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有意思的零散观点：

• 马克思主义理论曾赋予工人阶级很大希望，作为对现状进行挑战的政治力量。但目前，“工人阶级运动已经萎缩、减弱或彻底消失，这便暂时或永远悬置了阶级斗争的论辩”。在大多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看来，工人阶级已变成一群毫无生气的凡夫俗子，普遍受到媒介和通俗文化的操纵；对典型的法国文化研究者及德•塞尔托等人而言，主导力量已经能确立一种现状，抵抗却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继续发生。

• 自由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个体都具有真实的需要，承认个体是健全的中心化主体，主导性结构施加的对象正是他们。解放就是指消除不应该和不必要的施加成分。他们把媒介理解为以“非理性的”广告、暴力和性对个体进行压迫和操纵的外加形式。

• 新媒介对现代性的抵抗主要特性在于它们对主体状态（subjecthood）的复杂化，在于它们对主体形成过程的非自然化，在于它们对主体内在性及其一致性的质疑。

波斯特眼中一些经典的媒介批判：

• 杜亚美：未加深入研究便先入为主地否定媒介，是深层的心理需求，媒介的某个方面威胁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媒介的判断毫无锐气，沦落为攻击和谩骂。

• 阿多诺：这些人类彻底解放的鼓吹者竟然以技术决定论者的面目出现，工人阶级或民众群体被构型为消极被动且毫无生机，其批判逻辑：1、自一战以来工人阶级就一直未能成为一种政治上有效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力量；2、“文化工业”介于生产关系与政治之间，使辩证法丧失了理论锐气；3、资本主义文化之所以成功，一个主要原因是电子媒介，它们将权威声音引入了日常生活。他深陷自律/他律的二元律中，发现现代型主体：要么主体存在；要么主体被“消解”，只剩下一件物体，一群毫无生气的大众。“零度主体”是20世纪文化工业和法西斯主义双重灾难的产物。

• 哈贝马斯：早期认为，18世纪以来逐渐出现的公共领域最终还是受到电子媒介威胁，其民主化潜能因之失去效力。后来发展了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认为媒介将施加于可能交流的视域上的种种限制等级化，同时也消除了这些限制，存在“令人矛盾的潜力”；大众媒介只要单方面规定交流的流向，就会很大程度上增强社会控制的校验，但交往结构本身就内置了解放潜能的抗衡力量。他有限度地承认媒介的“解放潜能”。

• 本雅明：媒介的平等主义推动力，如把艺术品带给人民。但媒介潜在的民主化进展，按其实现方式完全可以逆转。并不存在任何能确保媒介特定政治方向的自动保证。

• 鲍德里亚：媒介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贬斥着表征的逻辑和自由主义/决定主义二元律，贬斥自由主体的型像。媒介的关键特征是引入一种不符合现代的任何形体的文化原则，还给现代政治的实践和观念造成极大破坏。人们渴望作秀表演和拟仿（simulation）。他认为“沉默的大多数”以客体政治中的极度服从和恭顺作为抵抗策略，但仍然是囿于客体/主体二元律的。

哈贝马斯与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的论争

• 共同点：同意社会理论必须优先讨论语言。对社会的早期取向是将之作为一个行动领域和一种制度结构，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符号层面的集中关注。

• 主要分歧：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们认为西方思想传统是一种主导性的话语结构，是批判的对象；哈贝马斯则认为这是新批判的立足点，力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和完成启蒙主义的解放规划。前者呼吁西方哲学传统的结构、人本主义崩溃，不信任元叙事；后者则力求修正与维护。

• 哈贝马斯：接受韦伯、卢卡契的观点，批判工具理性，认为交往行动所在的日常生活领域独立于体制之外，符号的交换无需满足体制对利润、控制、效益的强制要求，因此有可能在交流中批判性使用理性。假定了“真、正义、美”三种有效性宣称（validity claims），认为交往行动包含的理性表现为言说者表述指向上述三者，这是“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而交往理性的根本法则是各方试图达到“共识”。此观点的优点是对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延续性做了辩护，只要求对民主加以延伸，以便为制定交往理性、为批判社会体制侵入生活世界构建一个公共领域。缺点：感到电子媒介交流中缺少它所说的“理性”，却不能阐发其中语言差异，发现新的可能。

• 后结构主义者们：应当寻求对自律理性个体的特权加以质疑的构型。而德里达的书写、拉康的想象界、福柯的话语/实践、利奥塔的歧见、鲍德里亚的超现实，这些理论都旨在颠覆主体的旧范式及主体和语言的传统关系。

