昨天我提到，2008北京奥运会将是奥运史上和新媒体史上的里程碑——此前国际奥委会从未将转播权授予传统广电媒体外的互联网/手机传播平台。现任ICO主席Jacques Rogge如是说：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our broadcast partner CCTV and its digital arm, CCTV.com, to bring the excitement of the Olympic Games to a new generation of fans in China.”

IOC执委及电视与新媒体委员会成员Richard Carrión则表示：

“The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s will break new boundaries in terms of digital Olympic broadcast. It was important for the IOC to make sure that all potential partners understood the value of the rights and demonstrated that they would fully exploit these rights in mainland China, whilst also providing satisfactory guarantees of anti-piracy and security measures. By granting digital rights to CCTV.com, the IOC believes CCTV.com’s digital team will work closely with the broadcast team at CCTV to develop joint executions across media platforms. This will ensure Chinese Olympic fans have access to the best possible Olympic coverage in 2008.”

毋庸置疑，北京奥运将成为CCTV拓展其新媒体业务的绝好机会，且看它能否把握。我仍然好奇于技术细节：IOC沿用过去广电媒体转播权的思路，将互联网转播权圈定在地域范围内，例如香港、台湾、新西兰及此次的中国大陆与澳门，但如何限制用户的跨地域访问呢？如果有这样的限制，究竟是希望将奥运的excitement更多更好地带给新一代粉丝，还是出于商业利益最大化考量生生画出的大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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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ctv, 转播权, Internet, new media, 奥运, 手机

我当时对此的分析是：这些来自IOC的规定，首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电视转播权执有者和各级赞助商的利益，因此对传统广播电视之外的其他渠道的视频与音频信息传播限制得极为严格，甚至细致到规定“各国国家奥委会网站上的赛事照片连续出现时间不得短于3秒”这种程度。

但是世异时移，国际奥委会终于经受不住互联网和移动浪潮的冲击，转换了观念，承认了新媒体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力，承认了用户的日常媒介消费习惯。

有消息称：新西兰的一家电视台TVNZ（Television New Zealand ）11月已获得了对2008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互联网和手机上的转播权。我已经在国际奥委会官方网站确认了这一消息。报道称TVNZ获得的授权仅限于在新西兰（within New Zealand），我只是好奇：对于互联网如何做到？限定网站访问IP？同样，IOC也已经在8月将当地独家的互联网与手机转播权卖给香港的i-cable，台湾则是“中华电信”获得了相应的网络和手机转播权。至于中国的相应转播权，自3月份至今仍在市场中竞标，结果悬而未决。

2008北京奥运会在信息传播控制方面的另一转变则是：据说IOC已于12月11日洛桑会议中草拟了参加者blog行为准则，允许运动员、教练、训练员、官员等奥运注册参与者有限度的blog行为。参照日本奥委会在多哈亚运会的举动，可能会是限制任何商业性blog写作，包括付酬、网站广告等（google adsense爱好者们警惕哦）。具体细节还得等待正式规定的出台。——消息来源：新浪体育，新京报。

比较一下四年前的有关规定，你是否会觉得从前过于严苛？

a、运动员官方网页：运动员不得专门为奥运会设立网站。对于运动员已长期拥有个人网站的情况，运动员可以保留该网站，但必须保证没有任何违反NOC规则的广告或商业行为。从内容上，运动员可以在网站上发布关于其个人的观点和评论，但不能发布那些不与该运动员直接相关的话题。运动员的网站也可以使用已注册记者拍摄的照片。

b、个人的照像或摄像：照相机和摄像机（包括有摄像头的手机）仅能用于个人用途。运动员、教练、训练员、官员或任何注册参加者在奥运场馆或奥运村内拍摄的影像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任何方式公开发表，包括显示在网站上，除非事先获得了IOC的书面同意。

c、手机和录音设备：在指定场馆中，运动员、教练、训练员、官员或任何注册参加者不能使用任何录音设备（录音机、手机等）来纪录他们的声音或传输同期声以最终用于电视、广播或互联网。

d、在线日记：在奥运会期间，运动员、教练、训练员、官员或任何注册参加者不能在网站上连载在线日记，因为这类似于在赛事期间进行报道，这是违反奥林匹克宪章的。当然这些人可以自由地在某个站点上以特殊方式接受记者、网站编辑或大众的采访或提问，但他们自己绝不能为任何媒体（不论电视、报纸还是互联网）采访其他运动员。

其实，奥运会有诸多属性，重中之重便是一场商业盛宴。今日的改变也很难说清，究竟有多少驱动来自金钱。单看IOC将网络转播权剥离开来并卖给各个不同国家/地区便可见一斑——网络本无国界，强行划分，何尝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新媒体参与奥运转播，究竟是为体育增添更多魅力，为奥运精神的传播插上双翼，让更多人更好地享受奥运，还是仅仅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让奥运更加商业化？

————————
附加一点资料：据IOC有关规则，2005年5月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BOB)正式成立。在2008北京奥运会期间，BOB服务于16家电视转播商：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
欧洲广播联盟(EBU)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
日本转播联合体(Japan Consortium)
澳大利亚七网络(Seven Network)
新西兰电视台(TVNZ)
韩国转播联合体(Korean Pool)
拉美国家转播联合体(OTI)
亚洲广播电视联盟(ABU)
加勒比地区转播联合体(Caribbean Pool)
中央电视台(CCTV)
中国台湾地区转播联合体(Taiwan Pool)
阿拉伯国家广播联盟(ASBU)
南非广播公司(SABC)
南非超级体育频道(Supersport)
波多黎各电视台(Telemu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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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2008, blog, 转播权, Internet, IOC, new media, tvnz, 奥运

细读了这场辩论的文字记录。短时间的口头讨论难以深入，但其中涉及了互联网现阶段发展（不论你是否认同web2.0这个名词）乃至信息社会目前的一些关键问题。把那些具体互联网应用例如wikipedia、youtube等等暂时放在一边，他们谈到的问题大致包括：

1、技术让文化变得更好还是更糟？

2、“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和“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哪个更好？或者说，普通民众智慧的集中（Keen质疑，有可能吗？）与精英政治哪个更好？

3、类似于1和2，技术有足够能力让amateur们都“just do it”起来，并且从中筛选出更多的天才、优秀者吗？

4、媒介的”免费”问题、广告机制及其对文化的影响？

5、 “新闻”与“信息”的差别？如何看待新闻“客观性”(objectivity)？就信息的过滤方式（或曰gatekeeper）而言，如今和过去的模式哪种更好？

6、小众文化/市场（tribal culture或niche market之类）的趋势，会不会使得社会原子化、碎片化——keen的说法是“result in less community”？如果真是这样，这种变化是更好还是更糟？

——老实说，这些问题每一个都被经年累月地争论，每一个都可以（或已经）写上好些本书。例如问题1，即便不去说哈贝马斯、麦克卢汉等经典论著，去年也有本美国人写的书《坏事变好事：大众文化让我们变得更聪明》试图证明：数十年来大众文化的熏陶即使没让人们中最聪明的人有所进步，至少已经让人们的平均智商与情商更上一层楼。又如问题5，堪称经典的就是罗伯特·哈克特与赵月枝合著的《维系民主》一书，用数十万字探讨作为一种体制的“客观性”的多层含义和在新闻实践中的影响，以及它与西方民主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是因为其中的大部分，不是“应该”如何回答才正确，而是“愿意”如何回答将决定现实发展的方向。

Anderson的”Long Tail”是非常有魅力的一种理论模型，因为它足够简单而且有说服力。他积极乐观，相信“进化、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身为“连线”杂志主编的他大约代表着全世界很大一批IT从业者的立场和信念。他在讨论上述问题时，显示了对当下互联网发展敏锐而深刻的认识，就技术细节来说，他的描述都挺准确的。包括技术是个人能力的“启动器”，降低了各种事情的准入门槛，可以让所有业余爱好者just do it——然后由某种“过滤器”来从草根中选拔出新的精英，或者帮助个人从“长尾”中找到自己关心的玩意儿，所谓的从“几百万个声音”中过滤出那么几十种想要的。

另一方Keen在自己创业前曾在大学里教过政治学，因此确实“精英”意识浓一些。一方面他对媒介运作未必特别熟悉，包括媒介的“内容商品”与“受众商品”的区分（后者最早是Dallas Smythe提出的概念）、金融经济/文化经济（应该是John Fiske提的）的区分，因此在这方面辩论中有些乏力；另一方面他又本能地拒斥广告对文化造成的损害，质疑极端的个性化和个人主义倾向可能导致共识无法达成、共同体更少，进而损害其珍视的democracy。因此他似乎期望“守望者”与“把关人”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

二者的分歧其实并不算大。他们的基本价值观是一致的，都认为民主很宝贵，社会需进化。大家也都不否认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威力，以及它对草根大众的赋权（empowerment）。差别主要在于：Anderson乐观地说，OK我们能做到，“过滤器”这种机制已经在发生作用而且会更好；而Keen怀疑地问，真的吗？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这种机制？没有这种机制的Webocracy将导向平庸和琐碎。

人们容易对自己关心的事物、研究的学科、从事的行业报以本质主义倾向的化简。也就是说，把社会现实化简到一个方面的现象，例如大量的IT评论都呈现某种“技术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似乎技术/资本的力量就是改变社会的全部。但如果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必须要将媒介“去中心化”（decenter the media），将传播系统视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将媒介置于整体性框架之内去考虑。

