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0页的报告全文，订购价格是5000美元。不妨先从WIP释出的摘要版本中看看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中国互联网用户最“多疑”

关于在线信息的可信程度，在WIP涉及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超过40%的互联网用户认为网上信息中只有一半甚至不到一半是可信的。这其中名列榜首的是中国；换言之，70%中国城市（urban China）网民觉得在线信息大半都不可信。 “多疑”榜上紧随其后的是瑞典（64%）、加拿大（62%）、澳大利亚（60%）、以色列（58%）、哥伦比亚（52%）、美国（52%）、新西兰（51%）。

相反地，另有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40%的互联网用户认为网上信息大多数是可信的，榜首是捷克（52%认为“大多数可信”）。

英国互联网用户最爱网上购物

淘宝在中国很火，eBay源自美国，但看起来网上购物最狂热的还是英国网民。自称每周都会上网购物的网民比例，前四位分别是英国（18%）、美国（14%）、澳大利亚和捷克（12%）。每月至少有一次网上购物的网民比例，前四位是英国（47%）、美国(46%)、新西兰(40%)、澳大利亚(38%)。

网上购物还是在美国最为普及，仅有12%的互联网用户从未网上购物。中国城市网民中有63%从未网购。而仍有7个国家/地区超过半数的网民全无网购经验，哥伦比亚只有8%网民尝试过网购。

澳大利亚学生获颁“最勤奋好学”奖

此调查涉及的10个国家/地区中，超过70%的学生网民至少每周会上网查找与其学校作业相关的信息。9个国家/地区中，超过30%的学生每天一次甚至多次为了做作业而上网。澳大利亚学生网民中每天会为了做作业而上网的比例高达62%，中国城市学生网民相应比例是9%。

以及，美国84%的学生网民至少每周上网找与作业相关信息，剩下16%至少每月会有一次，“从未”和“每月不到一次”的比例是0。中国城市学生网民中“从未”和“每月不到一次”的有26%。

中国和以色列的“养生之道”

很多人会上网查找与健康有关的信息，在10个国家/地区，有超过30%的网民至少每月会去查找健康相关信息，最小心翼翼爱惜身体的是中国城市网民和以色列网民（55%），其次是加拿大（50%）。

相反的是，除美国之外的此调查涉及的其他所有国家/地区的全部网民中，有约四分之一从未上网查找过健康相关信息。

最爱观看/下载网上视频的是中国网民

在调查涉及的所有国家/地区中，唯有中国一枝独秀，有超过30%（实际是37%）的网民至少每周会观看/下载网上视频，美国相应比例17%。

在“从未观看/下载在线视频”的选项中，俺们又争光了，比例是最低的41%。美国加拿大尚且有60%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更有70%多网民从来没观看/下载过在线视频。惊诧不。

相应地，在线收听/下载音乐的普及和频繁程度，中国城市网民都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啦。

网银和电子支付最普及的是瑞典、新西兰

通过互联网支付账单的频率，瑞典网民最高，至少每月一次的超过70%；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比例在50~60%之间；中国城市网民相应比例大约是11%。从未在线支付账单的，中国城市网民（78%）仅次于匈牙利（89%）和哥伦比亚（85%）；而瑞典相应比例是22%。

使用网银业务的频率，每月至少一次的，前几位分别是新西兰（78%）瑞典（77%），接下来澳加美英等国，50~60%多；中国约22%。从未使用网银的比例，中国67%，仅次于匈牙利和哥伦比亚，而瑞典只有20%，美国31%。

调查涉及的其他一些议题，还包括互联网和报纸分别是否被视为重要新闻源，不上网者的原因，上网者年龄分布等。

总体看来，该报告可以印证，中国互联网仍然是娱乐的天下，在学习、民生、金融、商务等各方面都仍然属于“新手上路”。

又及，既然你如此热情地看到了最后，那么直接提供该报告摘要的下载地址吧：请温柔地点击。

关键词：笔记, 统计, WIP, World Internet Project, 报告, 中国,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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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将未来搜索引擎研究的重点概括为五个领域：

(1) search-engine policy and regulation, (2) search-engine economics, (3) search engines and journalism, (4) search-engine technology and quality, (5) user behaviour and competence.

文章对这五个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其参考文献基本是2006年以前的。但本文作者2008年出版了一本新书，关于搜索引擎与新闻记者实践的一项研究，不过是德文的。

关键词：笔记, Internet, 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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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edia Censorship and Western Media Reporting of China in the Year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在今年的奥运报道中，中国的媒体审查成为西方媒体的焦点之一。中国媒体审查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仍然需要问：谁从中国媒体审查中获益，谁才是真正的被审查目标？

在我看来，西方的“人权十字军”和外国记者们应该超越简单的“人民与党对立”的假想。事实上，中国的审查制度在过去30年间一直是党用来辅助“改革开放”的必要手段。被审查制度压制的声音，来自那些反对将国有企业出售给本土和外国投资者的中国工人；那些在血汗工厂工作，为外国资本家产出利润，为西方消费者提供廉价商品的中国工人；也来自中国的“老革命”们和新近涌现的“毛派”人士，他们指责党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臣服于西方帝国主义。

世人皆知，尽管1978年“民主墙运动”有助于邓小平复出掌权，但随后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压制成为其后三十年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1980年小平掌权后，命令将“四大自由”——即人民有权“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speak out freely, air views freely, hold great debates, and write big-character posters）”——从中国宪法（1975年版本）中抹去。

并非是要为中国媒体审查制度辩护，但我确实觉得西方媒体看待中国媒体审查的方式应该超越道德说教与反共谴责。西方也需要在其政治经济精英阶层对中国的经济利益诉求，与民主与新闻出版自由在中国的推广之间，寻求平衡与协调。

这引出我第二个观点。尽管西方媒体以其新闻出版自由为傲，但对中国受众而言，西方媒体是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更直白地说，是西方文化优越性甚至文化霸权的代理人。中国受众，尤其是青年学子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国内审查制度早有警惕与批判。他们不仅欣赏仰慕西方的媒体自由，甚至试图将西方媒体自由及其自称的“客观公正原则”理想化。因此当他们发现西方媒体报道中的偏见甚至是种族主义色彩时，其理想的幻灭也就很自然了。我认为西方媒体在2008年初对西藏事件及奥运火炬传递的报道，对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去魅”(disenchantment)贡献良多。这对西方媒体赢取中国公众的心灵与头脑都毫无帮助。

考虑到西方媒体及其内在逻辑，公平地说，在西方世界中部分存在着持续增长的、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的恐惧与焦虑。在此语境下，西媒对华及奥运报道也一直在帮助西方世界接受这不得不妥协与接受的、变化中的全球权力关系的地缘政治学。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沼，全球金融、石油与食品市场的难以预测的三重危机，再加上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巨大外汇储备、对美贸易顺差、高储蓄率的担忧，看起来，“猛烈抨击中国”已经成为2008北京奥运开幕之前几个月最吸引观众的“体育运动”。

事实上，西方对华关系中本来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西媒不过是在报道中将这矛盾具象化了。一方面，西方投资者被中国市场吸引恰恰是因为后者提供了被压制性的政治环境保障的廉价劳工与低环保标准；另一方面，各人权团体又坚持政治自由与公民权利应在中国优先被考虑。当然，大多数西方媒体本身就是大产业，它们的对华报道也被其商业利益和市场驱动的新闻导向所影响。

在当下更为强化的全球化形势下，问题越发复杂了。西方大学里日益增多的中国留学生，西方国家中不断增长的华人社群，海内外华人之间通过互联网及其他全球即时通讯手段越发增强的互动，都意味着西媒不能再对华人展示其种族偏见。西媒的对华报道将面临全球华人受众的批判性审视。当西媒开始谴责中国媒体审查制度时，与日俱增的全球华人受众的声音在要求西方媒体在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再现中，实践其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勿忘责任感，以及坚持其自称的公平原则。（全文完）

关键词：2008, censorship, 笔记, 赵月枝,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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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olas Garnham:
数字化不意味着认识论的改变。基本的社会问题依然如旧。但互联网的使用为传播模式研究提供大量数据。

William Dutton:
互联网研究带来两方面好处：一是发现某些旧有理论和框架不再适用，二是研究和理论得以进一步全球化，互联网既是工具，又成为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共同讨论的焦点、共同话题，促进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交流。

祝建华：
传播学关心的根本问题始终在那里，互联网和新科技提供了测试这些问题的新途径。新媒体技术开拓了看待不同议题的视野，包括新出现的问题。

John Pavlik:
技术的作用在于重塑媒介传播和传播环境的性质。马克思提出的有关社会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观点，掌握生产方式的人掌握巨大权力，控制思想进而控制社会。互联网和新科技带来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变革。孟加拉经济学家因其小额贷款（研究）的成就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奖。大众媒体的概念正发生戏剧性转变，变为较小型的媒体。全球化背景下的数字网络，一是传播形式多对多，二是媒介过滤作用削弱，看各种力量如何把关，三是个人首次拥有直通全球受众的渠道，尽管这受众可能只有三个人，但或许远在万里，身处他国。

杜骏飞：
因意识形态和时代进程的独特，中国大陆传播学者面对独特的问题。网络社会景观的核心是权力与意志的角逐，又有什么地区的数字革命的独特、激烈、深刻性，比得上在当下的中国呢？

Vincent Mosco:

我们是传播学学者，我们研究资讯，我们研究受众，我们研究传播的产制。传播的工具有很多种，但是传播的主体始终是人类。传播如何进行，通常是由他们在历史和社会当中的位置所决定的。他们的议程是什么？他们的阶级背景是什么？他们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他们的种族归属如何？这些都是理解传播的重要问题。对我来说，这更是研究的起点。……

传播学的研究正变得更加国际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具批判性，但是研究的焦点仍然在于传播的内容和受众。“受众”这一概念也许应该从我们的论著中撇除，部分原因是，这一概念是市场催生出来的，本身不是一个学术概念。相比之下，我们倒是较少关注劳工，较少关注那些处于资讯传播的生产和分销链条当中的人们。在研究传播和社会产制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那个社群。

李金铨的总结：

Marshall McLuhan的技术决定论影响甚大，到Raymond Williams力斥其非；Ithiel de Sola Pool的“软性”技术决定论，声称科技发明促进资讯自由、多元与平等，到Herbert Schiller，从左派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明新科技是霸权国家和霸权阶级宰制的工具。

