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Media Censorship and Western Media Reporting of China in the Year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在今年的奥运报道中，中国的媒体审查成为西方媒体的焦点之一。中国媒体审查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仍然需要问：谁从中国媒体审查中获益，谁才是真正的被审查目标？

在我看来，西方的“人权十字军”和外国记者们应该超越简单的“人民与党对立”的假想。事实上，中国的审查制度在过去30年间一直是党用来辅助“改革开放”的必要手段。被审查制度压制的声音，来自那些反对将国有企业出售给本土和外国投资者的中国工人；那些在血汗工厂工作，为外国资本家产出利润，为西方消费者提供廉价商品的中国工人；也来自中国的“老革命”们和新近涌现的“毛派”人士，他们指责党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臣服于西方帝国主义。

世人皆知，尽管1978年“民主墙运动”有助于邓小平复出掌权，但随后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压制成为其后三十年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1980年小平掌权后，命令将“四大自由”——即人民有权“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speak out freely, air views freely, hold great debates, and write big-character posters）”——从中国宪法（1975年版本）中抹去。

并非是要为中国媒体审查制度辩护，但我确实觉得西方媒体看待中国媒体审查的方式应该超越道德说教与反共谴责。西方也需要在其政治经济精英阶层对中国的经济利益诉求，与民主与新闻出版自由在中国的推广之间，寻求平衡与协调。

这引出我第二个观点。尽管西方媒体以其新闻出版自由为傲，但对中国受众而言，西方媒体是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更直白地说，是西方文化优越性甚至文化霸权的代理人。中国受众，尤其是青年学子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国内审查制度早有警惕与批判。他们不仅欣赏仰慕西方的媒体自由，甚至试图将西方媒体自由及其自称的“客观公正原则”理想化。因此当他们发现西方媒体报道中的偏见甚至是种族主义色彩时，其理想的幻灭也就很自然了。我认为西方媒体在2008年初对西藏事件及奥运火炬传递的报道，对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去魅”(disenchantment)贡献良多。这对西方媒体赢取中国公众的心灵与头脑都毫无帮助。

考虑到西方媒体及其内在逻辑，公平地说，在西方世界中部分存在着持续增长的、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的恐惧与焦虑。在此语境下，西媒对华及奥运报道也一直在帮助西方世界接受这不得不妥协与接受的、变化中的全球权力关系的地缘政治学。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沼，全球金融、石油与食品市场的难以预测的三重危机，再加上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巨大外汇储备、对美贸易顺差、高储蓄率的担忧，看起来，“猛烈抨击中国”已经成为2008北京奥运开幕之前几个月最吸引观众的“体育运动”。

事实上，西方对华关系中本来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西媒不过是在报道中将这矛盾具象化了。一方面，西方投资者被中国市场吸引恰恰是因为后者提供了被压制性的政治环境保障的廉价劳工与低环保标准；另一方面，各人权团体又坚持政治自由与公民权利应在中国优先被考虑。当然，大多数西方媒体本身就是大产业，它们的对华报道也被其商业利益和市场驱动的新闻导向所影响。

在当下更为强化的全球化形势下，问题越发复杂了。西方大学里日益增多的中国留学生，西方国家中不断增长的华人社群，海内外华人之间通过互联网及其他全球即时通讯手段越发增强的互动，都意味着西媒不能再对华人展示其种族偏见。西媒的对华报道将面临全球华人受众的批判性审视。当西媒开始谴责中国媒体审查制度时，与日俱增的全球华人受众的声音在要求西方媒体在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再现中，实践其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勿忘责任感，以及坚持其自称的公平原则。（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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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2008, censorship, 笔记, 赵月枝, media

文中讲到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之一戴维·莫利教授，谈起为什么研究电视，“他说，电视是他年少时期接触过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现代科技手段，而且对于一个战后英国的家庭来说，拥有一台电视机很多时候成为了一种身份和文化的象征，所以对他来说，电视是他个人生命经验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科技。”

我不禁想到，以前读过另一位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教授，在自己的成名之作《解读电视》的后记中也提到自己研究电视的原因，大意是，自己是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人，看到目前（大约二十多年前）的学术界关于电视的研究，觉得完全不是那样，自己有义务来说点什么。

前辈的心态，也在我们身上萌芽。我自己之所以一直关注互联网与传播与媒介研究领域的交集，皆因我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一代人，从大一开始，我的青春岁月中就刻下了新媒体技术的痕迹，互联网带来的诸多变化也像拍岸的浪涛一样时时刻刻敲打着我的心灵。互联网无疑是我生命体验中最重要的科技。或许所谓的使命感或者因缘就由此而生。

大为读书很多，思考很勤，头脑很快，但像blog一类的随笔写作不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理论著作读多了学术论文写多了，反而难得写点轻松的东西。这当然是谦词，不过也可看出大为治学之勤力。他师从数位本领域的大师级人物，有了深厚的积淀，且经历了所谓“从实践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从经验到批判，从中国到英国，从东方到西方，从边缘到中心然后又回到边缘”的奇妙过程，先不论将来的学术成就如何，这段人生经历已然宝贵。

大为自己的blog开在新浪，名为“你不得不说的媒体经验”，值得一读（大为的blog url中亦有ohmymedia，纯属巧合，也算是缘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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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blog, media, ohmymedia, 学术

结缘

我2002年从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我个人很讨厌这个改的名字）读完大学本科，本科专业是“电视编导”，后来留校工作两年后先到伦敦大学的金匠学院（Goldsmiths College）念文化研究硕士，硕士毕业之后又申请到英国西敏寺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的传播与媒体研究所的奖学金接着念博士。除去中间回国一年，总的算来我来伦敦念书已经三年多了。这些年来，很多朋友都问过我，大学学那么实践型的科系，为什么要去读理论性这么强的东西，还有人很直接地问我，学电视制作的人读博士干嘛？说实话，我觉得这些问题提得很好玩，非常之真诚和可爱。其实，在我18岁上大学的时候，我哪里想过自己十年之后居然会坐在国外大学的研究所里啃着各种奇奇怪怪的外文理论。回忆起来，当年大概自己是太感兴趣电视里光怪陆离的东西，于是头脑发热，决定要念传播科系，然后也可以成为一个做电视的人。可是没想到，十年后，自己居然开始跑到国外念媒体研究的博士。静静想来，我似乎觉得自己现在所做的好像是在为懵懂的少年时光还愿。其实，我觉得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求学、工作，爱好和憎恶常常取决于你的成长经历。当大家今天走进传播科系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你也许根本想不到这对于你的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你以后会去媒体单位工作，或许会像我一样继续念书做研究，或许完全改行，但是我觉得这些外在形式上的变迁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你选择用人生的宝贵时光去接触“媒体”这个东西，你其实已经赋予了它某种特别的价值。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在读硕士班时候的教授，“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戴维. 莫利（David Morley）教授。David在80年代初因为受到他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事斯图尔特. 霍尔（Stuart Hall ）提出的媒体生产和接受的“编码，译码”（Encoding/Decoding）范式的影响，研究了英国公众对当时的晚间电视新闻节目《全国范围》（The Nationwide）的解读。David因此成为了欧美电视观众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事后很多年，当别人问起他为什么研究电视，他说，电视是他年少时期接触过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现代科技手段，而且对于一个战后英国的家庭来说，拥有一台电视机很多时候成为了一种身份和文化的象征，所以对他来说，电视是他个人生命经验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科技。（很多人认为，电视其实是二十世纪除了原子弹以外最为重要的一项科技发明。当你去了解电视在拉丁美洲普及的历史，你会发现电视机甚至要比洗衣机和电冰箱提早进入家庭生活。）当我今天看到传播科系的同学热衷于谈论电视体育、时尚杂志、日剧韩剧、电脑战争游戏、 PlayStation，好莱坞大片以及多功能手机等等，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认真想过其实这些看似浮光掠影的通俗文化，或者常常被我们一笑处之的科技现象，已经被悄然编织进了我们的生命经验之中。既然已经结缘这么深，大概你也需要花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去延续这断缘分吧！

迁徙

其实，在十年前，让我最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居然要到英国来延续这段缘分。对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中国人来说，“去美国”逐渐成为了新一代国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标志。当犹如洪水猛兽一样的美国流行文化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深入中国社会，“美国梦”或多或少的也成为了很多中国年轻人打造未来人生的参照物。我不得不承认在我本人的成长经历中也曾经有着“美国梦”的踪影。我初高中念的是一所有着美国教会学校背景的中学，大概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就潜移默化地接受美国人影响。从12岁开始，我就觉得去美国上大学，然后接受最先进的美国价值应该是一个人最为完美的成功之路。很多时候，当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在遵循和谈论一些太过于耀眼的“现代价值”，作为年轻人的你是并没有力量去质疑或者反抗这些既定的“成功路径”的，而只有当种种机缘巧合让你事后时候无法按照那些“成功路径”走下去，你才会知道大概“正确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

提到这点，我不能不说我在大学里面修的最让我觉得无聊的课程“传播学”——很多年以后想起来，这其实是决定我来欧洲念书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大学念的科系叫做电视系，这是中国大陆最早，也应该算是最有影响力的专门训练电视节目制作人员的科系。我们的课程涉猎新闻，电影和电视制作，课程的实践性非常强。很多人当时都在质疑说，让大学生去修这样实践性的课程，会不会影响学生的理论接受能力。还有人说，这样实践型专业出来的学生会“上手快，后劲不足”。这种担忧其实不无道理，只不过在关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以及“大学教育之意义”的争论有点越来越变得失去理性的当今中国社会，我反而觉得这种专心致力于训练实践能力的科系也是很意义的（当然，随着2000年以来中国大学扩招开始，这种实践性科系的价值岌岌可危）。总之，为了让我们这种实践型科系的学生“提高理论水平”，我们大学三年级被要求修了一门课名曰“传播学”。后来我才知道，国内很多时候所谓之“传播学”其实就是80年代初由美国的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的“美国传播学”，或者说就是以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群犹太裔社会学家开创的有关社会中的传播和交流的学说。这些“传播学理论”早年由复旦大学新闻系翻译介绍，然后在人民大学，广播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发扬传播，逐渐成为了国内新闻和传播科系学生的必修内容。在我当时看来，“传播学”是一门非常之乏味和无聊的课程，满篇似乎都是一串串的理论模式和各种跟高中物理差不多的图形结构。当然，这跟我当时学习实践科系有关，我无法想象怎么把什么系统论和信息论等等纳入我对于电视制作的诗意创意之中。当然，现在想来，我当时那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纯属年少无知，可是“美式传播学”进入中国大学课堂的过程的确是有点生硬和水土不符。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美国的理论对于我这样的文学青年来说，实在是太缺乏诗意了。不过，最后决定我去欧洲念书还有一些其它的机缘，包括我结识了一位当时在英国念博士到北京来访问的香港朋友以及通过阅读台湾学者冯建三翻译的英国学者阿兰·斯威伍德写的书《大众文化的神话》从而开始感兴趣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更重要的是，英国政府2000年以来逐步开放中国人赴英国留学。于是，2004年秋天，当我大多数出国的同学仍旧飞往美利坚追逐他们“美国梦”，我决定逆着他们的方向迁徙到了不列颠——这个跟美国比起来显然已经是没落了的帝国。

明理？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迁徙的过程是从边缘到中心，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或者说，中心和边缘是交错重迭的，而我们了解真相的过程其实就深藏于这个交错重迭的中心/边缘当中。当我2004年9月到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开始念文化研究硕士班的时候，我发现我之前在中国所了解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从形式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2002年6月，闻名欧美学界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由于只有14名教师和学生，于是在英国政府部门四年一次的“研究测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中只得到了3a的成绩（最高等级是5*），最终被迫关闭。尽管当时众多跟“伯明翰学派”有关系的欧美学者联名上书请愿，可是在高等教育规模化的今天，“小而美”似乎已经成了过时的标准。于是，这个在二战后的英国存在了二十多年，以研究通俗文化、阶层、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而影响了欧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伯明翰学派”由一个实体的所在成为了一个只有在文字上可以见到的名词。当然，“英国文化研究”也一度被很多学者攻击和指责，主要问题是很多坚持“建制化批判”（Institutional Analysis）的学者认为，所谓的“文化研究”逐渐落入了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之中，失去了政治批判的力量。虽然如此，正如戴维. 莫利教授所言，“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某些社会学的思维方式。

我虽然在金匠学院念的是文化研究硕士班，但是跟传统的英国文化研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这是我之前并没有想到，但是却很有收获的意外。在这里，我要提到我当时所在的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斯科特.拉什教授(Pro. Scott Lash)。Scott是美国人，早年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学读完大学和硕士班之后，到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之后成为了世界闻名的研究经济组织和信息社会的社会学家。Scott虽然也深受“英国文化学派”的耳濡目染，但是他的理论诉求更多还是直接来自于欧洲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启蒙哲学，譬如，德勒兹和德里达。对于一个没有正规西方哲学教育背景的我来说，跑到国外来用英文念这些抽象的哲学与其说是个痛苦的过程，不如说是个奇妙的经历。当你并没有时间去一点点追溯这些“西方思想”脉络的时候，你所能做的只能是调动一切的知识积累和生命感受让自己思想尽可能完全地“沉浸”到那些看似陌生的思想表述之中。譬如，我常常会在读德里达的时候借用老子的观点，而在读莱布尼兹或者海德格尔的时候想起佛陀的精神。以至于到了后来，我跟Scott教授聊起学习心得的时候会跟他常常提到老子《道德经》里的说法。当然，我深知东方神秘主义同西方的启蒙思想之间是并不是可以直接简单转译的，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不能不说，思想观念之间的差异性其实并没有那么难以把握，关键在于你如何处理你自己同这些差异性的关系：究竟是愿意设法去沟通，还是彻底觉得是对峙的双方而拒绝理解？

在我读硕士班期间，结识到的另外一位很重要的教授就是戴维.莫利了。David的思想非常之活跃，他坚持了文化研究“跨学科”的理论路径，从早期的家庭电视研究，拓展到研究家庭信息科技，直到近年来转向媒体文化地理学。在他最近的著作《传媒，现代性和科技：新媒介地理学》中，他提到了自己研究志趣变迁的内在动力。他说：

我的研究就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关于家庭媒体及其使用，另一个就是这些媒体的使用与社会边界的产生和消逝。于是，“客厅”自然就成为了一个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作分析的社会空间。从微观来说，我们聚焦在思考家庭媒体的使用上。从宏观来说，我们可以讨论国家之间的边界，欧洲的边界以及各种移民社区的边界……对于我来说，“客厅”连接了微观和宏观以及家庭，国家和社区，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客厅”看到不同中介化的网络科技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

David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坚持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他在他的书中曾经讲到一次他十分难忘的经历。1996年，斯图尔特.霍尔、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夏洛特.布朗斯顿、阿里.拉坦西(Ali Ratansi)，柯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和他得到英国文化处的赞助去日本东京参加一个关于“文化研究在日本”的会议。这是一次非常激动人心的学术旅行，但同时也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并不是关于“文化研究”究竟是不是有可能或者有必要被介绍到日本。这种矛盾在于他们遭遇了一种现实，即他们可以从其它国家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英国文化研究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而且这正是为什么英国文化处资助他们去日本的原因。作为一个传统的帝国主义机构，英国文化处逐步开始意识到除了可以出口“莎士比亚”和英国文学之外，他们更加可以将“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一项出口产业来资助。当然，这是非常滑稽的。但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在资助一项具有专家性质的事业，通过他们这样一种创新性的工作，他们可以为英国学术在日本开启新的空间。有意思的是，当他们到了东京之后发现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在日本他们感觉到，在日本学者的学术传统中其实也存在一种可以被称为“文化研究”的观念。而在这一点上，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向日本同仁学习的同对方可以向他们学习的可以一样多。面对这种情况，有些观点认为，来自英美国家的所谓文化研究虽然在其它国家也许只可以被部分地运用，但是仍旧可以作为一个学术产品出口。David认为，这样的观念是不够的，因为对于英美学者来说，大家同样需要学习别的国家的传统。或者说，由于英文作为世界上的强势语言的情况于是乎更强化了学术交流的单方向性，这样一来其实极大地损害了文化研究作为一项国际学术活动的发展。