对个体而言ICT发展的确带来了极大的帮助，我们可以通过它获得更丰富多元的信息，也可以作出自己的表达，从事自己的创造，即便不成大热门也可甘为“长尾”，将自己的劳动成果献给需要它的甲乙丙丁。

然而，这何尝不是一种乌托邦，因为这种结果只是在行为主体某一种或几种价值取向下可能达成的，而且还完全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和外部力量对它的巨大影响。我试着再问几个具体问题吧：

• 许多极端的诉求，例如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邪教或者恐怖组织，他们同样在运用ICT，而且因为动机之激烈可能比常人更积极更疯狂。真的能通过完全放任的观点竞争，实现人的解放和幸福么？或者我们每个人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同好群体中，便可相安无事天下太平么？

• 这是过于极端和少数的情况？那么，多元社会的利益群体分歧无处不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认同照样在网络中彼此冲突，不同意识形态也要争斗，当互联网渐渐融入日常生活时，个人便不可能回避这些矛盾与差异，从而不可能在不贬损、削弱和限制他人的情况下进行网络活动。而这些矛盾与差异绝大多数并非自由平等竞争的关系，当然也不能以市场逻辑来理解阐释。

• 你觉得个人完全可以不关心这些，只关心专业、兴趣、爱好、娱乐、生活？如果真的这样，我只想知道有关家人行踪、宠物饲养和某支足球队的“新闻”，而不愿听什么关于环境保护、最低工资、物价指数、选举政治等等的“陈词滥调”——那么，这些关系整个社会的公共议题由谁来关心和主导？由对它们感兴趣的人？由握有权力的人？由各种利益集团？如此说来，“web2.0”哪里有什么新鲜和进步呢，最好的程度上它也不过是当前状况的一面镜子，仍旧是精英主导；更坏的可能是，公众对政治的普遍淡漠，导致对政治的操纵利用可以更恣意横行，以少数人而不是大众的福祉为目标。

• 你觉得这些太政治了？那就讲点关乎“效率”的。祝建华教授曾经写过他使用个人电脑20来年的感受，令我感触颇深的是他觉得：“我们用的技术手段有了惊人的提高、但我们的工作总效率……并没有多大变化”，那么，新技术真的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质量吗？

• 再来说说娱乐或者产业吧。没错，youtube也可能诞生beatles第二，网络写手也能赚得黄金万两，但现有的产业和资本是如此不遗余力吸纳与收编从千万“草根”中偶尔闪现的个别皎皎者，纳入到原有的生产与消费机制中去。明星制、广告制、版权制……那些支撑着资本牟取暴利的方式，一个也不会少。“人人创作”，多么无私和共产主义，但就会有无数吸附于其上、利用免费资源和公有领域赢利的产业出现。“微支付”＋“长尾”＋“过滤器”或可帮助个体以创意换取报酬，但同样有无数虎视耽耽的力量在日夜琢磨用资本逐利的逻辑来引领这一切。你相信，仅仅通过发展技术、应用技术，就能保证将这些领域导向更美好境界吗？大约Lawrance Lassig是不信的。

就此打住不问。此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以上全部讨论都是以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语境为背景的，例如对“民主”的价值有基本共识。但如果中国人来谈这些问题，不少基本前提就得重新看待，从而答案会有很大不同。比如，这位的闲言碎语便有一番生动比喻，来描述“民主”在中国的某种境遇：

民主也是近现代中国人求过的神仙，曾经被称为德先生，进入中国这么多年，民主的本质和效果不说了，反正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大胆地跳将出来说民主不好的。这个大神的地位是树在那里了，但是民主是否可以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呢，本来这个问题就是伪问题，……偏偏就是中国现实里的政客反复来提问的话题。把民主供起来的结果就是呢，让民主的政治理想中的效果一面无限夸大，设想着民主一来，人人开口说话，个个选举政府，政通人和，百废俱兴，GDP增长，人口素质提高等等，总之是包治中国社会百病的良药。而民主的现实层面的制度设计因为烦琐反而成了可以抛弃的“庸俗政治”、“议会清谈”，这真是很怪的想法，好比请神来，还要神立刻显圣作法才甘心的样子。

世界上怎么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求仙求到鬼的事情多了，那怎么办呢，不是抱怨自己的贪得无厌，而是反过头来说，民主不行，什么东西呀，都是骗人的假货。民主么，只是一种制度设计，要不能治理腐败，提高gdp，甚至不能多拿几个奥运会金牌，就都是虚伪的假货。这个神仙，虽然供着在庙里，其实呢人们抱怨多着呢，想起古代社会里求雨的典故来了，开始的时候，很虔诚，下跪，斋戒，送女子给河神等等，做足了文章，一看，龙王爷还不给面子，怎么办，丫的，小样，就把龙王庙里的龙王给抬出来，给晾在太阳下烤烤。在中国，民主就是个这样的龙王爷，正被烤着欢呢。

形象吗？准确吗？大家见仁见智。但起码要肯定的是，还得感谢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我们才能更多地知道别人的想法，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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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笔记, democracy, 长尾, 赵月枝, new media, web2.0, webocracy, 民主

（早晨刚离开港大时便发现数码相机没电了！于是这一天用手机拍了数百张照片，幸不辱命，晚上导入电脑才发现效果颇佳，尤其是AGS里的拍摄，超出我的预期。这才有了下面的照片可以与大家共享。）

这是亚洲游戏展的五周年，今年的形象大使是郭富城，往年的大使包括郑秀文、陈慧琳、古巨基。

展会，未能免俗有香车（lamborghini）美女（软硬件厂商的show girl，从sony到capcom），但游戏展上最开心的还是玩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一大批新游戏，和刚刚上市的sony ps3。ps3现场发售处围起安全绳，指引人们排队购买。

感觉sony成为这次AGS的绝对主角，展厅半壁江山都被过百台ps3和sony高清电视占据，玩家们排着长队试玩今年的新款游戏，围观者甚众。展会进门处便是一面超大屏幕，轮番播映ps3新款游戏的高清晰度宣传片。此外还有psp的演示与升级区，客服区，ps3发售区，media source（即游戏软件销售）区等等，风光无限。再有就是capcom之类游戏软件厂商的发布和一些外围设备如无线手柄、3D眼镜、液晶纯平电视等的展示与销售，均无法与sony的盛况比肩。Playstation系列被sony定义为“超越玩乐”（play beyond），不仅仅是游戏机，而是家庭娱乐终端的整合，游戏、DVD播放、相册、在线视频、高清电视上网、语音视频聊天……

展会为psp提供软件版本升级，以及可无线下载的新游戏。

展厅另外半边是数码展，也颇为热闹。许多厂商在此打折出售产品，从U盘存储卡、音箱耳机、数码相机摄像机到显示器电脑整机笔记本等等，看起来有些价格相当诱人。因为是展会最后半天，各家展台海报上的不少畅销商品后都注明已经售罄。我来前没有购物计划，所以也就作壁上观，四处闲逛。

此外与之相关的厂商也都前来赶集，有动漫卡通，网上卡拉ok，ISP，wifi社区，拍卖网站，流行服饰，“圣诞疯狂购物市集”……几个大舞台上，在不同时段有不同节目：现场游戏竞技，演艺明星助兴，“PS超女大赛”、cosplay比赛……好一个青少年流行文化集散地。呵呵，还有银行现场推销信用卡办理，莫非是方便现金不够的玩家能立刻办卡刷卡？倒是促进消费的好办法啊。

可佩戴显示器已经量产，一幅眼镜的样子，被称为“mobile theatre”。我试戴了一下，有点儿重。戴上后在双眼前方是一块小小屏幕，显示是VGA的640×480，有立体声耳机。可以接ps3、xbox360、ipod、手机、电脑等等，售价2000多港币。屏幕还太小，不够清晰也不够让人immersive，但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很快跟上的。虚拟现实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近了。

另一个展台是香港大学数码学院的，他们参与了“澳洲私人飞行员执照”训练课程。在每个阶段里均安排了模拟飞行部分，直到可以取得澳洲认可的私人飞行员执照。游戏和学习，虚拟和现实，其实早已不再界限分明。

此次展会似乎没给电脑游戏及网游留下太多空间，连xbox360都未见到。但sony构建的游戏世界已足让玩家们热血沸腾，让旁观者心生向往。超赞的声光色效，激荡的游戏内容，不算昂贵似乎可以承受的硬件软件……一切怎不刺激人掏出钱包一掷千金。娱乐万岁，数码万岁，消费万岁，这便是展会不言自明的主旋律。我也不免屡屡动心，然而掐指算算自己的空余时间，不由给自己浇上瓢冷水——算了，等到有空玩再来买吧——那时候，大约该出ps5了吧？似我这般，身入宝山却空手而归，当真是消费社会的人民公敌！

还有数十张现场拍摄的游戏照片和缤纷场面，有兴趣的可以继续看下去，还可以点击看大图：

五周年图片展：

lamborghini又一张：

游戏”garden”的小美女：

sony ps3家庭数字娱乐的演示模特：

capcom show girl：

游戏monster kindom · unknown realms的画面：

游戏devil may cry 4的画面：

游戏resistance·fall of man的画面，展会为它特辟专区，门口写上未满18岁者禁止入内：

sonic则总是那么可爱，绝对是老少皆宜，一个学龄前的男孩正在屏幕前玩得开心：

virtual tennis 3画面：

神威奏乱画面：

中央特快，一个模拟驾驶火车的游戏，画面几可乱真：

赛车游戏ridgeracer 7画面：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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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Asia-Game-Show, 香港, new media, ps3, 游戏