大致说来，从社会理论强调科技“社会制度化”的学者，比较怀疑科技能为传播研究带来“范式转移”；从经验研究出发的学者一致觉得，新科技带来种种好处，例如发掘新的变项、扩大参与跨文化研究的能力等等，但他们并未盲目乐观，并未以为新范式即在眼前。

关键词：笔记, 范式, new media,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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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Jenkins教授文章粗略翻译如下,下文的“我”都是指代Jenkins教授：

继在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发表文章后，我将和我blog的读者分享，如何应用新媒体技术来拓展我们的研究项目在公众中的影响，这些技术使我们有机会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也给研究带来诸多助益。

在“9·11”之后的一周，MIT比较媒介研究项目（comparative-media-studies program）的师生、员工、校友们共同创造了一个网站(re:constructions)，初衷是促使公众思考媒体在塑造我们对全国性悲剧的反思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个紧张的周末，学生们拍电影短片，找引语，写文章，联系遍布世界的朋友与家人。网站上线时，我们有了超过100个条目，涵盖30多个国家的媒体对此袭击的报道。

re:constructions这个网站代表了我们的新的研究生项目的转折点，如果将我们所研究的新技术运用于开启关于媒介变迁的大规模公共对话，会发生什么呢？这个网站是个好榜样。今天，the comparative-media-studies的主页(http://cms.mit.edu) 放置了七个不同blog的feeds，分别对应于某个研究团体或教师。我们的网站也定期提供在MIT举行的学术会议与讨论的podcast (如 Futures of Entertainment ， Media in Transition)。我自己的blog, Confessions of an Aca-Fan, 每天吸引着几千名读者。最近我们也决定把硕士论文放到网上来( masters’ theses online ）供全世界的研究者阅读。这些努力确实产生了效果，对于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在读学生、未来的学生、毕业生、教师、新闻媒体、公众、其他读者。

在读学生。我们的学生来自许多学科与职业背景，毕业后去向也形形色色。早先，几个学生开始开设与其学位论文相关的blog——既是为了促使他们经常写作，也是为了得到针对其观点的反馈。例如Ilya Vedrashko, 的blog，Future of Advertising， 很快就成为业内人士和记者的宠儿。该blog带来了可观的新的联系与资源，支持了他的研究。他也因此得到了一些公司的工作要约，甚至有个大公司还特别为他创造了一个职位。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后来的学生blogger身上。他们获益良多，从写作关于 “serious games”, hip hop culture, music distribution, data visualization, media policy的相关blog之中。他们的工作带来的是和重要的思想家和专家的联系。过去，学者们在成为其所在领域的高级专家后才渐渐拥有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声誉；如今越来越常见的是，年轻的研究者们使用blog作为建构声誉的资源，特别是在那些权威尚待树立的跨学科领域中。

当我自己开始写blog之后，我得以广泛展示学生们的写作，从而鼓励他们完善课堂作业，使之成为可与普通读者分享的东西。一些学生因此收到出版他们著作的邀约。很多教学项目会促使其学生致力于学术出版，但我们也看到了帮助学生培育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技能、并设法将其观点转化为可以面向多元受众、跨领域传播的公众话语的价值所在。

当我的blog上线之际，有个读者拿它和MIT’s Open Courseware project来比较。后者将大学的课程材料向公众开放。Open Courseware允许公众访问MIT的教育内容，blog则提供了见证教育过程的机会。Blog上的日日进展，令人有机会一瞥研究文化，以及我们如何思考领域内当下的话题。

在主页上运行这些blog的feed，意味着无需项目管理者有意识地努力工作，站点也能持续更新。学生们将习惯于每日浏览我们的网站，也因此更容易看到我们张贴的通知，使得信息更通畅。

未来的学生。 我们招收的学生中，越来越多人将这些blog列为他们了解“比较媒介研究项目”的最主要途径。随之而来的新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项目，以及对于他们的兴趣如何与我们的研究相结合。这些blog提升了申请人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被录取的候选人的注册率。在新生九月份来校之前，他们已经更好地整合在我们的项目之中了。

毕业生。 当许多大学开始思考终生学习的价值之时，我们的毕业生已经持续地保持与在校师生的联系，即使已毕业多时。我们的这些blog会报道学生们的工作，日志文章也与毕业生们工作所在的产业的信息相关联。

教职员。 Blog的文章代表了所谓的”just-in-time scholarship”，对相关领域的当下发展提供了深入思考。因为它们是为大众而非专业读者所写，这些短文对本科教学非常有用。我们发现越来越多同事使用blog文章或podcast作为课堂讨论和其他教学活动的跳板。因为这些内容有了广泛固定的读者，得以用我们的blog展示来自全球的同事们的创新观点与研究成果。通过我的blog，我时常提供与其他触及我感兴趣领域的学者的访谈。这些学者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自己的blog生涯，并为通过我的网站得到的公众反响而欣喜。

去年夏天，我对在“迷研究”（fan studies，对于电视、电影、漫画、游戏的粉丝们的草根创造性表达的研究）领域持续不断的性别冲突作出了反应。我主持了一系列在此领域的男性和女性研究者之间成对进行的对话。 这样的“二重唱”运用了一些写作工具，例如Google Docs，来共同建构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会话。在六个月内，总共有超过30名学者对此论坛做出贡献。大多数人都因其blog对话，而在学术会议上呈递了panel讨论的计划，或者有了合作写书的计划。

新闻媒体。 我们的blog提供了一个平台，不仅将我们的研究发现和学术会议公诸于众，而且让新闻媒体也对我们认为应该注意和思考的议题产生了兴趣。学者曾经被置于被动地位，只是去回答记者的问题。但Blog行为把学者放在了更积极的地位上，围绕他们的研究主题更积极地参与流行的争论。

在一次访谈之后，追加一篇blog文章，可以让我们向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更多信息或者纠正一些错误信息。如今一部分读者在媒体上看到来自某学者的有趣的引语时，会上网寻找更多的信息。

普通公众。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深远的媒介变迁之中，此变迁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人们极其渴求对变化中的媒介图景的洞察。作为忠实的“信息经纪人”，学者们应当成为更为专业的对话的桥梁。我们的blog的读者，远远超出学术界的范围——试图培育新媒介素养（new-media literacy）的公立学校老师，试图理解消费者行为转变的媒介产业人士，寻找参与和聚集新模式的广告执行者，想要理解他们热爱的对象的粉丝和玩家们。因为我们的项目有许多blog，我们可以获得并保持多元的读者群体。

读者。 我开始自己的blog是在出版我的新书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前的几个月。随时间推移，该blog成为那本书成功的关键。许多努力校订自己著作的作者们，常会因为有价值的细节最终被编辑砍掉而感到郁闷。拥有一个blog，让我可以发布那些正式出版的书中被拿掉的内容，那些本来很有趣但却有碍于辩论流畅的东西。对于以当代文化为写作题材的人，另一点让人丧气的是，世界变化太快，以至于一些细节在书出版前就已经过时了。拥有一个blog，允许我回溯一些案例的历史，解释这样那样的变化，处理最新的发展。我可以针对不同类型读者强调此书的不同方面，从而拓展了书的潜在市场。Blog可在全球范围内阅读的特点，也有助于提升那些翻译出版该书的兴趣。

你会怎么做？关键在于，运转一个blog是一项承诺和义务，应该被视为你职业的一大堆义务的一部分。当我最初以学者身份开始blog之时，曾向其他blogger寻求建议。他们强调的是，重要之处在于设置发表你blog的日程表并且坚持它。至于你到底是每周写一次还是每天写一次，这倒不要紧，重要的是你得坚持添加内容。否则，在任何一天不去写一篇blog文章都是非常容易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偷懒的诱惑的积累会让你最终远离blog。在你的“困难时期”，设置截止日期和有策略地生产内容非常重要，某种程度的“纪律”会让你一直保持动力。

作为一个学科的媒介研究，本就包含了作为分享我们学术研究的渠道的新媒体平台的潜在可能。我们领域内越来越多年轻和年长的教职员成为blogger。同时，媒介学者们也携手共建大的项目，像每周网络杂志 Flow, 它的内容相关于当代电视与数字文化，以及 In Media Res，每天提供一名媒介学者的短视频和评论。

相同的方法也可被运用到各种学科领域，学者们履行着更大的承诺和义务，将其发现更广泛地传播，并以深刻和及时的方式回应当下的议题。

关键词：blog, 笔记, henry-jenkins, new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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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03 update: 这里 是 Convergence Culture Consortium (C3)的网站，以及其weblog。

目录：
Introduction:”worship at the altar of convergence”: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media change
1 spoiling Survivor: the anatomy of a knowledge community
2 buying into American Idol: how we are being sold on reality TV
3 searching for the origami unicorn: The Matrix and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4 Quentin Tarantino’s Star Wars? Grassroots creativity meets the media industry
5 why Heather can writer: media literacy and the Harry Potter wars
6 photoshop for democracy: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Conclusion: democratizing television? the politics of participation

以下为读书过程中的若干摘译片段，以备查考。最直观的感受是，这种美国式的对市场的亲近、对技术的拥抱、对未来的乐观，和英国学者的通常风格真是大相径庭。

欢迎来到融合文化，这是新旧媒介碰撞之所，是草根媒体与公司媒体交叉之所，是媒介生产者的权力与媒介消费者的权力以不可预期方式互动之所。

本书关于三个概念间的关系——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utre)和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关于“融合”，我指的是跨多种媒体平台的内容之流(the flow of content across multiple media platforms)，多种媒体产业间的合作(the cooperation between multiple media industies)，以及媒介受众的迁移习性——在搜索心仪的娱乐体验的过程中，他们可能前往任何地方(the migratory behavior of media audiences who will go almost anywhere in search of the kinds of entertainment experiences they want)。“融合”一词可用于描述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化，这要看谁在谈论它，以及谈论者自认为在谈什么。

媒介内容跨越不同媒体系统、经济系统和国境的循环过程，严重倚赖消费者的积极参与……“融合”不应仅被理解为主要是个用一种媒介设备提供多种媒介功能的技术过程。相反，“融合”代表的是一种文化转型：消费者被鼓励去寻求新的信息并在弥散的媒介内容中制造出关联。