如果说读硕士班的任务是尽可能广泛地涉猎各种文献，那么读博士的任务就是要有新的研究发现。在英国，教授们会常常告诫博士研究生，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是需要“有知识的原创性”的（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knowledge）。关于什么是“知识”，我觉得这大概是中西方社会一个存在着不同理解的“大问题”。尤其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所谓“现代的研究方法论”并没有真正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得以全面的贯彻。按照国内年轻学者贺照田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学界近20年有太多的思潮走过，每种思潮最初都给人希望和承诺，但当它过后，它给我们留下来的却多只是‘缘它而起的大量伪科学’”。所以，毫不夸张的讲，当我这样在中国教育体制下教育出来的人到西方念社会科学，在“生产知识”的时候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矛盾：理性与感性的、直接与间接的，细节与整体的以及连续与跳跃的等等。我算是很幸运，遇到了一位很有才华的英国年轻女教授Annette Hill。Annette的研究领域是电视观众和媒体消费。同传统的“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不太一样，她是非常实证主义的学者。她近几年来最重要的研究是英国和瑞典的真实电视（Reality TV ）。虽然她研究的话题仍然体现着欧陆特色的批判社会研究诉求，譬如，研究表现（performance），类型（genre），宠物（pets)和伦理 (ethics )等等，但是她完全依照的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坚持量化和质化两相结合。其实，在我刚开始念博士的很多时间，我都在花很多的时间琢磨导师这种“ 方法主义”的缘由究竟是什么。我想，大概我还是要回到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的“实证主义”（ positivism）哲学本身去寻找答案。“实证主义” 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质疑各种非经验主义的前提和理论。于是，在“实证主义”看来，“知识”是“经验”的发现，也是“经验”的结果，更是“ 经验”的开端。更加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实证主义”也成为了后来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的缘起。也就是说，虽然我当初因为无法接受美国式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而负笈英伦，可是到头来还是回到了“实证主义”的门下。这何尝不是一种极具意味的思想旅程呢！

从实践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从经验到批判，从中国到英国，从东方到西方，从边缘到中心然后又回到边缘，回顾这段求知的旅程，我常常感到好幸运，好奇妙。机缘巧合让我可以经历这样一段既远又近，既清晰又模糊的人生旅行。我想起已经辞世的阿拉伯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最后一本自传的书名《乡关何处》(Out of Place)。在我看来，这个书名告诉我们，当我们不断地寻找思想或人生的位置，那个位置其实从来就是不存在的，可是当我们不小心忘掉了自己生命之所在，也许我们那时那刻才是真正的存在。我想，求知也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吧，从结缘，到迁徙到明理，我们也许常常觉得无所适从，但是我相信，只要不断地思考和体验，我们总会离真相更近一点的！

（郭大为，男，湖南长沙人，1980年2月出生，2002年7月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编辑专业本科毕业，2005年9月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硕士毕业，2006年9月开始在英国西敏寺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攻读博士，研究兴趣：批判社会理论，电视观众和质化研究方法）

本文涉及学者的重要文献：

l 《传播学概论》(第2版)(影印版)(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 ，作者：(美)施拉姆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l 《大众文化的神话》，作者：（英）阿兰.斯威伍德，翻译：冯建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l 《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 作者：(英)戴维.莫利，翻译：史安斌，新华出版社。

l 《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作者：(英)戴维.莫利，翻译：司艳，南京大学出版社。

l 《传媒，现代性和科技：“新”的地理学》，作者：(英)戴维.莫利，翻译：郭大为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即将出版）。

l 《后现代社会学》，作者：（英）斯科特.拉什，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l 《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作者：贺照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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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Annette Hill, David Morley, goldsmiths, media, Scott-Lash, university-of-westminster, 文化研究

但是，包括这几篇文章在内的一些探讨，在分析过程中容易忽视一个关键概念。这个概念已经那样常见，常见到现代社会人人会用，天天要用；但这个概念又那样含糊不清，以致可能引发我们讨论时的逻辑混乱。这个概念就是“媒介/媒体/传媒”。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每个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在入门时可能都被问到过，或者自问过这个问题：媒介和媒体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困惑怕是要“感谢”media一词的中文译介者。”Medium”（复数为”media”）在英文中原意指尺寸、程度、大小等居于中间地位的东西，因此引申为中介物、表达渠道、达到目的的方法、居间调停者等相关的意思；用作media时，则主要是指信息传播的中介/渠道/方法/工具等含义。那么它到底对应“媒介”还是“媒体”？这两个中文词的区别何在？

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争论一直存在，甚至有人就此写过论文，但写了也无法被公认。我的看法是，中英文如何对应不那么重要，最重要是当我们用某个中文词的时候，先明确界定它的含义再展开讨论。“传媒”一词，无疑将“传播疾病的中介”等可能的含义排除在外，限制为“传播信息的媒介/媒体”，但同样有必要进一步辨析。我的观点，”MEDIA”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大体有两类理解和使用方式：

第一种，作为客体的media。常在抽象层面或技术层面上使用，例如谈论media morphosis（媒体/媒介形态变化）、media classification（媒体/媒介分类）等，就像我在“旧日笔记三则”中的使用方式。或者用来统称、泛指某类具有相似技术特点的媒体/媒介。所谓的“纸媒”、“平媒”、“电子媒介/媒体”云云，以及将收音机、电视机、报纸、互联网、电影等称作media。

第二种，作为主体的media。常用在具体层面或社会层面，对应第一种，例如将北京交通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浪网、21世纪福克斯公司称为media。当然同样也有较为泛泛的使用方式，比方说“报纸媒体”、“网络媒体”、“广播媒体”等，但我们应该可以清楚地领会“作为信息传播工具的报纸”和“作为信息传播机构的报纸”之间的显著差异。

很显然，前者是客体，是工具，是渠道、平台、方式、途径，尽管自有其技术特征、运行逻辑、内在规律，但你无法也不应对其进行任何道义、法律、经济上的褒贬或奖惩。而后者是主体，是运用“客体”去行动的，在社会、市场、法律等领域内，可以讲权利、义务、责任、利润的主体，它无法也不能逃避管制、评判或赏罚。

究竟怎样从字面上区分这两层含义？很遗憾，目前中文世界尚无定论，我个人的使用习惯常以“媒介”对应第一种，以“媒体”对应第二种，但显然跟我反着用的大有人在，而且也没法争论对错。而英文世界据我所知也没有直接的两个不同的词来区分，在具体的语境（context）中作何解，要么联系上下文，要么使用media organization, media company, media group这样的词组来进一步说明。

回到关于雪灾中“手机媒体”的讨论中来。不难发现，在同一场讨论中，“媒体”却时而被理解为主体，时而被理解为客体。比方说，喻国明的话““媒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环境守望这样一个信息安全保障者的角色”，应当指的是“主体”——你应该指望那些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而不是收音机和电视机来“环境守望”。“手机媒体缺位”，栾轶玫在比较手机很快就没电了不好使了但收音机占有率不够（客体），郑治在批评各家传统媒体没有用好手机这个渠道和平台（主体），大家都没错，但显然不在一个范畴里说话。

即便都从“主体”意义来理解，还得细分是什么领域的主体。市场主体？关乎新闻、民主、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那个主体？大不一样。可以问：究竟谁是中国的“手机媒体”？卖彩铃彩信的网站？手机游戏运营公司？手机股票信息提供者？——他们是市场主体意义上的“手机媒体”，但要是指望他们“环境守望”甚至做“社会公器”那是没可能的事儿。提供手机内容订阅的门户网站？做手机报的报纸们？拿手机短信赚了不少钱的湖南卫视？——它们大约都不会自认为手机媒体。电信公司？——硬件和网络的所有权并不代表“媒体”的所有权，它本身不承担媒体的社会义务。政府部门？——它只是信息源而并非媒体。

要拷问“手机媒体缺位”，可以分析作为客体的手机的问题，例如覆盖率、充电问题、以及它首先是一种私人通讯工具等；也可以是质疑主体的不作为或作为不力，但上面提到这些主体，全都有可能使用“手机”这个工具/平台/渠道来传递信息，那么我们究竟要质疑什么？行政失当？市场机遇未能把握？没承担媒体社会责任？——如果都搅到一起说挺乱的。

啰嗦是一种罪。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还是不可避免地说了一大通。只是想提醒：讨论之前先澄清概念很有必要。

最后接着郑治的“手机媒体缺位的三方面”说两句，郑说：

* 现有手机媒体没有有效覆盖低端社会阶层，也就是这次雪灾中滞留在广州的外来务工阶层。
* 没有成为春运中“及时、科学的告知制度”中的一环(当然目前及时、科学的告知制度的整体系统也是缺失的)，而媒体的首要职能是及时真实地传播信息，也就是环境守望作用。
* 在回家的路被风雪阻断时，没有针对每个人给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在“你是谁，你在哪里，我们全知道”基础上，手机媒体可以做到“为您服务”。

关于第一条，我不太同意，手机应该是目前中国覆盖率最高，而且随身携带的媒介形态了，打工者们大都会首先买手机或小灵通，再考虑其他的媒介拥有。关于第二条和第三条，想进一步问，为什么手机不能成为一环？究竟是谁应该去给出方案？

首先仍是气象、铁路、交通等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信息公开意识和危机管理意识不够，在事件发生后仍没有公开、透明、通畅的信息发布渠道，缺少信息源。然后是宣传部门的新闻控制，只想着不能乱要稳定，但是否可能反而影响新闻媒体发布信息和民众获取信息，进而影响事态向不利方向发展？

至于媒体机构甚至利用手机赚钱的公司，我倒认为不必指责，从“权威”的报纸和电视上老百姓尚且得不到足够信息，让他们怎么去无中生有发布信息？民众的需求就是利润的来源，大体上而言，可以相信这些市场和社会主体，有强大的动机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果他们没有作为，大约不是不想或不会，而是没办法有作为。

嗯，我比较含蓄，有人比较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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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清华传播前沿讲座听后感 (0)

关键词：雪灾, media, 手机

李先生挟三十年传媒研究及社会政治学之深厚功力，由理论入实践，由事实出义理，纵论“文化中国”之中港台具体语境中传媒与“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普适价值的微妙互动关系，亦反观世界其他部分如美国，如何看待、建构和应对中国之变。他喜欢被称为“脉络学派”，意味着力求将任何理论置入具体历史和世界“脉络”中运用。他关于自由多元主义和激进马克思主义各自适用不同社会语境的看法，也颇具启发性。简言之，在威权专制社会中，自由多元主义不失为批判利器，市场也更显其解放动力，由此而来的民主即便粗糙幼稚，也总胜过完全没有；而在那些代议制民主早已成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一统天下的社会中，激进马克思主义堪称掷地有声，质疑市场和资本逻辑带来的反民主可能，揭露宰制意识形态如何维护体制产生压迫，亦是意义重大。在他看来，中国之新左派，只言反帝反资反全球化，不批专制，有拍苍蝇不打老虎之嫌。

对一个观察阅读思考研究相关问题超过三十年的有世界视野的学者，脑海中业已形成成熟看待世界框架，大小问题纷繁而来，被那部意识机器自动整理，条理而出。其中老道经验和火眼金睛，自是令人钦佩。然也有另一层危险，便是这意识机器运作过于圆熟，不再寻求新的解释框架而沉溺于其惯性不自觉，难免忽略多元阐释的可能，以及其他视角与经验。当然，我也只是匆匆翻过，略微感觉有此危险。

李先生评点乔姆斯基时言其“长于批评短于理论”，时常过于绝对化而“政经分析”又未能“曲尽其致”；他屡屡强调不可忽视差异和细节，又称“大题大做”不是不可，但需分解为多个实在的小题目，踏实研究，又不忘宏观的关怀。点点滴滴，尽是做学问人值得时时自问自省之处。

以前读李先生的文章，也曾写过几笔，总是收获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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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性, 笔记, media, 李金铨, 中国, 书评

一、给当下中国社会把脉

今年的传播学前沿讲座中，让我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是第一讲，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公共服务与政府改革”。听过以后，为他清晰的思路和表达、严密的逻辑和证据、学者应有的良知与责任而折服。而他一以贯之的“权责对应”的思路，也对我在传播学相关问题的思考上颇有启发。所以我已经费过一些笔墨，特别将他的讲话中的精华归纳整理出来。 这里不再赘述。

另一次以当下中国社会现象和问题为主题的，是第四讲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的“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宏大的题目，兴之所至四处游走的讲法，不知这是否周教授的一贯风格。但这次讲座的受听众欢迎程度在本学期系列讲座中算是数一数二的，不仅教室爆满而且笑声不断，很是热闹。但我个人对这样的讲座缺乏兴趣。尽管周教授谈的话题很广，从社会学、社会变迁到稀缺资源分配，从科学、伦理到真善美，从社会公平、民间信仰到和谐社会，在讲演中也充分体现了他思维的活跃和词锋的锐利，但坦率而言，我并未从相对浅显和宽泛的内容中得到多少知识和启发。更多地是听个热闹，而无学理、学术之收获。

第十五讲，清华大学外语系王宁教授讲“全球化与文化研究”，毕竟讲的是社会现象和思潮，就把它归类在这儿。这个题目意义很重大，王宁教授也是在这个领域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但这次讲座确实令人失望，有点过于宽泛和平淡。感想没有太多，对于“文化研究”这个在传播领域内也很热门的关键词，想说的就是，希望我们选择这一方法或领域时，真正地去“研究”而不是凭感觉忽悠。
二、探讨新媒体

另一次很有启发和价值的讲座是第六讲，英国伦敦大学的Scott Lash教授所做的关于“U时代的媒介研究”的报告。Lash教授是著名社会学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研究后现代主义等问题，真正是著作等身的“大牛”。但做起报告来很是认真，特别准备了许多页的手写发言提纲，说起话来语速不快，有点字斟句酌的意思，和我们常见到的一些十分能“忽悠”的人大不相同。（MW对这次报告做过很好的总结）

而他的报告，也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关于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传播学到了今天应该包括些什么？它的学科自治性何在？又有哪些新的方法可以应用？Lash所言，体现的是一个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多年的学者，在面对今日无所不在的媒介环境时所切身感受到的社会结构、规则和逻辑的变化。从而，他要提出“Ubiquitous Time”（虽然这个词并非其首创）的概念，强调U时代里的规则（rules）与传统社会中用以调节和控制人类行为的两类规则（constitutional和regulative）的不同，认为当下新的规则是generative的，代码（code）是至关重要的。对媒介进行研究时，像过去文化研究学派所做的那样将之置入社会的逻辑中去考察是不够的，媒介已经自有其逻辑并甚而至于和传统社会逻辑分庭抗礼划地而治，而人们也有了借助新媒体技术暂时遁入另一时空的可能。

因此，媒介研究有了充分的自治性，可以担当得起“mediaology”的大名。而使用的研究方法，除了于Lash大师早已熟谙于胸的社会学调查、访谈、问卷和统计学方法外，更增添了实验法等新工具。研究领域亦延伸至生物、认知、艺术与媒介的结合部，亦不排斥与商业需求的结合。

在我看来，他也解答了关于“新媒体研究”学科的一些困惑。在中国，一方面对于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宽泛笼统、似是而非、充斥想象、道德判断、泛政治的一些并不那么学术的“研究”仍然随处可见；另一方面，在此领域运用实证和科学方法的研究日渐增多，但许多更像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训练，结论流于琐碎和常识。如何在合理、恰当的使用研究方法的同时，又保持对更宏观层面的意义的关照，保持批判的态度，这恐怕需要研究者兼顾过去所谓的“批判”和“实证”两种范式，才能让这个学科慢慢变得根基牢固，有所积淀。

第十讲，是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谈“数字媒体变革与市场机会”。久闻陆老师之名，知道他近年关注的是传媒产业和经济领域，却是头一回听他讲座，感觉还不错，是一位头脑清晰出口可以成章的学者。他主要谈了三个问题：新消费时代与数字媒体变革、互联网与数字传媒的发展轨迹、数字媒体观与数字传媒变革，其中大部分判断和观点我都能认同。

较为直观的感受是，他既有宏观的视野和把握全局的能力，又保持了对细节和新鲜事物的敏感和接受；前一点，很多从事具体实践工作多年的人往往会囿于具体领域或专业、囿于自身所能掌控的层面而无法做到；后者则是许多研究类似“传媒产业”、“传媒经济”的成名学者所缺乏的。例如陆提出的数据库的至关重要，信息的全球流动给金融带来的影响，搜索引擎带来对基本新闻方法的挑战，甚至像QQ群、FBI使用的“食肉动物”监控系统等，都是些确实颇有意义的材料。

另外一点，陆老师也代表了这样一类学者：他们未必是最早发现某种宏观趋势的人，对新生事物的看法观点也未必有多么独创，但他们概括提炼的能力很强，特别善于创造一些简洁的概念、词汇来描述某种趋势或解释某种现象。同时他们也具备足够的能量来传播这些概念，或者用自己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积淀来搭建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框架，并不断补充完善。同时他们也习惯对任何问题，概括成三点五点八个方面十个要素来阐释。

在陆老师的讲座中几乎随处可见这类概念的提出，例如“新消费时代”、“数字媒体观”、“接受选择”到“选择接受”、互联网的“裂变式发展”和“超越想象力演变”等。这些概念是否都有意义、有生命力呢？

或许是因为口头表达的缘故，对一些概念和问题的概括阐释显得并不那样有说服力，在几点之间也不都有内在逻辑联系，显得不那么严谨。例如对“新消费时代”的界定，陆老师认为有三个特征：信息环境，从区域传播到全球流动；受众和媒体的关系，从接受选择到选择接受；消费需求，从特定的时空存在到全时空存在。这些特征所描述的现象，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否“新消费时代”充分、必要的特征？我认为有可商榷之处。类似的，又如信息消费时代人们的信息消费特征，陆老师认为有四：超越偏好、向上移动、能力制约、标准移动。看起来总觉得有些似是而非，这些特征是信息消费时代所独具的吗？

