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

我2002年从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我个人很讨厌这个改的名字）读完大学本科，本科专业是“电视编导”，后来留校工作两年后先到伦敦大学的金匠学院（Goldsmiths College）念文化研究硕士，硕士毕业之后又申请到英国西敏寺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的传播与媒体研究所的奖学金接着念博士。除去中间回国一年，总的算来我来伦敦念书已经三年多了。这些年来，很多朋友都问过我，大学学那么实践型的科系，为什么要去读理论性这么强的东西，还有人很直接地问我，学电视制作的人读博士干嘛？说实话，我觉得这些问题提得很好玩，非常之真诚和可爱。其实，在我18岁上大学的时候，我哪里想过自己十年之后居然会坐在国外大学的研究所里啃着各种奇奇怪怪的外文理论。回忆起来，当年大概自己是太感兴趣电视里光怪陆离的东西，于是头脑发热，决定要念传播科系，然后也可以成为一个做电视的人。可是没想到，十年后，自己居然开始跑到国外念媒体研究的博士。静静想来，我似乎觉得自己现在所做的好像是在为懵懂的少年时光还愿。其实，我觉得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求学、工作，爱好和憎恶常常取决于你的成长经历。当大家今天走进传播科系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你也许根本想不到这对于你的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你以后会去媒体单位工作，或许会像我一样继续念书做研究，或许完全改行，但是我觉得这些外在形式上的变迁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你选择用人生的宝贵时光去接触“媒体”这个东西，你其实已经赋予了它某种特别的价值。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在读硕士班时候的教授，“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戴维. 莫利（David Morley）教授。David在80年代初因为受到他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事斯图尔特. 霍尔（Stuart Hall ）提出的媒体生产和接受的“编码，译码”（Encoding/Decoding）范式的影响，研究了英国公众对当时的晚间电视新闻节目《全国范围》（The Nationwide）的解读。David因此成为了欧美电视观众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事后很多年，当别人问起他为什么研究电视，他说，电视是他年少时期接触过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现代科技手段，而且对于一个战后英国的家庭来说，拥有一台电视机很多时候成为了一种身份和文化的象征，所以对他来说，电视是他个人生命经验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科技。（很多人认为，电视其实是二十世纪除了原子弹以外最为重要的一项科技发明。当你去了解电视在拉丁美洲普及的历史，你会发现电视机甚至要比洗衣机和电冰箱提早进入家庭生活。）当我今天看到传播科系的同学热衷于谈论电视体育、时尚杂志、日剧韩剧、电脑战争游戏、 PlayStation，好莱坞大片以及多功能手机等等，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认真想过其实这些看似浮光掠影的通俗文化，或者常常被我们一笑处之的科技现象，已经被悄然编织进了我们的生命经验之中。既然已经结缘这么深，大概你也需要花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去延续这断缘分吧！

迁徙

其实，在十年前，让我最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居然要到英国来延续这段缘分。对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中国人来说，“去美国”逐渐成为了新一代国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标志。当犹如洪水猛兽一样的美国流行文化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深入中国社会，“美国梦”或多或少的也成为了很多中国年轻人打造未来人生的参照物。我不得不承认在我本人的成长经历中也曾经有着“美国梦”的踪影。我初高中念的是一所有着美国教会学校背景的中学，大概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就潜移默化地接受美国人影响。从12岁开始，我就觉得去美国上大学，然后接受最先进的美国价值应该是一个人最为完美的成功之路。很多时候，当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在遵循和谈论一些太过于耀眼的“现代价值”，作为年轻人的你是并没有力量去质疑或者反抗这些既定的“成功路径”的，而只有当种种机缘巧合让你事后时候无法按照那些“成功路径”走下去，你才会知道大概“正确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

