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研究题为：Living and Learning with New Media: Findings from a 3-year Ethnographic Study of Digital Youth，主要关注青少年在新媒体语境下的生活与学习，访问了800名青少年，进行了超过5000小时的在线观察，规模很是不小。研究发现社交网络、视频分享站点、在线游戏、ipod和手机，都已融合在青少年文化中；当今青少年，在传播、友谊、玩耍和自我表达的世界中追求自治与认同（autonomy and identity）。

成人总是担忧孩子们泡网、短信、玩游戏是浪费时间。但研究者却试图解释为什么这些行为对青少年很重要。数字世界为他们开启了挑战社会规范、探索趣味、发展技能、实验自我表达方式的可能性。这些活动让十几岁的孩子们着迷，因为它们提供的场所意味着社交世界的延展、自我导向的学习、独立。

研究主要发现：

• 青少年使用在线媒介来延伸友谊和兴趣（youth use online media to extend friendships and interests）。
• 青少年参与基于同龄人的自我导向的在线学习（youth engage in peer-based, self-directed learning online）。

因此，新的媒介形态改变了青少年的社交和学习，也向教育者、家长、政策制定者提出一系列课题：

• 成人应促进青少年使用和参与数字媒体（adults should facilitate young people’s engagement with digital media）。
• 因为数字媒介的多样性，因此用一套标准化的程式来衡量青少年的技术素养和新媒介素养是有问题的（given the diversity of digital media, it is problematic to develop a standardized set of benchmarks against which to measure young people’s technical and new media literacy）。
• 在由兴趣驱动的参与中，成人应扮演重要的角色（in interest-driven participation, adult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 想要在21世纪中不落伍，教育机构就需要跟上数字媒介发展的迅速步伐（to stay relevant in the 21st centur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e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rapid changes introduced by digital media）。

看起来，这项大规模实证研究和美国传播学史上的那些里程碑式的研究有相似之处。例如“美国卫生局长报告”、“儿童与电视”、“儿童与媒体暴力”等旷日持久的课题，都是想衡量新媒介大举进入人们日常生活后可能造成的影响。具体细节如研究方法等我还没有读，不好妄下结论，但我希望它能成为“传播学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中新的一块。

而这项研究的乐观结论，大约会招来新的批评之声。《纽约时报》报导了这项研究，在文后的网上评论中，就可以看到不少人的不以为然。其实就像“大众文化是否让我们变聪明”，“互联网是否让人孤独”，“google让你变傻了吗”之类的争论一样，事实并不是简单的“是”或“否”，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而现在有人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来证明数字媒介对青少年的积极效用，大约也并不会以为任何人、任何使用方法都可以产生这些积极效用。

研究报告下载：

• Two page summary (pdf)
• White Paper – Living and Learning with New Media: Summary of Findings from the Digital Youth Project (pdf)
• Book – Hanging Out, Messing Around, Geeking Out: Living and Learning with New Media

媒体报道：

• Teenagers’ Internet Socializing Not a Bad Thing (NY Times)
• Time online teaches kids important skills, study finds (Mercury News)

本文信息来源：zephoria

关键词：网众, digital youth, sns, 学术, 新媒体, 人类学,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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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olas Garnham:
数字化不意味着认识论的改变。基本的社会问题依然如旧。但互联网的使用为传播模式研究提供大量数据。

William Dutton:
互联网研究带来两方面好处：一是发现某些旧有理论和框架不再适用，二是研究和理论得以进一步全球化，互联网既是工具，又成为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共同讨论的焦点、共同话题，促进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交流。

祝建华：
传播学关心的根本问题始终在那里，互联网和新科技提供了测试这些问题的新途径。新媒体技术开拓了看待不同议题的视野，包括新出现的问题。

John Pavlik:
技术的作用在于重塑媒介传播和传播环境的性质。马克思提出的有关社会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观点，掌握生产方式的人掌握巨大权力，控制思想进而控制社会。互联网和新科技带来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变革。孟加拉经济学家因其小额贷款（研究）的成就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奖。大众媒体的概念正发生戏剧性转变，变为较小型的媒体。全球化背景下的数字网络，一是传播形式多对多，二是媒介过滤作用削弱，看各种力量如何把关，三是个人首次拥有直通全球受众的渠道，尽管这受众可能只有三个人，但或许远在万里，身处他国。