此外，陆将互联网的变革趋向描述为“工业化的组织个人提供信息”，这一点我不能同意。不论中国的bokee.com还是韩国的ohmynews.com，的确都采用了将个人生产的内容组织起来再向网民提供的模式（区别或许在于前者无偿使用而后者支付一定报酬）；但长远而言，个人化的按需订制信息服务和具备强大整合能力的新门户推送信息服务并存的格局，将在较长时间内得以延续。前一种方式更多地依赖RSS、搜索引擎等机器智能对信息的整合；后一种方式则倚赖由传统媒体转型和演变而来的新媒介机构中专业和权威的采编人员的劳动。而不论哪种，似乎都和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有着很大区别。

但不论如何，陆老师的讲座还是引发了不少思考，因此对我颇有意义。

第三讲是“博客网”的掌门人方兴东来讲“互联网的最新趋势和博客传播”。互联网这部分，他先简单回顾了十年来中国互联网的三个发展阶段，然后谈了谈web2.0的概念和一些现象。随后关于“博客传播”，他主要从自己做这方面公司的一些经验出发，谈了“博客”的现状和可能的前景。

对我个人，这些内容属于介绍性质，也不算新鲜。他提出的“大教堂”和“大集市”传播模式，借鉴了由Richard Stallman等人所发起的自由软件运动中，1997年Eric Steven Raymond所发表的著名文章《大教堂与集市》的观点；但实质上后者主要的喻体是教堂与集市建造方式的不同，而方的两种模式大体上是“广播式”和“交互式”传播模式的另一种称呼。

让我觉得更有意思一些的，是他报告后的答问时间。他对“博客”未来的发展有其设想和期待，对互联网企业经营管理有自己的心得，听他回答问题的印象比看他写的那些文章的印象要好一些。最后有两个问题，关于博客网站的法律责任和中国网络审查，方的看法也还比较清醒。

第九讲，由新浪网年轻的副总编侯小强讲“互联网时代的三个观念”。所谓的三个观念是：做“傻瓜产品”；客户服务（要注重口口相传的威力）；市场营销（要加强模仿）。

总之，他的思维方式和立场观点完全是站在企业经营者的角度，考虑的是市场竞争关心的是利润，这三个观点跟做家电、做手机甚至做餐饮的企业的思路也八九不离十。至于他随口举出的许多例子，发表的一些看法，都让我觉得很遗憾：新浪的高层对媒介的理解、对传播的认识就这水平吗？

难怪今年以来新浪网不论从股价还是赢利都一路走低，除了仍保留三大门户之首的空名外，早被网易抛在身后，又被搜狐撵到跟前。其相对单一的盈利模式（主要靠广告）潜力堪忧。这些景况恐怕和企业高层对远景的理解与期待密切相关吧。

第二讲，“唐龙国际”老总陆兴东讲“国际传媒的扩张之道与中国媒体的危机及应对策略”，虽然不是新媒体，但属于媒介产业范畴，也归在这儿一并说过。

还真是“民营企业家最爱国”，因为他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已经开始和国际传媒大鳄短兵相接生死肉搏。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利益和民族文化、中国媒体绑在了一起。陆兴东大约是其中个性鲜明、目光锐利、行动迅速的一位。他关于国际传媒集团在中国的举措的激烈抨击，对现行一些政策的解读，对竞争局势和未来的展望，尽管也有利益决定的立场，但还是显得敏锐且深刻。在新媒体领域内，其产业化程度和受国际金融资本制约的程度都远远超过传统媒体，应该如何去认识和分析这些情况？陆兴东的讲座给了我颇多启发。

三、电视大舞台

第五讲是能让人心潮起伏的。央视《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作了题为“调查记者与公共利益”的报告。张洁以《新闻调查》十年来的风雨历程和切身经验，为我们讲述调查性报道应如何维护公共利益，以及在当下中国要做这类节目，要始终保持良知和公正需要面对怎样的阻挠、困境甚至是痛苦。

张洁说，如今的文人、文化人，不仅仅是会在权力面前下跪，也在金钱面前下跪，所谓“双跪”。在面对重重黑幕，面对那些惨烈的事实的时候，做“干净”的记者，和权力与财富保持距离，是多么不容易。在新闻或传播行业之中，或许有更多的人，并不像他们那样时刻要面对是非黑白善恶的考验，但选择取舍同样会不断摆在面前。在一个对信息需求日益增大的社会中，在甚至以信息的生产和消费为主要目的的社会生活里，收集、处理、发布、管理信息的新闻或传播从业者扮演的角色，绝非仅仅用“一切皆可娱乐”来解释。
当下中国，商业利益的确是左右媒体乃至舆论方向的一股强大力量，也随时可能妨害新闻自由媒体公正；但同时另一股毫不逊色的力量我们也都清楚，来自政治、来自管理者和各级各部门的规章制度、甚至来自一些不成文但实际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潜压力”。它会随时审查、约束、制裁、引导媒体和舆论的方向，也迫使从媒体到个人，从报道到说话，首先划定底线，首先自我审查。不妨相对“商业力量”，简称其为“政治力量”。二者有时对抗有时合作有时错综复杂，共同作用于所谓“议程”、“舆论”。

一些学者在近年的研究中，开始强调商业化对于公共领域缺失负有责任，然而政治力量就一定不会戕害自由、公正和公共领域吗？“传统主流媒体所制造的舆论场”被“商业化媒体和新媒体制造的舆论场边缘化”就一定是坏事，一定不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吗？是否该认为，我们只要打击商业化、还媒介于政府掌控之中，便能迎来美好新世界？对政治力量的顾左右而言他，在现实语境中这样的立场或许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身为此领域研究者，相关的问题却不能不思考。

张洁在报告中反复提到，“我们做节目很没有安全感”，“风险很大”。这样的风险其实很大原因来自缺乏制度的保护。一个社会越是极权、专制、人治，这样的风险就越大。张洁提到的，在讲座开头时播放的节目中三个打动他的知识分子，代表新闻从业者的温铁军、代表公民的刘姝威、代表司法界的巫国平，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把个人的前途命运押在了对正义终将胜利的信心上，对法律的信心上。
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可以借鉴。例如美国，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价值观念下，支持自由言论的判决一贯在司法界受到广泛支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那些著名案例如“《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州案”、“五角大楼文件案”中，都体现了为了公共利益，法律应当给予言论自由以怎样的庇护。上述节目中法官巫国平的判决，也是有点类似“《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

我们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越来越重视讲授“术”，但对“道”却时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也因此，偶尔有张洁这次讲座这样的声音出现，一些本来应该是常识的东西，在我们听来却振聋发聩。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在我看来是第八讲，中国传媒大学袁方教授（也是CTR媒介策略研究部总监和资深电视策划人）的“从‘跑马圈地’到‘精耕细作’——中国电视媒体发展大势”。袁教授毕竟是浸淫多年的圈内人士，且日日身处实践前沿，所以介绍了不少实在的数据和情况，包括央视和各省级卫视近年来覆盖率、收视率的变化及原因，对未来趋势的分析等等。在如体育、新闻、少儿、音乐、影视等多个方面，央视仍占据绝对优势且将进一步扩大其强势地位。对其资源的保护性政策不仅是既得利益那样简单，而且涉及政治上的考虑和需要。他也讲述了许多操作战术层面上的事情，例如如何建设频道，如何编排栏目等，结合他给中央台、湖南台等做的具体策划的事例，讲的比较实在。

最后他开始讲起超级女声这个与他有莫大关系的火热节目。他在超女孕育阶段便已介入其中，并对其一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因此看得出他也颇为其成功而自豪。他谈了很多“内幕”，包括如何控制比赛结果，如何制造矛盾和不公平以激励短信投票，如何雇佣一个网络编辑化身为“湖南卫视工作人员”在网上 “揭黑幕”、“爆消息”，以至于多么成功地“花了几百万却让全国媒体做了价值上亿的宣传报道”，如何将晚间新闻的报道“变成”可以卖好价钱的企业广告……

这些事情此前多少曾有所耳闻，今天只是从当事人口中得到确认而已。但看到台上人眉飞色舞满面春风，台下人一脸仰慕如获至宝，心里颇不是滋味。

这是个享乐娱乐瞎乐的时候，这是个成功学盛行的年代，这是个拜金的社会，以赚大钱为荣以没钱挣为耻。嗯，或许我太迂腐，但总觉得尽管媒介不可能是三贞九烈，也仍不能容忍对媒介肆意玩弄操纵，一再撕掉层层遮羞布，突破伦理和操守的底线。以制造假新闻为荣？以有偿报道为荣？政治力量已经阉割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商业力量也要继续狂欢，甚好，甚好。（以前曾经骂过了）

只是和第五讲两相对照，一时间不知“传播学前沿讲座”究竟要学生学些什么价值理念？又或者可以只从第五讲学“道”，同时只从第八讲学“术”，“道”与“术”当你变得熟稔之后便可随意切割适时取用而非应时刻注意把持的整体？

第十二讲，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秘书长王锋“当前中国电视的改革发展”。如我的经验告诉我的，这类的title通常意味着此人也是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处级以上干部，王锋果然是广电总局的中层干部。我的另一经验是，这类型的干部，常常都在本领域内有过十几、二十年的工作经验，他们的级别和年龄又使得他们仍旧经常和基层接触、和实际工作接触、和新生事物接触，所以这类人对本领域是很有发言权的。事实上，王锋的讲座确实既不乏信息，也提供了生动的观点。

在清华的讲台上，王锋的讲话并没有官腔，两小时说下来，反倒是越往后越有点激昂。这点也和我见过的一些国家部委的中层干部相似，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一些来自体制、来自“潜规则”的弊端，但也清楚要做哪怕一点点改变的困难，所以若有合适的场合便常发一些抨击之言。
所以听下来会发现：对于当前中国电视的改革与发展，问题能列出一大堆，但解决的方法则没有说，或者，没法说。只能是在微小范围内一点点的调整，一点点的进步了。

四、纪录片与电影
与此相关的讲座，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第十三讲，著名纪录片人吴文光来介绍“村民影像计划”。这是由中国民政部和欧盟合作实施的一个项目——“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衍生而来的产物。原本这个项目的目的主要是在村民的民主自治这方面给村民以培训，涉及到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四个方面的内容。但吴希望把一个简单的项目公共宣传计划做成“让更多人来参与的事情”，包括“十个青年导演拍十部纪录片，十个村民来拍纪录片，一百个村民拍照片”。

讲座上吴放映了近一个小时的片子，既包括了对这个计划的介绍和交代，例如如何招募拍摄志愿者村民、这些村民的想法、村民们的日常拍摄工作和生活等等，也包括了村民们拍摄、制作完成的几个短片。

能看出吴以很大的热情投入其中，这和他早期的那些讲述边缘人群的拍摄实践似有不同，又有联系。不同在于，这次拍摄的对象不是“少数派群体”而是“常人”和“大众”，相同在于，都把目光投向草根、民间，投向大众媒体少有关注的角落。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计划的象征意义：被拍摄者成为拍摄者，被记录者成为记录者。所以当讲座后提问时，有人提出觉得片子并不“震撼”时引发了讨论的小高潮，皆因对“震撼”的理解不同：有人觉得它指的是声光色效技巧上的刺激程度；有人觉得是指因与个人生活体验差异太大而造成的认知上的激荡；但吴文光大约会认为，震撼是由这种象征意义带来，由草根民主的可能性带来。这具有某种自反性意味：村民拍摄的题材与基层民主相关，如村干部选举等等；但“村民拍摄纪录片”这件事本身，也成为基层民主的组成部分，成为可滋长民主的土壤。

DV的威力有多大，崇拜它的人无一日不在极力摇旗呐喊。但放眼当今无所不在的媒介环境来看，DV只是众多新媒介之一，它的精神也是贯通多个领域的精神之一部分。

例如在学术领域，历史学近年提倡“口述史”的方法论改革，更注重通过访谈来搜集被访者“口述”的信息，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弥补或者修正书面文献材料因种种原因而导致的缺失、歪曲或错误。口述史既是个人化的，“将历史交还给人民”；也是社会化的，帮助人们认清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将走向何方；还是民主化的，“让人民来书写历史”。（关于口述史，以前写过一点）

而类似的方法，以及其中的思想根源，在很多学科或文化领域内互相联系。笼统来说，是对“宏大叙事”的拒斥和对个体独特性的肯定，对理性自律的书写方式的怀疑和对个人感性经验的关注，其中自有后现代主义的意蕴。将这种方法用于历史学，有了口述史；将这种方法用于社会学，类似的是人类学田野志；用于文学，出来的是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这样的作品，还捧得当年中国的文学大奖；在新闻实践领域，访谈就是最根本的工作方式之一，最严肃最成功的新闻报道亦奠基其上——同时这也不妨碍一批类似《绝对隐私》之类的所谓纪实文学的走红；电视作为当时的新媒体与这种方法的结合，诞生的是多种报道形式以及纪录片……因不同的目的而有了各自的侧重，也就呈现出不同领域内对“访谈”应用的差异。

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在Blog益发普及、全民写作渐成习惯、“草根新闻”日渐昌盛的今天，事情发生不久后所写下的所见所闻所感，应当比若干时日后的回忆更确切真实可靠，还能结合数字形式的记录（文字、图像、音频、视频），通过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工具存储与传播。或许做纪录片的人会独钟影像的魔力，但事实上，不仅仅是DV，整合了多种形式的数字内容才是留给历史的最主要素材。同时，“村民影像计划”只是开始了“把摄像机交给人民”的象征性尝试，但如何利用新渠道把这些影像传播出去？如何结合比DV门槛更低的，例如BLOG之类，来共同完成“人民纪录时代书写历史”的可能？这些问题，可能是吴文光及其同事们尤其应当思考的。

无论如何，如果“五四运动”在明天发生，它一定不会像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那一场游行一样，让今天的人只记得宏大叙事为它安排的种种意义，而难以知晓种种细节。普通人的目击、写作、影像、传播会让这个时代里的重大事件或平常一天有机会以更加多元、更加详细的面目呈现在历史之中。

第十一讲，中国传媒大学何苏六教授的“纪录中国”普及了一些纪录片的基本知识。与电影相关的讲座还包括：第七讲，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的文化传统”；第十四讲，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的“中国大片与全球想象”。听过后的感想比较泛泛，就不再赘述。

其实我很喜欢听讲座，因为一场好的讲座常常能在一两个小时内浓缩演讲者数十年的人生阅历和学术成果，确实会常有惊喜。但并不是每次讲座都能让人满意，原因可能有二：要么演讲者不太重视这次讲座，没有展现自己最精彩的华章；要么就是演讲者自身水平有限，难以给听众启发和引导。无论如何，期待今后更精彩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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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笔记, 讲座, media, 清华, 传播学

（题外话：本书的写作风格带有学院派的晦涩，夹带大量概念术语名词，对于那些不甚熟悉哲学、语言学、批判理论等范畴的读者来说是难于接近的。不知道是因为要谈论的话题本身足够抽象和深入，以至于作者不得不如此操作语言只求同行专业人士能读解；还是因为一种不愿或不能深入浅出的写作习气在发挥作用？换言之，究竟怎样才是好的学术写作文风？明白清晰与深度、专业性能否兼顾？）

波斯特所谓之“第二媒介时代”，是相对于20世纪大部分年代里盛行的“播放型传播模式”（broadcast model of communications）所对应的“第一媒介时代”而言。他认为这是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及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电话等的结合所逐渐形成的替代模式，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正在形成，这是对“交往传播关系的一种全新构型”，其中“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三个概念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是其特征。考虑到本书写成于1995年以前，这种观点应当说还算敏锐。而他作如此划分的目的，大约主要是为了表明，在全新的语境下采用全新的范式是理所当然的。新的范式相对于传统的、从属于现代主义的理论范式（例如关注结构性压迫－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忧虑个人自由遭侵犯的自由主义），不再承认原本作为前提存在的“理性、自律”的主体，而更多关注多元化、去中心的主体的被构建，认同的形成；更多引进语言学取向来看待社会问题。这种思路在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富于启发性。

参考阅读作者在本书出版前五年出版的另一本书《信息方式》，更能理解他虽有演进但一以贯之的思路。在那本书里，波斯特主要针对的问题是：究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还是“事情正在起变化”？

他列举道：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电子交流手段仍被囊括于阶级斗争论题中，个人能否获取更多信息取决其在阶级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对新马克思主义者，电子媒介强化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霸权；对经济学家，市场法则决定谁使用电脑谁做电视广告；对韦伯主义者，电子交流使社会进一步分化为各种亚系统并助长科层权力；对自由主义者，电子交流不游离于各宗派权力角逐之外；对技术决定论者，电子媒介进一步证实机器广泛使用所带来的进步，机器减轻人类艰辛，使自然顺应人类愿望……似乎事物并未随电子媒介交流引入而根本改变，一切都是新环境下老问题的重演。