此次会议接受论文大约百余篇，大陆和港台大致参半。从议程上看，安排得非常充实。主题演讲值得期待，有Vincent Mosco（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大师）、Nicholas Granham（英国文化研究名家）、John Pavlik（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新闻资源研究院主任）、William Dutton（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所长）、祝建华（华人传播实证研究大师）、李金铨、黄煜、陈韬文等牛人们参加，希望会有所启发。论文发布也安排得满满当当，在每个时段差不多都同时有三场不同主题的宣读讨论，主题涵盖当下网络传播及新媒体传播的很多方面。这里是会议议程的pdf文档下载。

前往香港学习和游玩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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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 香港, new media, 传播学

VC在中文里最常见的翻译是“虚拟社区”，报告人说台湾也常译为“虚拟社群”。社区或社群，在中文里似乎有某种意义差异？社区似乎更侧重于指地理上的区域、空间、场所；而社群则更侧重于人的集合，社会群体。事实上，在英文研究者那里，VC的定义同样难有定论；甚至对于相对成熟的社会学研究领域，community概念也不是被始终如一地使用。

个人感觉，VC大体上可能有三种层次的理解。

一是某种媒介形态，及基于此技术形式所提供的“虚拟”的场所、空间、区域、制度等，包括但不仅限于：很多人提起VC时的第一印象BBS、从早期的MUD到如今的MMORPG、Google groups这样的邮件组、QQ群、聊天室等。从这种理解出发，自然关注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呈现哪些特点，从形式到内容有哪些方面因技术而强化、或抑制、或扭曲；对一些长期存在、人流熙攘的“场所”，如BBS、MMORPG等，应当关注它的内在法则：个体被允许、鼓励做什么，什么是可以做但被禁止、做了要遭惩罚的，什么是在这里根本没法去做的；人与人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权力怎样形成；利益关系；甚至“虚拟的”政治经济结构——很有点小社会的感觉。像报告人此前曾做过的研究，以科学方法考察论坛对言论的净化能力，当属此列。

二是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像Rheingold所指出的那样，”virtual communities are social aggregations that emerge from the Net when enough people carry on … public disscussions long enough, with sufficient human feeling, to form web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yberspace.” 尤其是当前互联网上普遍呈现某种“社会化”倾向、基于“六度分隔”的社会化软件与应用盛行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可能并不基于某个固定的“虚拟”场所、区域、空间形成。例如一些有共同爱好、兴趣、话题的blogger因互相引用、链接、留言而形成的圈子，他们又会用IM、Email或者douban.com、flickr.com甚至线下联系等多方式来稳固、深化其社会关系。这样的VC，和十年前研究者们心目中的VC，应该是有些差异的。而从这种理解出发，关注的是VC对于传统的基于地理接近性的社区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以及个人更多投入VC后，对线下生活的影响。当然，在一些深入进行在线社交的人看来，可能VC的virtual已经不算什么特征了，他们会更看重社会交往和关系的本质，而不是以何种形式来建立。

三是一种认同（identify）。这样看VC的人似乎还不太多，但我想问：以新水木社区为例，平日在线用户大约10000－15000左右，他们之间不大可能都有某种直接交往、都建立了某种社会关系，但他们能算一个community吗？至少，他（她）们有一些共同的常用语如“ft”、“报告”、“圡”，有共同的文化，有一些共同关注的信息和话题，这里的历史对他们而言是共享的……当特殊事件发生时这就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2005年3月起原水木清华bbs转为校内交流平台时，用户们就纷纷以“水木清华用户”的身份认同展现自己对此的观点、情绪，甚至付诸实践如集会；而当“新水木社区”这样一个实际是保留过去数据、重新搭建的虚拟空间开放之后，数以十万计的人又因为对原来VC的某种认同而转移到这个新场所。——这些人应当算一个community。同时，如果我们同意“民族国家”都可以是一种认同，那VC自然也可以是一种认同。从这种理解出发，能对VC作怎样的关注，我想得还不是太清楚。

VC的三种理解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但在开展具体研究的时候，未必能兼顾。所以不同视角的选择源于对具体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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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笔记, new media, virtual-community

Bulleting-Board System：

• BBS比万维网早出现15年，1978年Ward Christensen和Randy Seuss建立了第一个BBS，名为CBBS（Computer Bulletin Board System）。1984年出现的FidoNet先于万维网十年创建了覆盖全世界的远距离计算机网络，到1993年已经有24800个节点。
• BBS从一开始，与其他电脑中介沟通方式相比就有鲜明的特点：对言论自由的承诺。但也因此产生争议甚至法律诉讼，如软件盗版问题，又如第一起针对BBS所有者的起诉、关于散布色情内容的Amateur Action BBS案。
• WWW的出现，使得95-97年间BBS用户热情大减。许多BBS也开始同时支持用户Internet连接或远程登录，并建设了web界面。BBS文化的意义在于成为了赛博空间的社会化引擎。

CommuniTree：

• 一个著名的BBS，诞生于1978年旧金山。从它开始BBS有了类似树状的结构，各交流主体被作为分枝处理。“社区树”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网上“虚拟嬉皮士”精神的象征，没有任何审查制度和制约，可以绝对自由地发言。1982年，Apple机被引入美国大学校园，学生们（大多为男生）开始发现社区树并参加进来。结果他们“看起来并未被其中充斥的智慧与创造性的积极讨论氛围所熏陶，反而以合乎其年龄、性别、语言能力的方式来借此表达其种种不满”，短短时间内，“社区树”就充满了“obscene and scatological”的信息；而从设计上这个BBS既不能删除消息，也无法事先监控。几个月后其硬盘崩溃，BBS就此永久关闭。自此以后关于自由言论和监视控制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更多思考，包括管理员也包括用户。

Community Networking：

• 它指的是使用计算机网络在本地社区居民之中共享信息和加强联系。这种理念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其目标包括：增进在社区生活中的参与度；推进本地议题；提供一个发布本地新闻、通知和信息的空间；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授权给本地居民；以及免费（大多数情况下）或最低花费地让社区成员连入Internet。这是典型的非盈利组织。
• 曾大受欢迎。但随上世纪90年代中期Internet的飞速增长扩张，大多数社区网络将信息移到www上，对本地居民而言，视线超越本地社区而放眼全球。社区网络究竟将终结还是会有新的应用？过去30年间，它给成千上万人带来可访问的信息和电子通信工具，否则他们负担不起这些。如今电脑和互联网访问成本都在下降，还需要社区网络吗？它是否具备独特意义？

Freenet：

• Freenet有两种含义，这里指的是一种Community Network而非File-Sharing Network。“自由网”运动由数十个社区的BBS组成，通常建立在通过telnet访问的公共图书馆上，可电话拨号接入，浏览免费或收费很低。许多人第一次连入Internet都是通过“自由网”。上世纪80年代末是“自由网”发展巅峰，许多城市用政府资金和个人资助建立了局域网，人们可自由免费发布信息，网络建立维护都有赖于志愿者。
• Cleveland Free-Net是第一个“自由网”系统，1986年对公众开放，第一天就有7000注册用户和500次电话访问。这是史上最早的例子之一：非计算机产业精英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关于社区利益的讨论和辩论。Cleveland之外的人亦可连入，但话题限于讨论本地事务。
• 1989年美国国家公共电信计算机网（National Public Telecomputing Network, NPTN）建立，推广“自由网”理念，至1996年已包含70个“自由网”。但ISP的出现将用户逐渐从“自由网”吸引走。1996年NPTN申请破产，1999年Cleveland Free-Net关闭。自由网运动基本终结。
• 其理想包括通过向身体、技术或经济上居劣势之地提供在线信息“rebuilding civil society”，建立弱势群体及另类声音的平台，改善公共交流，提高文化素养。

Rheingold, Howard (1947－)：

• 关于virtual community的著名人物，作家、编辑、评论家、虚拟社区建设者。最出名的著作：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1993)，最早将互联网视为值得加以普遍和学术的关注的社会与文化环境的书。这本书主要基于他在WELL这个bbs里的经验，描绘了“前netscape时代”的网络中人们都在干些什么，并探讨了USENET新闻组中的社区构成和MUD里的认同表现等，以及提出一些理论框架：社会契约理论、互惠理论、礼物经济等。
• 本书最重要贡献在于给online communities的定义。他认为 “virtual communities are social aggregations that emerge from the Net when enough people carry on … public discussions long enough, with sufficient human feeling, to form web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yberspace.” 这有两个关键，一是virtual community是基于普遍和共享兴趣的而非基于地理接近性的社会网络；二是它体现了人类行为的理想状态，互联网的平凡用户们将一个曾一度是军国主义色彩的计算机网络转化为一个在线的公共领域，或者是Rheingold所说的”an electronic agora”。
• 1994年Rheingold帮助创建了网络杂志Hotwired，并成为wired杂志在线版。随后他退出创建了虚拟社区Electric Minds，这里就是Kasparov和Deep Blue II进行国际象棋比赛之处。这个社区失败后他又创建了Brainstorms，办了咨询公司。

Turkle, Sherry(1948－)：

•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著名的计算机用户人类学研究者，研究“the evolving computer culture and on the questions that surr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he self”，1975年至今为MIT社会学教授。曾求学于哈佛大学、巴黎政治学院、芝加哥大学，师从拉康、列维·斯特劳斯等学者，有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人格心理学、心理分析等背景。
• 1984年出版The Second Self: Computers and the Human Spirit. 认为计算机用户常将其与计算机的关系视作second self，在那里投射人格认同。她一贯强调人不仅只有一个而是有多重的selves。
• 1995年出版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一书，成为互联网研究经典，主要聚焦于online community中的行为。“Life on the screen may be play, but it is very serious play.”