杜骏飞：
因意识形态和时代进程的独特，中国大陆传播学者面对独特的问题。网络社会景观的核心是权力与意志的角逐，又有什么地区的数字革命的独特、激烈、深刻性，比得上在当下的中国呢？

Vincent Mosco:

我们是传播学学者，我们研究资讯，我们研究受众，我们研究传播的产制。传播的工具有很多种，但是传播的主体始终是人类。传播如何进行，通常是由他们在历史和社会当中的位置所决定的。他们的议程是什么？他们的阶级背景是什么？他们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他们的种族归属如何？这些都是理解传播的重要问题。对我来说，这更是研究的起点。……

传播学的研究正变得更加国际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具批判性，但是研究的焦点仍然在于传播的内容和受众。“受众”这一概念也许应该从我们的论著中撇除，部分原因是，这一概念是市场催生出来的，本身不是一个学术概念。相比之下，我们倒是较少关注劳工，较少关注那些处于资讯传播的生产和分销链条当中的人们。在研究传播和社会产制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那个社群。

李金铨的总结：

Marshall McLuhan的技术决定论影响甚大，到Raymond Williams力斥其非；Ithiel de Sola Pool的“软性”技术决定论，声称科技发明促进资讯自由、多元与平等，到Herbert Schiller，从左派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明新科技是霸权国家和霸权阶级宰制的工具。

大致说来，从社会理论强调科技“社会制度化”的学者，比较怀疑科技能为传播研究带来“范式转移”；从经验研究出发的学者一致觉得，新科技带来种种好处，例如发掘新的变项、扩大参与跨文化研究的能力等等，但他们并未盲目乐观，并未以为新范式即在眼前。

关键词：笔记, 范式, new media,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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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在这个圈子里，围绕这个问题有场著名的论战发生。论战双方都是名人：李希光和潘忠党。

2007年底，刊登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 05期上的赵心树（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长文，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尝试回答它。我觉得它是我读过的、用中文写作的论文里对此问题阐述得最清楚的一篇文章。强烈推荐。

文章名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与李希光、潘忠党商榷》(Names, Missions and Constitution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A Discussion with LI Xi-guang and PAN Zhong-dang)。鉴于在web上目前很不容易找到它，到这里下载它吧。

赵心树提到的“传播学”与“新闻学”在中文中的“二名三意”，确实存在。他做的“广义/狭义”、“基础/应用”划分，也有合理性。反复的论述和举例，虽然有重复累冗之嫌，但却确实陈述清晰。用一系列的数学公式来说明道理，新颖而富启发性。而他处理这种棘手的学术争端的态度、写作的方式，以及发表前将文章呈送涉及争论的双方寻求反馈的操作过程，都给这场论战提供了好看的结尾。希望今后多一些这样理性和宽容的学术辩论，而不是前一阵子在另一个学科中传出的那些斯文扫地的辱骂争吵。

只是，文章尽管面世，争论也已偃旗息鼓，但学术圈子内的分歧和冲突，基本立场之不同，怕是没那样容易走向“求同存异”之道路。

赵文中提到的学科建设解决方案，见原文中的两张图。你的观点又是如何呢？

关键词：笔记, 赵心树, 学术, 新闻学, 李希光, 概念, 传播学, 潘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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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去了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摄政校区（Regent Campus）。这个工作坊（workshop）每年举行两次，参加者是来自威斯敏斯特大学、伦敦政经学院、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和伦敦城市大学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相关方向的博士生及哲学硕士生（MPhil，英国学制下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硕士学位），通常要求参加者已经在攻读学位的第二年及以上，已经开始自己的学位论文研究与写作。这个工作坊的目的，正是给各校学生提供当众陈述自己的研究现状并获得同行意见建议的机会。又据说有些心气高的学生，会把它当成校际比武大会来看待:)