但是，波斯特认为，正像马克思的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论所揭示的，信息方式（mode of information）也同样暗示一种按符号交换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相应面对面的口头媒介交换、印刷的书写媒介交换，在电子媒介交换阶段中，语言与社会、观念与行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都与此前迥异。在考察社会时不应再采取以行动为中心的模式，倒是应当去关注交流本身以及主体的形成过程。“信息方式促成了语言的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把主体构建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人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信息方式置换呈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体，并被不断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

转回到本书中来，与第一或第二媒介时代相对的，在波斯特看来是从现代生活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化。如果说现代社会所强化的主体是“理性的、自律的、中心化的和稳定的（法律上的‘理智的人’、代议制民主社会中受过教育的市民、资本主义制度下善于算计的‘经济人’、公共教育制度中按分数评定等级的学生）”，那么后现代社会所培育的身份形式与上述身份形式将存在差异甚至对立。波斯特不是简单赞成或否定新的身份形式，而是将之作为客观存在去揭示。

他认为，以后结构主义形式出现的语言学专向，使得理论家可以假定“主体可能在不被‘消解’的前提下呈现为去中心状态、多重化状态、或者呈现为其他状态”， “这一阐释姿态运用到电子传播技术上便能探究现今阶段主体组构的具体模式”，所抱有的态度应该是“对机器、对媒介所呈示的材料的质量以及个体参与者的一般文化水准不抱任何成见”（很明显，这针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精英视角）。这种分析的目的是“揭示主导性的固有机制”，并应该把这些机制“理解为对主体赖以认知的那个过程的干扰”。

同时，波斯特对比评论了和“第二媒介时代”的后现代视角有类似之处的多元文化主义。后者经常与后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力图将西方的种种价值观相对化，当然也就不承认笛卡儿、洛克们所宣称的先于社会而存在的理性自律个体——多元文化主义认为这无非是西方的“文化型像（figure）”，绝非什么普遍的不容置疑的东西，西方白人男性的理论思考方式绝非普遍标准的里程碑。它因为对现代性的批判而与“第二媒介时代”观点存在一致性，共同批判产生压迫的主导形式。但是，如我们常在其他相关著作中读到的那样，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等关心“我们/他者”、“identity/difference”之类二元对立，关心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因此和“第二媒介时代”观点所认为的“主体将去中心化、多重化”存在分歧。波斯特自己也承认后殖民话语“可能有助于纠正”后结构主义的局限性。——这是处于非西方种族的我们所应该注意之处。

如何评价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数字媒介）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对个人和群体的影响？从政治影响上看，如本雅明、麦克卢汉等鼓吹的是其潜在的民主化倾向，而如阿多诺、哈贝马斯、詹明信等则认为它们危及自由。波斯特的态度则有些暧昧不明，但肯定是摒弃“媒介决定论”的。大致上他认为主体化的新形式并不具有自在的解放性，而是它们就是新的对抗领域；个体外表的内部不再是完全私人化的，身体也不再是自由的边界，通往更彻底的解放的道路必须通过“信息方式”的主体形成，“我们需要理解哪些能动性形式适于分散的多重化主体，我们需要生成适于这种身份形成的抵抗策略”。

在媒介研究中，我们更关心支配的结构，还是行动者改变其状况的能力？波斯特认为，针对前者的研究更适用“话语/实践”方法，它“标示出身份的轮廓，具有后结构主义策略的典型特点”；对于后者的研究则适用“占有/抵抗”方法，它“强调接受的能动性，具有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典型特点”。两者互为补充，而都不是技术决定论的。

波斯特值得借鉴之处还包括，合理引进了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全景监狱”（panopticon）概念，来分析一个数据库普遍存在的社会中的话语及权力结构。直到今天，这种分析仍然是具有意义的，而且随着无所不在的媒介环境、互联网的发展及搜索引擎等新话语出现，更具显著性。

对我而言，在运用本书中提到的一些范式、理论或观点时应当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这些出现在欧美的范式、理论和观点均自有其语境，基本是针对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逻辑所提出的，那么在当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环境中，应当如何改造和借用？我国与欧美相异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日渐与之相类似的全球化文化逻辑，会带来什么相同与不同？二是这些出现于十几年或几十年前的思想，当时之媒介和今日之媒介，本身便已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哪些只是表象，哪些却是本质上的？

例如我认为今日之受众研究应采用某种新的范式；又认为波斯特所阐述的电子媒介建构了多重的、去中心化的主体，但当今互联网的某种趋势，似乎在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网上网下生活的融合，互联网本身对大众而言的“去魅”化，而逐渐回归旧日书写媒介社会中“理性、自律”的单一主体——至少那些选择实名撰写网志并广泛使用各种社会化软件（social network software）建立或进入各种“圈子”的人，其主体建构便有这样的特征。为什么？是不是社会的主导性机制和意识形态霸权已然渗透到赛博空间？还是这仅仅体现了变化的时代中旧有话语迟迟滞留不去的恋栈之情？

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著，范静哗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237页。英文原书出版于1995年。

同时参考阅读：
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著，范静哗译
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241页。英文原书出版于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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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笔记, 第二媒介时代, Mark-Poster, media, new media, 后现代主义, 主体, 书评, 信息方式

这样的结果从统计的面上来讲似乎是皆大欢喜：广告业和传媒业产值因之猛涨，整个商业的销售总额因之猛涨，GDP当然也涨——但是，大众生活的普遍水准是否就因之提高呢？人们的幸福感是否会因之增加呢？答案似乎未必是肯定的。

当然，全社会GDP增长的同时，所有人的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但物价也在提高。全社会的商品越来越多越来越贵，钞票越印越多，从前买一个苹果一毛钱，今后买一个苹果十块钱，大家钱包是鼓了，可是怎么看怎么像糊弄猴子的“朝三暮四”的故事。

尤其是对整个广告业界，我从总体上抱着厌恶的态度——或许从诞生之日起广告就已经超出了老老实实告知商品详细信息，以便消费者选择的纯朴目的，而极尽刺激、诱惑、欺骗之能事，通过玩弄操纵符号序列，制造虚幻想象，让所有人购买和消费最初需求之外的商品，陶醉于“物”之外的虚无。人类有了商业广告这种玩意儿还真是自娱自乐呀，把本来可以很便宜的东西因此变得身价百倍，最要命的是玩弄广告的人也不能控制广告，这个无底洞逼着所有企业投入越来越多的金钱，否则就要面临来自对手的威胁，看广告的和做广告的同样被广告所控制着。

嗯，这是无聊愤青的简单思想。但每当看到沾沾自喜无比幸福的广告“大师”们登台自吹自擂或满口“创意”、“策划”、“打造”、“营销”时，便非常想问一个不合时宜莫名其妙的问题：你对人类有何贡献？胡思乱想一下，如果人类从来不曾有过广告，或者我们生活得更幸福美好。

不可能吗？至少，Firefox浏览器不要钱，它仍在不断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变得更好，它也不做欺骗你的商业广告。嗯，Wikipedia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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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media, 广告, 消费社会

最后他开始讲起超级女声这个与他有莫大关系的火热节目。据称此君在超女孕育阶段便已介入其中，并对其一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因此看得出他也颇为其成功而自豪。他谈了很多“内幕”，包括如何控制比赛结果，如何制造矛盾和不公平以激励短信投票，如何雇佣一个网络编辑化身为“湖南卫视工作人员”在网上“揭黑幕”、“爆消息”，以至于多么成功地“花了几百万却让全国媒体做了价值上亿的宣传报道”，如何将晚间新闻的报道“变成”可以卖好价钱的企业广告……

这些事情此前多少曾有所耳闻，今天只是从当事人口中得到确认而已。但看到台上人眉飞色舞满面春风，台下人一脸仰慕如获至宝，心里颇不是滋味。

这是个享乐娱乐瞎乐的时候，这是个成功学盛行的年代，这是个拜金的社会，以赚大钱为荣以没钱挣为耻。嗯，或许我太迂腐，但总觉得尽管媒介不可能是三贞九烈，也仍不能容忍对媒介肆意玩弄操纵，一再撕掉层层遮羞布，突破伦理和操守的底线。以制造假新闻为荣？以有偿报道为荣？政治力量已经阉割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商业力量也要继续狂欢，甚好，甚好。

成功者展示着：为了金钱，可以这样做，我们已经这样做，你们应该这样做。

你会选择怎样做？

听着电影Trainspotting的soundtrack，轰鸣的电音中传来伊万漫不经心的英音独白：

“Choose life. Choose a job. Choose a career. Choose a family. Choose a big fucking television, choose washingmachines, cars, compact disk players and electrical tin openers…choose DIY and wondering who the fuck you are on a sunday morning. Choose sitting on the couch, watching mind-numbing, spirit-crushing game shows, stuffing junk food into your mouth. Choose rotting away at the end of it all, pishing your last in a miserable home, nothing more than anembarassment to the selfish, fucked-up brats you spawned to replace yourself. Choose your future. Choose life… I choose not to choose life. I choose something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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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视, 选择, 超女, media, 媒介伦理

报告人大体上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个体四个方面来观察思考搜索引擎的影响。如果我记忆无误，大约结论如下：

1、搜索引擎让一切信息对个人而言都变得极易获得，其中也包括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可能有危害的信息如炸弹制造方法或色情内容；反过来，它让社会“全景监狱”化的程度更深更广，所有个体都被置于监控和训导下。

2、搜索引擎深深影响了营销模式和经济格局，“排名”和“被索引”成为企业追求的目标和利润的来源，SEO大行其道；而它也成为“消费社会”理论的新发展趋势，通过大大缩短商品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不断刺激消费欲望的产生。

3、搜索引擎成为个人接触信息的门户，搜索热词是当下社会文化的地图，同时人为设置的“搜索热门词”亦发挥着议程设置和引导信息消费的作用，搜索引擎大有媒体化趋势。

4、搜索引擎的越发强大，使得个人的一切信息都似乎难以隐藏，对论坛、BLOG、购物等的搜索及桌面搜索等等，让我们对隐私的期待越来越低；个人对搜索引擎的使用需要新的媒介素养，它可能带来新的“Digital Divide”，同时也要警惕，它让人们越发满足于表面的和肤浅的信息，疏远纸质媒介，改变传统的理性自律思维方式。

报告人有不错的理论功底，并使用大量案例（主要是关于google，也有baidu等）填充了自己搭建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中包含的理论，有些来自传播学领域如“议程设置”、“数字鸿沟”，有些来自文化研究或哲学领域如后现代主义者福柯、马克·波斯特的“全景监狱”、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等。对现象的描述、归纳与评论，颇多给人启发之处。

我的一些想法：

首先，一些矛盾或者问题并非根源于搜索引擎，而是由来已久。例如关于“全景监狱”，福柯的大意是指在社会中的话语/实践对主体的构型，由此而来的监督将规训权力化为一种体系，覆盖每个人。而马克·波斯特将之衍生，并认为数据库是一种“超级全景监狱”，他在《信息方式》和《第二媒介时代》两书中对此都有涉及。波斯特指出作为后现代话语的数据库，“否认并取消了公共与私人的区别”，从数十年前的信用卡交易开始，到如今的网上购物，消费者购物行为是出于自发选择的“私人”行为，但随着交易却自动变成了“公共”记录的组成部分，从而：

“一个人的个人选择受到强加于人的监视，但借助受监视个体的自愿参与，那种监视变成了一种话语现实。在此情形中，权力与话语作用被独特地构型了。被监视者提供了监视所必须的信息。”

而网上浏览本质上是对信息的消费，对符号的消费，网上其他行为则是直接体现为话语和符号的行为，它们同样要面临“超级全景监狱”的极端手段，“把我们的行动转化为监视的外延话语，把我们的私人行为转化为公开布告，把我们的个人言行转化成一种集体语言”。这些状况并非因搜索引擎的出现而出现，但可能因其出现而有所改变。

在我这个非IT技术人员看来，搜索引擎本质上是基于数据库的、以某些逻辑搜集信息并将之组织结构化、并提供许多检索方法的技术；它将许多不同数据库内的信息数据搜罗并重新整理组织，将许多原本不在任何数据库内的信息索引组织，终极目标是将一切数字化的信息纳入一个海量数据库（可由无数互联互通的数据库构成），在查询者给出查询条件后返回所有结果，并以某种逻辑（例如个性化、社会化、语义化……）选择取舍、排列顺序、加以呈现。当然，如果不久的将来某天，google因maomy查询了“猫粮”而开始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一切网页广告甚至广播电视媒体上呈现一些猫粮厂商广告的话，那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查询－判断－返回结果而已：生成广告的程序根据我的上网记录查询我的需求、作出判断并选择相应的结果呈现方式。

搜索引擎是什么？通道？界面？门户？这些词语都被使用太多而难以清晰描述搜索引擎。一个不确切的比喻：当你只是通过链接在不同页面间冲浪时，像是乘坐公交车，通过不断换乘到达新的地点，所能到达之处受到公交车线路和换乘车站地点的极大限制；但搜索引擎好比一辆随时跟随你身边待命的飞速出租车，根据你三言两语立即把你带到任何向往之地。你只需要对texi司机简短说声“天竺”——当然他会再展示给你N个可能是“天竺”的地方，你或许再补充一点信息，他就会把你带到靠近北京首都机场的那片高级别墅区。但只通过乘坐公交车，你未必到得了“天竺”。

因此，搜索引擎通过针对普通个体的查询要求返回海量信息，本身便是对此前数据库只由政府、精英、有技术、财力等优势的组织或企业占有与使用的局面的极大改观。让几乎一切信息对普通个体而言容易获取，这也是对福柯所谓“统治性”（governmentality）的对抗，尽管不是所有、但却是越来越多的数据库，越来越多的知识对于普通个体而言是可以access的了，他们可以出于自身的目的来使用它们，从而弥补了数据库内在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搜索引擎对社会稳定性的冲击不仅在于普通人可以从网上得知如何制造原子弹，而且在于他们可以获取很多从前只有政府和“权力精英”们能得到的信息。

但是，随着从政府到普通个体的整个社会对搜索引擎的倚重程度与日俱增，数据库的海量化、互联互通程度的不断提升，对信息流动的控制也变得简单起来——直接在搜索引擎里面加入新的逻辑（例如关键词屏蔽）就可以让很多信息对于普通大众似乎并不存在。更进一步地，由于普通个人不断地参与，不断地成为“提供监视所必须信息”的“被监视者”，“超级全景监狱”变得更无处不在、更“毛细血管化”；而且随着大众相应的媒介素养的提高，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被“记录在案”，因此会更为小心谨慎地遵守“应有”的规范，服从权力的规训。重要的不是惩罚而是可能的惩罚。主体因查询而存在，而被建构为“被查询者”和“被监视者”。无数事实发生的和在人们心中可能发生的查询，也正是话语对主体的介入即“质询”（Interpellation）。

所以我们发现，当一种新媒介技术、新信息技术出现并普及，除了在旧有框架内将现存问题以新方式重现外，亦带来框架外的新问题。搜索引擎、blog或者web2.0的种种应用，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来需要询问：新的技术是否能平等地为各个阶层所用，是否有利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将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起到怎样影响，生产关系是否因之变化；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就变成政府扩大权力的永恒威胁的组成部分：政府是否会滥用技术、侵害公民的自由？个体的隐私如何得到保障？但实际上可以问的或许还包括：主体将因之发生怎样的改变？为什么不抛开所有理论直接问，它们会有何利弊？——这太过简单，利或弊对不同群体会有不同的标准，谁来应用、如何应用新技术仍旧离不开政治，政治是个难以回避的领域。

第二，关于个人隐私。法律意义上的隐私就是个人所不愿公开的事实。有几个听报告的同学提问：现在网上什么才是隐私？发在同学录里、blog里，本来只希望自己社交圈子里的人知道的信息对于圈子外的陌生人来说算隐私吗？这种疑问恰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转型期的困惑。简单说来，从最早的“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到后来的“老大哥知道你是一条狗”，再到如今的“人人都知道你是那条狗——如果他们想知道的话”，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正如搞IT技术的人会比技术盲对网络安全、隐私更敏感，老网虫比新网民更了解不应到处公布自己的信箱以免被spam轰炸那样，个体关于搜索引擎的媒介素养不断提高，这既包括使用它获取信息，也包括尽量避免被它搜集到自己的隐私——但有些信息是几乎不可能不被搜索引擎抓到的，于是人们会渐渐认为：只要主动发布在网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向全世界公开，就算不得隐私。为保护隐私有两种办法：一是尽可能不透露任何关于自己的个性化信息，包括身份、特征、观点、偏好等等，但在一切言语和行为都被数字化并纳入数据库的今天，你必然要留下雪泥鸿爪的记录；二是尽可能运用匿名和化名的机会，主动建构多重的、去中心化的主体、身份认同，用不同的id和不同的风格去不同领域做不同事情，希望减少隐私被侵犯后可能带来的损害。但这样“分裂式”的举措不但和过去所习惯的中心化的、理性自律的主体不一致，也和目前搜索引擎要将所有数据互联互通的大趋势不一致，可能会给原本比较“平滑”的网上生活带来更多阻力。在此情况下，我们对隐私的期待程度只能逐渐降低，否则如何达到内心的和谐（认知协调理论）。甚至，不少人彻底抛掉网络化名，完全使用实名进行话语/实践活动，张开双臂去将所谓的“虚拟”网上生活与“现实”网下生活融合为同一个“现实生活”。他们完全不在乎陌生人知道自己的姓名、身份、样貌、联系方式，那他们对隐私又有着怎样的期待？