提到这点，我不能不说我在大学里面修的最让我觉得无聊的课程“传播学”——很多年以后想起来，这其实是决定我来欧洲念书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大学念的科系叫做电视系，这是中国大陆最早，也应该算是最有影响力的专门训练电视节目制作人员的科系。我们的课程涉猎新闻，电影和电视制作，课程的实践性非常强。很多人当时都在质疑说，让大学生去修这样实践性的课程，会不会影响学生的理论接受能力。还有人说，这样实践型专业出来的学生会“上手快，后劲不足”。这种担忧其实不无道理，只不过在关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以及“大学教育之意义”的争论有点越来越变得失去理性的当今中国社会，我反而觉得这种专心致力于训练实践能力的科系也是很意义的（当然，随着2000年以来中国大学扩招开始，这种实践性科系的价值岌岌可危）。总之，为了让我们这种实践型科系的学生“提高理论水平”，我们大学三年级被要求修了一门课名曰“传播学”。后来我才知道，国内很多时候所谓之“传播学”其实就是80年代初由美国的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的“美国传播学”，或者说就是以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群犹太裔社会学家开创的有关社会中的传播和交流的学说。这些“传播学理论”早年由复旦大学新闻系翻译介绍，然后在人民大学，广播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发扬传播，逐渐成为了国内新闻和传播科系学生的必修内容。在我当时看来，“传播学”是一门非常之乏味和无聊的课程，满篇似乎都是一串串的理论模式和各种跟高中物理差不多的图形结构。当然，这跟我当时学习实践科系有关，我无法想象怎么把什么系统论和信息论等等纳入我对于电视制作的诗意创意之中。当然，现在想来，我当时那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纯属年少无知，可是“美式传播学”进入中国大学课堂的过程的确是有点生硬和水土不符。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美国的理论对于我这样的文学青年来说，实在是太缺乏诗意了。不过，最后决定我去欧洲念书还有一些其它的机缘，包括我结识了一位当时在英国念博士到北京来访问的香港朋友以及通过阅读台湾学者冯建三翻译的英国学者阿兰·斯威伍德写的书《大众文化的神话》从而开始感兴趣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更重要的是，英国政府2000年以来逐步开放中国人赴英国留学。于是，2004年秋天，当我大多数出国的同学仍旧飞往美利坚追逐他们“美国梦”，我决定逆着他们的方向迁徙到了不列颠——这个跟美国比起来显然已经是没落了的帝国。

明理？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迁徙的过程是从边缘到中心，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或者说，中心和边缘是交错重迭的，而我们了解真相的过程其实就深藏于这个交错重迭的中心/边缘当中。当我2004年9月到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开始念文化研究硕士班的时候，我发现我之前在中国所了解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从形式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2002年6月，闻名欧美学界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由于只有14名教师和学生，于是在英国政府部门四年一次的“研究测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中只得到了3a的成绩（最高等级是5*），最终被迫关闭。尽管当时众多跟“伯明翰学派”有关系的欧美学者联名上书请愿，可是在高等教育规模化的今天，“小而美”似乎已经成了过时的标准。于是，这个在二战后的英国存在了二十多年，以研究通俗文化、阶层、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而影响了欧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伯明翰学派”由一个实体的所在成为了一个只有在文字上可以见到的名词。当然，“英国文化研究”也一度被很多学者攻击和指责，主要问题是很多坚持“建制化批判”（Institutional Analysis）的学者认为，所谓的“文化研究”逐渐落入了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之中，失去了政治批判的力量。虽然如此，正如戴维. 莫利教授所言，“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某些社会学的思维方式。

我虽然在金匠学院念的是文化研究硕士班，但是跟传统的英国文化研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这是我之前并没有想到，但是却很有收获的意外。在这里，我要提到我当时所在的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斯科特.拉什教授(Pro. Scott Lash)。Scott是美国人，早年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学读完大学和硕士班之后，到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之后成为了世界闻名的研究经济组织和信息社会的社会学家。Scott虽然也深受“英国文化学派”的耳濡目染，但是他的理论诉求更多还是直接来自于欧洲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启蒙哲学，譬如，德勒兹和德里达。对于一个没有正规西方哲学教育背景的我来说，跑到国外来用英文念这些抽象的哲学与其说是个痛苦的过程，不如说是个奇妙的经历。当你并没有时间去一点点追溯这些“西方思想”脉络的时候，你所能做的只能是调动一切的知识积累和生命感受让自己思想尽可能完全地“沉浸”到那些看似陌生的思想表述之中。譬如，我常常会在读德里达的时候借用老子的观点，而在读莱布尼兹或者海德格尔的时候想起佛陀的精神。以至于到了后来，我跟Scott教授聊起学习心得的时候会跟他常常提到老子《道德经》里的说法。当然，我深知东方神秘主义同西方的启蒙思想之间是并不是可以直接简单转译的，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不能不说，思想观念之间的差异性其实并没有那么难以把握，关键在于你如何处理你自己同这些差异性的关系：究竟是愿意设法去沟通，还是彻底觉得是对峙的双方而拒绝理解？

在我读硕士班期间，结识到的另外一位很重要的教授就是戴维.莫利了。David的思想非常之活跃，他坚持了文化研究“跨学科”的理论路径，从早期的家庭电视研究，拓展到研究家庭信息科技，直到近年来转向媒体文化地理学。在他最近的著作《传媒，现代性和科技：新媒介地理学》中，他提到了自己研究志趣变迁的内在动力。他说：

我的研究就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关于家庭媒体及其使用，另一个就是这些媒体的使用与社会边界的产生和消逝。于是，“客厅”自然就成为了一个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作分析的社会空间。从微观来说，我们聚焦在思考家庭媒体的使用上。从宏观来说，我们可以讨论国家之间的边界，欧洲的边界以及各种移民社区的边界……对于我来说，“客厅”连接了微观和宏观以及家庭，国家和社区，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客厅”看到不同中介化的网络科技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