这次大约有30多个学生陈述研究并回答提问，分了两个会场，还是从早上九点半一直排到晚上五点半。研究选题看起来颇为多元，大致包括传播政策、媒体与认同、新闻与民主、新传播技术、用户与赋权等主题。但方法论上似乎质化的实证研究占了绝大多数——至少我听到的十几个研究中，没有一个采用了统计学量化方法。这和我所听闻的英国传播与媒介研究在方法上的整体偏好相一致。当然，实证是必须的，假设、问题、发现、辩论等是必须的，纯理论探讨而不进行实际个案分析研究的学位论文，在英国是难得一见的。

我比较感兴趣的几篇，包括在线游戏的生产过程研究，社会性网络中的用户产生的公民行为（”User-generated citizen activism” in the Social Web），及ICT对公众自治的影响等。以及，现在可以经常见到“下蛋的母鸡”们了（钱钟书语），这次见到的是David Morley、Michael Schudson。

周六一大早起来，外面下霜了。坐城市铁路从伦敦西北到了东南。戈德史密斯学院拿到125万英镑的资助要做一个“媒介研究项目：空间、连接与控制”，于是召开一个inaugural symposium，类似启动发布会，题为“新闻之未来”。

如愿以偿见到James Curran :) 听老先生抑扬顿挫地力陈娱乐导向、市场驱动的媒体与公共媒体相比较更不利于民主，并以来自丹麦、芬兰、英国、美国的数据来分析两者在公共事务和国际问题方面的关注程度之差异。

由于是项目启动会，自然不曾有什么研究发现，演讲和讨论也就略嫌泛泛。这次会主要围绕他们这个项目的第一个子项目展开，讨论在blog和摄像手机的时代做新闻的空间，国会、政治与blog的互动等等。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次没有涉及的第二个子课题：无所不在媒介时代的元数据（Metadata in the Age of Ubiquitous Media），包括：XML和RSS-feeds如何改变网络面貌和用户习惯，DRM（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如何控制和阻断信息的流通及人们的反应，以及从传统知识分类方法向“folksonomies”、即诸如del.icio.us之类的自下而上的用户生成式的分类的转变。听起来都蛮有意思，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有后续的研讨会？

——————一本正经到此结束的分隔线——————

贴点照片娱乐一下吧。早晨霜冻的公园，和开来的火车。

戈德史密斯会议先是在下面这栋“拉面大厦”里开，后来人多坐不下（其实也就百来人），换到学校主楼里边一个小会场。

到底是传播与媒体系的，不大的房间里架有三台摄像机从不同的机位覆盖全场，一个导播小伙子现场切换，另有两个拿话筒的学生。像模像样的一个小小工作组，也不知道他们是在现场直播，还是打算以后做个视频放到网上？这个气质美女老师旁边的旁边那位就是Curran老先生。

英国的大学校园大多是这样开放式的，没有围墙和校门。学校面积、楼房气度和教师办公条件，和很多中国的大学也没法比。但是，正如梅贻琦当年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不起眼的校园，不起眼的主楼，却能让它的学生和老师感到自豪。

戈德史密斯以其浓厚的艺术氛围著称。最近认识的一个在这念博士的台湾人说，这儿的学生穿得都很嘻哈很街头的。我们说是啊，威敏那边的学生也穿得挺时尚前卫的，因为有英国最好的fashion design的专业啊。她接着说，但是LSE就不是这样啦，大家穿着笔挺的套装，感觉马上就可以走进公司上班啦:)

戈德史密斯旁边的小教堂。

关键词：笔记, goldsmiths, James Curran, LSE, university-of-westminster, 会议,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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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和我的论文有幸入选IAMCR2007年会，又恰逢IAMCR成立50周年，将于7月23～25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楼举行盛大年会，年会主题为“媒介、传播、信息：庆祝理论与实践的50年”(Media,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Celebrating 50 Years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s)。于是我们有机会得享双重盛宴：一是参与传播学领域最盛大的国际会议，一是漫游艺术与时尚之都。

IAMC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作为传播学领域最著名的国际性学术组织，每届年会参与者逾千人。赵月枝老师曾介绍，较之ICA(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IAMCR实际更为“国际化”和“多元化”。对于本领域学生或者学者而言，这样的盛会的确是同行交流、传递思想、了解学科发展动态的良机。