和搜索引擎出现前不同，这种将一切信息数字化后搜集整理组织的技术，如前所述，把我们的一切私人行为转化为公共记录，并且提供给任何人查询其中部分记录的机会，而我们无法拒绝或者更多时候是意识不到这种转化和查询。也有人提问：谁要来搜集我的个人信息，我一介小民有啥重要，没人花这样的精力吧。但事实上，这张无形的大网存在于每个角落，搜集你的信息对它而言只是边际成本中趋于零的一点点；每个个体的确不重要，但正是无数个体，构成选民，构成消费者，构成统计学意义上的不同群体，数据库关心的不是“你”而是关于你的数据。你的每次浏览、购物或聊天都不重要，但积累起来，便建构起一个个主体：恐怖分子、色情狂、体育迷、追星族……当这种主体被“质询”时，常常也就是需要你的自我来回答的时候了：承担法律责任、道德上被人鄙视、接收相应的广告信息……是的，相比过去，属于我们的隐私的领域已经大大缩小，这种侵蚀甚至已经进入了肉体为你划出的“私人”界限之内，侵入了你的内心。以后我们大约不会担忧隐私被搜索引擎搜集并存储于数据库，而更多地担忧它会否被滥用或者泄漏。

第三，说到搜索引擎使人疏远纸质媒介，从而接触不到更深入的信息。一方面我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一切在进展中，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终有一天被完全数字化并且可检索，网上找不到的东西只是因为还没有被放到网上去，应当从这个角度理解搜索引擎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若以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担忧本身就是意识形态霸权的产物：为什么人就必须是“理性自律的主体”？

最近《纽约时报》有一则新闻，说的是传统媒体的记者编辑现在除了写给人看的标题和导语外，还要写给机器看的：更简洁、合乎格式、易被识别与索引。SEO都开始变成新闻人员的专业技能了吗？在国内相映成趣的，则是近来百度要求新闻网站们看齐其提出的一种新闻格式（网页语言）标准，以便于它们更好地被索引和排序——围绕这则新闻的批评和辩护都不少。这些事情十分形象地验证了搜索引擎作为一种话语在社会中的权力效应。它正在重整秩序，而当秩序逐渐被建立后，“超级全景监狱”将运作得更加所向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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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福柯, 笔记, 话语, media, new media, 搜索引擎, 主体

一个简单的介 绍：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ante），MIT的媒体实验室（Media Lab）主任，也是co-founder，另一个和Lash的研究中心一样令我心生向往的地方。他以前研究建筑机械，后在电脑及传播科技上颇多创见，为 《连线》（Wired）专栏作家，1996年被《时代》周刊列为当代最重要的未来学家之一。他深谙数字科技的最前沿发展，关心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生活的影 响，站在无人性的科技与人的桥梁之上。

十年前，他的畅销书《数字化生存》（Beijing Digital）被译为中文。其时，清华正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试验田与先锋，在校园里掀起BBS、email、网页浏览、下载等最基本应用的热潮。为新 技术着迷而又对新技术的未来全然无知的我们阅读《数字化生存》，犹如聆听导师告诉我们手中正在使用的这个新型媒介的技术特点、相关争论以及发展未来，深入 浅出，方方面面。他的书，培养了我最基本的一些数字媒介观，对我最终选择传播学研究，不无促动。时至今日，书中所谈的很多当时令人心潮澎湃的知识已属常 识，书中认为应该解决的一些争端现在还在拉锯中，书中预测的某些情况已成现实。这次，他又是为何而来呢？

最后，我找到活动所在地的主楼的传达室电话，确认了活动的具体时间。

这 是一次奇怪的活动，名字叫做“二十一世纪数字化学习高峰论坛”，有多个主办方，多个发言人，尼葛洛庞帝只是其中之一，只讲了半个小时。论坛过去大半，我才 大概猜出这个活动的性质，基本上属于一次公关活动，以清华大学的讲台作为依托传达彼此之间各有利益联系的演讲者的诉求，并无一个统一的主旨。来了一些媒体 的记者，我想他们是主办方的主要针对对象。而其他布满观众席的听众的组成非常奇怪，有两大群穿着黑色制服的花园路中学的学生，齐整地坐在台下，一个小时后 就开始不耐烦，交头接耳，睡觉上厕所。（他们大概恨透了这个长达三小时的活动，我也恨透了他们，如此聒噪！）

根据我的观察，主要演讲者分 属三大利益体：1） 清华的龚克副校长，宣传清华在远程教育培训上所做出的成绩；2）尼葛洛庞帝及其年迈80的导师推动OLPC 项目，OLPC项目的首席技术官讲述100美元电脑如何得以诞生的技术革新，这是得到联合国支持的公益性质的事业，通过活动寻找赞助商的资金支持；3）尼 葛洛庞帝曾经的学生，上海人潘鹏凯，说宝堂（Saybot）公司的 总裁，推介自己的交互式英语学习产品Saybot，商业目的。具有不同诉求的三拨人，在数字媒体的教育应用这个共同点上走到了一起来。根据我的猜测（只是 猜测，未必正确），3）是活动的出资人，通过和名人尼葛洛庞帝联系在一起来增加自己及公司的曝光率；3）找到1），以清华讲坛作为平台，增加吸引力，而 1）也趁机来讲讲。

当我耗费时间，耐心等待别人讲完后，终于听到了OLPC项目。

所谓OLPC就是“One Laptop Per Child”的缩写，简言之，每个孩子都要有一个笔记本电脑。其根本理念是，在数字化的信息时代，每个孩子都应该学会使用电脑来帮助自己学习和成长，贫穷不能剥夺他们的使用新媒介的权利。其理论背景，我想是对媒介会改变生存状态的理解，以及对“数字鸿沟”的担心。项目是MIT媒介研究室的，包括技术开发和推广，而尼葛洛庞帝是该项目的负责人。项目针对的是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将在各国政府的帮助下，有计划地免费发放价值100美元一个的笔记本电脑。它们的网站有多国语言版本，包括中文版的。

笔记本电脑如何实现100美元一个的低价？尼葛洛庞帝告诉我们，一个电脑的价格中50%的构成来自于销售推广。无需销售推广的话，就等于直接将电脑的价格 砍下了一半。其他成本的减少则来自于技术的革新。同时，大规模的生产是重要办法（primary wepon）。

OLPC-MIT的首席技术官Mary Lou Jepsen，一个有着风格化蓬松金发的气质女科学家，详述了他们的技术设计，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四条：
1、采用开放源代码的Linux操作系统，而非微软的操作系统（尼葛洛庞帝亦很鄙视微软的软件，声称MS的软件越来越不好使，因为加入各种不必要的额外东 西，通过程序的行数增多来多卖钱，他私下建议盖茨，购买程序的钱应该基于程序中砍掉的行数，而不是剩下的行数）；2、采用网状网络（mesh network），这样可以利用当地现有的电话系统和卫星系统来上网，同时，电脑上附设的rabbit ears可以保证同一个村子的孩子在几百米内互联，共享文档；3、双模式显示：在一些南美国家，白天在户外上课，所以显示屏有阳光模式，以黑白色在阳光下 显示；夜晚则有彩色显示，通过某种色彩显示技术的革新（原谅我，实在是没有听懂），省钱又省电。4、节约型电源：电池可以支持长达8－12小时。OLPC -MIT的理想是——到2010年争取把电脑价格降到50美元以下！

虽然这是一个公益性的项目，但是总要有人来为成本为100美 元一个的电脑买单吧，谁来买呢？大企业家。（政府是否也要贡献出一部分资金，我没有太听明白。）Google、AMD等公司已经在尼葛洛庞帝的游说下捐献 出了2000万美元的资金。Google应该感到高兴，因为尼葛洛庞帝说，在一个村民年收入47美元的村庄中，生了13个小孩的家庭都能够通过英特网接入 得到教育，而孩子们认识的第一个英语单词就是google。在尼葛洛庞帝近两年频繁来中国的推动下，一些中国企业的钱也开始往里面投入。我在会场上看到了 中途进来的张朝阳，搜狐会参与此事吗？

第一批发放100美元电脑的国家计划包括中国、印度、埃及、泰国、尼日利亚、巴西、阿根廷，泰国和巴西已经开始操作此事，中国还处于政府的谈判中。面对在中国遇到的一点不顺，尼葛洛庞帝想提出三点：
1、将其视作电脑项目，而非教育项目（See it as a laptop project, not an education project）；
2、理解其非盈利的理念，而非销售活动（Understand the nonprofit concept, not selling anything）；
3、不要将其视作全球人道主义者活动（Not seeing it as a global humanitarian effort）。

作为中国人，我们太了解尼葛洛庞帝所面临的障碍是什么啦！但解决之道也只有中国人的办法：慢慢来。尼葛洛庞帝的导师说了在推广OLPC项目过程中所遇到的三个来自所谓专家的主要反对意见：
1、儿童不应该生活在虚拟世界里，laptop太抽象，太虚拟，会操控儿童；
2、电脑只触及智力层面，而对社会，伦理，情感等方面无益；
3、已有E－learning和电视了，不需要电脑。
他对此进行了反驳。

我 理解他们的理念，纵然发展中国家可以像施拉姆所说使用小媒介来图发展，但是面对免费的电脑，信息时代的使用工具，没有理由需要拒绝。学生并不仅仅需要固 定的教师通过受控制的远程教育来学习语言文字、操作软件，而是需要一个可以完全由自己掌握的工具，随心所欲地使用，创造出能够促使自己学习和发展的东西。 有实例证明，有的孩子通过手中的laptop学会如何编写程序，并用这个软件教别的学生他所学会的东西。OLPC项目相信单独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相信给孩子一个工具，他们会创造未来。这跟有组织有控制的远程教育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情。

我喜欢OLPC的理念，我喜欢尼葛洛庞帝，也喜欢金头发的Mary Lou Jepsen，所以要写下这么多文字来解释他们的项目，希望项目进展顺利。

最后，我作为尼葛洛庞帝的粉丝，请他在我带去的十年前买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上签了名:)

——–
maomy update: 1、 在“说宝堂”网站上有对此次活动内容的详细图文报道专题。2、 据说OLPC在中国进展颇不顺利，难以推动。起因大概是尼葛罗庞帝等人一再声称这个项目自己并无任何利益，都是为了全人类儿童，为了理想——这反而不如那 些一五一十把方方面面能获得的利益摆在台面上谈的商业项目容易推动。另外也存在质疑：中国贫困乡村的孩子连温饱且不能够，他们最需要的是laptop吗？ 甚至，他们需要laptop吗？这些问题，让OLPC在中国大约注定命途多舛。这个美好的梦想啊，祝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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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笔记, digital-divide, media, OLPC, 尼葛洛庞帝

在听这次讲座前，我一直为一个问题而困惑：这个时代最前沿同时又不泛政治化或过于媚俗实用的传播研究应该是什么？传播学因为拥有不同的学科渊源，并采纳其不同方法论，研究领域也往往与人重合，如果你就近观察，很容易迷失。看毕国内学者所做的各类研究，我常常钻牛角尖自问一把：“传播学自身究竟是否有核心研究？”

撇开新闻学的史论不提，作为研究人类传播活动的传播学本身，目前在国内的发展线索尚不明朗。传播学理论研究，仍在整合、解释外国学者20年前至60年前的相关理论，这项工作尚未完成，也未出现自立的本土理论。传播学方法，主要集中于美国二战后兴盛的社会学和统计学方法上，刚刚开头。媒介经营管理，在微观层面不如经济专业研究者有竞争力，也没能和划出媒介经营管理特有的研究范畴；宏观上又和政治离得太近，研究往往变成没有数据、调查支撑的对策研究。新媒体研究则大大落于国外。那么，从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整体来看，也是这种零碎的整合吗？是各个领域都和其他学科有所交叉？还是在这么多年的发展后已形成新的发展趋势？

有没有可能，媒介本身以及由媒介促成的社会建构及其对人的行为模式的影响等等，会是传播学理论层面的核心研究领域？其中包括媒介发展史、媒介形态变化、媒介素养、数字媒体与社会建构等等……但我找不到可以解决我的疑惑的文献。

因此，在听到拉什教授的讲座时，突觉眼前一亮。这位伦敦大学史密斯国王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年纪不小，关心的倒是我这个年龄层的小研究者为之热血沸腾的无所不在的数字媒介时代（Ubiquitous Time），所谓U时代中的传播现象。他所讲的两点让我有拨开云雾的感觉。

一是传播学研究的大致发展阶段。虽然以前所读的传播理论史已清晰划分传播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但拉什教授的概括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学科本身亦处于发展演化过程中，应对的是不同社会现状中的传播情形，所以不能以固定的视角来看待一时的研究情况。30年代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新闻研究（journalism）[因为当时在社会中扮演大众媒介角色的正是大众报纸]。进入60、70年代，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放到了电视研究上面[因为电视取代报纸成为遍布家庭的媒介，也因此激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个阶段的研究者很多都有文学艺术的学术背景，拥有英文系的文学研究传统，同时一部分研究者有社会学的传统[我想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吧]。而进入80年代，随着整个学术界的语言学的转向，semiotics等等进入传播学研究的领域，学者们开始关心媒介的语言，将媒介当作文本来加以分析[并诞生了一大批经典研究]。这个时候的一个经典研究模式就是：生产者将文本传递给受众。对生产者的研究和对受众的研究被放在社会情境中进行社会学研究，而对文本进行语言学的分析。对媒介的研究却不多。当时代迈进到2000年左右，随着U时代的到来，媒介环境变成沉浸式的无所不在，人类一切通信方式都发生改变，并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生活，这时候的研究便终于走到媒介学（mediaology）。这个媒介学，是不是就是我认为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可能前沿又核心的内容？

为什么是媒介学，而不是社会学视野中的媒介？这就涉及到U时代的规则（rules），也是本次讲座具有启发性的第二点。在拉什看来，在这个时代媒介已经拥有了自身的特点和逻辑。他顺便上溯到英国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的两个出发点（position）： 一个是威廉姆斯派，一个是麦克卢汉派。前者关心的是媒介与社会、媒介与文化，认为对媒介的研究要置入媒介所处的社会逻辑中[也就是说社会是可以容纳媒介的一个框子，媒介在其规律下运作]。后者认为越来越多的空间将成为媒介空间[就是麦克卢汉著名的“媒介及信息”了，媒介个体的特点将对社会历史文化发生影响]。当电脑技术与媒介最终结合在一起时，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才真正出现，而威廉姆斯的论断也终于变成过去时的“曾经正确”（was right）。在数字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无所不在的媒介空间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形态，人们可以轻易与身处的环境分割并进行远程通信，这样便可以顺利逃离传统社会的社会逻辑与社会规范，形成新的行为模式。

社会学研究出身的拉什忍不住搬出涂尔干，大谈了一番人与动物的区别，人类社会得以建构和生存的依据。他最终想说明的是，在传统社会中的社会规则有两类，一类是法治的（constitutional），一种是规范的（regulative），用来调节和控制人类的行为。而在当下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媒介所构成的规则是生成式的（generative），通过代码（code）来不断生产意义、生产物质。这便是U时代。

在我好奇的追问下，拉什告诉我他们研究团队目前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实验法，而且在很多时候要自己创造方法论，因为他们所做的研究都与最新的媒介技术发展紧密结合，而且这些媒介技术又往往与生物技术或基因技术联系在一起（基因，不也就是代码所构成的信息载体吗）。而他们的主要研究范围是生物媒体、基因媒体、媒介艺术以及因特网。很多研究也与商业结合紧密。当国内的研究终于认识到社会学的调查法、访谈法与统计学方法可应用于媒介市场研究、新媒体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时，这些媒介学的研究者已经大规模使用实验法，真是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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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笔记, media, Scott-Lash, U时代, 媒介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本书作者是一位曾任法国政府高官的学者。他在巴黎政治研究学院讲授了十五节课，由其讲义拓展而来的是这本有关西方媒介历史的论著。因作者自身背景、写作目的，导致了本书有别于我曾读过的其它一些媒介史著作。

首先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本书中文译本读起来倍感艰涩，这并非因为内容多么深刻复杂，而是语句本身就颠三倒四，半中半洋，时而罗嗦累赘，时而不明所以，更谈不上什么美感韵律云云了。无法追究法文原著语言情况，姑且先假定是译者中文水平不过关，生生为读者平添大把阅读障碍。幸而在“不求甚解”式的快速阅读中，仍可体会本书特点所在。

作者是巴黎政治学院教授，传播学或者媒介，并非他专门的研究领域。但同时，他又曾担任法国外贸部部长、通讯部部长、法国电台及法国广播电台台长，其实践经验又势必与媒介领域密不可分。或许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早已习惯美国学者的论著，因此不论视角、观点或实例，这样一本法国人的书显得有些新鲜，至少很多小故事，在《美国新闻史》中是找不到的。