“参与式文化”这个术语，相对于更早的概念如消极的媒体观看(passive media spectatorship)。与其说我们在讨论媒体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毋宁说如今我们将二者都视为彼此互动的参与者。公司，以及在媒体机构中的个人，仍然比任一消费者个体甚至消费者群体拥有更大的权力。而部分消费者又比其他消费者有更强的能力去参与这一新近涌现的文化。

……融合发生在消费者个人的大脑、及与其他消费者的社会互动之中。我们每个人用以建构个人神话的那些比特和片段，均采撷于媒体资讯的洪流，并被转化为我们赖以理解日常生活的资源 (Each of us constructs our own personal mythology from bits and fragments of information extracted from the media flow and transformed into resources through which we make sense of our erveryday lives)……消费已成为集体过程，那就是本书所谓之“集体智慧”，一个来自法国赛博理论家Pierre Levy的术语。我们无人能知天下事；我们人人可知某些事；我们可将这些片段结合起来，如果汇集我们的资源与技巧。集体智慧可被看作一种媒介权力的另类来源(Collective intelligence can be seen as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media power)。我们正在融合文化之中的日常互动里学习如何运用这种权利。现在，我们更多地将这种集体智慧用于休闲娱乐，但很快我们将会把这类技能用于更为“严肃”的目的。

……娱乐内容不再是跨多媒体平台流动的唯一事物。我们的生活、关系、记忆、幻想、渴望都在跨媒体渠道而流动。

……如我们所见，融合既是自上而下的企业驱动的过程，也是自下而上的消费者驱动的过程。企业之融合与草根之融合并存。媒体公司正学习着如何促进其媒体内容的跨平台流动，以拓展其利润和市场，巩固视听受众的支持。消费者则在学习如何使用多种不同媒介技术将媒介之流置于自身掌控之下，并与其他消费者展开互动。

关键词：convergence, 笔记, 网络化用户, henry-jenkins, new media, participatory culture, we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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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在这个圈子里，围绕这个问题有场著名的论战发生。论战双方都是名人：李希光和潘忠党。

2007年底，刊登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 05期上的赵心树（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长文，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尝试回答它。我觉得它是我读过的、用中文写作的论文里对此问题阐述得最清楚的一篇文章。强烈推荐。

文章名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与李希光、潘忠党商榷》(Names, Missions and Constitution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A Discussion with LI Xi-guang and PAN Zhong-dang)。鉴于在web上目前很不容易找到它，到这里下载它吧。

赵心树提到的“传播学”与“新闻学”在中文中的“二名三意”，确实存在。他做的“广义/狭义”、“基础/应用”划分，也有合理性。反复的论述和举例，虽然有重复累冗之嫌，但却确实陈述清晰。用一系列的数学公式来说明道理，新颖而富启发性。而他处理这种棘手的学术争端的态度、写作的方式，以及发表前将文章呈送涉及争论的双方寻求反馈的操作过程，都给这场论战提供了好看的结尾。希望今后多一些这样理性和宽容的学术辩论，而不是前一阵子在另一个学科中传出的那些斯文扫地的辱骂争吵。

只是，文章尽管面世，争论也已偃旗息鼓，但学术圈子内的分歧和冲突，基本立场之不同，怕是没那样容易走向“求同存异”之道路。

赵文中提到的学科建设解决方案，见原文中的两张图。你的观点又是如何呢？

关键词：笔记, 赵心树, 学术, 新闻学, 李希光, 概念, 传播学, 潘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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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a Thussu教授在全球化与媒介、国际传播、媒介与战争、与意识形态等领域著述颇丰，也是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学术期刊的创始人和主编、及其他几本刊物的编辑。中国读者可能对他已经译成中文的《国际传播》一书更加熟悉。

这本新著，从“娱信”(infotainment)现象出发，着眼于娱信之全球化，及“全球娱信空间”的浮现。

所谓“全球化娱信”(global infotainment)，指的是：一种美国式的收视率驱动的电视新闻的全球化，它更青睐私领域的软新闻——关于名流、犯罪、腐败和暴力，并将之呈现为某种“奇观”，却牺牲了那些关于政治、公民和公共事务的新闻(the globlization of a US-style ratings-driven television journalism which privileges privatized soft news – about celebrities, crime, corruption and violence – and presents it as a form of spectacle, at the expense of news about political, civic and public affairs)。

所谓“全球娱信空间”(global infotainment sphere)，则是指的随着新技术与新媒体而渐渐浮现的多种新闻实践——也包括日益可视化、可听化的网志空间(blogosphere)——彼此竞争的场域。

此书的主要观点包括：

• 尽管在线媒体影响渐增，电视仍然是最强大的媒体，电视新闻塑造着全球无数人对这个世界的印象。
• 在公共服务电视与私营、市场驱动电视的战争中，广播电视的商业模式已经胜出。
• 在广播电视新闻的商业模式的全球化中，美国扮演了首要角色。
• 在市场驱动，24/7的广电经济学中，电视新闻趋向娱信化——软新闻、生活方式和消费新闻大行其道，成为公司意识殖民的管道，但公共新闻实践与公共空间则被削弱了。
• 娱信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明显，例如好莱坞和宝莱坞的电视新闻文化的新的协同作用
• 甚至战争与冲突也被电视新闻以娱信方式呈现，遵循好莱坞的习俗惯例，因此将主张着自由市场民主优越性的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
• 全球传播的新技术和另类模式，已经为“全球娱信空间”的出现创造了可能。

关键词：CAMRI, 笔记, daya thussu, global infotainment, globalization, infotainment, journalism, university-of-westminster, 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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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sting media power: alternative media in a networked world
edited by Nick Couldry and James Curran,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下文摘译自本书序章，由Nick and James所著，the paradox of media power.

“媒体具有权力”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何定义媒体权力？一种定义是，媒体行业为了更好地和其他行业讨价还价(bargain)，而对社会资源进行组织的最终结果。这看起来显而易见，除非你意识到，媒体的讨价还价能力无法超越其生存之根本法则：它们依赖于其他领域所产生的“内容”(content)。（例如，对于近来欧美电视与报刊业中明星故事和真人秀报道流行的一种解释是，新闻生产的经济成本的上升对媒体带来压力，使得媒体去生产自己的“内容”并把它们当成“外部”现实来对待。）

…从某个角度（也是最常见的分析角度）而言，“媒体权力”是一个术语，被用来描绘其他强大势力如何运用媒体的中介机制（报刊报道、电视转播、网站，等等）来展开一场场“战役”（大公司对抗劳工、旧有职业精英和阶级精英对抗文化新贵，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媒体（自身）的权力消失无踪；它仅仅是一扇门，权力的竞争者们通过它进入战场。例如，在Manuel Castells近来关于全球化“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的理论中，他认为在一个信息流、人流、金融流日渐加速的空间中，对所有社会领域，媒体门户之重要性与日俱增，但媒体自身却并无此种权力可言。以此角度分析，在对媒介的社会角色的研究中，我们（不论作为研究者或社会行动者）或许应该优先分析媒介之外的角逐力量，它们的冲突部分通过媒体报道而展开。

但是，还存在另一种同等正确的角度，由此分析，媒体之权力并未消散。这种观点坚持，相对那种媒介仅仅“中介”（mediate）了社会其他部分发生事务的幻觉，媒介的再现(representational)权力亦是社会中主要力量之一，有其自身权利。从这种视角，媒体权力（直接控制意义的媒体产制）是当代社会中越发核心的维度之一(Melucci,1996; Curran, 2002)。就像大多数权力形态那样，媒体权力通常也被那些从中得利者（即媒体）掩盖起来。因此也就不奇怪，它很少直接成为公共辩论的议题。

这种分析角度拒斥传统的谬误观点：将媒体视作社会“第四等级”（fourth estate）概念，以及基于此概念的自由主义模式。媒体远非仅仅守望我们免遭其他形式权力（尤其是政府）的过分干涉，媒体权力本身就是那些权力观察者们需要观察的对象。我们固然无法想象一个媒体权力成为第一动因的社会（没了政经权力，还剩下什么让媒体去“再现”呢），但媒体权力仍是当代现实极其重要的一维。简言之，在基础架构倚赖于信息与形象的快速流通的复杂社会中，媒体权力成为社会权力中的一种重要形态。

与上面两种视角相对的，有两种关于媒体的形象(image)，用两个类比来说明：一种是“瀑布”，一种是“接近瀑布建造的加工厂”。前者的“效果”取决于瀑布上游的水量、高度、河流流速，也就是媒体外部力量；后者的“效果/产出”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工厂本身的机制、规律和方式。

如果媒体权力本身就是越发重要的关于社会冲突的主题，那么媒介研究应当调整其重心，不仅包括主流生产（主要的广电频道、电影公司、大门户网站等），而且要包括更广泛的媒体生产——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寻求对媒体资源高度集中的挑战的媒体。这就是本书所说的“另类媒体”的含义：那些挑战（至少暗示着挑战）媒体权力集中化的媒体生产机构（media production that challenges, at least implicitly, actual concentrations of media power, whatever form those concentrations may take in different locations）。

这并不是非主流媒体（nonmainstream media）的研究者们使用的唯一术语…在Chirs Atton’s的Alternative Media(2002)一书中, John Downing（自1970年以来一直是这个被忽视领域中的顶尖研究者）的文章，用了“激进媒体”(radical media)之概念，它特别强调了非主流媒体在挑战建制权力联盟方面扮演的角色，持一种广义的社会解放视角。但这一术语的不足在于，它排除了那些在政治上居于右翼的“另类媒体”，即使它们直接明显地挑战了核心机构里媒体资源集中化。Clemencia Rodriguez 2001年提出“公民媒体”(citizen’s media)的概念，延续了Downing的观点…在公民身份实践(citizenship practice)和赋权(empowerment)之间建立了明确的关联，同时又受到拉美赋权理论（通过教育和更开放的通讯来”concientization”）的影响。

关键词：alternative media, 笔记, James Curran, media power, radic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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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write a research proposal?