根据大会议程，会议设有13个分会(Session)，另外还有十几个专题性质的pannel，都将在三天时间内平行开展。我们论文所入选的受众研究分会(Audience Session)就有大约70篇论文要发表。而IAMCR最负盛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分会(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ession)也将汇集当前最有影响的学者，包括我曾在香港见过的Vincent Mosco，以及像Janet Wasko等久仰大名的牛人们，都是不容错过的。Pannel中也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像由李金铨、洪浚浩主持的关于中华传播学的pannel就很令我们心动……想必我们将会像忙碌的蜜蜂，不断地在不同会场穿梭，恨不能四处分身，哪怕大脑内存不够硬盘塞满！那一定是疲惫而充满收获的三天。

从已公布的议程来看，我俩的文章是Audience Session中唯一一篇来自中国大陆的。或许是为了激励后学晚辈，分会主席Virginia Nightingale教授特别在email中告诉我们，所有入选摘要都通过了严格的匿名评审。而IAMCR现任主席Robin Mansell教授，副主席Divina frau-meigs教授亦耐心帮我们处理邀请信、注册费等琐碎问题，Mansell教授更是在第一次寄送的邀请信丢失后，亲自用快递再次发送邀请信给我们。MW前几天碰到赵月枝老师，她也很高兴大家可以相会在巴黎。从点滴小事中，亦感受到这个学术社群的亲切。

除了头脑的丰收外，会议还为参加者安排了在UNESCO大楼、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和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y)的参观和晚宴。

我俩已办妥签证、订好机票，预订的旅馆离会议地点不过两公里之遥，而且比邻地铁和公交站，交通便利，周边亦有多家超市、面包房。期待巴黎之行！

顺便简介IAMCR：

成立于1957年的IAMCR已成为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世界性学术组织，尤以批判性研究传统著称，而且特别鼓励年轻学人、妇女和来自亚非拉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参与者。其工作语言为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UNESCO是IAMCR的主要发起者和创办者，IAMCR又和UNESCO保持着正式咨询关系(Formal Consultative Relationship)。除了致力学术研究之外，IAMCR亦体现了批判学者关注社会、积极实践的态度。IAMCR以Herbert Schiller、Dallas Smythe等批判学者的大名来命名其“最佳论文奖”、“最佳政治经济学论文奖”，无不昭示其价值取向。

现任主席Robin Mansell欢迎与会者前往巴黎的致辞中提到：

When it was founded IAMCR provided a meeting place which enabled many of its members to become involved in research that aimed to contest Cold War ideologies. Over 50 years, IAMCR members’ work has been informed by an awareness of the need to challenge mainstream viewpoints that frequently become ‘naturalised’ within our universities and other sites where members are active.

赵月枝老师2006年在清华的一次讲座上谈起IAMCR：

“IAMCR是传播学中最国际化的学会。除了美国的一些学者之外，欧洲很多人参加，也有来自第三世界的，而不是像ICA，实际上是美国的组织。当然，只有美国才敢把自己的组织叫成国际的。我们可能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过时了，但如果我们只认ICA, 而不知IAMCR, 这好像本身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在传播学中的一种表现。传播政治经济学是IAMCR 中最有影响的一个研究取向。IAMCR现任主席Robin Mansell 教授来自伦敦经济学院（LSE），她也是西蒙弗雷泽大学毕业的，学术取向是政治经济学。……”

更多信息请看IAMCR官方网站：www.iamcr.org，及第50届年会网站：www.iamcrparis2007.org。

关键词：赵月枝, IAMCR, paris, 批判, 会议,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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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题为《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作者为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潘忠党（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传播系）。据悉这是一项得到香港方面资助的“中国新闻改革”研究项目的成果，潘等人因难以进入大陆开展实地研究因此与陆合作，但思想和写作均主要出自潘。

这项研究的方法论是有启发性的，“我们从新闻从业者如何期待及建构专业名望入手，分析三种实证资料，包括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阅读新闻工作者的自述，以考察在改革中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相比之下，结论倒没有那么重要了，例如专业主义的西方根源，它对中国当下新闻体制的改革算得上一种推动力量，但却不能照搬西方，同时又在市场化过程中面临另一重威胁，等等。类似的探讨最终总是会汇集到中国的现状之上，如众所周知，一面是外松内紧的新闻宣传体制，一面是肆无忌惮的市场经济浪潮，新闻从业者内心纵有各种类似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难避免重重压力、诱惑，难避免自我审查。