Virtual Community：

• 对此尚无统一的确切定义，但至少，virtual community是指主要（但不仅）通过在线互动相连接的人群。这一术语被用来描绘通过多种在线形式形成的群体，如email listservs，bbs，USENET新闻组，MUD和MOO，在线聊天等。研究者常关注两方面，一是online groups能否被视为communities，二是这样的online communities究竟强化还是削弱了线下联系。
• 在社会学研究中，community这个概念被频繁使用，但是也没有达成共识的定义，对不同人有不同意义。对virtual community的一个要素是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形成成员之间的关系，发展共同的规范和文化，形成共有的历史感。另外的要素还包括，成员间坦诚相对的交流，互相依赖和支持，有共同兴趣，社区作为一个整体也要具备向其成员提供一些有益的东西的能力，包括信息、知识、情感或经济利益。
• 一些典型案例包括WELL、LambdaMOO、Freenets和Community Networks等。
• 虚拟社区与非虚拟社区的关系一直是研究重点。一些研究认为，虚拟社区知识人们用来分享相似兴趣的半公共“飞地”，它缺乏一个真正社区所具有的多样性和相互依赖。还有观点是活跃在虚拟社区里的人在现实中变得离群，反驳则是，在线交流增加与拓展现实联系，全面提高社会性水平，尤其对流动性日渐增加的中产阶级来说，虚拟社区可培养其社交的持续性。其他的问题：1、面对面接触是否必要，何种程度下必要；2、身份认同延续性对人际关系和社区凝聚力的影响，包括承担责任和匿名性间的平衡问题；3、各种经济联系在社区中扮演的角色。

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 (WELL)：

• 建立于1985年的著名BBS。有一条著名原则：YOYOW (You Own Your Own Words)。

（Encyclopedia of New Media, Steve Jones editor, Sage Publication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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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bbs, 笔记, new media, virtual-community

（题外话：本书的写作风格带有学院派的晦涩，夹带大量概念术语名词，对于那些不甚熟悉哲学、语言学、批判理论等范畴的读者来说是难于接近的。不知道是因为要谈论的话题本身足够抽象和深入，以至于作者不得不如此操作语言只求同行专业人士能读解；还是因为一种不愿或不能深入浅出的写作习气在发挥作用？换言之，究竟怎样才是好的学术写作文风？明白清晰与深度、专业性能否兼顾？）

波斯特所谓之“第二媒介时代”，是相对于20世纪大部分年代里盛行的“播放型传播模式”（broadcast model of communications）所对应的“第一媒介时代”而言。他认为这是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及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电话等的结合所逐渐形成的替代模式，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正在形成，这是对“交往传播关系的一种全新构型”，其中“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三个概念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是其特征。考虑到本书写成于1995年以前，这种观点应当说还算敏锐。而他作如此划分的目的，大约主要是为了表明，在全新的语境下采用全新的范式是理所当然的。新的范式相对于传统的、从属于现代主义的理论范式（例如关注结构性压迫－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忧虑个人自由遭侵犯的自由主义），不再承认原本作为前提存在的“理性、自律”的主体，而更多关注多元化、去中心的主体的被构建，认同的形成；更多引进语言学取向来看待社会问题。这种思路在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富于启发性。

参考阅读作者在本书出版前五年出版的另一本书《信息方式》，更能理解他虽有演进但一以贯之的思路。在那本书里，波斯特主要针对的问题是：究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还是“事情正在起变化”？

他列举道：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电子交流手段仍被囊括于阶级斗争论题中，个人能否获取更多信息取决其在阶级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对新马克思主义者，电子媒介强化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霸权；对经济学家，市场法则决定谁使用电脑谁做电视广告；对韦伯主义者，电子交流使社会进一步分化为各种亚系统并助长科层权力；对自由主义者，电子交流不游离于各宗派权力角逐之外；对技术决定论者，电子媒介进一步证实机器广泛使用所带来的进步，机器减轻人类艰辛，使自然顺应人类愿望……似乎事物并未随电子媒介交流引入而根本改变，一切都是新环境下老问题的重演。

但是，波斯特认为，正像马克思的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论所揭示的，信息方式（mode of information）也同样暗示一种按符号交换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相应面对面的口头媒介交换、印刷的书写媒介交换，在电子媒介交换阶段中，语言与社会、观念与行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都与此前迥异。在考察社会时不应再采取以行动为中心的模式，倒是应当去关注交流本身以及主体的形成过程。“信息方式促成了语言的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把主体构建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人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信息方式置换呈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体，并被不断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

转回到本书中来，与第一或第二媒介时代相对的，在波斯特看来是从现代生活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化。如果说现代社会所强化的主体是“理性的、自律的、中心化的和稳定的（法律上的‘理智的人’、代议制民主社会中受过教育的市民、资本主义制度下善于算计的‘经济人’、公共教育制度中按分数评定等级的学生）”，那么后现代社会所培育的身份形式与上述身份形式将存在差异甚至对立。波斯特不是简单赞成或否定新的身份形式，而是将之作为客观存在去揭示。

他认为，以后结构主义形式出现的语言学专向，使得理论家可以假定“主体可能在不被‘消解’的前提下呈现为去中心状态、多重化状态、或者呈现为其他状态”， “这一阐释姿态运用到电子传播技术上便能探究现今阶段主体组构的具体模式”，所抱有的态度应该是“对机器、对媒介所呈示的材料的质量以及个体参与者的一般文化水准不抱任何成见”（很明显，这针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精英视角）。这种分析的目的是“揭示主导性的固有机制”，并应该把这些机制“理解为对主体赖以认知的那个过程的干扰”。

同时，波斯特对比评论了和“第二媒介时代”的后现代视角有类似之处的多元文化主义。后者经常与后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力图将西方的种种价值观相对化，当然也就不承认笛卡儿、洛克们所宣称的先于社会而存在的理性自律个体——多元文化主义认为这无非是西方的“文化型像（figure）”，绝非什么普遍的不容置疑的东西，西方白人男性的理论思考方式绝非普遍标准的里程碑。它因为对现代性的批判而与“第二媒介时代”观点存在一致性，共同批判产生压迫的主导形式。但是，如我们常在其他相关著作中读到的那样，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等关心“我们/他者”、“identity/difference”之类二元对立，关心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因此和“第二媒介时代”观点所认为的“主体将去中心化、多重化”存在分歧。波斯特自己也承认后殖民话语“可能有助于纠正”后结构主义的局限性。——这是处于非西方种族的我们所应该注意之处。

如何评价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数字媒介）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对个人和群体的影响？从政治影响上看，如本雅明、麦克卢汉等鼓吹的是其潜在的民主化倾向，而如阿多诺、哈贝马斯、詹明信等则认为它们危及自由。波斯特的态度则有些暧昧不明，但肯定是摒弃“媒介决定论”的。大致上他认为主体化的新形式并不具有自在的解放性，而是它们就是新的对抗领域；个体外表的内部不再是完全私人化的，身体也不再是自由的边界，通往更彻底的解放的道路必须通过“信息方式”的主体形成，“我们需要理解哪些能动性形式适于分散的多重化主体，我们需要生成适于这种身份形成的抵抗策略”。

在媒介研究中，我们更关心支配的结构，还是行动者改变其状况的能力？波斯特认为，针对前者的研究更适用“话语/实践”方法，它“标示出身份的轮廓，具有后结构主义策略的典型特点”；对于后者的研究则适用“占有/抵抗”方法，它“强调接受的能动性，具有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典型特点”。两者互为补充，而都不是技术决定论的。

波斯特值得借鉴之处还包括，合理引进了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全景监狱”（panopticon）概念，来分析一个数据库普遍存在的社会中的话语及权力结构。直到今天，这种分析仍然是具有意义的，而且随着无所不在的媒介环境、互联网的发展及搜索引擎等新话语出现，更具显著性。

对我而言，在运用本书中提到的一些范式、理论或观点时应当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这些出现在欧美的范式、理论和观点均自有其语境，基本是针对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逻辑所提出的，那么在当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环境中，应当如何改造和借用？我国与欧美相异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日渐与之相类似的全球化文化逻辑，会带来什么相同与不同？二是这些出现于十几年或几十年前的思想，当时之媒介和今日之媒介，本身便已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哪些只是表象，哪些却是本质上的？

例如我认为今日之受众研究应采用某种新的范式；又认为波斯特所阐述的电子媒介建构了多重的、去中心化的主体，但当今互联网的某种趋势，似乎在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网上网下生活的融合，互联网本身对大众而言的“去魅”化，而逐渐回归旧日书写媒介社会中“理性、自律”的单一主体——至少那些选择实名撰写网志并广泛使用各种社会化软件（social network software）建立或进入各种“圈子”的人，其主体建构便有这样的特征。为什么？是不是社会的主导性机制和意识形态霸权已然渗透到赛博空间？还是这仅仅体现了变化的时代中旧有话语迟迟滞留不去的恋栈之情？

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著，范静哗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237页。英文原书出版于1995年。

同时参考阅读：
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著，范静哗译
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241页。英文原书出版于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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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笔记, 第二媒介时代, Mark-Poster, media, new media, 后现代主义, 主体, 书评, 信息方式