能否写出漂亮的proposal，本质上取决于你对研究的思考深度和专业水准。但形式也很重要。英文的Research Proposal自有一套“八股”。程式化和结构化的好处就在于，可以让读者直接集中注意到最本质的内容上，而不是为形式分神。对于非英语native speaker的我们，如何理解英文学术世界的规范或曰思维定势，也是写作proposal之前必备的背景知识。下面这篇流传甚广的Research Proposal写作指南，言简意赅，颇具启发，对我自己的写作有所帮助，也希望能给更多的学界同仁带来便利。[点击这里，查看更多关于Research Proposal以及Grant Proposal、Project Proposal写作的网上资源]

文章作者Paul T. P. Wong, Ph.D., C.Psych. (Research Director, Graduate Program in Counselling Psychology.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Langley, BC, Canada). 题为：How to Write a Research Proposal. 全文转载如下：

Most students and beginning researchers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what a research proposal means, nor do they understand its importance. To put it bluntly, one’s research is only as a good as one’s proposal. An ill-conceived proposal dooms the project even if it somehow gets through the Thesis Supervisory Committee. A high quality proposal, on the other hand, not only promises success for the project, but also impresses your Thesis Committee about your potential as a researcher.

A research proposal is intended to convince others that you have a worthwhile research project and that you have the competence and the work-plan to complete it. Generally, a research proposal should contain all the key elements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and includ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for the readers to evaluate the proposed study.

Regardless of your research area and the methodology you choose, all research proposals must addre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you plan to accomplish, why you want to do it and how you are going to do it.

The proposal should hav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o convince your readers that you have an important research idea, that you have a good grasp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the major issues, and that your methodology is sound.

The quality of your research proposal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quality of your proposed project, but also on the quality of your proposal writing. A good research project may run the risk of rejection simply because the proposal is poorly written. Therefore, it pays if your writing is coherent, clear and compell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proposal writing rather than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deas.

Title:

It should be concise and descriptive. For example, the phrase, “An investigation of . . .” could be omitted. Often titles are stated in terms of a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because such titles clearly indicate the independent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However, if possible, think of an informative but catchy title. An effective title not only pricks the reader’s interest, but also predisposes him/her favourably towards the proposal.

Abstract:

It is a brief summary of approximately 300 words. It should include the research question, the rationale for the study, the hypothesis (if any), the method and the main findings. Descriptions of the method may include the design, procedures, the sample and any instruments that will be used.

Introduc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introduction is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background or context for your research problem. How to frame the research problem is perhaps the biggest problem in proposal writing.

If the research problem is framed in the context of a general, rambling literature review, then the research question may appear trivial and uninteresting. However, if the same question is placed in the context of a very focused and current research area, its significance will become evident.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no hard and fast rules on how to frame your research question just as there is no prescription on how to write an interesting and informative opening paragraph. A lot depends on your creativity, your ability to think clearly and the depth of your understanding of problem areas.

However, try to place your research question in the context of either a current “hot” area, or an older area that remains viable. Secondly, you need to provide a brief but appropriate historical backdrop. Thirdly, provide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in which your proposed research question occupies the central stage. Finally, identify “key players” and refer to the most relevant and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In short, try to paint your research question in broad brushes and at the same time bring out its significance.

The introduction typically begins with a general statement of the problem area, with a focus on a specific research problem, to be followed by the rational or justification for the proposed study. The introduction generally covers the following elements:

1. State the research problem, which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2. Provide the context and set the stage for your research question in such a way as to show its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3. Present the rationale of your proposed study and clearly indicate why it is worth doing.
4. Briefly describe the major issues and sub-problems to be addressed by your research.
5. Identify the key independent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of your experiment. Alternatively, specify the phenomenon you want to study.
6. State your hypothesis or theory, if any. For exploratory or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you may not have any hypotheses. (Please do not confuse the hypothesis with the statistical null hypothesis.)
7. Set the delimitation or boundaries of your proposed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vide a clear focus.
8. Provide definitions of key concepts. (This is op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Sometimes the literature review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introduction section. However, most professors prefer a separate section, which allows a more thorough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he literature review serves several important functions:

1. Ensures that you are not “reinventing the wheel”.
2. Gives credits to those who have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your research.
3. Demonstrates your knowledge of the research problem.
4. Demonstrates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and research issues related to your research question.
5. Shows your ability to critically evaluate relevant literature information.
6. Indicates your ability to integrate and synthesiz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7. Provides new theoretical insights or develops a new model a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your research.
8. Convinces your reader that your proposed research will make a significant and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ture (i.e., resolving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 or filling a major gap in the literature).

Most students’ literature reviews suffer from the following problems:

* Lacking organization and structure
* Lacking focus, unity and coherence
* Being repetitive and verbose
* Failing to cite influential papers
* Failing to keep up with recent developments
* Failing to critically evaluate cited papers
* Citing irrelevant or trivial references
* Depending too much on secondary sources

Your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competence will be questioned if any of the above applies to your proposal.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to organize your literature review. Make use of subheadings to bring order and coherence to your review. For example, having established the importance of your research area and its current state of development, you may devote several subsections on related issues as: theoretical models, measuring instruments, cross-cultural and gender differences, etc.

It is also helpful to keep in mind that you are telling a story to an audience. Try to tell it in a stimulating and engaging manner. Do not bore them, because it may lead to rejection of your worthy proposal. (Remember: Professors and scientists are human beings too.)

Methods:

The Method section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 tells your Research Committee how you plan to tackle your research problem. It will provide your work plan and describe the activities necessary for the completion of your project.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writing the Method section is that it should contain sufficient information for the rea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methodology is sound. Some even argue that a good proposal should contain sufficient details for another qualified researcher to implement the study.

You need to demonstrate your knowledge of alternative methods and make the case that your approach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and most valid way to address your research question.

Please note that your research question may be best answer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However, since most mainstream psychologists are still biased against qualitative research, especially the phenomenological variety, you may need to justify your qualitative method.

Furthermore, since there are no well-established and widely accepted canons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your method section needs to be more elaborate than what is required for traditional quantitative research. More importantly, the data collection proces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has a far greater impact on the results as compared to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at is another reason for greater care in describing how you will collect and analyze your data. (How to write the Method section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a topic for another paper.)

For quantitative studies, the method section typically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sections:

1. Design -Is it a questionnaire study or a laboratory experiment? What kind of design do you choose?
2. Subjects or participants – Who will take part in your study ? What kind of sampling procedure do you use?
3. Instruments – What kind of measuring instruments or questionnaires do you use? Why do you choose them? Are they valid and reliable?
4. Procedure – How do you plan to carry out your study? What activities are involved? How long does it take?

Results:

Obviously you do not have results at the proposal stage. However, you need to have some idea about what kind of data you will be collecting, and what statistical procedures will be used in order to answer your research question or test you hypothesis.

Discussion:

It is important to convince your reader of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your proposed research. You need to communicate a sense of enthusiasm and confidence without exaggerating the merits of your proposal. That is why you also need to mention the limitations and weaknesses of the proposed research, which may be justified by time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as well as by the early developmental stage of your research area.

Common Mistakes in Proposal Writing

1. Failure to provide the proper context to frame the research question.
2. Failure to delimit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your research.
3. Failure to cite landmark studies.
4. Failure to accurately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by other researchers.
5. Failure to stay focused on the research question.
6. Failure to develop a coherent and persuasive argument for the proposed research.
7. Too much detail on minor issues, but not enough detail on major issues.
8. Too much rambling — going “all over the map” without a clear sense of direction. (The best proposals move forward with ease and grace like a seamless river.)
9. Too many citation lapses and incorrect references.
10. Too long or too short.
11. Failing to follow the APA style.
12. Slopping writing.

下面是来自其他一些学术从业者关于如何写proposal的意见：

• Writing Research Proposals, Drew University On-line resources for writers.
• Guide to Writing a Research Propos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A research proposal is required for admission to the program.)
• Beginners Guide to the Research Proposal, University of Calgary Centre for Advancement of Health.
• The Art of Writing Proposals: Some Candid Suggestions for Applicants to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Competitions, Adam Przeworski and Frank Salomon.
• The Elements of a Proposal, Frank Pajares, Emory University.

以及，关于如何写学位论文proposal的指导（Dissertation Proposal Writing and some strategies for completing the dissertation）

• Dissertation Proposal Worksho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C-Berkeley.
• Writing and Presenting your Thesis or Dissertation , LearningAssociates.net.
• Dissertation/Project Hints: Proposal Writing, Hazel Hall, School of Computing, Napier University, Edinburgh, UK.
• Writing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Writing Center.

关键词：笔记, proposal,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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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的一些发现包括：

• 五倍于美国受访者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他们拥有（与现实生活）类似的在线生活（61% vs.13%）。
• 五倍于美国受访者的中国受访者赞成“我曾尝试过如何在线呈现自我”（69% vs. 28%）。
• 过半中国受访者（51%）表示自己曾在某些在线活动中采用了迥异的人格，美国受访者对应比例17%。
• 30%美国受访者认为互联网有助其社交生活，但77%中国受访者赞同“互联网帮我交朋友”。
• 中国受访者更倾向于表示他们曾在线表达个人观点或写过些关于自己的东西（72% vs. 56%），而且其在线表达比日常人格更为激烈。
• 中国受访者几乎两倍于美国受访者地赞同， 匿名在线有助于更好地表达诚实的观点（79% vs. 42%），以及在线时能更自由地说/做一些离线时无法说/做的事。

几乎在任何方面，中国青少年比起其美国同龄人，都更深地投入了在线世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使用数字媒介逃避现实世界体验中的限制的程度。这些限制有的来自学校或老师，有的来自社会与政府。

在读解这些发现时，对冷战话语、“自由西方”与“压抑东方”的对立框架，都应该小心谨慎。其实在不同国家的青少年的线下生活都要面对各种限制，而在线生活都给了他们一些有限机会去超越这些限制。

但与我交谈的一些人有助于我改善对此研究的看法。例如，有人提到中国年轻人可以很容易地使用blog技术，但难以使用如myspace和facebook这样的社会网络服务——由于屏蔽的存在，他们也无法使用wikipedia，除非你善用代理服务器（我在中国时就为了身处墙后被切断与wikipedia的连接而大伤脑筋）。有人说中国人非常积极地进行西方媒介内容的引介翻译工作，也包括翻译一些关于协作文化的东西，但他们自己接受采纳这些文化的步调却甚是缓慢。还有人解释道，中国人从互联网上取走了很多，但奉献的不多。

显然作为youtube上业余媒介内容创造者的后舍男孩不会被我们错过。 但我被告知，他们（中国人）在杂糅与改造（re-mix and modding）的实践、及创建同人志（fan fiction）方面都曾远为落后，尽管也有人说这一切正在迅速改变。

关于中美青少年对待数字环境的不同方式的一种假设是：美国青少年不太注意他们向网上发布自创内容的潜在后果，他们表现得大大咧咧或有些幼稚，既不顾近期可能的知识产权纠纷，也不怕未来雇主或者学校因此如何看待他们。而活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年轻人，看起来不那么愿意冒风险，对潜在后果也十分小心，他们看来更为珍视自己在网上找到的自由，因他们深知在行使这些自由时所冒的风险是什么。

另一原因则是在线世界的语言壁垒。中国年轻人更擅长于英译中的技能，有更强的动机去接触西方的内容；他们也感觉到，西方对他们不得不说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又无意通过翻译中国的内容来弥补这样的鸿沟。

Jenkins教授的假设对不对？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没说到关键点上。下一篇日志再接着分析。

关键词：cyberculture, 笔记, 美国, 青少年, fan, henry-jenkins, Internet,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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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all youth digital natives? Simply put, no. Though we frame digital natives as a generation “born digital,” not all youth are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natives share a common global culture that is defined not by age, strictly, but by certain attributes and experiences related to how they interact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formation itself, one another, and other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Those who were not “born digital” can be just as connected, if not more so, than their younger counterparts. And not everyone born since, say, 1982, happens to be a digital native. Part of the challeng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of who exactly is, and who is not, a digital native, and what that means.