站在另一片天空下的学人，从赵月枝到James Curran，均试图寻求“第三条道路”：既避免政府权力和管制的极度膨胀，又遏制商业利益和力量的无限扩张，期望通过public media/alternative media等方式去帮助人们接近“平等”、“民主”、“自由”等理想状态。无论道路多么崎岖艰难，此类情怀值得尊敬。然而他们的目光所向，是与中国社会迥异之语境；中国社会之问题，在国内传播学界却处于谈者寥寥的状态，学者们不愿谈，不屑谈，或者不敢谈；但我又时常听到类似论调：“我们中国的问题，不容西方学者置喙，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而且可能‘别有用心’”。可是我们学界做了什么呢？西方的批判理论文章和著作，到了中国就成为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论战的武器；即便实证研究亦有对现状的置疑和批判，如经典的“议程设置”，但舶来之后转而变为如何引导舆论的理论指导；但本土的理论建构却又相当缺失，资料堆砌或自说自话的著述倒是年年出炉。学术如果要承担歌功颂德或公关营销之职，水准那是大大不如专业官僚或者公司的。

所以这样的背景下，陆和潘的文章会让人觉得新鲜。尽管它写于2002年，但四年以来，同样题材上国内又有多少超越它的研究和文章？

另一篇文章是李金铨的《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李先生的文字向来漂亮精彩，论述深入浅出，对各家理论信手拈来又融于一炉，足见各方面功力深厚，令人佩服。这篇文章堪称本领域必读文章之一，反复读过，见之恨晚。许多精彩之处，有心人可自行体会，随手摘录两段感兴趣的：

……我认为，激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集中批判市场资本，用来分析西方民主国家的媒介垄断极好；但在中港台国家机器支配经济秩序，激进派理论似乎隔靴搔痒，因为市场至少部分是制衡政权的力量，自由多元学派的说法反富洞见。但是中港台的权力和资本都在急遽重组，我觉得这两个理论又矛盾不安同时交错存在，当然这三个华人社会有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大陆的市场自由化是削弱了政权对媒介的控制，还是权力与金钱造成奇异的勾连，更使媒介陷入双重异化的境地？台湾在解严以后，政治的压制力量逐渐从媒介撤退，但市场压力不断加大，自由派和激进派的解释都有部分道理。香港的主权回归如何与市场秩序互动，对媒介自由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一定要问我偏向哪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取径，我的答案是：(一)先看哪一个说法比较符合经验；(二)再看哪一个说法在特殊脉络里面更能促进民主。追究到最后，自忖带有西方意义的自由左派或社会民主色彩，一边反叛专制政权的压迫，一边对抗经济腐蚀势力的宰制。这也是许许多多权力边缘的知识分子所站的立场。当然，有人会觉得我太右，有人会觉得我太左，怎么标签无所谓，因为左左右右也没有实相，取决于观察者本身的位置所在。请先考察我的学术工作是否合格，再计较立场不迟。立场不同的人可以争鸣，可以联盟，可以对抗，也可以求同存异。

由此，便要回到本文的标题：“专业的想象”——所谓“一边反叛专制政权的压迫，一边对抗经济腐蚀势力的宰制”，何尝不是一批知识分子对自己“专业”或“天职”的一种理想化情怀。当然在不同社会语境里，来自这两边的压力大小有所变化，但正是这种“专业的想象”，成为他们对抗压力和诱惑的重要动力，让他们在趋利避害的人类自然反应以外去追求一些超越性的命题。同时这又只能是种“想象”，且在多元社会中存在多元选择，即使在同一领域同一行业中，人们自然可以选择去追求这种“想象”，或者看得见摸的着的金钱与权力。因此我想，对他人的选择报以同情之理解，对自己的选择力求无愧于心，这大约是可以努力去尝试的。

第三篇文章仍是李金铨的，《论社会理论对中国新闻业的解放潜力》。作者阐释分析了三类社会理论：“视市场为抗衡国家控制的积极力量”的自由多元论；80年代“老左派”，“与当时政治改革力量结盟，企图在理论上解放官方的机械马克思主义”；90年代“新左派”，“凭借西方各种批判理论力抨中国传媒的商业化”。三种理论“都希望权威官僚的党国体制能够民主化，但它们对资本主义巿场的评价不啻南辕北辙”。其中有意思的是，他将激进马克思主义和自由多元论分别称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不同语境下可以各司其职：