第一位研究的题目是中国互联网舆论的形成、特点及对社会的影响（这是我根据记忆的归纳，非原题）。这个选题因研究者的特殊身份和背景而具备了特殊的意义。首先因他掌握的信息资料的全面丰富深入与他具备的实践经验，其研究有了某种优势；另外论文写作的过程也将因研究者的身份别具意义：他对互联网规律的认识与归纳，对现行管理制度的思考与批评，及对未来管理思路的展望，可能比一般学者的思考更直接地影响到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未来。

第二位关注的是新媒介环境下新的受众研究范式。研究者认为，当今这种无所不在的媒介环境（U时代）下，媒介生产与消费的混淆，真实与虚拟的混淆，受众不再是传统的“受”众。研究者对受众研究传统的演进有不错的文献综述，从商业社会中将受众作为“大众”、“阅听率”中的数字、消费者整体的对待，到使用与满足等理论对受众主动性的部分肯定，到文化研究传统中对“积极受众”、“编码－解码”、“对抗性解读”的阐述，再到1998年由Abercrombie和Longhurst提出的“观看-表演”范式。研究者还引进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以及文化研究中的”迷文化“（fan culture）等概念，试图分析当今社会中媒介使用者的消费－再生产及此后“抗拒”或“入迷”的不同选择，然后选择两个案例来剖析。

老师的意见主要是认为范围仍宽泛，建议定位于“积极受众”的范围展开研究。如果我做这个题目，我会选择提出一种新的受众研究范式，因为确实“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即便是“观看－表演”范式，也是提出于1998年，仍旧是一个互联网刚刚兴起广电报纸尤其是电视媒体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时代；而即便抛去“web2.0”之类标签，客观审视当今的媒介环境，不仅“无所不在”、“沉浸”的程度之深是1998年无法比拟的，而技术进步带来的个人借助机器力量捕获搜寻所需信息，创作、传播信息，与他人分享、合作的强大能力和无限可能，更不是电视媒介时代的普通人能想象的。那么使用新的范式来研究这样的“受众”，顺理成章。

我的想法：三个时期：大众社会（报纸、广播主导）——电子媒介社会（电视主导）——数字媒介社会（互联网主导，U时代……）。相应的，受众分别被塑造为：乌合之众、无差别群体——有一定积极主动性的个体——除个性化、创造性外，同时又是社会化的，不论是所谓的“入迷”而形成的群体认同，还是由SNS导致的“圈子”，你不再是孤独的沙发土豆百无聊赖地转换频道或者进行一点所谓的“对抗性解读”，而是主动融入跨越地域的相似人群，消费、生产、共享意义。（上述想法未经概括，算是种思路）

第三位选题是互联网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理论来源主要是自施拉姆以来的发展传播学，以及媒介效果研究相关理论。研究者希望选择一个中等发达程度、且互联网进入超过五年的农村展开调查，方法包括问卷、访谈等，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和日常生活。目的除了对现状进行描述外，也提出一些如何应用此媒体促进农村发展的思路。选题的意义上，一方面这个领域涉足者少，一方面也响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意义。

老师高度评价了这个选题。我想是因为其对现实的关照，也是因为此类研究前有《江村经济》这样的传世经典，近有《独乡电视》等人类学、社会学与传播学结合的成功著作的缘故。但老师也提出了范围仍需缩小，例如日常生活方面，即互联网如何影响农民的观念、思想、选择、生活方式等可能更为重要；另外，研究方法和实施细节将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我也觉得如果说互联网对中国农村已经产生影响，相对政治、经济、教育等，日常生活可能是更早、更深远地被触及的领域。但问题在于，这个领域更需要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式，长时间住到农村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而不是通过问卷调查就能很好了解的。

听完三个人的开题报告，结合自己平时的思考也产生了一些激荡与启发，新媒体领域还是有学问可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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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笔记, 论文, Internet, new media, U时代

报告人大体上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个体四个方面来观察思考搜索引擎的影响。如果我记忆无误，大约结论如下：

1、搜索引擎让一切信息对个人而言都变得极易获得，其中也包括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可能有危害的信息如炸弹制造方法或色情内容；反过来，它让社会“全景监狱”化的程度更深更广，所有个体都被置于监控和训导下。

2、搜索引擎深深影响了营销模式和经济格局，“排名”和“被索引”成为企业追求的目标和利润的来源，SEO大行其道；而它也成为“消费社会”理论的新发展趋势，通过大大缩短商品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不断刺激消费欲望的产生。

3、搜索引擎成为个人接触信息的门户，搜索热词是当下社会文化的地图，同时人为设置的“搜索热门词”亦发挥着议程设置和引导信息消费的作用，搜索引擎大有媒体化趋势。

4、搜索引擎的越发强大，使得个人的一切信息都似乎难以隐藏，对论坛、BLOG、购物等的搜索及桌面搜索等等，让我们对隐私的期待越来越低；个人对搜索引擎的使用需要新的媒介素养，它可能带来新的“Digital Divide”，同时也要警惕，它让人们越发满足于表面的和肤浅的信息，疏远纸质媒介，改变传统的理性自律思维方式。

报告人有不错的理论功底，并使用大量案例（主要是关于google，也有baidu等）填充了自己搭建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中包含的理论，有些来自传播学领域如“议程设置”、“数字鸿沟”，有些来自文化研究或哲学领域如后现代主义者福柯、马克·波斯特的“全景监狱”、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等。对现象的描述、归纳与评论，颇多给人启发之处。

我的一些想法：

首先，一些矛盾或者问题并非根源于搜索引擎，而是由来已久。例如关于“全景监狱”，福柯的大意是指在社会中的话语/实践对主体的构型，由此而来的监督将规训权力化为一种体系，覆盖每个人。而马克·波斯特将之衍生，并认为数据库是一种“超级全景监狱”，他在《信息方式》和《第二媒介时代》两书中对此都有涉及。波斯特指出作为后现代话语的数据库，“否认并取消了公共与私人的区别”，从数十年前的信用卡交易开始，到如今的网上购物，消费者购物行为是出于自发选择的“私人”行为，但随着交易却自动变成了“公共”记录的组成部分，从而：

“一个人的个人选择受到强加于人的监视，但借助受监视个体的自愿参与，那种监视变成了一种话语现实。在此情形中，权力与话语作用被独特地构型了。被监视者提供了监视所必须的信息。”

而网上浏览本质上是对信息的消费，对符号的消费，网上其他行为则是直接体现为话语和符号的行为，它们同样要面临“超级全景监狱”的极端手段，“把我们的行动转化为监视的外延话语，把我们的私人行为转化为公开布告，把我们的个人言行转化成一种集体语言”。这些状况并非因搜索引擎的出现而出现，但可能因其出现而有所改变。

在我这个非IT技术人员看来，搜索引擎本质上是基于数据库的、以某些逻辑搜集信息并将之组织结构化、并提供许多检索方法的技术；它将许多不同数据库内的信息数据搜罗并重新整理组织，将许多原本不在任何数据库内的信息索引组织，终极目标是将一切数字化的信息纳入一个海量数据库（可由无数互联互通的数据库构成），在查询者给出查询条件后返回所有结果，并以某种逻辑（例如个性化、社会化、语义化……）选择取舍、排列顺序、加以呈现。当然，如果不久的将来某天，google因maomy查询了“猫粮”而开始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一切网页广告甚至广播电视媒体上呈现一些猫粮厂商广告的话，那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查询－判断－返回结果而已：生成广告的程序根据我的上网记录查询我的需求、作出判断并选择相应的结果呈现方式。

搜索引擎是什么？通道？界面？门户？这些词语都被使用太多而难以清晰描述搜索引擎。一个不确切的比喻：当你只是通过链接在不同页面间冲浪时，像是乘坐公交车，通过不断换乘到达新的地点，所能到达之处受到公交车线路和换乘车站地点的极大限制；但搜索引擎好比一辆随时跟随你身边待命的飞速出租车，根据你三言两语立即把你带到任何向往之地。你只需要对texi司机简短说声“天竺”——当然他会再展示给你N个可能是“天竺”的地方，你或许再补充一点信息，他就会把你带到靠近北京首都机场的那片高级别墅区。但只通过乘坐公交车，你未必到得了“天竺”。

因此，搜索引擎通过针对普通个体的查询要求返回海量信息，本身便是对此前数据库只由政府、精英、有技术、财力等优势的组织或企业占有与使用的局面的极大改观。让几乎一切信息对普通个体而言容易获取，这也是对福柯所谓“统治性”（governmentality）的对抗，尽管不是所有、但却是越来越多的数据库，越来越多的知识对于普通个体而言是可以access的了，他们可以出于自身的目的来使用它们，从而弥补了数据库内在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搜索引擎对社会稳定性的冲击不仅在于普通人可以从网上得知如何制造原子弹，而且在于他们可以获取很多从前只有政府和“权力精英”们能得到的信息。

但是，随着从政府到普通个体的整个社会对搜索引擎的倚重程度与日俱增，数据库的海量化、互联互通程度的不断提升，对信息流动的控制也变得简单起来——直接在搜索引擎里面加入新的逻辑（例如关键词屏蔽）就可以让很多信息对于普通大众似乎并不存在。更进一步地，由于普通个人不断地参与，不断地成为“提供监视所必须信息”的“被监视者”，“超级全景监狱”变得更无处不在、更“毛细血管化”；而且随着大众相应的媒介素养的提高，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被“记录在案”，因此会更为小心谨慎地遵守“应有”的规范，服从权力的规训。重要的不是惩罚而是可能的惩罚。主体因查询而存在，而被建构为“被查询者”和“被监视者”。无数事实发生的和在人们心中可能发生的查询，也正是话语对主体的介入即“质询”（Interpellation）。