David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坚持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他在他的书中曾经讲到一次他十分难忘的经历。1996年，斯图尔特.霍尔、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夏洛特.布朗斯顿、阿里.拉坦西(Ali Ratansi)，柯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和他得到英国文化处的赞助去日本东京参加一个关于“文化研究在日本”的会议。这是一次非常激动人心的学术旅行，但同时也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并不是关于“文化研究”究竟是不是有可能或者有必要被介绍到日本。这种矛盾在于他们遭遇了一种现实，即他们可以从其它国家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英国文化研究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而且这正是为什么英国文化处资助他们去日本的原因。作为一个传统的帝国主义机构，英国文化处逐步开始意识到除了可以出口“莎士比亚”和英国文学之外，他们更加可以将“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一项出口产业来资助。当然，这是非常滑稽的。但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在资助一项具有专家性质的事业，通过他们这样一种创新性的工作，他们可以为英国学术在日本开启新的空间。有意思的是，当他们到了东京之后发现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在日本他们感觉到，在日本学者的学术传统中其实也存在一种可以被称为“文化研究”的观念。而在这一点上，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向日本同仁学习的同对方可以向他们学习的可以一样多。面对这种情况，有些观点认为，来自英美国家的所谓文化研究虽然在其它国家也许只可以被部分地运用，但是仍旧可以作为一个学术产品出口。David认为，这样的观念是不够的，因为对于英美学者来说，大家同样需要学习别的国家的传统。或者说，由于英文作为世界上的强势语言的情况于是乎更强化了学术交流的单方向性，这样一来其实极大地损害了文化研究作为一项国际学术活动的发展。

如果说读硕士班的任务是尽可能广泛地涉猎各种文献，那么读博士的任务就是要有新的研究发现。在英国，教授们会常常告诫博士研究生，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是需要“有知识的原创性”的（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knowledge）。关于什么是“知识”，我觉得这大概是中西方社会一个存在着不同理解的“大问题”。尤其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所谓“现代的研究方法论”并没有真正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得以全面的贯彻。按照国内年轻学者贺照田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学界近20年有太多的思潮走过，每种思潮最初都给人希望和承诺，但当它过后，它给我们留下来的却多只是‘缘它而起的大量伪科学’”。所以，毫不夸张的讲，当我这样在中国教育体制下教育出来的人到西方念社会科学，在“生产知识”的时候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矛盾：理性与感性的、直接与间接的，细节与整体的以及连续与跳跃的等等。我算是很幸运，遇到了一位很有才华的英国年轻女教授Annette Hill。Annette的研究领域是电视观众和媒体消费。同传统的“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不太一样，她是非常实证主义的学者。她近几年来最重要的研究是英国和瑞典的真实电视（Reality TV ）。虽然她研究的话题仍然体现着欧陆特色的批判社会研究诉求，譬如，研究表现（performance），类型（genre），宠物（pets)和伦理 (ethics )等等，但是她完全依照的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坚持量化和质化两相结合。其实，在我刚开始念博士的很多时间，我都在花很多的时间琢磨导师这种“ 方法主义”的缘由究竟是什么。我想，大概我还是要回到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的“实证主义”（ positivism）哲学本身去寻找答案。“实证主义” 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质疑各种非经验主义的前提和理论。于是，在“实证主义”看来，“知识”是“经验”的发现，也是“经验”的结果，更是“ 经验”的开端。更加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实证主义”也成为了后来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的缘起。也就是说，虽然我当初因为无法接受美国式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而负笈英伦，可是到头来还是回到了“实证主义”的门下。这何尝不是一种极具意味的思想旅程呢！

从实践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从经验到批判，从中国到英国，从东方到西方，从边缘到中心然后又回到边缘，回顾这段求知的旅程，我常常感到好幸运，好奇妙。机缘巧合让我可以经历这样一段既远又近，既清晰又模糊的人生旅行。我想起已经辞世的阿拉伯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最后一本自传的书名《乡关何处》(Out of Place)。在我看来，这个书名告诉我们，当我们不断地寻找思想或人生的位置，那个位置其实从来就是不存在的，可是当我们不小心忘掉了自己生命之所在，也许我们那时那刻才是真正的存在。我想，求知也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吧，从结缘，到迁徙到明理，我们也许常常觉得无所适从，但是我相信，只要不断地思考和体验，我们总会离真相更近一点的！

（郭大为，男，湖南长沙人，1980年2月出生，2002年7月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编辑专业本科毕业，2005年9月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硕士毕业，2006年9月开始在英国西敏寺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攻读博士，研究兴趣：批判社会理论，电视观众和质化研究方法）