• 哈贝马斯仍是理性主义者立场，没能阐发语言以不同模式构建主体的方式；哈贝马斯的主体观仍是先于语言的，所呼唤的“共识”的目的本身就是主导性的一种形式：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服从更佳论点的权威，该权威必然抹除主体立场差异性，并使某种主体立场稳定化或本质化——因此它就是一种高压统治形式。

• 后结构主义者对主体的批判并未导致一种新政治的产生，被哈贝马斯批为“后现代非理性主义者”，认为他们没有政治议题，没有坚持用以指导实践的明确规范，没有考察社会的通用视角。

福柯的话语观：

• 话语：从福柯《物的秩序》、《知识考古学》开始被提出，首先是作为一种反论断被提出，针对那些把书写理解为某一主体的表述，在寻求阅读与倾听行为中的意义时又从词语回到意识的人。“当主体制造某一种话语时，这些各不相同的形态则归结为不同的身份、地点、主体能被占据或被给予的立场，归结为主体言说所在领域的不连续性”……“它并不是一个思考、认识并言说的主体庄严地进行的展示；相反，它是该主体的消散以及该主体与自身的不连续性可能得以确定的总体性”。福柯并未给予足够详细明晰的定义，而是多重化了它：“有时用它意指所有陈述的一般领域，有时意指可个体化的一组陈述，有时则意指一种考虑到一定数量陈述的有序实践”。“话语/实践”这个双词组合常被福柯共同使用，也表明他拒绝将话语从“非话语”中分离。话语作为语言被构型为一种权力形式，而权力的运作有一部分是通过语言实现的。话语的权力作用就是对主体与支配结构的关系作如此定位，使那些结构因此能够对他或她发生作用；其主要特点是隐藏了它对主体的构建功能，只在主体已经成为权力受话人（被“质询”）时才显露出来。

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著，范静哗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237页。英文原书出版于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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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笔记, 第二媒介时代, 话语, Mark-Poster, 后现代主义, 批判理论

（题外话：本书的写作风格带有学院派的晦涩，夹带大量概念术语名词，对于那些不甚熟悉哲学、语言学、批判理论等范畴的读者来说是难于接近的。不知道是因为要谈论的话题本身足够抽象和深入，以至于作者不得不如此操作语言只求同行专业人士能读解；还是因为一种不愿或不能深入浅出的写作习气在发挥作用？换言之，究竟怎样才是好的学术写作文风？明白清晰与深度、专业性能否兼顾？）

波斯特所谓之“第二媒介时代”，是相对于20世纪大部分年代里盛行的“播放型传播模式”（broadcast model of communications）所对应的“第一媒介时代”而言。他认为这是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及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电话等的结合所逐渐形成的替代模式，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正在形成，这是对“交往传播关系的一种全新构型”，其中“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三个概念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是其特征。考虑到本书写成于1995年以前，这种观点应当说还算敏锐。而他作如此划分的目的，大约主要是为了表明，在全新的语境下采用全新的范式是理所当然的。新的范式相对于传统的、从属于现代主义的理论范式（例如关注结构性压迫－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忧虑个人自由遭侵犯的自由主义），不再承认原本作为前提存在的“理性、自律”的主体，而更多关注多元化、去中心的主体的被构建，认同的形成；更多引进语言学取向来看待社会问题。这种思路在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富于启发性。

参考阅读作者在本书出版前五年出版的另一本书《信息方式》，更能理解他虽有演进但一以贯之的思路。在那本书里，波斯特主要针对的问题是：究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还是“事情正在起变化”？

他列举道：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电子交流手段仍被囊括于阶级斗争论题中，个人能否获取更多信息取决其在阶级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对新马克思主义者，电子媒介强化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霸权；对经济学家，市场法则决定谁使用电脑谁做电视广告；对韦伯主义者，电子交流使社会进一步分化为各种亚系统并助长科层权力；对自由主义者，电子交流不游离于各宗派权力角逐之外；对技术决定论者，电子媒介进一步证实机器广泛使用所带来的进步，机器减轻人类艰辛，使自然顺应人类愿望……似乎事物并未随电子媒介交流引入而根本改变，一切都是新环境下老问题的重演。

但是，波斯特认为，正像马克思的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论所揭示的，信息方式（mode of information）也同样暗示一种按符号交换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相应面对面的口头媒介交换、印刷的书写媒介交换，在电子媒介交换阶段中，语言与社会、观念与行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都与此前迥异。在考察社会时不应再采取以行动为中心的模式，倒是应当去关注交流本身以及主体的形成过程。“信息方式促成了语言的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把主体构建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人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信息方式置换呈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体，并被不断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