我现在对”global culture”之类的提法有点敏感。因为真的存在所谓“全球文化”的共同体吗？从上面的描述中，似乎只能想象出基于英语国家的青少年文化/流行文化所滋养的人群。语言或者文化，在“数字原生代”中间也同样是高墙深垒；即便承认Digital Natives的存在，来自日本的、来自中文国家地区的、来自中东伊斯兰国家的”native”们，难道会有很多可以共享的文化吗？

当然全球化带来了麦当劳、Ipod、好莱坞、WOW……但不同的语言/文化所圈出的人群，通常只在其内部交流相似的体验，人群之间的跨文化/语言交流共享是微乎其微的。即便在中文数字疆域内，中/港/台/新加坡似乎就是迥异的圈子。身在大陆的你当然可以访问其他国家地区的中文网络，但最终你能认同并愿意参与互动的，还是大陆的这个圈子。——我想说的是，即使你是美国的”digital natives”，一旦你身处日本或者中国的”digital natives”的社会网络中，你仍然会发现自己是immigrant。

MIT的Henry Jenkins教授也不太赞同“数字原生代/移民”这样的隐喻。但他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他认为，“迷文化”（fan culture）至少可追溯到二十世纪早期，而游戏玩家中二三十岁的人也并不比十来岁的少，因此这种传统的“上一代”与“下一代”观点的翻版，似乎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当前的新现象：代际之间存在全新的方式和全新的空间，来进行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互动，成年人和青少年有机会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共享文化。此外，“移民”完全有可能超越“原生代”——在美国硅谷为各公司创造财富的IT精英中，有多少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数字领域内，他们早已超越美国本土大多数人，这是另一种隐喻。

他的观点似乎有点这个意思：虽然我的年纪是你的两倍，但我依然很酷，甚至可能比你更酷:)

关键词：笔记, digital-immigrant, digital-native, henry-jen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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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去了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摄政校区（Regent Campus）。这个工作坊（workshop）每年举行两次，参加者是来自威斯敏斯特大学、伦敦政经学院、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和伦敦城市大学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相关方向的博士生及哲学硕士生（MPhil，英国学制下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硕士学位），通常要求参加者已经在攻读学位的第二年及以上，已经开始自己的学位论文研究与写作。这个工作坊的目的，正是给各校学生提供当众陈述自己的研究现状并获得同行意见建议的机会。又据说有些心气高的学生，会把它当成校际比武大会来看待:)

这次大约有30多个学生陈述研究并回答提问，分了两个会场，还是从早上九点半一直排到晚上五点半。研究选题看起来颇为多元，大致包括传播政策、媒体与认同、新闻与民主、新传播技术、用户与赋权等主题。但方法论上似乎质化的实证研究占了绝大多数——至少我听到的十几个研究中，没有一个采用了统计学量化方法。这和我所听闻的英国传播与媒介研究在方法上的整体偏好相一致。当然，实证是必须的，假设、问题、发现、辩论等是必须的，纯理论探讨而不进行实际个案分析研究的学位论文，在英国是难得一见的。

我比较感兴趣的几篇，包括在线游戏的生产过程研究，社会性网络中的用户产生的公民行为（”User-generated citizen activism” in the Social Web），及ICT对公众自治的影响等。以及，现在可以经常见到“下蛋的母鸡”们了（钱钟书语），这次见到的是David Morley、Michael Schudson。

周六一大早起来，外面下霜了。坐城市铁路从伦敦西北到了东南。戈德史密斯学院拿到125万英镑的资助要做一个“媒介研究项目：空间、连接与控制”，于是召开一个inaugural symposium，类似启动发布会，题为“新闻之未来”。

如愿以偿见到James Curran :) 听老先生抑扬顿挫地力陈娱乐导向、市场驱动的媒体与公共媒体相比较更不利于民主，并以来自丹麦、芬兰、英国、美国的数据来分析两者在公共事务和国际问题方面的关注程度之差异。

由于是项目启动会，自然不曾有什么研究发现，演讲和讨论也就略嫌泛泛。这次会主要围绕他们这个项目的第一个子项目展开，讨论在blog和摄像手机的时代做新闻的空间，国会、政治与blog的互动等等。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次没有涉及的第二个子课题：无所不在媒介时代的元数据（Metadata in the Age of Ubiquitous Media），包括：XML和RSS-feeds如何改变网络面貌和用户习惯，DRM（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如何控制和阻断信息的流通及人们的反应，以及从传统知识分类方法向“folksonomies”、即诸如del.icio.us之类的自下而上的用户生成式的分类的转变。听起来都蛮有意思，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有后续的研讨会？

——————一本正经到此结束的分隔线——————

贴点照片娱乐一下吧。早晨霜冻的公园，和开来的火车。

戈德史密斯会议先是在下面这栋“拉面大厦”里开，后来人多坐不下（其实也就百来人），换到学校主楼里边一个小会场。

到底是传播与媒体系的，不大的房间里架有三台摄像机从不同的机位覆盖全场，一个导播小伙子现场切换，另有两个拿话筒的学生。像模像样的一个小小工作组，也不知道他们是在现场直播，还是打算以后做个视频放到网上？这个气质美女老师旁边的旁边那位就是Curran老先生。

英国的大学校园大多是这样开放式的，没有围墙和校门。学校面积、楼房气度和教师办公条件，和很多中国的大学也没法比。但是，正如梅贻琦当年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不起眼的校园，不起眼的主楼，却能让它的学生和老师感到自豪。

戈德史密斯以其浓厚的艺术氛围著称。最近认识的一个在这念博士的台湾人说，这儿的学生穿得都很嘻哈很街头的。我们说是啊，威敏那边的学生也穿得挺时尚前卫的，因为有英国最好的fashion design的专业啊。她接着说，但是LSE就不是这样啦，大家穿着笔挺的套装，感觉马上就可以走进公司上班啦:)

戈德史密斯旁边的小教堂。

关键词：笔记, goldsmiths, James Curran, LSE, university-of-westminster, 会议,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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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手机短信（SMS或MMS），向被视为微观个体层面上娱乐与消费之工具，此论文则更关注于手机短信是如何被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结构性层面上形塑为一种控制的手段（means of control)。

在文献回顾部分，文章先将短信置入其他ICTs发展的潮流中，指出它们不仅是权力、监视与控制（power,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实施的对象，也可被用于促进权力、监视与控制。随后作者将现有的短信传播研究分为三个阵营：一是“技术决定论”倾向的，即强调无线传播从根本上改变旧有传播模式、削弱现存权力结构的革命性潜能，如Rheingold的”Smart mobs”；二是重视延续性胜于变革的，例如维持传统的人际关系网络，加强朋友亲人间的联系等；大多数研究鉴于前两者之间，在技术和社会两种因素间不作单向取舍，而是将之放进具体情境去考察，发现协商永远都在发生，在微观社会结构中，在个体尤其是青少年之间，“微协调”（micro coordination）在发生作用。

作者继而认为上述三种研究取向皆有不足：分析框架均倾向于微观；研究对象通常是主要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也都不质疑手机传播赖以成形的更大的结构性设定，尤其是宏观的不平等状况，和基于个人导向的商业消费的接入预设。

难道手机短信不是被技术建构为应该如此吗？个人化、装在口袋、“短”消息、鸡毛蒜皮、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的消费品，为消费者（consumer）而不是公民（citizen）使用……微观分析岂不足矣？其实这并不与更高层次的结构性分析相矛盾，应当关心平等问题和公众利益，必须质问电信“自由化”（liberalization）过程中民主决策的缺乏、国家与公司行为的合法性、垄断及卖方市场局面的延续。

历史证据表明ICTs一贯可被用于社会控制，而来自2005年的马来西亚、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四个例子表明全球范围内，手机短信不但成为监控的对象，而且越发变成监控的方法。

随后文章聚焦于中国的实例，并认为全球范围内都有相似之处，即齐头并进的两条线：一方面，国家机器与商业组织致力于打造一个易于控制的手机短信宏观架构系统，这也要拜新自由主义的电信政策所赐；另一方面，在此宏观架构内的各种社会语境中（例如工作场所），为了各种具体目的，手机短信常被用作监控与风险管理之工具。

作者首先描述了第一方面，从2000年前后开始，中国形成了与短信有关的大型IT产业联合体（massive IT industrial complex）以服务于权力精英的控制需要。移动、联通、电信、网通这四大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国有公司，也建立了国有的基础设施网络，可全面实现对短信的控制，包括存储、过滤、监控、追踪等，也可利用短信发布消息等。而这些监视与控制的需要，成为一批新的IT企业的“市场”，例如位于中关村的Venu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c (http://www.venusense.com/)。在这样的宏观结构中，手机短信被社会性地建构为娱乐与个人消费的市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文章先以最小的社会单元——家庭为例。以控制为导向的中国手机服务商更热衷于向家庭的监视需求提供服务。作者在访谈中了解到的一个案例：一个17岁山东女孩使用的手机与其父的手机是联接的，每月话费账单由其父支付，类似于“子机”。这套设备的效果是，女孩的所有拨入拨出电话号码、所有收到发出的短信内容，都会显示在她父亲的手机上。作者认为这个案例显示，在宏观的加强控制的架构下，手机服务商倾向于将“个人化”的手机重塑为一种“集体化”设备，当然是由更有权力的一方控制。这种服务也可以提供给父母、雇主、警察或者黑帮，只要付得起钱。