所以我们发现，当一种新媒介技术、新信息技术出现并普及，除了在旧有框架内将现存问题以新方式重现外，亦带来框架外的新问题。搜索引擎、blog或者web2.0的种种应用，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来需要询问：新的技术是否能平等地为各个阶层所用，是否有利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将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起到怎样影响，生产关系是否因之变化；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就变成政府扩大权力的永恒威胁的组成部分：政府是否会滥用技术、侵害公民的自由？个体的隐私如何得到保障？但实际上可以问的或许还包括：主体将因之发生怎样的改变？为什么不抛开所有理论直接问，它们会有何利弊？——这太过简单，利或弊对不同群体会有不同的标准，谁来应用、如何应用新技术仍旧离不开政治，政治是个难以回避的领域。

第二，关于个人隐私。法律意义上的隐私就是个人所不愿公开的事实。有几个听报告的同学提问：现在网上什么才是隐私？发在同学录里、blog里，本来只希望自己社交圈子里的人知道的信息对于圈子外的陌生人来说算隐私吗？这种疑问恰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转型期的困惑。简单说来，从最早的“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到后来的“老大哥知道你是一条狗”，再到如今的“人人都知道你是那条狗——如果他们想知道的话”，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正如搞IT技术的人会比技术盲对网络安全、隐私更敏感，老网虫比新网民更了解不应到处公布自己的信箱以免被spam轰炸那样，个体关于搜索引擎的媒介素养不断提高，这既包括使用它获取信息，也包括尽量避免被它搜集到自己的隐私——但有些信息是几乎不可能不被搜索引擎抓到的，于是人们会渐渐认为：只要主动发布在网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向全世界公开，就算不得隐私。为保护隐私有两种办法：一是尽可能不透露任何关于自己的个性化信息，包括身份、特征、观点、偏好等等，但在一切言语和行为都被数字化并纳入数据库的今天，你必然要留下雪泥鸿爪的记录；二是尽可能运用匿名和化名的机会，主动建构多重的、去中心化的主体、身份认同，用不同的id和不同的风格去不同领域做不同事情，希望减少隐私被侵犯后可能带来的损害。但这样“分裂式”的举措不但和过去所习惯的中心化的、理性自律的主体不一致，也和目前搜索引擎要将所有数据互联互通的大趋势不一致，可能会给原本比较“平滑”的网上生活带来更多阻力。在此情况下，我们对隐私的期待程度只能逐渐降低，否则如何达到内心的和谐（认知协调理论）。甚至，不少人彻底抛掉网络化名，完全使用实名进行话语/实践活动，张开双臂去将所谓的“虚拟”网上生活与“现实”网下生活融合为同一个“现实生活”。他们完全不在乎陌生人知道自己的姓名、身份、样貌、联系方式，那他们对隐私又有着怎样的期待？

和搜索引擎出现前不同，这种将一切信息数字化后搜集整理组织的技术，如前所述，把我们的一切私人行为转化为公共记录，并且提供给任何人查询其中部分记录的机会，而我们无法拒绝或者更多时候是意识不到这种转化和查询。也有人提问：谁要来搜集我的个人信息，我一介小民有啥重要，没人花这样的精力吧。但事实上，这张无形的大网存在于每个角落，搜集你的信息对它而言只是边际成本中趋于零的一点点；每个个体的确不重要，但正是无数个体，构成选民，构成消费者，构成统计学意义上的不同群体，数据库关心的不是“你”而是关于你的数据。你的每次浏览、购物或聊天都不重要，但积累起来，便建构起一个个主体：恐怖分子、色情狂、体育迷、追星族……当这种主体被“质询”时，常常也就是需要你的自我来回答的时候了：承担法律责任、道德上被人鄙视、接收相应的广告信息……是的，相比过去，属于我们的隐私的领域已经大大缩小，这种侵蚀甚至已经进入了肉体为你划出的“私人”界限之内，侵入了你的内心。以后我们大约不会担忧隐私被搜索引擎搜集并存储于数据库，而更多地担忧它会否被滥用或者泄漏。

第三，说到搜索引擎使人疏远纸质媒介，从而接触不到更深入的信息。一方面我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一切在进展中，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终有一天被完全数字化并且可检索，网上找不到的东西只是因为还没有被放到网上去，应当从这个角度理解搜索引擎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若以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担忧本身就是意识形态霸权的产物：为什么人就必须是“理性自律的主体”？

最近《纽约时报》有一则新闻，说的是传统媒体的记者编辑现在除了写给人看的标题和导语外，还要写给机器看的：更简洁、合乎格式、易被识别与索引。SEO都开始变成新闻人员的专业技能了吗？在国内相映成趣的，则是近来百度要求新闻网站们看齐其提出的一种新闻格式（网页语言）标准，以便于它们更好地被索引和排序——围绕这则新闻的批评和辩护都不少。这些事情十分形象地验证了搜索引擎作为一种话语在社会中的权力效应。它正在重整秩序，而当秩序逐渐被建立后，“超级全景监狱”将运作得更加所向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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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福柯, 笔记, 话语, media, new media, 搜索引擎, 主体

他谈及香港报业，说是每况愈下，尤其近来遭到免费报的冲击。他说，本来很多人并不看好免费报纸在香港市场的前景，原因是报业已经饱和，而香港人生活较富裕为人很务实，不会仅因为报纸不要钱就去看，反之若内容不好他们还会认为浪费了自己的时间，而时间就是金钱。但事实证明，一年半载下来，免费报站稳了脚跟，尤其是国际报业集团Metro在香港投放的同名报纸，已经达到四、五十万的日发行量，这在人口数百万的香港已经是很大的成功。

嗯，Metro在欧洲各国日发行总量过千万，因此资金雄厚声名赫赫，他们烧得起钱，而且也有整个国际的广告市场在支撑。

他除传播学研究方法与理论外，还教授新媒体方面课程，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课程。作为实证研究大师，他果然身体力行之，对一些所谓理论家完全不懂技术而夸张想象式地谈论新媒体表示了鄙视。以“互动”为例，他说自己的新媒体课程是要让学生知道，媒介能拥有什么手段和受众互动、互动到什么程度，又有多么大的限制——许多人头脑中的“互动”似乎就是immersive到可以进行cybersex的那种，但实际状况是有天壤之别的。

也因此，他极力推崇罗杰·菲德勒而不屑保罗·利文森。因前者是真正懂技术、做过项目主管开发的，然后才出来那本Media Morphosis。所以他自称“菲德勒的粉丝”，认为其著作中不少真知灼见，甚至预言了后来的互联网泡沫中的核心问题等等，可惜国内国际的重视尚且不够。他竖起一根筷子，笑称自己的水平在筷子中间的话，菲德勒就在上端2/3处，尼格洛庞帝在下端1/3处，利文森则要到筷子底部去找了。我问，那筷子最上端是谁呢？答曰：Bill Gates。——不过对利文森的这种贬低我还是持保留意见，至少他的The Soft Edge相当不错，且其人还是个科幻作家，呵呵。

还聊到目前国内的学术翻译问题，和我们一贯的看法相似：翻译好一本学术著作太难，而等到个人具备了这样的素质，他的年龄、职务、层次、事务又通常使他已经不会再去做翻译工作了。这也和学术翻译目前在国内从物质到精神的不受重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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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祝建华, 笔记, new media, 传播学

大家说，报纸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还是有点热的，但归根到底是要下山的。

在谈媒介发展史的时候，总是要被提起的规律是，新媒介形态的出现不会让旧媒介完全消亡，而是促进旧媒介的转变。但现在看来，报纸在不远的未来的存在，大约也就体现得跟毛笔之于现代中国人一样，用作怀旧或艺术或其它用途例如印有广告的包装纸。

2005年中国的报业终于出现了转折点：20年里全国报业的广告增长率猛跌，在北京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北青、北晚等传统广告大户的业绩一跌再跌，连续11年居全国单张报纸广告收入之首的广州日报，今年广告额同样是负增长。纵然有国家对房地产、医疗保健等行业的宏观调控等因素，但总体看来，其它媒体广告额均保持上涨，网络媒体节节高升，惟有报纸凋零。2005年不可谓不是一个里程碑。

上周的一个晚上去听日经BP社的《日本经济新闻》原副总编的讲座，关于日本报业动态。日本是世界第一报业大国，7000多万份的总发行量比美国还要多2000万份，而分别超过1000万份的读卖新闻和超过800万份的朝日新闻，也是其它报纸难以望其项背的。然而就在这样的国度，报纸同样面临危机。这次日经和上次朝日的高层人士的讲话均显露了这样的危机意识。

日本报业高峰是在1997年，此后呈停滞和下滑趋势。日经BP社作为传媒集团拥有报纸、数据库、网络、广电等多项业务，但报业是其事业发端，也是其它业务的基础。报业的下滑仍旧受到日经的重视。日经一方面加强了网络和数字媒体业务，一方面通过裁员、人力资源的合理化调配重组来保证利润。这位原副总编也承认新媒介对报业的冲击巨大，提到了西方和日本都已广泛流行的“报纸三十年后消失说”，但他本人并不认为会如此。

他还特别提到了韩国的Ohmynews（这里是英文版）网络报纸，数万群众充当其记者采写新闻的新媒介。在演讲后，他回答我的提问时认为这样的媒介的出现，与韩国人的民族性和文化特征有关，因此在中日等国未必会那么兴盛。