转回到本书中来，与第一或第二媒介时代相对的，在波斯特看来是从现代生活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化。如果说现代社会所强化的主体是“理性的、自律的、中心化的和稳定的（法律上的‘理智的人’、代议制民主社会中受过教育的市民、资本主义制度下善于算计的‘经济人’、公共教育制度中按分数评定等级的学生）”，那么后现代社会所培育的身份形式与上述身份形式将存在差异甚至对立。波斯特不是简单赞成或否定新的身份形式，而是将之作为客观存在去揭示。

他认为，以后结构主义形式出现的语言学专向，使得理论家可以假定“主体可能在不被‘消解’的前提下呈现为去中心状态、多重化状态、或者呈现为其他状态”， “这一阐释姿态运用到电子传播技术上便能探究现今阶段主体组构的具体模式”，所抱有的态度应该是“对机器、对媒介所呈示的材料的质量以及个体参与者的一般文化水准不抱任何成见”（很明显，这针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精英视角）。这种分析的目的是“揭示主导性的固有机制”，并应该把这些机制“理解为对主体赖以认知的那个过程的干扰”。

同时，波斯特对比评论了和“第二媒介时代”的后现代视角有类似之处的多元文化主义。后者经常与后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力图将西方的种种价值观相对化，当然也就不承认笛卡儿、洛克们所宣称的先于社会而存在的理性自律个体——多元文化主义认为这无非是西方的“文化型像（figure）”，绝非什么普遍的不容置疑的东西，西方白人男性的理论思考方式绝非普遍标准的里程碑。它因为对现代性的批判而与“第二媒介时代”观点存在一致性，共同批判产生压迫的主导形式。但是，如我们常在其他相关著作中读到的那样，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等关心“我们/他者”、“identity/difference”之类二元对立，关心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因此和“第二媒介时代”观点所认为的“主体将去中心化、多重化”存在分歧。波斯特自己也承认后殖民话语“可能有助于纠正”后结构主义的局限性。——这是处于非西方种族的我们所应该注意之处。

如何评价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数字媒介）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对个人和群体的影响？从政治影响上看，如本雅明、麦克卢汉等鼓吹的是其潜在的民主化倾向，而如阿多诺、哈贝马斯、詹明信等则认为它们危及自由。波斯特的态度则有些暧昧不明，但肯定是摒弃“媒介决定论”的。大致上他认为主体化的新形式并不具有自在的解放性，而是它们就是新的对抗领域；个体外表的内部不再是完全私人化的，身体也不再是自由的边界，通往更彻底的解放的道路必须通过“信息方式”的主体形成，“我们需要理解哪些能动性形式适于分散的多重化主体，我们需要生成适于这种身份形成的抵抗策略”。

在媒介研究中，我们更关心支配的结构，还是行动者改变其状况的能力？波斯特认为，针对前者的研究更适用“话语/实践”方法，它“标示出身份的轮廓，具有后结构主义策略的典型特点”；对于后者的研究则适用“占有/抵抗”方法，它“强调接受的能动性，具有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典型特点”。两者互为补充，而都不是技术决定论的。

波斯特值得借鉴之处还包括，合理引进了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全景监狱”（panopticon）概念，来分析一个数据库普遍存在的社会中的话语及权力结构。直到今天，这种分析仍然是具有意义的，而且随着无所不在的媒介环境、互联网的发展及搜索引擎等新话语出现，更具显著性。

对我而言，在运用本书中提到的一些范式、理论或观点时应当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这些出现在欧美的范式、理论和观点均自有其语境，基本是针对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逻辑所提出的，那么在当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环境中，应当如何改造和借用？我国与欧美相异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日渐与之相类似的全球化文化逻辑，会带来什么相同与不同？二是这些出现于十几年或几十年前的思想，当时之媒介和今日之媒介，本身便已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哪些只是表象，哪些却是本质上的？

例如我认为今日之受众研究应采用某种新的范式；又认为波斯特所阐述的电子媒介建构了多重的、去中心化的主体，但当今互联网的某种趋势，似乎在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网上网下生活的融合，互联网本身对大众而言的“去魅”化，而逐渐回归旧日书写媒介社会中“理性、自律”的单一主体——至少那些选择实名撰写网志并广泛使用各种社会化软件（social network software）建立或进入各种“圈子”的人，其主体建构便有这样的特征。为什么？是不是社会的主导性机制和意识形态霸权已然渗透到赛博空间？还是这仅仅体现了变化的时代中旧有话语迟迟滞留不去的恋栈之情？

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著，范静哗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237页。英文原书出版于1995年。

同时参考阅读：
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著，范静哗译
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241页。英文原书出版于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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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笔记, 第二媒介时代, Mark-Poster, media, new media, 后现代主义, 主体, 书评, 信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