接着，作者描述了我们都熟悉的现象：雇主给雇员配发手机/小灵通，并要求后者24×7地保持开机，随时待命。随后文章聚焦于东莞的一家有超过10000名员工的服装厂的案例，较详尽地描述了其配发手机/小灵通/SIM卡，组建企业内部“集群网”，对员工使用移动通讯设备的要求和限制，以及违反后的严格惩罚等情况。这是一幅卓有成效的控制图景。

类似的“集群网”在南中国的许多企业中都能见到，而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都乐于为用户订制类似的网络服务以巩固其市场。电信运营商愿为控制着工作场所、在组织权力顶端的雇主服务。就像前述那位监控女儿的父亲，类似的技术没有理由不会被扩大到更大的规模和尺度上，用于企业利用移动通讯进行的管理行为。

那么，加强控制是否也意味着违反中国法律的人会更容易遭到制裁？作者认为并非完全如此。一个例子是发生在四川的一起性骚扰诉讼，尽管受害的女教师的手机上存储了其校长发来的19条骚扰短信，但当地移动公司却拒绝提供过去六个月内她手机的短信清单作为证据，理由是根据法律，公司“只有义务和警方、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部门合作”。换言之，并无法律保障受害人索取自己短信记录的权利，尽管证据可能存在，尽管她支付了账单，但短信服务系统并不为草根中的某人而设计。

最后，文章还提到了值得注意的“媒介替代”现象。一是寻呼机的淡出历史舞台（2000年的4800万用户到2005年的97万用户），这个过程事实上大大削减了绕过监控进行通讯的可能。相比寻呼机+公用电话的模式，所有的短信都在一个可以由程序自动过滤和追踪的集中体系内传输。

二是电台电视台，短信成为受众投票、受众调查和直接从受众获取利润的最重要手段，但另一方面，减小政治风险也是大量采用短信的原因。过去的所有热线电话节目，几乎都被短信互动所取代；选择合适的短信进行答复，比起过去延迟六、七秒播出的现场直播节目，风险还要小得多。于是短信也成为保障电台电视台“政治正确”的安全地带。

作为结论，作者强调，并非唯独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短信都正在成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方法。且随着中国制造、出口、投资能力的高涨，围绕中国短信监视的IT产业复合体的形成，本身就是一种产品，也是一个复杂的跨国过程，从股票市场，到那些支持着类似Venus之类公司的IT精英们的“大脑回路”（brain circulation），尽在此过程之中。

那么，如何防止这种新的控制技术失去控制？如何用公共利益来平衡这些企业组织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合法需求，尤其考虑到工人阶级的ICT用户，还有信息弱势群体的利益的情况下？作者说：那已超出本文的任务，本文只负责诊断，不开处方。但诊断也是必要的第一步，来警醒学者、政策分析家和公民社会的成员们，参与到手机短信的社会塑形的实践中来。

关键词：短信, 笔记, SMS, 控制, 政治经济学, 文献,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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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挟三十年传媒研究及社会政治学之深厚功力，由理论入实践，由事实出义理，纵论“文化中国”之中港台具体语境中传媒与“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普适价值的微妙互动关系，亦反观世界其他部分如美国，如何看待、建构和应对中国之变。他喜欢被称为“脉络学派”，意味着力求将任何理论置入具体历史和世界“脉络”中运用。他关于自由多元主义和激进马克思主义各自适用不同社会语境的看法，也颇具启发性。简言之，在威权专制社会中，自由多元主义不失为批判利器，市场也更显其解放动力，由此而来的民主即便粗糙幼稚，也总胜过完全没有；而在那些代议制民主早已成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一统天下的社会中，激进马克思主义堪称掷地有声，质疑市场和资本逻辑带来的反民主可能，揭露宰制意识形态如何维护体制产生压迫，亦是意义重大。在他看来，中国之新左派，只言反帝反资反全球化，不批专制，有拍苍蝇不打老虎之嫌。

对一个观察阅读思考研究相关问题超过三十年的有世界视野的学者，脑海中业已形成成熟看待世界框架，大小问题纷繁而来，被那部意识机器自动整理，条理而出。其中老道经验和火眼金睛，自是令人钦佩。然也有另一层危险，便是这意识机器运作过于圆熟，不再寻求新的解释框架而沉溺于其惯性不自觉，难免忽略多元阐释的可能，以及其他视角与经验。当然，我也只是匆匆翻过，略微感觉有此危险。

李先生评点乔姆斯基时言其“长于批评短于理论”，时常过于绝对化而“政经分析”又未能“曲尽其致”；他屡屡强调不可忽视差异和细节，又称“大题大做”不是不可，但需分解为多个实在的小题目，踏实研究，又不忘宏观的关怀。点点滴滴，尽是做学问人值得时时自问自省之处。

以前读李先生的文章，也曾写过几笔，总是收获良多。

关键词：现代性, 笔记, media, 李金铨,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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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上述资讯来自：Senft, T.M. Bulletin-Board Systems. In Jones, S. (Ed.). (2003). The Encyclopedia of new media (pp.45-47). Thousand Oaks: Sage. 顺便说一句，这本书已经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了中文版：《新媒体百科全书》。

但在wikipedia上关于”BBS”的条目下，我得到了另一种说法。“CBBS”被认为是 Computerized Bulletin Board System的缩写。同时还写道：在一场“Great Chicago Snowstorm of 1979”之后，“CBBS went online on February 16, 1979 in Chicago, Illinois”。

如果你再转而查询上面的关于CBBS的条目，你会发现：“In January of 1978, Chicago was hit with a blizzard……”。

到底是1978，还是1979？我简单用google查询了一下，想知道芝加哥那场snowstorm究竟发生在哪年，结果好像是1978和1979年都有人提到有大雪。

——我的疑问，涉及到历史事实，也涉及到wikipedia的可信度。当然在这个时代，“You”既然享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自然得承担前所未有的责任；Wikipedia或者网络信息的可信度，本身就是一个变量，我们的行动将影响它的值。

对了，拜伟大火墙所赐，我只能通过proxy访问维基，当我尝试修改时被系统告知通过proxy访问时不能修改。那么，有谁如果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后，去统一一下说法吧 ，最好也来告诉我一声:)

update: 在我水木blog上，NMR给我留言：

my two cents based on what I’ve googled out:
1. The CBBS was born on Feb 16th,1978.
2. Although there was a great snowstorm in 1978, “The great Chicago snowstorm” usually refers to the catastrophic snowstorm one year later that paralyzed the city. That may have been the source of confusion.
I’ve edited the wikipedia entry accordingly, which I hope is not an ill-conceived and hasty action.

Cool & Thanks!

关键词：bbs, cbbs, 笔记, wikipedia, 媒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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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或中国，所谓“大众文化”当然指的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因而大行其道大赚其钱的文化商品。大众文化一直是知识分子、保守人士、政客、教师、家长、宗教人士等批评的靶子，一来说其中色情、暴力内容带来道德堕落犯罪增多尤其戕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二来说其平庸同质低俗，让受众变懒变傻失去判断力创造力主动性并沦为盲目商品消费者。本书作者约翰逊，当然也像其他许多凡事要讲“科学”证据的人一样，认为并没有任何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媒介暴力、色情内容与犯罪率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本书重点却不在此。他想说的是，别太在乎大众文化的内容，长远地、宏观地、整体地来看，大众文化的形式（或者叫模式）才是关键——大众正因此而变得一代比一代更聪明。

这样的视角其实很麦克卢汉，全书其实就是对麦氏“媒介即讯息”观点的阐释与应用。约翰逊更倾向于将大众文化视为一种“认知训练”而非信息与意义来源或者生存环境。

他从对游戏的分析开始，从他自己少年时迷恋的桌面游戏谈起，再到当下的一些视频游戏类别，要说明游戏让人投入地参与互动，去思考、探索、解谜，游戏的叙事可能很简单幼稚，但它却像国际象棋那样重点不在叙事，而是让玩家学会学习，学会如何探索解决问题之道。

而后讲电视。最近几十年内，不论电视剧还是真人秀，结构、人物、线索等都变复杂了，呼唤更加sophisticated的观众来开动脑筋。他举出一大堆美国热门电视剧和真人秀节目——嗯，题外话，我发现近几年的这些剧或节目，大约很多中国网民都熟悉，比如24 hours、Lost、Friends、Desperate Housewives或者Survivor、The Apprentice等等；但过去的那些，比如Dallas，拜托，除了学传播学的知道有人靠研究这个一夕成名，谁看过它！先不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是拜互联网和各种文件交换技术所赐啊。

随后两个领域的例证力度较弱。大致上，电影变得更复杂了，而互联网则要求受众更多参与和主动创造，比如blog、google之类应用，以及要求他们的学习能力，像新软件的使用。

接下来，约翰逊便引用别人的研究结果，说大众的IQ平均值这几十年来一直在上升（真的吗？这项研究本身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无从判断），并且根据前文分析，将之归因于大众文化的形式/模式的功劳。并认为大众文化并没有向低处堕落，这几十年来比较，它在逐步走向高端；而这过程中得益最大的不是我们中的天才，而是普通大众——智力中等的人群这几十年来IQ均值增长最大。这就是他贯穿全书的核心观点。

此外，类似电视节目这样的典型大众文化产品的产制，为什么从几十年前的LOP（Least Objectionable Programming，反感度最低节目）原则，走向了当下的MRP（Most Repeatable Programming，重复率最高节目）原则？约翰逊的解释还不错。概括一下，是DVD销售、辛迪加制度、多媒体环境、互联网出现等等条件，使得媒介产品从原来的固定时段一次消费，变得可按消费者需要随时重复消费。于是赢利不再取决于一次播放有最“大众”的阅听人，而是在于有否粉丝愿意不断地反复地消费这个产品及其衍生产品。是以带来其复杂程度、费解程度、可参与程度的不断提高。