在我看来，报纸的消亡似乎是难以回避的趋势了。目前的障碍都只是时间问题，例如成本、易得性、习惯依赖性等等，随技术发展将来都自然有更方便、便宜、自主性互动性可搜索性强的数字媒介硬件来替代目前的纸质媒介形态。然而如果超越媒介形态层面，将报纸作为一种信息组织方式——例如把Ohmynews看作所谓的“网络报纸”——考量的话，那么它不过是换个平台生存，当然其组织方式、语境和话语都将迥异于前。

作为媒介组织的报纸，其延续将有赖于在新时代的转型成果。它们具备的天然优势是丰富的新闻采编经验、广泛的人脉及社会资源、长期积累的公信力和权威形象。需要做的只是转变观念，跟上技术发展的新舞步，做好移植和转型。

但是从根本理念上，报纸要走怎样的道路呢？例如日经的策略就是要进一步加强新闻专业化和权威性，但Ohmynews显然走的是“草根新闻学”（grass-journalism）的路子。在这样一个人人可做记者、人人写作、人人出版、人人发布信息的时代，究竟哪条道路更适合报纸的商业化生存？这大约还要继续观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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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media, new media, 报纸, 报业

“围绕资本与利益群体展开的一系列交换行为，这些媒体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报道的内容获得商业利润。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广告商与企业主成为媒体资本的主要提供者，同时也获得了媒介内容的支配权。大众媒体通过不断支持整个资本或特定集团的利益来扩展商品的品牌，增值和扩张成为传播系统的核心目标。……”

其后果之一是：

“商业资本的侵蚀促使传媒旨趣从社会责任向增值产业迅速过渡，最终加速公共领域的缺失。当媒介从服务型转为盈利型，民众就由公众转为了市场，公共领域由此成为霸权图谋和利益支配的竞技场。”

另一可能后果则是从国际政治层面来思考并举出中亚等地政治事件中媒体作用为例：

“社会管理者一旦丧失了舆论影响力的主导权，会处于一种劣势，一种失语的危险状态，它的权威性和信任度就会受到挑战。”

这些思考无疑都是必要的，这些观点我也基本赞同。

然而从全文来看，有两大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也是作者不应回避的：

第一，当下中国，商业利益的确是左右媒体乃至舆论方向的一股强大力量，也随时可能妨害新闻自由媒体公正；但同时另一股毫不逊色的力量我们也都清楚，来自政治、来自管理者和各级各部门的规章制度、甚至来自一些不成文但实际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潜压力”。它会随时审查、约束、制裁、引导媒体和舆论的方向，也迫使从媒体到个人，从报道到说话，首先划定底线，首先自我审查。不妨相对“商业力量”，简称其为“政治力量”。二者有时对抗有时合作有时错综复杂，共同作用于所谓“议程”、“舆论”。

李教授始终强调商业化对于公共领域缺失负有责任，然而政治力量就一定不会戕害自由、公正和公共领域吗？“传统主流媒体所制造的舆论场”被“商业化媒体和新媒体制造的舆论场边缘化”就一定是坏事，一定不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吗？是否该认为，我们只要打击商业化、还媒介于政府掌控之中，便能迎来美好新世界？对政治力量的顾左右而言他，在现实语境中这样的立场可以理解，然而相关的问题却不能不思考。

第二，通篇看下来，与“新媒体”何干？作者认为，“信息传播技术发展”是“媒体多元化、信息出口多样化、受众分散化”的局面的成因之一，而网络媒体、手机短信等，则让大众媒体的“内容正在变得一味以吸引眼球、追求第一时间、追求点击率为话题议程设置之要旨”。

首先，作者全文抨击的对象是媒体商业化之弊端，种种弊端的本质原因是商业化而非媒介技术，至少对照标题，论述有跑题之嫌，建议将“新媒体时代”改成“媒体新时代”。

其次，很遗憾地说一声，作者对新媒体的认识恐怕比较有限。熟悉互联网上近两年技术发展的人都应该真切体会到，不断涌现的新媒体技术为公共空间的拓宽、弱势群体的声音、草根个体真正关心话题的管道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传播手段本身并不能天然带来民主、自由、进步，但它的确为打破和重组现有话语格局提供了工具和契机，包括反抗作者所抨击的“商业化”、追逐利益的媒体。

其实，近日来我时常会感到灰心。

上海市公安局敦促违法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看到这个网页时有点害怕，虽然我今年从来没参加任何游行，但是那年“五·八”我年幼无知的时候也跟着学校团委组织的汽车去过一次。有人说：“这就是主动配合、奉旨爱国的下场”。

对于newsmth.org，所谓的“新水木”bbs，我也不报多大希望，尽管我还时常会上去看一眼，但是已经没有了以它为家、为社区的心情。有些爱只能付出一回，又何况，你面对的这个BBS说不定不知道哪天就会被以“非法”或莫须有的罪名关闭。至于几千上万草民的哀怨愤怒，那又算得了什么呢，还要小心不要哭太响闹太大，否则就变成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哦。

对于blog，我同样执游戏态度。只要它存在，我就会写下去；但如果有一天，国内无法访问国外blog站点了，国内blog要实名注册了，我都不会惊奇，我不玩就是，回家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别以为这不可能，《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现在并未废止，上面随便拎两条就足够杀掉全国绝大部分blog：

……
第十条 互联网站申请从事登载新闻业务，应当填写并提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统一制发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申请表》。

第十一条 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从事登载中央新闻单位、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新闻单位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发布的新闻的业务，应当同上述有关新闻单位签订协议，并将协议副本报主办单位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备案。
……
第十四条 互联网站链接境外新闻网站，登载境外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站发布的新闻，必须另行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

哈，据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的互联网站。本规定所称登载新闻，是指通过互联网发布和转载新闻。 ”

所幸近来还读了另一则新闻：“世界新闻自由奖”会给程益中带来麻烦吗？

这件事情本身，和程益中演讲中的一段话，让人心中生长着希望：

“如果生命不能被永远消灭，则历史同样也不能被完全阻止。在惯性和假象的深层底下，一条秘密的小河仍在慢慢流淌，缓慢而不为人注意的在侵蚀这深层：这可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终有一天它会发生：那深层会开始断裂。”
——哈维尔 1975年 《给捷克总统暨共产党总书记胡萨克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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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表达自由, new media, regulation, 李希光, 传播学

法兰克福学派似乎延续使用着上述第二种意义。如弗罗姆认为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是：一是制造并传播种种幻想和神话，从而把人们淹没于其中；二是把现实的真相压入无意识领域，阻止人们去觉察事实的真相。再到第二代的哈贝马斯，同样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成为新的意识形态。

而上述第一种意思，则是某种中立的定义。它或许类似于：大英简明百科知识库的定义：“试图解释世界并改变世界的思想体系。”或者辞海的定义：“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思想上层建筑的部分，表现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形式中。”

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则认为意识形态并非现实，不存在真实与否的问题，它是一种思想构架，通过它“人们阐释、感知、经验和生活于他们置身其中的物质条件里面”，意识形态建构和塑造了我们对现实的意识。阿尔都塞认为，尽管个人作为主体觉得自己独立自主、直接自由地把握现实，但实际上，它的意识是由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所限定了的，这种把握是想象的结果。所以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是：“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

阿尔都塞考察了“主体性”(subjectivity)，认为意识形态是无意识的，个人是文化的“主体”但并非其创造者，主体并非独立自持而是文化建构的——这一观念到今天已经广为人所接受。他将意识形态引入了文化研究的范畴，其主体性理论对文化研究中关于性别、种族和文化身份的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

阿尔都塞的理论是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批评者认为他牺牲了过程和具体经验的复杂性，牺牲了个人能动性，有太浓厚的决定论色彩。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带来了“葛兰西转向”。在著名的《狱中札记》里，他同样不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而是看作一切社会构形不可少的方面。他提出了“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应该包括两方面：“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政治社会”。前者为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包括宗教、学校、工会、学术文化团体和新闻媒介等，后者是军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前者与舆论有关，后者与暴力有关。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中，意识形态处于第三位，即经济基础－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直接受制于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而葛兰西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意识形态处于第二位，即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社会(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的基础。

葛兰西认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产阶级统治主要并非通过暴力机构、政治社会，而是通过公民社会、文化霸权来维持的。因此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首先要颠覆它的文化霸权。

这和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的有不同吗？当然有——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并非简单、赤裸裸的压迫和支配关系，并不像人们过去所理解的那样，是由统治阶级强制性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灌输给从属阶级。他认为霸权形成要依赖被统治者某种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和斗争的结果。统治阶级支配权的取得，必须通过与对立的社会集团、阶级及其价值观的谈判(negotiation)——并非通过剪除其对立面，而是通过将对立一方的利益接纳到自身来维系的。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有所修正，目的是说服对立者心甘情愿地接受领导。那么资产阶级文化也不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而是吸纳了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后的动态联合。

过去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学者，将大众文化看作是资产阶级宣传自身的意识形态，欺骗群众的工具，忽视了大众文化内部包含的差异、矛盾和斗争；而从葛兰西理论视角来看，大众文化是支配和对抗的辨证统一体，它的内容由统治阶级获得霸权的努力和被统治阶级对各种霸权的抵抗共同构成。大众文化既不是一边倒的意识形态宣传，也不是自发的文化抵抗，而是一个谈判与斗争的领域。

有趣的是，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葛兰西转向，在传播学领域内有着相似的镜像——从大众社会范式，到有限效果范式；从中弹即倒的受众，到“固执的”、积极的受众。这仅是巧合吗？我认为不是。从时代背景、思想潮流等来分析，有其内在联系。