因此，本书名为“西方媒介史”，却很难找到与施拉姆《人类传播史》这类经典媒介史著作的相似之处，也并不关心媒介技术变迁与发展、媒介形态演进及规律，麦克卢汉等学者的媒介观在此书中并无容身之所。全书所关注的，实际是“媒介与政治”之互动关系——某种媒介在某时期特定政治语境中如何存在、发展，又受何制约、损害？媒介又是如何影响所在时空的政治局面？具体而言，各个时期的媒介与自由、与民主、与舆论……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而此处之“媒介”，关心的仅仅是大众媒介、新闻媒介。是以作者之“西方媒介史”，提笔于十八世纪初西欧之报纸，落笔于新千年互联网的闯入（就作者的论述，“闯入”当是对新闻领域而言）；是以作者将绝大部分篇幅贡献给了百余年来的报纸、广播与电视，而对互联网的阐述则显得既浅尝辄止，又管中窥豹。

不知是长期从政的习惯使然，还是法国人的民族文化特性，作者无时不在提醒自己从“法国”立场出发。在赞扬了英国十八世纪以来在报业上的辉煌成就与堪为楷模之后，不忘总结法国大革命与报刊，以及给法国留下的精神遗产；回顾了华盛顿邮报的成长历程，就要与法国的全国性报纸《世界报》两相对照。为什么法国的报纸长期陷于困境而杂志业却在全球领先？法国的国有和私有广电体制各有何利弊？这样一种关注本国的态度值得学习。

作者眼中的媒介，并无施拉姆笔下百年更替变迁的淡定从容，而像在政治场域的风暴波涛中颠沛起伏的一叶扁舟。在他笔下，从诞生伊始的报纸开始，司法追究、腐败、课税、贿赂、压制、审查等重重阻碍危机便无时无刻不追随在各种媒介身边，欲使之堕落、削弱、死亡；而媒介又发挥着形形色色的功效，来改变和影响其受众乃至整个社会：为自由而斗争、为事实而追求、启蒙、娱乐、诽谤、宣传、战争手段、冷战武器、外交工具……

而作者的媒介实践和从政经历，又为他高屋建瓴、放眼四海地探讨一些问题提供了帮助。例如在探究广电体制的国有/私有之利弊时，他便娓娓道来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的发展及特性。而关心政治与媒介之互动，也时常谈论媒介组织的架构和经营模式，并探讨因之而来的对媒介内容与形式的影响，这些思维方式使得本书时常带有某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即便不是贯穿始终的。同时本书也相当辨证地考量一些关键问题，例如今日媒介之发达带来的关于信息透明与保密之争，作者既给予了信息透明在反对独裁推进民主的进程中以足够的重要地位，又从私人生活秩序、政治领域机密等方面探讨了一定程度上拒绝媒介介入的必要性。

而他时时流露的精英主义立场，关心政治远甚于今日我国学界开口闭口不离“产业”、“经济”的一批“传媒专家”，这或者也会让老一辈新闻学研究者感到一丝亲切？他以自己在任时亲身经历提出，国有电台赢得听众未必要靠提供大量庸俗逗乐的节目，一反常规地取消一些粗俗节目，提供“引导”听众品位的节目，反而在三年后取得了成功。他认为，揭露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事件的马特·德拉吉“从根本上无异于”那些“小道消息”和“花边新闻”的爱好者，而“我们曾在一个世纪之前看到这种‘小道消息’在美国令人作呕的繁荣景象”。因为德拉吉带来的风潮是为了抢独家、头条新闻而不再顾及媒体的严肃、严谨、道德和责任。以及，就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此事而言，他觉得揭示了大西洋两岸的鸿沟：“欧洲舆论认为，美国总统的性生活应该在其没有被判定为不法行为之时避免一切司法界或传媒界的询问。”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本书的体系性并不明显，也缺乏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或理论基础；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仍让人有蜻蜓点水之感。当然这或许也与本书来自系列课程讲义有关，也与其写作旨趣有关：“本书的目的不是成为最渊博的著作……我仅建议集中主要注意力在西方世界——几个世纪来最近几十年的一种自由发展过程，为那些因重新发现战争色彩并为准备将来战争而忧虑的市民服务。”（唉，这个句子远不是本书译者最差劲的表现）

以及，如MW所说：看来法国的官僚也堪比我国最左的知识分子啊——当然，在中国“左派”本身就是个那么模糊含混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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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笔记, 西方, media, 媒介史, 政治, 书评

我们打趣：“不就是质量有问题的相机吗？”呵呵，把无法控制质量的产品打上另类的标签高价出售给为艺术不惜代价的顾客们，好赞的营销手段——只是个玩笑，绝对没有嘲笑horse的意思。

只是后来再想起，还是觉得很有趣，现代人真有趣。

工业社会追求标准化、大批量，质量体系的精确控制，诸如“ISO9001”云云。我们追求最优功能，追求建立在严格因果律基础上的产品——按照说明书，怎样的操作会带来怎样的效果，不能达到，要求退货。

从本雅明开始，艺术迫不及待和工业化与批量复制划清界限。但除了处于巅峰的极少数天才大师，大批艺术家们还要吃饭，而如何与工业化结合成为解决饭碗的关键所在。后来有了创意产业。以艺术之名，创意产品明明是批量生产、机械复制，但一定要强调独特性、原创性、以及不确定性——除了Lomo相机，另一个设计实例是horse给我举出的：只能随机播放歌曲的ipod shuffle的热卖。他甚至以horse式的热情和诗意，向我描绘乘坐火车慢车旅游、随性停站下车的人群。

而且这样的不确定性还是反效率的，不计成本的。Lomo相机通常要用胶卷，而且呼唤你不必在意一切随手就拍乱拍最好，当然拍了还是要冲的。比起数码相机它真的很费钱——但它是艺术，而且是不需要你自己有技巧的艺术，诚如一些关于Lomo的描述：“千万别管光圈、快门……放松心情想拍就拍，别在意角度、别注重姿势”、“随意就是潮流，解放传统就是时尚。不要想，随便拍……这就是LOMO，热爱生活，随心所欲的拍摄方式”。真是低门槛的艺术啊，本雅明们大约未曾想到。

这样的一种现象，究竟是现代人矫情的自我欺骗，还是一种暂时的放弃与逃避：我们太累了，要控制一切，要确定一切，让我们暂时掷骰子决定命运吧，爱谁谁吧！

人类有了报纸，后来他们每天看报纸，了解大量和自身全然无关的消息；人类有了电话，后来他们还要手机，随时找到别人和被人找到；人类有了互联网，后来他们还要移动互联，主要用途除了把处理公务邮件的时间延伸到上下班地铁和休假时间外，或许还有坐在马桶上上MSN泡mm、开会的时候偷偷玩游戏、互相交换女星艳照或看看八卦凶杀的社会新闻。——当然，以女性主义者MW的观点来看，这都是男人们干的事，他们整天想着的除了性就是撒尿画地盘。

总的说来，人类疯狂地发展媒介、使用媒介，并似乎想用媒介占领自己所在的一切空间和时间。想想自己一天中除了睡觉还剩多少时间完全脱离了媒介、脱离了对信息的摄入？经典的信息论里，香农说，信息就是对不确定性的消除。我们终其一生、变本加厉地进行着消除不确定性的活动，如果有一天出门没带手机、三天没上网、一周没看电视，一定有人觉得魂不守舍缺乏安全感以及无所适从。

然而我们却要玩Lomo、听ipod shuffle、搭慢车旅游幻想着可能出现的浪漫艳遇——为的是不确定性，以艺术之名。

真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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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艺术, lomo, media, 不确定性

大家说，报纸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还是有点热的，但归根到底是要下山的。

在谈媒介发展史的时候，总是要被提起的规律是，新媒介形态的出现不会让旧媒介完全消亡，而是促进旧媒介的转变。但现在看来，报纸在不远的未来的存在，大约也就体现得跟毛笔之于现代中国人一样，用作怀旧或艺术或其它用途例如印有广告的包装纸。

2005年中国的报业终于出现了转折点：20年里全国报业的广告增长率猛跌，在北京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北青、北晚等传统广告大户的业绩一跌再跌，连续11年居全国单张报纸广告收入之首的广州日报，今年广告额同样是负增长。纵然有国家对房地产、医疗保健等行业的宏观调控等因素，但总体看来，其它媒体广告额均保持上涨，网络媒体节节高升，惟有报纸凋零。2005年不可谓不是一个里程碑。

上周的一个晚上去听日经BP社的《日本经济新闻》原副总编的讲座，关于日本报业动态。日本是世界第一报业大国，7000多万份的总发行量比美国还要多2000万份，而分别超过1000万份的读卖新闻和超过800万份的朝日新闻，也是其它报纸难以望其项背的。然而就在这样的国度，报纸同样面临危机。这次日经和上次朝日的高层人士的讲话均显露了这样的危机意识。

日本报业高峰是在1997年，此后呈停滞和下滑趋势。日经BP社作为传媒集团拥有报纸、数据库、网络、广电等多项业务，但报业是其事业发端，也是其它业务的基础。报业的下滑仍旧受到日经的重视。日经一方面加强了网络和数字媒体业务，一方面通过裁员、人力资源的合理化调配重组来保证利润。这位原副总编也承认新媒介对报业的冲击巨大，提到了西方和日本都已广泛流行的“报纸三十年后消失说”，但他本人并不认为会如此。

他还特别提到了韩国的Ohmynews（这里是英文版）网络报纸，数万群众充当其记者采写新闻的新媒介。在演讲后，他回答我的提问时认为这样的媒介的出现，与韩国人的民族性和文化特征有关，因此在中日等国未必会那么兴盛。

在我看来，报纸的消亡似乎是难以回避的趋势了。目前的障碍都只是时间问题，例如成本、易得性、习惯依赖性等等，随技术发展将来都自然有更方便、便宜、自主性互动性可搜索性强的数字媒介硬件来替代目前的纸质媒介形态。然而如果超越媒介形态层面，将报纸作为一种信息组织方式——例如把Ohmynews看作所谓的“网络报纸”——考量的话，那么它不过是换个平台生存，当然其组织方式、语境和话语都将迥异于前。

作为媒介组织的报纸，其延续将有赖于在新时代的转型成果。它们具备的天然优势是丰富的新闻采编经验、广泛的人脉及社会资源、长期积累的公信力和权威形象。需要做的只是转变观念，跟上技术发展的新舞步，做好移植和转型。

但是从根本理念上，报纸要走怎样的道路呢？例如日经的策略就是要进一步加强新闻专业化和权威性，但Ohmynews显然走的是“草根新闻学”（grass-journalism）的路子。在这样一个人人可做记者、人人写作、人人出版、人人发布信息的时代，究竟哪条道路更适合报纸的商业化生存？这大约还要继续观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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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media, new media, 报纸, 报业

一、关于媒介分类问题

说一些我的看法，欢迎讨论。
1、可以有多种媒介分类方式，不同方式决定考察重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如分为史前、印刷、电子；分为信息存储、信息处理、信息传播等。我们依据使用目的和使用过程中相应特征将众多媒介归类在三个传播领域中：

人际领域：包括一对一的口头/非语言表达形式、其内容没有受到外界媒介的刻意建构或影响，其中也包括人与人通过电脑的传播，电脑程序充当代理人角色。交谈、书信、电报、传真、电话、寻呼、E-mail、bbs、在线聊天（聊天室、ICQ等）、在线游戏（mud、在线棋牌）……

广播领域：包括有中介的，由少数人到多数人的视/听传播形式，其内容经过高度建构并按照次序呈现给受众，从开始到结束，它以相对固定的位置和预先决定安排好的时段传播出来。表演、话剧、电影、广播、电视、MTV、音乐录音带及CD……

文献领域：包括有中介的，从少数人到多数人的文本/图象传播，其内容经过组合建构并主要通过可携带媒介呈现给个人。也包括存在于计算机网络如万维网上的页面电子形式。受众以更为自由主动的姿态选择接受其内容。书籍、报纸、杂志、会议记录、备忘录、数据库、www方式浏览网页、超文本
（hypertext）文献、超媒介（hypermedia）文献……

2、三个领域相互区别的主要特征：

人际领域 广播领域 文献领域

流动与控制 无中介 有中介 有中介
双向 单向 单向

呈现与格式 口头/表达(语言文字) 可听/可视 文本/可视
松散建构 有建构 有建构
非线性/线性 线性 非线性/线性

接收与限制 同时性 即时性 自由选择
交互的 被动的 主动的
时空取向皆可 时间取向 空间取向

3、相关的一些说明：
——很多特征都是相对比较而言，并非绝对。如流动与控制中的单向、双向等。
——中介在此处不包括技术手段和工具，如电脑、电话等，而是指那些对信息流动和内容具有控制能力的力量。
——人际领域依赖口语和非语言表达、以及口语化的文字；广播领域则主要是视听语言；文献领域则以书面文本为主，但也出现了可视可听的内容。参考我在“人性回归”一文中所写，目前这几个领域随着网络传播出现了融合或者界限的模糊。
——广播与文献领域的一大界定方法是看存不存在非线性的参与方式；另一大差别则是分别属于时间取向和空间取向。
——超文本和超媒介让文献领域从平面二维存在变成了三维、四维空间。出现了深度和时间。
——上述的领域区分也非绝对，同一种媒介形式随着用途不同可能分属不同领域，如E-mail通常属于人际领域，但在电子商务网站用来作邮件列表促销时则进入广播领域。

二、对于所谓媒介变化六大原则的解释

大家可以自己找些个案来分析。

网络传播必然带来媒介的变化。而考察媒介的变化和预测它们将来的变化可以从以下六大原则入手：

1、共同演进化与共同生存原则 coevolution and coexistence principle：

一切形式的传播媒介都在一个不断扩大的、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以内共同相处和共同演进。每当一种新媒介形式出现和发展起来，并不是简单地代替旧有媒介形式，而将长年累月和程度不同地影响其它每种媒介现存形态的发展。

2、形态变化原则 metamorphosis principle：

新媒介不是完全自发和孤立的出现，而是脱胎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当比较新的形态出现时，比较旧的媒介形态就会去适应并进化。

3、强势特征增强原则 virtue intensifying principle：

在新媒介出现后，较旧的媒介形态进化的一个趋势就是使得自身的强势特征进一步增强，充分发挥本媒介形态的优点，也使得每种媒介形态更加个性化。

4、传承原则 propagation principle：

新兴的传播媒介形式从原有媒介形态中继承了相关的特征，并通过语言等传播代码传承和普及。（熟悉的桥梁bridge or familiarity：一种假设，即新的人类传播形态如果不呈现与早先的或现存的形式有熟悉的联系（桥梁），它们将很少能被采用。）

5、机遇和需要原则 opportunity and need principle：

新媒介并不是仅仅因为技术上的优势就能被广泛采用。开发新媒介技术并投入应用，总是需要有机会，还要有刺激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上的理由。

6、延时采用原则 delayed adoption principle：

新媒介技术要想变为商业成功和真正投入大规模社会应用，总是要花比预期更长的时间。从概念的证明发展到普遍采用往往需要人类20～30年的时间。
（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theory：埃弗雷特·罗杰斯提出。认为一项发明的突出特点受到社会成员理解的程度，决定了它的采用率。而影响理解的五个要素是：相对的便利性、兼容性、复杂性、可靠性、可感知性。S形扩散曲线。）

三、网络社会的崛起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nuel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 Age: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三部曲第一卷

另外两本The power of Identity认同的力量, End of Millennium千年的终结

本书主要叙述新信息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动力，以自己对亚欧美的研究为基础，以确立一个有系统的信息社会理论为目标，考察当代世界信息技术的基本性影响。

比较核心的一些观点：

全球经济目前表现的特征是信息、资本和文化沟通的同时交流与交换，这些流动秩序与条件既是消费又是生产。

网络本身反映以及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网络与其承载的交通相当程度处在国家管制规定之外，对信息化流动新方式的依赖造成处在控制信息化流动位置的人的巨大权力。

现在主要的政治竞技场是媒体，而媒体却不是在政治上可以负责的。

全球化使整个国家和人民都变成多余的，被排除在信息网络之外；调查文化、制度和网络企业的组织，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与就业的转化。一些趋势的加速将影响到失业群众、工作弹性化和劳动个人化，并将造成一个高度分隔的社会结构。

媒体文化（“真实虚拟”的文化）、都市生活、全球政治、时间性质的技术变迁的影响和暗示。

看起来相当大而化之的结论，但是毕竟是通过600多页书在论证而不是空谈，其中不乏道理。

他所指的网络并非互联网，通信网或狭义上的物理层面上的网络，更为广义的network，也包括了相应的社会生产消费方式、信息流动方式、制度结构等等。

在导言里他提出：我们的社会逐渐依循网络与自我之间的两极对立而建造。很有道理和启发性。

“在财富、权力与意象全球流动的世界里，对于集体或个人、认定或建构之认同的追寻，变成社会意义的基本来源。……在一个普遍充斥着组织崩溃、制度丧失正当性、主要的社会运动消失无踪、以及文化表现朝生暮死的历史时期里，认同变成是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意义来源。人群越来越多不是按照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按照他们是什么，或者相信他们是什么来组织意义。”