全书轻松易读，且为“大众”所爱的“大众文化”辩护，畅销当然有保障。但是等等，我觉得作者有些时候仅仅选择可佐证自己观点的例子，而忽略反例。最流行的，真的都是那些复杂程度高、要求参与多的吗，真的可以帮你变聪明吗？从中国的网络游戏市场、电视娱乐节目、“两只蝴蝶”或者“老鼠爱大米”，或许都可以得出不那么一致的结论。

另外，换一个视角固然很好，但内容始终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它不是可以从“形式”的骨架上随便更换增删的肉。就拿作者举的一个小例子来说吧。他7岁的外甥初次玩《模拟城市》游戏，便自然自信地确信了“高税率会抑制工业区发展”这样的信条。但游戏并不会告诉小外甥，“税率”不仅仅是与“生产力”因变量负相关的一个变量，它在社会中自有其存在价值。诸如此类的内容，由谁选择取舍，按照什么标准，如何被填充进大众文化形式之中，这或许与IQ无关，但与我们的幸福有关。

 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 Steven Johnson
坏事变好事：大众文化让我们变得更聪明，史蒂文·约翰逊，中信出版社，2006年9月

关键词：笔记, 大众文化, 媒介即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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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了这场辩论的文字记录。短时间的口头讨论难以深入，但其中涉及了互联网现阶段发展（不论你是否认同web2.0这个名词）乃至信息社会目前的一些关键问题。把那些具体互联网应用例如wikipedia、youtube等等暂时放在一边，他们谈到的问题大致包括：

1、技术让文化变得更好还是更糟？

2、“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和“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哪个更好？或者说，普通民众智慧的集中（Keen质疑，有可能吗？）与精英政治哪个更好？

3、类似于1和2，技术有足够能力让amateur们都“just do it”起来，并且从中筛选出更多的天才、优秀者吗？

4、媒介的”免费”问题、广告机制及其对文化的影响？

5、 “新闻”与“信息”的差别？如何看待新闻“客观性”(objectivity)？就信息的过滤方式（或曰gatekeeper）而言，如今和过去的模式哪种更好？

6、小众文化/市场（tribal culture或niche market之类）的趋势，会不会使得社会原子化、碎片化——keen的说法是“result in less community”？如果真是这样，这种变化是更好还是更糟？

——老实说，这些问题每一个都被经年累月地争论，每一个都可以（或已经）写上好些本书。例如问题1，即便不去说哈贝马斯、麦克卢汉等经典论著，去年也有本美国人写的书《坏事变好事：大众文化让我们变得更聪明》试图证明：数十年来大众文化的熏陶即使没让人们中最聪明的人有所进步，至少已经让人们的平均智商与情商更上一层楼。又如问题5，堪称经典的就是罗伯特·哈克特与赵月枝合著的《维系民主》一书，用数十万字探讨作为一种体制的“客观性”的多层含义和在新闻实践中的影响，以及它与西方民主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是因为其中的大部分，不是“应该”如何回答才正确，而是“愿意”如何回答将决定现实发展的方向。

Anderson的”Long Tail”是非常有魅力的一种理论模型，因为它足够简单而且有说服力。他积极乐观，相信“进化、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身为“连线”杂志主编的他大约代表着全世界很大一批IT从业者的立场和信念。他在讨论上述问题时，显示了对当下互联网发展敏锐而深刻的认识，就技术细节来说，他的描述都挺准确的。包括技术是个人能力的“启动器”，降低了各种事情的准入门槛，可以让所有业余爱好者just do it——然后由某种“过滤器”来从草根中选拔出新的精英，或者帮助个人从“长尾”中找到自己关心的玩意儿，所谓的从“几百万个声音”中过滤出那么几十种想要的。

另一方Keen在自己创业前曾在大学里教过政治学，因此确实“精英”意识浓一些。一方面他对媒介运作未必特别熟悉，包括媒介的“内容商品”与“受众商品”的区分（后者最早是Dallas Smythe提出的概念）、金融经济/文化经济（应该是John Fiske提的）的区分，因此在这方面辩论中有些乏力；另一方面他又本能地拒斥广告对文化造成的损害，质疑极端的个性化和个人主义倾向可能导致共识无法达成、共同体更少，进而损害其珍视的democracy。因此他似乎期望“守望者”与“把关人”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

二者的分歧其实并不算大。他们的基本价值观是一致的，都认为民主很宝贵，社会需进化。大家也都不否认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威力，以及它对草根大众的赋权（empowerment）。差别主要在于：Anderson乐观地说，OK我们能做到，“过滤器”这种机制已经在发生作用而且会更好；而Keen怀疑地问，真的吗？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这种机制？没有这种机制的Webocracy将导向平庸和琐碎。

人们容易对自己关心的事物、研究的学科、从事的行业报以本质主义倾向的化简。也就是说，把社会现实化简到一个方面的现象，例如大量的IT评论都呈现某种“技术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似乎技术/资本的力量就是改变社会的全部。但如果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必须要将媒介“去中心化”（decenter the media），将传播系统视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将媒介置于整体性框架之内去考虑。

对个体而言ICT发展的确带来了极大的帮助，我们可以通过它获得更丰富多元的信息，也可以作出自己的表达，从事自己的创造，即便不成大热门也可甘为“长尾”，将自己的劳动成果献给需要它的甲乙丙丁。

然而，这何尝不是一种乌托邦，因为这种结果只是在行为主体某一种或几种价值取向下可能达成的，而且还完全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和外部力量对它的巨大影响。我试着再问几个具体问题吧：

• 许多极端的诉求，例如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邪教或者恐怖组织，他们同样在运用ICT，而且因为动机之激烈可能比常人更积极更疯狂。真的能通过完全放任的观点竞争，实现人的解放和幸福么？或者我们每个人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同好群体中，便可相安无事天下太平么？

• 这是过于极端和少数的情况？那么，多元社会的利益群体分歧无处不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认同照样在网络中彼此冲突，不同意识形态也要争斗，当互联网渐渐融入日常生活时，个人便不可能回避这些矛盾与差异，从而不可能在不贬损、削弱和限制他人的情况下进行网络活动。而这些矛盾与差异绝大多数并非自由平等竞争的关系，当然也不能以市场逻辑来理解阐释。

• 你觉得个人完全可以不关心这些，只关心专业、兴趣、爱好、娱乐、生活？如果真的这样，我只想知道有关家人行踪、宠物饲养和某支足球队的“新闻”，而不愿听什么关于环境保护、最低工资、物价指数、选举政治等等的“陈词滥调”——那么，这些关系整个社会的公共议题由谁来关心和主导？由对它们感兴趣的人？由握有权力的人？由各种利益集团？如此说来，“web2.0”哪里有什么新鲜和进步呢，最好的程度上它也不过是当前状况的一面镜子，仍旧是精英主导；更坏的可能是，公众对政治的普遍淡漠，导致对政治的操纵利用可以更恣意横行，以少数人而不是大众的福祉为目标。

• 你觉得这些太政治了？那就讲点关乎“效率”的。祝建华教授曾经写过他使用个人电脑20来年的感受，令我感触颇深的是他觉得：“我们用的技术手段有了惊人的提高、但我们的工作总效率……并没有多大变化”，那么，新技术真的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质量吗？

• 再来说说娱乐或者产业吧。没错，youtube也可能诞生beatles第二，网络写手也能赚得黄金万两，但现有的产业和资本是如此不遗余力吸纳与收编从千万“草根”中偶尔闪现的个别皎皎者，纳入到原有的生产与消费机制中去。明星制、广告制、版权制……那些支撑着资本牟取暴利的方式，一个也不会少。“人人创作”，多么无私和共产主义，但就会有无数吸附于其上、利用免费资源和公有领域赢利的产业出现。“微支付”＋“长尾”＋“过滤器”或可帮助个体以创意换取报酬，但同样有无数虎视耽耽的力量在日夜琢磨用资本逐利的逻辑来引领这一切。你相信，仅仅通过发展技术、应用技术，就能保证将这些领域导向更美好境界吗？大约Lawrance Lassig是不信的。

就此打住不问。此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以上全部讨论都是以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语境为背景的，例如对“民主”的价值有基本共识。但如果中国人来谈这些问题，不少基本前提就得重新看待，从而答案会有很大不同。比如，这位的闲言碎语便有一番生动比喻，来描述“民主”在中国的某种境遇：

民主也是近现代中国人求过的神仙，曾经被称为德先生，进入中国这么多年，民主的本质和效果不说了，反正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大胆地跳将出来说民主不好的。这个大神的地位是树在那里了，但是民主是否可以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呢，本来这个问题就是伪问题，……偏偏就是中国现实里的政客反复来提问的话题。把民主供起来的结果就是呢，让民主的政治理想中的效果一面无限夸大，设想着民主一来，人人开口说话，个个选举政府，政通人和，百废俱兴，GDP增长，人口素质提高等等，总之是包治中国社会百病的良药。而民主的现实层面的制度设计因为烦琐反而成了可以抛弃的“庸俗政治”、“议会清谈”，这真是很怪的想法，好比请神来，还要神立刻显圣作法才甘心的样子。

世界上怎么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求仙求到鬼的事情多了，那怎么办呢，不是抱怨自己的贪得无厌，而是反过头来说，民主不行，什么东西呀，都是骗人的假货。民主么，只是一种制度设计，要不能治理腐败，提高gdp，甚至不能多拿几个奥运会金牌，就都是虚伪的假货。这个神仙，虽然供着在庙里，其实呢人们抱怨多着呢，想起古代社会里求雨的典故来了，开始的时候，很虔诚，下跪，斋戒，送女子给河神等等，做足了文章，一看，龙王爷还不给面子，怎么办，丫的，小样，就把龙王庙里的龙王给抬出来，给晾在太阳下烤烤。在中国，民主就是个这样的龙王爷，正被烤着欢呢。

形象吗？准确吗？大家见仁见智。但起码要肯定的是，还得感谢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我们才能更多地知道别人的想法，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关键词：笔记, democracy, 长尾, 赵月枝, new media, web2.0, webocracy,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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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题为《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作者为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潘忠党（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传播系）。据悉这是一项得到香港方面资助的“中国新闻改革”研究项目的成果，潘等人因难以进入大陆开展实地研究因此与陆合作，但思想和写作均主要出自潘。