……（前者）拿来分析西方社会中的新闻异化，是一把利器。理由很简单：西方传媒相对自主，国家机器干预较少，激进学者尽可高高在上，站在各种人道主义的立场批评资本的种种扭曲。柯伦（James Curran）提出一幅深刻的「民主传媒体制」蓝图，以公共服务的媒介为主体，兼容民间的、专业的、社会巿场的和私人企业的多元声音。这个构想极好，只是对饱受权威肆虐的传媒来说未免奢侈。它们必须从下到上反抗赤裸裸的国家压制。在此，自由派的「政治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发挥积极的解放作用。巿场自由化未必保证传媒的民主化，但要是没有强大巿场的发展，民主化简直不可想象。

我个人的感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批判学者，站在本国土壤上尖锐批判本国社会的问题，并因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而被中国不少阶层引为同道；殊不知他们若生在中国，照样不会做“隔山打牛”之人，他们某种程度上不容于权力，因为自己“专业的想象”而扮演牛虻的角色。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及各种批判理论资源？是用作意识形态战争的武器？还是给社会治病的工具？

关键词：笔记, 陆晔, 马克思主义, 赞, 赵月枝, James Curran, 批判理论, 政治经济学, 李金铨, 传播学, 潘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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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香港浸会大学承办的学术会议算是紧凑充实，我也老老实实三天都呆在会场，基本一直在听论文宣讲或是学者论坛。不少研究、论文和话题，那些提问、回答或者争论，有如过眼云烟，按下不表。有些印象的，略记两笔。

第一天开幕式后的主题演讲很有趣，四个人讲的主题和风格分别吻合他们一贯的路数。Nicholas Garnham做的理论研究，讲的是对社会交换和数字化的有关理论的批判性回顾，把大多数人都讲困了:) John V. Pavlik给大家展示他以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做新媒体实验室主任时带学生做的增强现实系统，还讲如何把这种设备用于记者报道之中，联想到会后和他说话时，他问我玩不玩second life（我当时努力听说英语，大脑内存不够，居然把它跟the sims弄混了），还说自己挺喜欢这个游戏时的一点点兴奋劲头，觉得他是个蛮典型的快乐技术中年。接下来是大家都熟悉的Johnathan Zhu大师，祝建华热心地给大家介绍“e-社会科学”，努力把信息技术、网格运算等带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去，还有正在做的“中文易社科”项目，包括网页内容分析工具（易猫）、综合数据分享界面、动态数据展示等等。最后出现的是Vincent Mosco，他的表达非常清晰，声调铿锵，情绪起伏，出口成章，立场明确，很有感染力，他讲的题目是：The Labouring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Workers in Information Age，也是我们一直有兴趣的问题。一个典型的批判者，经常问大家，why？并且期盼：全世界知识工人，联合起来。后来有幸跟Mosco大师交谈合影，感受到他的幽默、开朗和热情。

(从左至右，分别是祝、Mosco、Pavlik、Garnham)

听一些场次，感觉新媒介的理论研究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老调重弹或者空发议论仍屡见不鲜，一些研究者不能跳出领域去学一点其他学科的知识，比如还搞不清online、web、digital（后面分别接journalism）的区别。再不就是跟着业界屁股跑，做一点解释工作。某些知名学者，一味玩弄名词，把研究变成话语快感和玄学游戏。这倒挺像那场研究工作坊里香港的马成龙教授讲的那个笑话：某些传播学的文章写得是能指和所指脱离，满纸荒唐言，一位物理学教授看不过眼，研究了一段时间类似文章后琢磨出点规律，写了篇自己也不明其意的文章向某传播学期刊投稿，最后居然发表了，此时他再公布自己身份，实在是莫大讽刺。故事未必真实，却也是生动写照。