追溯技术、社会与历史变迁，带来对一串概念的梳理。

社会的组织过程，被历史决定的 生产 / 经验 / 权力 关系所结构，三者分别是 人与自然 / 人与自我 / 人与他人 的层面。

生产以阶级关系组织，阶级关系决定消费与投资关系中产品的分享和使用。

经验围绕性别和性欲关系而结构，历史上以家庭为中心组织起来，特征如男性支配女性。家庭关系与性欲特质sexuality构建人格，并架构象征互动

权力建立在国家及其对暴力的制度性垄断上

——人类间象征性沟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生产（及其互补的消费）、经验与权力的基础上，随着历史而结晶，产生了 文化与集体认同

技术是劳动和物质关系的特殊形式。

占有和控制剩余的结构性原则，表现了生产方式的特征。

新的信息发展方式（发展方式是和生产方式并列的概念）中，生产力的来源在于产生知识、信息处理和象征沟通的技术。知识和信息无疑是一切发展方式的关键，但 信息 发展方式 特殊之处在于：针对知识本身的知识行动，就是生产力的主要来源。

——由此提出“信息化社会”informational society（不是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的概念。不否认信息化社会在文化和制度上的多样性，但是“信息化”表明了社会组织之特殊形式的属性：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递成为生产力与权力的基本来源。

阿兰·图尔纳：“在后工业社会中，文化服务已经取代了物质财富在生产核心里的地位，捍卫主体的人格和文化，以对抗机关和市场的逻辑，取代阶级斗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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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笔记, Internet, Manuel-Castells, media, Roger Fidler, 媒介分类, 媒介形态变化, 传播学

长假归来，我看到的第一篇有关报道标题即是：“清华博士生砸死邻居续：曾是清华优秀团干部”（青年时报）。震惊，于是搜索之。然而在浏览各方信息后，我感到失望与不平——媒体，你们有何资格充当宣判的法官？报纸、网站的有关记者编辑，你们的职业道德何在？专业素养何在？

最早报道此新闻的，似乎应该是浙江《青年时报》的“谁挡我建房我叫谁死 博士生卷入缙云山村命案”，当然原标题是否如此我无法断定，原因众所周知——中国的网站素来喜欢在转载新闻的时候由编辑“画龙点睛”地戴上最耸人听闻香艳刺激的标题。这一篇和上文中的后续报道出自记者毛剑杰、金伟锋、王嫣、柴鸿，而后被大江南北的纸媒体和大小网站，改头换面或一字不换地转载、摘编，迅速成为大众眼中热点事件。

阅读诸多报道后可得知：

1、在因建房而起的邻里纠纷中，董卷入数十人的斗殴事件，董母伤重入院，对方一人因伤致死，而后公安机关将董家四兄弟刑拘。案件仍在调查中。如报道中称：

“缙云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负责人陈伟坚证实，事发后不久，董秀海四兄弟即被当地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陈表示，由于目前此案正在侦查中，所以不方便透露更多细节。”

既然事情未有结果，为何大标题、小标题纷纷称“清华博士砸死邻居”、“博士杀人缘于邻里纠纷”？我国正致力建设法制社会，即便证据确凿的罪犯在法院正式宣判前尚须称之犯罪嫌疑人，何况这样一起乱斗中尚存颇多疑点的案件？从各方面信息看，有没有可能死者并非董所杀？完全有可能。哪怕仅有万分之一可能性，那么这个因媒体宣判而背负莫须有罪名的年轻人，将面对怎样的人生未来？记者在“搞到大新闻”的狂喜中，编辑在“人人抢着读”的自得中，完全忘记了为人的起码良知，为新闻工作者的起码社会责任感。至于网站编辑们，甚至都不值得指责，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新闻工作者，只是为了眼球、点击、饭碗的奉命剪贴工；然而又不得不指责，因为他们在类似事件从地方性爆炸为全国性的过程中“功莫大焉”。

2、有关报道采访对象为死者家属、匿名村民，均是对董的负面评价和描述。包括最关键的细节（董秀海以木棍砸马开亮后脑）和平日里的言行（横行霸道）等，均出自“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邻居”、“另一位村民”。现场并无记者在。然而我们却从一些报纸上看到了如临现场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就像下面这段《东方早报》记者戴虹红、葛熔金的神来之笔：

“此时正在田里干活的马开亮闻讯赶来。董秀海和他的3个哥哥手持木棒等凶器冲上来将马开亮摁在地上一阵乱打。董秀海看到一旁的马丽丹时，又冲过去一阵拳打脚踢。扭打中，董秀海用木棒猛击马开亮后脑，后者当场被打破后脑，昏倒在地不醒人事……”

两位名妓，你们以为是说书还是写小说？这是一桩命案啊。而信息时报的报道，也很难看到新闻基本的平衡性、中立性原则。

3、在那篇“砸死续”的报道中，浙江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杨建华这位专家评论道：

董秀海的道德水平并没有随知识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不具备一个社会公民最起码的道德修养规范。这是导致马开亮案件悲剧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因。董秀海的博士身份，使得他具有相当的优越感，心理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他希望无论在哪里、在什么事情上，他都是最强的。

杨专家有何信息依据可以做此判断？建立在虚无的事实上的评价，是不是一种倚赖专家身份的话语霸权？我倒想对杨专家发出评论：杨专家的社会责任心似乎也没有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他的专家身份，使得他具有相当优越感，心理上高高在上，他相信无论在什么事情上，无论是否了解事情真相，他对他人主观的评判都是不会有错的。

还有一位心理学副教授，也是一路货色。

4、在董的母校，他的同学、朋友通过网络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大多数反映了与目前媒体报道所勾勒的董秀海形象相反的一面。例如董的好学、亲和、奋斗等等。但这些声音迄今没有被媒体采纳（至少我没有看到）。诚然，不论是一个多么正直、善良、高尚的人，也存在杀人的可能性；董无论有多完美的过去，也不会影响他是否杀人的事实。但媒体为何不倾向于使用这一面的声音？为何不进行平衡、中立的报道？我的猜想是，有关的编辑、记者，他们愿意相信并使其读者相信董是杀人者，同时有意无意地将他的杀人同其博士尤其是“清华博士”身份相联系，进而去符合他们对这一标签的刻板印象：高分低德、心理障碍、娇纵、冷漠不平易近人……于是董秀海被强行圈入一群人，这群人至少包括刘海洋、马加爵……他们不是具有个体差异的人，他们是“大学生”、“清华学生”、“清华博士”。斗殴杀人是新闻吗？不是。清华博士杀人就是新闻。

从大多数受众而言，他们喜欢这样的报道、这样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他们也喜欢绘声绘色、刀光剑影、戏剧性、强者倒霉、刺激火爆。这样的事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吗？是和人们切身利益最紧密联系的吗？不是，但它是最娱乐的——除了对卷进事件的极少数人而言。在阅读或报道“清华博士杀人”和阅读或报道“亮晶晶感情破裂”、“林志玲隆胸内幕”之间，有什么本质不同吗？没有。《青年时报》的记者或撰写耸人标题的网站编辑们，是在关心正义道德、做社会守望者吗？不是，他们关心的是报纸销量、网站点击、市场、广告、名声、奖金。于是，媒体与受众在娱乐中达成共谋。

值得庆幸的是，许多人拥有足够的媒介素养、理性和良心，他们在呼吁理智和公平。衷心希望这出悲剧能早日水落石出，正义得以申张。而不论事实为何，董秀海已经因媒体的行为遭遇了不公平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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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董秀海, media, 博士, 媒介伦理, 清华

文章我看了两遍，不论从英文写作或者新闻报道的角度来看，都是相当地道而专业的，条理清晰，力求客观、中立、多方面报道，让我受益匪浅。她在写这篇报道前半个多月就和我交流过，我提供了一些资料和链接供她参考，出来的文章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关于“blog在中国”的英文报道（当然，总共也没看过几篇，呵呵）。

当然，报道仍然像境外媒体所习惯的那样，涉及政治；但我觉得它是以政治的视角，而不是“泛政治化”的有色眼镜来看待blog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作用与意义。二者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谈到Great Firewall、屏蔽blogspot、中国blogger的自我审查与政治环境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将blog的作用、意义仅限于政治领域。一些细节也力求客观、平衡和提供各方面声音，例如既谈到德国之声评委对“狗 日报”是隐喻和象征的看法，也引用猛小蛇自己的话来declined to explore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he created in the Dog Newspaper；提到了“博客中国”和cnblog，也提到了“博客中国”受到的一些指责；谈到了“日企维权”、“兰州拆迁”等blog，也引用水木清华的sorrowrain的话来说明技术既带来自由也加强了控制的力度降低了控制的成本。

作者采访到了猛小蛇，此君说话蛮有分寸蛮狡猾。

关于“我不是博客”，这两段读来颇有趣味：

Made famous by Mu, the Chinese term for blog – boke (pronounced boh-ke) – was coined by Fang’s company. But Mao and Zheng don’t like the word, saying it stains the meaning of blogging because boke has since been understood as an online diary purely in Mu’s style.

They say they also fear the democratic and open nature of blogging will be ruined by the commercialisation advocated by the word’s inventor, Fang, who has been criticised for publishing users’ articl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for not paying a copyright fee while providing a blog-hosting service. Fang declined a request for an interview.

当然我也有些不同意见，例如，don’t like “BOKE”的原因不仅仅是害怕被误解为“木式博”，反对的还包括：这个翻译根本无法区分blog/blogger/blogging，有人非要给你扣“boke”这个帽子，还有把一切东西都boke化的厚颜无知行径，以及极少数boke的嘴脸等等。

下面是这篇精彩的报道（特别声明：商业网站转载请务必先征求原作者意见！）：

Monday, January 17, 2005 Don’t be led astray�

By Joey Liu MAINLAND BLOGGER Aggressive Little Snake was upset when he lost his mobile phone on a recent trip to his home town of Xuanhan in Sichuan province, but he’ll soon be compensated with a new Apple laptop valued at 50,000 yuan. It’s an award for his weblog Dog Newspaper, which was voted Best of the Blogs in the world’s firs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run by German state broadcaster Deutsche Welle. Launched in 2002 by Yan Wenbo (his real name), the newspaper at www.18mo.�com is devoted to dogs. Put together in a collage style, the blog shows the unfair conditions that dogs suffer on the mainland and in other parts of Asia, compared with the treatment of animals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 blog also tracks the stranger and more curious aspects of a dog’s life, such as a match-making service, which Yan jokingly refers to as “dog prostitution”, dog begging and those lucky few that live as luxuriously as their owners. “The jury members saw the winning blog as a successful metaphor for the situation of people living in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said Guido Baumhauer, online editor-in-chief at Deutsche Welle, organiser of the International Weblog Award 2004. “The blog is a good example of weblogs bringing up an issue that isn’t tackled by the traditional media.” Blogging, a relatively recent tool for ordinary people to publish their views online, has been a hit on the mainland. First introduced in 2002, it has reportedly drawn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users, with the figure expected to reach three million this year. However, although blogging is seen as a promising new medium because of the freedom of speech it allows, bloggers on the mainland are cautious, by and large, about broaching one topic: politics. Even Yan, the creator of what the jury decided was the best blog in the world, declined to explore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he created in the Dog Newspaper. “I admit that I intentionally made the contrast to show the inequality of dogs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worlds,” says the 33-year-old dressed in a pink shirt, jeans and sneakers. “But I would rather not elevate the meaning to the political level. If you interpret it as a parable on human rights, it’s your own interpretation. And I encourag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my blog.” The political parallels seem clear. As a dog lover and “father” of a Labrador and a schnauzer, Yan says he’s inspired by George Orwell’s Animal Farm, which tells of how a group of animals fall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ir revolutionary leaders, who have expelled the farm’s human owners. The ironic style of the blog can be seen from its Chinese title, gou ri bao,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either as “the dog newspaper” or “f*** the newspaper”. But if Yan’s blog is a parable, why does he shun spelling it out? “I’m unwilling to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he says. “If one day I mess up and it’s all over, where would the fun be in that?” Eloquent and witty, Yan is liable to judge things by how much fun he has. Politics is something he classifies as “having no fun”. As one of the earliest bloggers on the mainland, Yan knows what will happen if he’s not passive enough. In January 2003, the government blocked all access to blogspot.com, the server that hosts all blogs registered on the US-based portal blogger.com. It suspected a user on the site was publishing proxy server addresses that allowed others to circumvent the so-called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a system of policing the internet to filter out politically critical content. In a country where the internet police are always alert (with 30,000 of them reportedly manning the Great Firewall), blogging spread slowly at first. Then, in November 2003, along came Mu Zimei. With explicit details and real names, the Guangzhou-based woman’s sex diary was such a huge hit that user registrations at blogcn.com, the host site, rose to 160,000 from 20,000 by late 2003. There was a similar influx of registrations and visitors to other blog-hosting sites. Mu’s highly personal style was enormously influential on blog designs, and broke down many taboos. Another blogger, Zhu Ying Qing Tong, posted photos of her naked body. Weng Fan, a 28-year-old graduate student who recently married an 82-year-old conservative physician, Yang Chenning, is also an avid blogger, who posts love poems between her and her elderly lover. “Now, blogs have become women’s powder rooms,” says Yan. “But it seems to be inevitable. There are two groups of people online: exhibitionists and voyeurs. Their existence is the product of our environment, which doesn’t allow people to talk about serious issues, and encourages them to talk about personal or trivial things.” Two main groups of people have been cruci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blogging on the mainland: CNblog.org and BlogChina.com. Shanghai-bas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pecialist Isaac Mao Xianghui and his Fujian schoolteacher partner Zheng Yunsheng set up CNblog.org and an online forum about blogging technology and culture. Beijing-based Fang Xingdong set up BlogChina.com in August 2002, roughly at the same time as Mao started his blog-hosting business. Made famous by Mu, the Chinese term for blog – boke (pronounced boh-ke) – was coined by Fang’s company. But Mao and Zheng don’t like the word, saying it stains the meaning of blogging because boke has since been understood as an online diary purely in Mu’s style. They say they also fear the democratic and open nature of blogging will be ruined by the commercialisation advocated by the word’s inventor, Fang, who has been criticised for publishing users’ articl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for not paying a copyright fee while providing a blog-hosting service. Fang declined a request for an interview. While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is blamed for having extinguished mainland bloggers’ enthusiasm for politics, Yan says that other factors are also at play. A key issue is China’s decades-old ideological education, which instils a sense of self-censorship in everyone. That’s exacerbated by new rules requiring all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to pledge self-censorship before they can operate. “Chinese are politically different from foreigners,” he says. “We study politics from childhood. We all have a strong sense of what can be said and what cannot. Reality teaches you to protect yourself. There’s a Russian blogger who writes his daily life in the tone of [Vladimir] Putin. But in China, can you imagine someone daring to do the same?” However, a few brave souls have begun to take up the blog as a communications and publicity tool, showing its potential. On December 17, strikers in a Japanese factory in Shenzhen set up a weblog to document how the local police were helping the investor stop the strike. The blog was spott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which reported the story. In another case, Tinyfool, a Chinese blogger, reported that a group of villagers in Lanzhou set up a blog in October to protest against the eviction and confiscation of their farmland by local authorities. In response, local officials set up their own blog to “clarify some facts”. It was a blog war. Seeing how the government was prepared to use blogs to fight back made some users fearful. As a blogger under the internet name of Sorrowrain writes: “While technology enriches the means of mass communication, it also enriches the government’s means of control. The cost of control is lowered and the control can be more powerful.” However, Yan hasn’t lost his faith. Two months ago, he quit his job as a sub-editor with China Business Post to join Fang’s BlogChina.com. He’s responsible for editing the website’s weekly online magazine, made up of the best articles published on the site within a week. “For now, the internet still provides the freest environment in China,” says Yan. “As long as you don’t take the joke too far, no one will stop you. It’s the place where I can have most fun.” “I’ve finished editing two issues [of the BlogChina.com's online magazine] so far. I’m now thinking of doing an issue with a red cover featuring a worker, a soldier and a farmer, like this …” Yan draws an elbow across his chest in a martial pose often seen on poster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s real socialism, isn’t it? I like jokes like that,” he says, w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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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题外话，看文章的最后两段，不禁有点感慨。我们的社会呈现这样一种趋势，一面是“主流媒体”和“喉舌”上，关于工、农、兵（老百姓）的报道和内容不断，但很大程度上延续着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一些话语习惯，和他们的描写对象渐行渐远无法贴近，成为一种“符号”；另一面是侵入普通人生活的“大众传播媒介”，在这些销量、收视率、阅读率最为巨大的市场化媒体中，真正有关工、农、兵的内容是缺失的，因为他们和广告无关甚至“有害”，但同时“工农兵”作为另一种符号，一种时尚、流行、有趣、“joke”、视觉化的东西被应用，就像上述在线杂志的红色封面。