这项研究的方法论是有启发性的，“我们从新闻从业者如何期待及建构专业名望入手，分析三种实证资料，包括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阅读新闻工作者的自述，以考察在改革中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相比之下，结论倒没有那么重要了，例如专业主义的西方根源，它对中国当下新闻体制的改革算得上一种推动力量，但却不能照搬西方，同时又在市场化过程中面临另一重威胁，等等。类似的探讨最终总是会汇集到中国的现状之上，如众所周知，一面是外松内紧的新闻宣传体制，一面是肆无忌惮的市场经济浪潮，新闻从业者内心纵有各种类似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难避免重重压力、诱惑，难避免自我审查。

站在另一片天空下的学人，从赵月枝到James Curran，均试图寻求“第三条道路”：既避免政府权力和管制的极度膨胀，又遏制商业利益和力量的无限扩张，期望通过public media/alternative media等方式去帮助人们接近“平等”、“民主”、“自由”等理想状态。无论道路多么崎岖艰难，此类情怀值得尊敬。然而他们的目光所向，是与中国社会迥异之语境；中国社会之问题，在国内传播学界却处于谈者寥寥的状态，学者们不愿谈，不屑谈，或者不敢谈；但我又时常听到类似论调：“我们中国的问题，不容西方学者置喙，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而且可能‘别有用心’”。可是我们学界做了什么呢？西方的批判理论文章和著作，到了中国就成为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论战的武器；即便实证研究亦有对现状的置疑和批判，如经典的“议程设置”，但舶来之后转而变为如何引导舆论的理论指导；但本土的理论建构却又相当缺失，资料堆砌或自说自话的著述倒是年年出炉。学术如果要承担歌功颂德或公关营销之职，水准那是大大不如专业官僚或者公司的。

所以这样的背景下，陆和潘的文章会让人觉得新鲜。尽管它写于2002年，但四年以来，同样题材上国内又有多少超越它的研究和文章？

另一篇文章是李金铨的《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李先生的文字向来漂亮精彩，论述深入浅出，对各家理论信手拈来又融于一炉，足见各方面功力深厚，令人佩服。这篇文章堪称本领域必读文章之一，反复读过，见之恨晚。许多精彩之处，有心人可自行体会，随手摘录两段感兴趣的：

……我认为，激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集中批判市场资本，用来分析西方民主国家的媒介垄断极好；但在中港台国家机器支配经济秩序，激进派理论似乎隔靴搔痒，因为市场至少部分是制衡政权的力量，自由多元学派的说法反富洞见。但是中港台的权力和资本都在急遽重组，我觉得这两个理论又矛盾不安同时交错存在，当然这三个华人社会有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大陆的市场自由化是削弱了政权对媒介的控制，还是权力与金钱造成奇异的勾连，更使媒介陷入双重异化的境地？台湾在解严以后，政治的压制力量逐渐从媒介撤退，但市场压力不断加大，自由派和激进派的解释都有部分道理。香港的主权回归如何与市场秩序互动，对媒介自由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一定要问我偏向哪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取径，我的答案是：(一)先看哪一个说法比较符合经验；(二)再看哪一个说法在特殊脉络里面更能促进民主。追究到最后，自忖带有西方意义的自由左派或社会民主色彩，一边反叛专制政权的压迫，一边对抗经济腐蚀势力的宰制。这也是许许多多权力边缘的知识分子所站的立场。当然，有人会觉得我太右，有人会觉得我太左，怎么标签无所谓，因为左左右右也没有实相，取决于观察者本身的位置所在。请先考察我的学术工作是否合格，再计较立场不迟。立场不同的人可以争鸣，可以联盟，可以对抗，也可以求同存异。

由此，便要回到本文的标题：“专业的想象”——所谓“一边反叛专制政权的压迫，一边对抗经济腐蚀势力的宰制”，何尝不是一批知识分子对自己“专业”或“天职”的一种理想化情怀。当然在不同社会语境里，来自这两边的压力大小有所变化，但正是这种“专业的想象”，成为他们对抗压力和诱惑的重要动力，让他们在趋利避害的人类自然反应以外去追求一些超越性的命题。同时这又只能是种“想象”，且在多元社会中存在多元选择，即使在同一领域同一行业中，人们自然可以选择去追求这种“想象”，或者看得见摸的着的金钱与权力。因此我想，对他人的选择报以同情之理解，对自己的选择力求无愧于心，这大约是可以努力去尝试的。

第三篇文章仍是李金铨的，《论社会理论对中国新闻业的解放潜力》。作者阐释分析了三类社会理论：“视市场为抗衡国家控制的积极力量”的自由多元论；80年代“老左派”，“与当时政治改革力量结盟，企图在理论上解放官方的机械马克思主义”；90年代“新左派”，“凭借西方各种批判理论力抨中国传媒的商业化”。三种理论“都希望权威官僚的党国体制能够民主化，但它们对资本主义巿场的评价不啻南辕北辙”。其中有意思的是，他将激进马克思主义和自由多元论分别称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不同语境下可以各司其职：

……（前者）拿来分析西方社会中的新闻异化，是一把利器。理由很简单：西方传媒相对自主，国家机器干预较少，激进学者尽可高高在上，站在各种人道主义的立场批评资本的种种扭曲。柯伦（James Curran）提出一幅深刻的「民主传媒体制」蓝图，以公共服务的媒介为主体，兼容民间的、专业的、社会巿场的和私人企业的多元声音。这个构想极好，只是对饱受权威肆虐的传媒来说未免奢侈。它们必须从下到上反抗赤裸裸的国家压制。在此，自由派的「政治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发挥积极的解放作用。巿场自由化未必保证传媒的民主化，但要是没有强大巿场的发展，民主化简直不可想象。

我个人的感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批判学者，站在本国土壤上尖锐批判本国社会的问题，并因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而被中国不少阶层引为同道；殊不知他们若生在中国，照样不会做“隔山打牛”之人，他们某种程度上不容于权力，因为自己“专业的想象”而扮演牛虻的角色。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及各种批判理论资源？是用作意识形态战争的武器？还是给社会治病的工具？

关键词：笔记, 陆晔, 马克思主义, 赞, 赵月枝, James Curran, 批判理论, 政治经济学, 李金铨, 传播学, 潘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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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香港浸会大学承办的学术会议算是紧凑充实，我也老老实实三天都呆在会场，基本一直在听论文宣讲或是学者论坛。不少研究、论文和话题，那些提问、回答或者争论，有如过眼云烟，按下不表。有些印象的，略记两笔。

第一天开幕式后的主题演讲很有趣，四个人讲的主题和风格分别吻合他们一贯的路数。Nicholas Garnham做的理论研究，讲的是对社会交换和数字化的有关理论的批判性回顾，把大多数人都讲困了:) John V. Pavlik给大家展示他以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做新媒体实验室主任时带学生做的增强现实系统，还讲如何把这种设备用于记者报道之中，联想到会后和他说话时，他问我玩不玩second life（我当时努力听说英语，大脑内存不够，居然把它跟the sims弄混了），还说自己挺喜欢这个游戏时的一点点兴奋劲头，觉得他是个蛮典型的快乐技术中年。接下来是大家都熟悉的Johnathan Zhu大师，祝建华热心地给大家介绍“e-社会科学”，努力把信息技术、网格运算等带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去，还有正在做的“中文易社科”项目，包括网页内容分析工具（易猫）、综合数据分享界面、动态数据展示等等。最后出现的是Vincent Mosco，他的表达非常清晰，声调铿锵，情绪起伏，出口成章，立场明确，很有感染力，他讲的题目是：The Labouring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Workers in Information Age，也是我们一直有兴趣的问题。一个典型的批判者，经常问大家，why？并且期盼：全世界知识工人，联合起来。后来有幸跟Mosco大师交谈合影，感受到他的幽默、开朗和热情。

(从左至右，分别是祝、Mosco、Pavlik、Garnham)

听一些场次，感觉新媒介的理论研究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老调重弹或者空发议论仍屡见不鲜，一些研究者不能跳出领域去学一点其他学科的知识，比如还搞不清online、web、digital（后面分别接journalism）的区别。再不就是跟着业界屁股跑，做一点解释工作。某些知名学者，一味玩弄名词，把研究变成话语快感和玄学游戏。这倒挺像那场研究工作坊里香港的马成龙教授讲的那个笑话：某些传播学的文章写得是能指和所指脱离，满纸荒唐言，一位物理学教授看不过眼，研究了一段时间类似文章后琢磨出点规律，写了篇自己也不明其意的文章向某传播学期刊投稿，最后居然发表了，此时他再公布自己身份，实在是莫大讽刺。故事未必真实，却也是生动写照。

当然，三天听下来，启发和触动也不少。经常有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出现，然后便会引发思考，人家的研究哪里不足，哪里可贵，羡慕和兴奋都会有。即便是觉得不怎么样的论文，同样有种“这个问题，我这么看……”的冲动。另外，港澳台的华人学者，确实位于特殊地带，中华文化圈和西方文化圈的中间地带，从语言、思想、方法上他们都更快地“同国际接轨”了。这对他们既是优势，也有忧虑。

几天的会议中陆续见到了来浸会、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读mphil或phd的清华同门们，或者听到她们的消息，颇有“士别三日”之感。和她们的聊天也让我对香港的大学里对学术的严格要求和艰苦训练有了深刻印象。好的环境加上自己的努力，应该能带来丰硕的成果吧。

会议中我还碰到一位九年前就在水木BBS认识但却素未谋面的网友，又见到一位现就读于港大的清华酒井名媛（她和我的六度关系可以八卦地描述为：她的ex-bf是我大学本科室友的MUD友）。还有，飘着小雨的清新早晨，我打算混进浸会的学生餐厅去吃一顿学生早餐，下楼电梯内偶遇一对盈盈微笑的母女；边走边聊才知道是早闻大名的中国传媒大学的K老师和她的宝贝女儿W小姐（正在HKBU念博士）；到了餐厅，说起我的朋友S小姐也曾是K老师的硕士生，W小姐大呼我知道你看过你的Blog听说过你家猫因为我养猫之前S姐姐推荐我看你们的blog！

世界真小。

（《传播与社会学刊》的创刊酒会，以及酒会上的小点心）

关键词：祝建华, 笔记, 香港, Nicholas Garnham, Pavlik, Vincent Mosco, 会议,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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