当然，三天听下来，启发和触动也不少。经常有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出现，然后便会引发思考，人家的研究哪里不足，哪里可贵，羡慕和兴奋都会有。即便是觉得不怎么样的论文，同样有种“这个问题，我这么看……”的冲动。另外，港澳台的华人学者，确实位于特殊地带，中华文化圈和西方文化圈的中间地带，从语言、思想、方法上他们都更快地“同国际接轨”了。这对他们既是优势，也有忧虑。

几天的会议中陆续见到了来浸会、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读mphil或phd的清华同门们，或者听到她们的消息，颇有“士别三日”之感。和她们的聊天也让我对香港的大学里对学术的严格要求和艰苦训练有了深刻印象。好的环境加上自己的努力，应该能带来丰硕的成果吧。

会议中我还碰到一位九年前就在水木BBS认识但却素未谋面的网友，又见到一位现就读于港大的清华酒井名媛（她和我的六度关系可以八卦地描述为：她的ex-bf是我大学本科室友的MUD友）。还有，飘着小雨的清新早晨，我打算混进浸会的学生餐厅去吃一顿学生早餐，下楼电梯内偶遇一对盈盈微笑的母女；边走边聊才知道是早闻大名的中国传媒大学的K老师和她的宝贝女儿W小姐（正在HKBU念博士）；到了餐厅，说起我的朋友S小姐也曾是K老师的硕士生，W小姐大呼我知道你看过你的Blog听说过你家猫因为我养猫之前S姐姐推荐我看你们的blog！

世界真小。

（《传播与社会学刊》的创刊酒会，以及酒会上的小点心）

关键词：祝建华, 笔记, 香港, Nicholas Garnham, Pavlik, Vincent Mosco, 会议,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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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的第一期，正文第一篇便是该学刊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学术对谈，题为《中国、传播与网路社会》。读后感触颇多。

卡斯特乃西班牙人士，年方20即因参加工运而被迫流亡法国，取得社会学博士后又因1968年左派学运而遭放逐。赤色的20世纪60、70年代里他辗转西欧、拉美、北美，直至1979年在加州柏克利担任教授。其后他在社会学和城市研究领域做出丰硕成绩，同时开始钻研传播科技及全球化对人类之影响。在其多本学术著作中为中国读者熟悉的，大约是1989年的《信息化城市》，以及“信息社会三部曲”之《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后者更为其奠定国际学术大师之声望，其英文版在5年内加印15次，并被译为19种语言出版。吉登斯甚至将之比作“信息时代的马克思·韦伯”。

这位出身社会学领域的大师，在学术地位如日中天之际，却于2003年就教于南加州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进入了一些正统名校迄今不予认可的传播学研究领域。为什么？

卡斯特答曰：

“在我的学术历程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命题：对构成社会基石的权力关系的研究。在我研究都市化时，都市问题对于新的政府政策和新的社会运动如何形成至关重要。如今，传播领域——包括在新技术环境中的新媒体和传播的横向网路——是权力关系得以展开的场域。传播是我们这个世界政治运作的中心，因此，在过去10年，我决定进入这个领域。这个决定反映了我一以贯之的思路。”

果真有学术自信和志趣之人，当如卡斯特也。不需借用所在领域的“热门”或“正统”与否来为自己争取发言权或其他资源，潜心做出成就，任由他人贴何种标签，自会为人类知识与经验之积累做出贡献。不禁念及拉扎斯菲尔德，其研究进路与卡斯特南辕北辙，但同样因其执着于志趣而不拘泥于门户（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成一代宗师。拉氏曰：“我始终在做同样的工作，在维也纳，它被称作心理学，而在这里（哥伦比亚大学），它被称为社会学。”但我们知道，他终其一生关注的，是某一社会背景下的个人行为，从选举到消费。

卡斯特也是跨学科研究的受益者和好榜样。他认为学术创新发生在跨学科，而障碍来自“传统学科和专业对自己既得利益的维护”。要克服这些障碍，“你只有从事自己的研究，做出杰出学术成绩，不必在无谓的边界纠纷和官僚机构争斗中浪费时间。”

关于比较研究，卡斯特的观点是：

“比较研究的根本在于避免民族自我中心偏见。科学研究的基础是能够区别独特场景的影响和由社会结构与动态所决定的社会过程，……比如对于移动传播和互联网的研究就需要理解形成传播的横向电子网路与它们所处的社会和体制场景之间的动态，个中分析的概念包括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强势的大家庭与弱化的核心家庭，政治极权与政治开放等。”而中国，同时作为网路社会、国家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农业社会，是非常重要和有趣的。