另一篇有关的近期文章是《经济观察报》的《Blog：一种大众消费品》，作者是我的另一位记者朋友。坦率的说，它和《南华早报》的报道是有差距的。

当然，中国记者往往会把文章写得既像报道又像评论。严格来说，本文属于综述/评论文章，不是新闻报道，带有观点。所以要求它客观、平衡、中立报道是困难的。作者按照国内此类文章的一贯写法，没有第一手的材料，代之以广泛收集的资讯，附加上作者本人未必准确的观点，按照某种视角和框架整合成文。

从文中摘出一些句子：

• 2005年伊始，原本是话题中心但与大多数人关系不大的blog有成为大众消费品的趋势。
• blog这一新兴工具进入中国，大致存在两个源流：一方摇旗呐喊，一方埋头实干。
• 过去两年，围绕blog的定义以及译名，国内网志作者分化为两大主要阵营。
• 在围绕网志的争论中，网志被描绘成了一种精英行为，承载了太多的社会使命，它的业余精神反倒一直被忽视。
• 人们往往给网志贴上革命和草根之类的标签，但在冷静的投资人眼中，网志更应成为一个大众消费品。

和前一篇英文报道参照来看，不难发现，作者在以一种报道客观存在事实的态度和笔触，来陈述自己的观点，对于大多数读者，他们会认为：哦，这就是目前的现实，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作者只是在介绍。而实际上呢？“大众消费品”的说法严谨吗？大众基本上还没为这个花钱。“博客中国”除了摇旗呐喊，难道没有实干吗？恐怕还是干了些什么的。网志作者真有所谓的两大阵营吗？我不认为有所谓的阵营存在。在争论中网志真的只是被描绘为精英行为，业余精神“一直被忽视”吗？这只是作者行文需要的一个承上启下句吧。“冷静的投资人”？我还觉得“博客是一个风险非常高、回报非常高的领域”的说法非常之弱智呢。……总之，这种报道和评论杂糅、把观点伪装成事实的写法是危险的，是无益于读者了解事实真相和独立思考的。

当然这不完全是作者的过错，包括编辑乃至媒体机构的要求、设定和修改，包括社会风气潮流。我也写过类似的文章。就算是自我批评吧。

黄在发稿前曾给我看过本文的草稿，和现在经过编辑删改的有些不同。原名叫“blog的幽灵”，不妨对照上文摘出来的句子看草稿中的句子有何不同：

• 第一句（草稿中无）
• 第二句（没有不同）
• 第三句（没有不同）
• 第四句：在方兴东和毛向辉的宣传中，网志成了一种精英行为，似乎承载了太多的社会使命，而业余精神反倒一直被忽视。受制于新闻和信息流动制度，网志在中国最有可能的形态，恐怕还是业余爱好
• 第五句：具备精英气质的人往往给网志贴上革命和草根之类标签，但在冷静的投资人眼中，网志更应成为一个大众消费品。

草稿的结尾是：网上杂志《沙龙》的声音言犹在耳：“忽略这样一种力量，也许会是一种错误。”政治或者商业，忽略网志将是一种错误。——当然，本文有关政治的所有内容都被编辑拿掉了，毕竟是“经济”观察报嘛。只是可惜，关于经济，或者商业的视角，本文同样做得不够好。

同时编辑还删掉了这样一句话：

一位网志作者maomy评论说，“今年中国有什么独家新闻是从blog发出的吗？有什么舆论监督是由blog进行的吗？有什么社会动荡是由blog引起的吗？有什么历史进步是由blog促成的吗？孙志刚、宝马、黄静、SARS、马加爵、农民调查、拆迁、艾滋病、西安体彩……这些事情的进展跟blog发生关联了吗？台海局势呢？天气预报呢？物价呢？”

其实文章作者是想借此说明他的观点：blog并未改变中国的话语权结构，它并不像其狂热鼓吹者说的那样无所不能。这引语出自我一篇旧文 Blog会被像杂草一样割除吗？另一篇旧文太阳底下无新事——媒介史视角下的blog中也有我对此的相关看法。

Anyway，这两位好朋友写出了两篇言之有物的文章，颇有启发。她和他也将以前一些被媒体忽略的事实呈现了出来。感谢他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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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blog, 经济观察报, 记者, media

从一开始女足的8球惨败，到李卓的意外失金，王克楠鬼使神差的落水，再到体操队的接连“跌倒”，林丹的首轮出局直到男单的全军覆没……郁闷一波波来袭，还好意外的惊喜总是不失时机前来补偿，洗东妹的闪电夺金，朱启南恍若置身事外的第一，贾占波那“天上掉馅饼”般的胜利，李婷/孙甜甜两位姑娘的超完美风暴，王旭的摔跤首金……
——1、那些太想要的、太觉得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往往越得不到；2、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3、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雅典娜在把王克楠和萨乌丁推下水之后，心怀愧疚地把美国人的枪口拨了小小的角度。

滕海滨的金牌，中国体操队唯一的金牌，发生在那些媒体争先恐后把脏水泼在这个在团体赛中多次失误的年轻人身上；男篮大爆发，姚明再发威，李楠在世界冠军面前投中的三分比他前面所有场次的加起来还多，1分，奇迹般的胜利！如果不是世界冠军就此被送回老家，保不准大家又要猜测一桩笑纳人情的美事，幸亏有了塞黑人的眼泪来帮我们洗涤清白。腾海滨和中国男篮，都抡圆胳膊抽了王八蛋媒体们一记大嘴巴，抽的是那些落井下石说滕“超低水平的拙劣发挥有目共睹”的《天府早报》们，抽的是那些此前就直接忙不迭用大标题宣告男篮“梦碎”“回家”，因梦六失利而嘲讽哈里斯无能的人。
——男儿当自强，面对闲言碎语无良宵小，走自己的路，让时间和事实来证明谁是乌龟谁是好汉。

杜丽的首金造就新一位“美女选手”，唐功红的力挺100金同样让所有观众为这陡增的10公斤心脏停跳然后又瞬间爆炸。然而苍蝇般的记者们包围了杜丽，对于陶璐娜、占旭刚，被遗忘和被冷落，甚至是被中伤和被挖苦。从这些对比里你简直可以总结出一百条定律。——1、中国人特别喜欢数字和象征，这后边是幼稚？是形式主义？2、美女总是占便宜，射击和举重同样不属于普及程度高的运动，但今后一段时间内，围绕杜丽的采访、活动和赞助、广告大约比唐功红要多得多。3、成王败寇，新人换旧人，体育圈跟整个社会一样世态炎凉，甚至媒体人的天性凉薄还要更胜一筹。4、如果你不选择功成名就激流勇退，你就必须要做好一败涂地英名尽扫的准备。5、一份辛劳一份收获，没有十吨百吨汗水，关键时刻你啥都挺不了。6、如果你割了双眼皮，一定会被人八卦出去，没有不透风的墙……

谁最黑？裁判最黑！何影、谭雪的遗憾多少起于裁判，男花三剑客就更是被看不见的黑手生生抢去金牌。哦，错了，是看得见的黑手，连国际剑联的主席也当场说sorry，该裁判赛后更是被取消两年资格，但是金牌飞了。韩国人的金牌被裁判偷偷送给了美国，一波未平；涅莫夫被裁判黑掉后全场观众齐嘘十分钟，裁判竟然重新打分，一波再起。游泳、马术、举重、女足……裁判也是人，能够被原谅的“人都会犯错误”，不能被原谅的“人总想捞点好处”“人总是有所偏颇”。

谁说奥运远离政治？朝韩的联袂入场就是政治风向标。伊朗人拒绝同以色列人比赛，伊拉克足球队一赢球，布什的竞选广告里就以此证明给了伊拉克多少自由，球员们高叫不要布什的掌声，只要美国从伊拉克撤走。还有裁判问题，还有柔道设项、乒羽规则、击剑偏向……每个角落都藏着利益，藏着国家实力，藏着复杂的因素。

谁说奥运远离战争？看看我们每天读的新闻和评论，离开征战、将帅、斩杀、胜败、仇恨这些弥漫硝烟炮火血腥的词语，记者甚至都写不出文章来。语言对人类思维和社会的建构力量之大，在我们每天不经意间，一种思维方式或社会风气已经潜移默化。难怪输了被骂成民族败类，赢了要捧上九霄云端，难怪运动员压力那样巨大仿佛真要去捐躯赴国难。其实这本来是游戏，本来无涉生死，胜负乃常事，可是从语言文字里我们都在强化它的残酷一面。

谁最无耻？造假瞎编的媒体最无耻。《哈尔滨日报》爆料“钞票是刺激张国政的最好武器”称赛前教练向张挥舞信用卡给他带来的动力，立时大小苍蝇逐臭而来，甚至在当事人辟谣，李富荣怒称“没有实力，就是把银行搬来也没用”之后，仍有媒体评论所谓辟谣的逻辑，认为人喜欢钱天经地义，没必要把运动员搬上神坛。可是如果你们有脑子的话，这不是张国政能不能、该不该的问题，而是究竟有没有这样事实的问题。打个比方，甲最近娶了个老婆很高兴，乙却四处公布：甲娶老婆是因为想上她！甲出来辟谣说我爱我老婆！这时候乙的同党还要跑出来骂，既然娶了老婆都要上那就不要否认了，不要把你的爱情捧上神坛嘛！——乙为了上老婆而娶老婆是乙的权利，但不该把这样的动机强加给别人。我建议张国政和他的教练诉诸法律。

类似的假新闻还有一把，《新京报》体育版隔天就会出来几条，中国前三天势头旺就有新闻写团部要保三争二，接下来沉闷两天就写“眼看原定30金的目标难以实现”，可是记者哪只耳朵听见这样的说法了？而且还要用直接引语。

此外《长沙晚报》独家的两条消息曾让愤怒的国民炸开了锅，至今仍余波未了，那就是所谓中篮协高层人士称姚明是NBA惯出的毛病并因此要限制中国球员留洋，以及团部官员斥姚明直言是破坏分裂。我没有求证，但个人怀疑这是假新闻——这两条是《长沙晚报》的独家，而这个媒体或者这名记者都属于无名之辈，那么这些高层人士的话他何从知悉？如果是新闻发布会，那么会有多家媒体报道这些话；如果是打电话或者私下采访，我看还轮不到他，这家媒体也没有雅典奥运正式采访证，记者区、奥运村全都进不去，官员们又干嘛冲他发这通牢骚？如果我的怀疑是真的，那么这无疑是影响更恶劣的假新闻。

媒体其他让人厌恶之处多了，热炒花边就不算什么，势利凉薄也早在意料，可是当他们辱骂本国女球员“精神例假”的时候，让蹦了一天的赵蕊蕊对着镜头“再蹦一蹦”的时候，对满身伤痛的李雪梅报以讥讽“跑出业余成绩”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哀其没大脑的不幸，还是怒其没道德的不仁不义？

算了，还是感谢央视吧！只要你有足够肚量忍受其愚蠢，大约还是可以得到无数鲜活闹剧或段子材料，供你茶余饭后和朋友同乐。

英雄和庸才，惊喜与失望，名利与纠纷，政治和战争，花边与谣言，大众与媒体，生活中有的，奥运都有。奥运真精彩，如果你只看金牌榜，可真是损失惨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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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media, 奥运, 人生

今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刊登的文章《就“动用中国奥委会资金”一事 体育总局有关人士答本报问》，及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首页上的：总局有关人士答《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问。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配发的评论谈天说地: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完全个人意见：虽然评论说的是事实，但是有点肉麻-_-b）

起因：2004，“审计风暴”席卷全国

关于体育总局的情况，在今天《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中有所说明。其实国内一片骂声和境外的有所质疑，所针对的一些问题是理解有误、不实报道等引起的：

1、常识：奥委会和奥组委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组织，例如前者是一直存在，后者在08之后即解散；前者组织代表团参赛，后者办赛；前者的编制、劳资、部门、人员、领导、业务和后者是互相独立的……至于奥运会就更加是两码事了。许多媒体报道违背常识：动用奥运会的钱，挪用奥组委的钱，就算没常识，起码可以核实吧？如果连责任感都没了，还做什么新闻？《中国日报》的英文版网站最早把新闻翻译错误，将奥委会翻译成奥运会，虽然第二天他们就更正并道歉，但境外媒体已经纷纷转载并不乏出自想象的报道了。例如这篇：中国奥运会专项资金被挪用。再比如南风窗：2003年审计报告后的五大悬念 中，《中国审计》的主编写：“对于2008北京奥运会各项筹备工作，自然，也包括资金运用情况，应该说是举世瞩目的，然而，如此之巨的奥委会专项资金却实实在在地被挪作他用了。尽管我们最怕看到这类情况发生，但它终究还是出现了，出现在由国家体育总局与北京市政府共同派员组建的奥委会中。面对“双保险而无保险”这个事实”—— 为什么对完全不了解的情况可以写得如此掷地有声？以正义之名就可以？

2、这些钱没有一分钱来自国家拨款——贪污无从说起，滥用纳税人的钱之类说法是子虚乌有。中国奥委会也从未有过所谓专项经费。中国奥委会帐上资金主要来自市场开发及国际奥委会等体育组织拨款。其中国际体育组织拨款至今仍在账上，建房补贴等均从市场开发所得支出。

3、市场开发是商业行为，和社会捐赠完全不同。捐赠，例如给希望工程捐款；市场开发，例如做广告，运动队冠名，合作伙伴等，就好比联想、三星、麦当劳之于国际奥委会。二者区别明显。《奥林匹克宪章》要求国家奥委会“寻求能使自己在各方面保持自主的财源”。“凡是社会捐赠都归口到体育总局下属的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统一管理”——所以志愿捐款者的钱并不是盖楼资金来源了。

4、体育总局和中国奥委会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从领导到跑腿干事的，中国奥委会的人根本就是体育总局的人。这种中国国情下的特殊体制，是从70年代就确定的，或许也正是造成此次审计通报的最大原因。体育总局能不能用奥委会的钱？甚至根本上，这算是谁在用钱？中国特色的体制问题。

5、能否盖住宅的问题。文中提到“新建住宅入住职工中，绝大部分是为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事业有突出贡献的老运动员、老教练员、老体育工作者和目前在为国争光第一线的教练员、科研人员、协会官员，也有部分具有体育总局和中国奥委会双重身份的工作人员。”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和国际惯例，国家奥委会可以用市场开发收入给工作人员发工资、酬劳、福利（包括住房补贴）等，但中国奥委会一直没发过钱。如今入住这批人，算是得到了他们为中国体育工作的一些回报。有网民质问，既然正当为什么没有从别的途径？是啊，体育总局当了冤大头，本来应该向国家财政申请的钱，自己左手掏了右口袋的腰包，反而落得“动用”的下场。

6、职工补贴问题。文中回答：“过去，中国奥委会从未给一直承担着中国奥委会全部工作的总局干部发过薪金或补贴。自2002年开始，从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所得中，适当给予补贴，主要因为申奥成功后，中国奥委会工作量大大增加，还要完成许多在奥组委之外的与2008年奥运会相关的工作，各类筹备工作都需要有提前量。这项补贴发放之初就规定2008年奥运会后即取消。”其实这是有比照的，加补贴之前，北京奥组委处长级别的工资就比体育总局局长、副局长的工资高出一截；加补贴之后，同级人员相比，体育总局和北京奥组委还差不老少——当然这些没法在报上登，不然得罪奥组委了。至于该不该发钱，该发多少钱，我不评论了。

——综上，体育总局还是挺冤的。“挪用”“滥用”“贪污”“奥运经费”……子虚乌有。

为什么一直没出来澄清呢？

我个人的想法是：审计署这么大动作，似乎来自中央授意；如果体育总局马上出来澄清申辩，看起来好像是两个政府部门在对着干——为了反腐败潮流，为了审计署这把尚方宝剑的权威光芒，就算是黑锅，也得体育总局先背着。

为什么现在又出来说了呢？

也许是因为，舆论的发展已经出乎有关部门的意外。这已经不仅是体育总局的事，而且关系到08奥运等国家大事和中国形象问题。所以希望有所澄清。

这篇新闻的刊出，是体育总局和审计署双方商定的结果。

跳出这件事来看中国的新闻报道现状。

记者、编辑、媒体有多么不负责任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就像MW昨天的贵州山难·还我真正的白兰度——我们还能相信记者什么？！提到的贵州山难、白兰度生平等的报道中，记者出现的问题，就像我写的 记者不都是王八蛋 里涉及的有关情况。来看看今天各网络媒体对此事的处理吧！

全部是转载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原文，基本都是首页头条，或新闻中心头条：

奥委会网站、人民网的，上面有了；
新华网：体育总局就奥运资金使用情况审计结果答问——常识错误。
搜狐：体育总局就“动用奥委会资金”答问——这个比较实在。
国际电台网站：体育总局就奥运资金使用情况审计结果答问——哈哈。
新浪新闻中心：体育总局谈北京奥运审计，和竞技风暴：体总否认挪用奥委会资金，两者指向同一文章，页面标题为：体育总局就北京奥运资金使用情况审计结果答问——没话说啦，你转载人文章，瞎改标题作甚。

OK，这就是我们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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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media, 媒体责任, 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