葛兰西对文化研究影响巨大。文化研究学者霍尔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一个理论弱点就是，无法从理论上说明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领导权的这种自由的赞同。一个例子是1970－1980年间由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右翼政党连续三次赢得大选胜利，许多工人都主动投票支持撒切尔这一从任何意义上都很难代表其利益的人。这让左派们很困惑和沮丧。霍尔认为原因在于撒切尔主义在建立和保持意识形态霸权方面采取了特殊策略，“能够围绕自身建立起一种普遍的赞同”，有效的利用了传统工人阶级文化中的某些重要因素。我们也可以看到，小布什赢得2004年大选，支持他的那些州里很多都是工人和普通市民人口为主的。

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关注西方国家大众传媒是如何生产这种“普遍赞同”或“一致舆论”，并发现“像阶级、性别、种族这些‘政治领域’都是在再现与错误再现，支配与从属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建构起来的”。霍尔进而提出了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经由信息的编码和三种解码过程来探讨文化内部的政治和权力结构。

比起丹尼尔·贝尔1960年《意识形态的终结》，福山1992年《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因冷战结束的背景而显得更有说服力，“意识形态终结”成为一个议题。法国传播学者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指出，这种认为世界和社会位于意识形态之外的特殊概念，是一种科学主义的神话，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并认为美国渲染“意识形态终结论”实质是推行美国意识的全球化，特别是第三世界的“西方化”或“美国化”。

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詹明信，在《对作为哲学命题的全球化思考》中认为意识形态的斗争业已终结（同时他解释：“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意识形态一词并无贬义，一个概念可以既是意识形态的，同时又是正确的、真实的”）。他一贯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并在考察全球化的意识形态结构时提出：“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性概念，交替地掩盖与传递文化或经济含义。”

以上是一些最粗浅的梳理，可以看到，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有演变的过程，在不同语境下有不一样的意义。所以如果要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最好先阐明是从哪种立场、哪种视角出发的，否则容易搞成一团浆糊。接下来，将就互联网与意识形态的问题做一些漫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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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笔记, Internet, new media, 意识形态, 代码

我看到了来自Economist.com的报道 The skinny on IT。于是兴冲冲地把它翻译了出来：

如今，那些想要创建一个“无线个人网”（personal area network，简称PAN）的家伙还不得不将他们的个人电子设备（例如手机、呼机、PDA等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用红外或者无线电信号相联接。但微软公司的计划是，利用人体皮肤自身的传导属性来传输打造这种网络所需的数据。而且这种联接还不仅限于人类，用他们的话来讲，“种类宽泛的活体动物”都可以用这种技术方式成为“计算机总线”。

当下许多人携带着各种便携式电子设备，每种都各自配有按键区、扬声器、显示屏、处理器和供能设备。这项专利之后更深层的理念是，从这一大堆设备中删繁就简。假如这些电子设备被联网了，那么或许只需要一个手机键盘，一个MP3音乐播放器和一个PDA就够了。按键区甚至可以是一个人的前臂。正如这项专利所推出的：“人体的电阻可以被用来实现一个按键区或其它输入设备，也可以用来估测设备与设备应在位置间的距离。按照这项发明，通过改变皮肤上对应着不同键的接触点之间的距离，可以产生将导致不同输入的不同信号值。”换言之，从理论上你的确可以在你的皮肤上打字了。

微软公司同时也建议，使用身体来产生这一网络所需的能量。被安置在你的鞋子或腕表里的某种“动能转换器”，可以产生电能，这和那种已经过时了的自动上发条的手表可以从使用者日常行动中获取能量是一个道理。

这项专利指出，那些使用红外或者无线电频率通信来联网的便携式设备是有局限性的。无线电设备耗能巨大，而且容易和相似频率的设备互相干扰，被人轻易入侵或窃听也始终是难解的忧虑。而红外通信也面临同样难题，其局限性还更胜一筹：通信的对象必须在同一直线上直接相对——想象一下我们试图用电视遥控器去控制一台电视，而有人站在他和电视之间的情况吧。微软声称其“近距离体内场通信”的方法，就没有上述这些让人挠头的问题，能提供设备间数据传输的安全途径。

听起来这真是挺有革命性的，但微软实际上并非此领域的先锋。MIT媒介实验室和IBM早在十年前就联合起来发展了使用人体作为个人网络的点子。第一个PAN的原型被在1996年的Comdex大展上演示，人们看到两个人是如何通过一次握手来电子化地交换他们的名片的。但打那以后几乎没有什么来推动这项技术前行，看起来大多数人已经满足于无线电频率的PAN，诸如蓝牙技术。

微软小心翼翼护着自己的一手好牌，拒绝透露究竟如何将其专利转化为让人愿意掏腰包的产品。微软的PAN的部分特征也可能会让最狂热的技术爱好者也为之迟疑——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如，这些电子设备将如何和身体联接起来作为身体的附件？该专利建议每种设备使用一对电极，附着在皮肤表面。那些被消除的多余的输入/输出设备及其不方便之处，和不得不在你的皮肤上附着成打的电极，后者真的就那么显然招人喜爱吗？看来，你还得观望，并敬佩那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翻译完之后，随手又google了一把——郁闷掉了，不论中文、英文，人家早就有过相关的内容了，看来已经too old了。比如：Can human body be networked? 或者用人体”联网” 科技会离我们有多近？

唉，就算练习了一下英语吧。

不过这个新闻倒是让人浮想联翩，技术的进展在普通人的世界之外悄然无声地飞驰，但总有一天一个轻盈的转弯就杀入你我的日常生活。措手不及地接受？装聋作哑地自闭？好吧，数据的电子从我们的每个细胞里流过，这是我们变成电子化生物进程的又一小步吗？

OK，以后走在街上，不要随便接触陌生人的身体，小心人家告你盗窃商业机密，侵犯信息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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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yborg, new media, 微软

以前做论文的时候也曾想过网络游戏与经济学的问题，但是一则没有时间，二则没有经济学知识，所以没有涉及。

卡斯特诺瓦说，EverQuest支持斯密的一个主要论点：人们实际上偏好不平等的结果。把网络游戏当作经济学的一块实验田，这个想法倒不错。但是网络游戏真的就是他们认为的真正平等的竞技场了吗，“但在EverQuest这样的网络游戏空间中，人们看到的是世界上第一批真正完全平等的社会组织。每个人都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第一次参加游戏挑选一个角色，什么也没有：没有钱，没有地位，也没有技巧，只有蒙在角色上的一套衣服。只有通过努力工作、磨练技术和精明地交易才能获得和增加财富。”

显然不是，要不买卖武器和帐号是怎么回事？男女玩家在游戏中得到对待不同是怎么回事？连接真实和虚拟世界的是金钱，它作为一种媒介使得两个世界在某些方面融合起来，也把现实的阶层、权力、社会架构部分带入了虚拟世界。虽然有人的地方就有阶层、权力等等，但金钱使得虚拟成为现实的仿照。

再联想到现在越发兴盛的人造美女，整容术，想象一下以后，像去中关村攒电脑一样从菜单里选择你喜欢的鼻子、眼睛、嘴巴的样子，选择你需要加入什么机械组件，是强大人造骨骼肌，是高速辅助电子脑？——主频1GG还是5 GG的？……一切看你有多少钱，当然你要是有权力，有关系，应该也可以用上啦，找个手艺好的大夫，便宜买到好组件，甚至有人以此行贿你……

OK，未来人类的CYBORG化，走在潮流前端的，通过技术让自己更强壮、美丽、聪明、完美的，仍然只是：1、有权有钱的社会精英阶层；2、技术高手、发明家、黑客们……呵呵，扯着扯着就变cyberpunk小说啦。

orchidson前几天高兴地写道网络游戏产业的前途，一片光明……，原因是来自新华社的新闻出版署将大力扶植民族网络游戏和动漫基地。是啊，终归是扶持的态度。而且这个想法也不错：“出版总署鼓励各类出版单位用包括大型网络游戏和动漫作品在内的新技术手段再现中国传统文化，以帮助未成年人重建对历史传承的认同”。不过里面的一些说法让我觉得好笑。

根据这项命名为“民族网络游戏出版工程”的项目，新闻出版总署将会同国内游戏软件开发商，在5年内推出100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网络游戏软件。其中30部将在年底之前面世。

好吧，5年100部网络游戏……这是什么概念？从市场来看，能消化这么多网络游戏吗？从网络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看，多少玩家、平均每人多少游戏时间才能保证收回成本？而社会舆论哪怕以后允许孩子玩游戏，但总不会变成鼓励玩，玩得越多越好吧，那么未成年人有多少时间来玩游戏？

我觉得100部里大部分都要亏本，做游戏的人也不傻，那么：要么属于行政命令，企业自己承担成本，这样怨声载道；要么企业被迫缩减成本，搞出几十个比《学雷锋》还傻还弱的游戏来，没人玩；要么，这个计划成为空话。

再者，一再抨击色情暴力毒害青少年的管理者，如何让这100部游戏都“健康、有民族特色”？暴力，CS、QUAKE都够暴力的，但是好玩啊。这些“健康游戏”有人玩吗？

假如五年中国出100个网游，而且据说今年就有30个——天哪，未成年人消化得了这么多吗，国产网游都以为成年人为对象了，影视都以未成年人为对象了，文学以未成年人为对象了……中国变成了幼齿之国，行将遭到世界列强的恋童癖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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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yborg, 经济学, 虚拟, new media, 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