本文涉及学者的重要文献：

l 《传播学概论》(第2版)(影印版)(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 ，作者：(美)施拉姆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l 《大众文化的神话》，作者：（英）阿兰.斯威伍德，翻译：冯建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l 《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 作者：(英)戴维.莫利，翻译：史安斌，新华出版社。

l 《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作者：(英)戴维.莫利，翻译：司艳，南京大学出版社。

l 《传媒，现代性和科技：“新”的地理学》，作者：(英)戴维.莫利，翻译：郭大为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即将出版）。

l 《后现代社会学》，作者：（英）斯科特.拉什，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l 《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作者：贺照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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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Annette Hill, David Morley, goldsmiths, media, Scott-Lash, university-of-westminster, 文化研究

周五去了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摄政校区（Regent Campus）。这个工作坊（workshop）每年举行两次，参加者是来自威斯敏斯特大学、伦敦政经学院、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和伦敦城市大学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相关方向的博士生及哲学硕士生（MPhil，英国学制下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硕士学位），通常要求参加者已经在攻读学位的第二年及以上，已经开始自己的学位论文研究与写作。这个工作坊的目的，正是给各校学生提供当众陈述自己的研究现状并获得同行意见建议的机会。又据说有些心气高的学生，会把它当成校际比武大会来看待:)

这次大约有30多个学生陈述研究并回答提问，分了两个会场，还是从早上九点半一直排到晚上五点半。研究选题看起来颇为多元，大致包括传播政策、媒体与认同、新闻与民主、新传播技术、用户与赋权等主题。但方法论上似乎质化的实证研究占了绝大多数——至少我听到的十几个研究中，没有一个采用了统计学量化方法。这和我所听闻的英国传播与媒介研究在方法上的整体偏好相一致。当然，实证是必须的，假设、问题、发现、辩论等是必须的，纯理论探讨而不进行实际个案分析研究的学位论文，在英国是难得一见的。

我比较感兴趣的几篇，包括在线游戏的生产过程研究，社会性网络中的用户产生的公民行为（”User-generated citizen activism” in the Social Web），及ICT对公众自治的影响等。以及，现在可以经常见到“下蛋的母鸡”们了（钱钟书语），这次见到的是David Morley、Michael Schudson。

周六一大早起来，外面下霜了。坐城市铁路从伦敦西北到了东南。戈德史密斯学院拿到125万英镑的资助要做一个“媒介研究项目：空间、连接与控制”，于是召开一个inaugural symposium，类似启动发布会，题为“新闻之未来”。

如愿以偿见到James Curran :) 听老先生抑扬顿挫地力陈娱乐导向、市场驱动的媒体与公共媒体相比较更不利于民主，并以来自丹麦、芬兰、英国、美国的数据来分析两者在公共事务和国际问题方面的关注程度之差异。

由于是项目启动会，自然不曾有什么研究发现，演讲和讨论也就略嫌泛泛。这次会主要围绕他们这个项目的第一个子项目展开，讨论在blog和摄像手机的时代做新闻的空间，国会、政治与blog的互动等等。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次没有涉及的第二个子课题：无所不在媒介时代的元数据（Metadata in the Age of Ubiquitous Media），包括：XML和RSS-feeds如何改变网络面貌和用户习惯，DRM（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如何控制和阻断信息的流通及人们的反应，以及从传统知识分类方法向“folksonomies”、即诸如del.icio.us之类的自下而上的用户生成式的分类的转变。听起来都蛮有意思，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有后续的研讨会？

——————一本正经到此结束的分隔线——————

贴点照片娱乐一下吧。早晨霜冻的公园，和开来的火车。

戈德史密斯会议先是在下面这栋“拉面大厦”里开，后来人多坐不下（其实也就百来人），换到学校主楼里边一个小会场。

到底是传播与媒体系的，不大的房间里架有三台摄像机从不同的机位覆盖全场，一个导播小伙子现场切换，另有两个拿话筒的学生。像模像样的一个小小工作组，也不知道他们是在现场直播，还是打算以后做个视频放到网上？这个气质美女老师旁边的旁边那位就是Curran老先生。

英国的大学校园大多是这样开放式的，没有围墙和校门。学校面积、楼房气度和教师办公条件，和很多中国的大学也没法比。但是，正如梅贻琦当年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不起眼的校园，不起眼的主楼，却能让它的学生和老师感到自豪。

戈德史密斯以其浓厚的艺术氛围著称。最近认识的一个在这念博士的台湾人说，这儿的学生穿得都很嘻哈很街头的。我们说是啊，威敏那边的学生也穿得挺时尚前卫的，因为有英国最好的fashion design的专业啊。她接着说，但是LSE就不是这样啦，大家穿着笔挺的套装，感觉马上就可以走进公司上班啦:)

戈德史密斯旁边的小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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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笔记, goldsmiths, James Curran, LSE, university-of-westminster, 会议, 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