关于理论：

“我对待理论持有一个工具主义的观点，即选择你认为有用的，抛弃你认为无用的。这种选择随着研究和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我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些很有意义的概念和观点，比如生产方式、阶级分析，以及国家作为支配社会的工具等。但总体来说，理解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我们需要更开阔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之一部分。辩证法是个哲学理论，我不是哲学家，我是个实证研究者，在我的研究中，这种哲学的争辩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卡斯特丰富的社会运动参与经验，对谈者问及于此，以及他是否“公共知识分子”，他回答：

“我总是将个人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和我的科学研究，包括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区别开来。如果你将这二者混杂于同一个过程，你的研究不会好，你也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社会活动家。”

“不，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从来不是，也从来不希望是。我是个研究者，我的角色和使命是生产知识。但是，我是个有良知的社会成员，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试图完善这个世界，这是个状况非常糟糕的世界。我的公共生活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我所能企及的好学者和研究者。我生活中的主要乐趣是能够对我的学生有帮助，能够一起创造知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世界，以及在此基础上，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决定而改造这个世界。至于说其他人希望整合各项活动，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个人的决定。我唯一能说的是，避免混淆不同的角色至关重要。当你在做研究时，你不应当担心政策后果；与此相对应，当你在制定政策时，最重要的问题应在于政策会否产生正面的效果，而不在于它是否有研究的基础。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从事政治和社会变革。为改变社会而战不是科学领域的决定，而是个道义领域的决定。如果你不是个好的研究者，尽管你满怀高尚价值，你仍然是个糟糕的研究者。意识形态必须与科学相区别，尽管它们混杂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这让我想起芝加哥学派为社会学定下的基调：研究要远离社会应用。帕克对他的博士生们说，他们应该为能够研究社会问题而感到高兴，但是他们应该独立于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来进行这样的研究；同时，帕克也区别了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

或许，正因为见过太多“越位”、“混岗”之人之事，上面这些陈述或者态度才益发显得可贵。研究者变成御用文人，记者变成枪手，专家变成企业传声筒……为学或为人，如何把持得住很重要。

听卡斯特一席话，受益匪浅。

关键词：笔记, 赞, Manuel-Castells,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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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接受论文大约百余篇，大陆和港台大致参半。从议程上看，安排得非常充实。主题演讲值得期待，有Vincent Mosco（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大师）、Nicholas Granham（英国文化研究名家）、John Pavlik（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新闻资源研究院主任）、William Dutton（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所长）、祝建华（华人传播实证研究大师）、李金铨、黄煜、陈韬文等牛人们参加，希望会有所启发。论文发布也安排得满满当当，在每个时段差不多都同时有三场不同主题的宣读讨论，主题涵盖当下网络传播及新媒体传播的很多方面。这里是会议议程的pdf文档下载。

前往香港学习和游玩去也。

关键词：网络, 香港, new media,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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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罗杰斯自己开宗明义地提出的，对所谓传播学“四个奠基人”神话的质疑。施拉姆提出的这一观点，相信曾成为许多学生初入门时生吞活剥的知识，然而这确实是对传播学史的一种简单化——就像刻板印象和人的认知的关系一样，简单化有助于我们更容易地把握世界面目，但也会带来很多谬误与问题。罗杰斯的做法是：对传播学这门年轻学科追根溯源到其欧洲思想脉络（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谈及对传播学诞生有直接影响的三个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帕洛阿尔托学派）及相关学者；所谓的“四个奠基人”（拉斯韦尔、勒温、拉扎斯菲尔德和霍夫兰）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但罗杰斯将之称为“先驱者”，因为他们并未将自己看作传播学者，他们的学生也不这么看，他们也没有建立传播领域的学术机构，也没有放弃自己同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的关联；当然施拉姆这位集大成者是十分重要的，罗杰斯也追述了他是如何建构起传播学这个全新的学术领域的；此外本书也没有忘记提及在传播学产生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许多其他人物，从斯坦顿、贝雷尔森到维纳、香农、英尼斯和麦克卢汉。

诚如本书副标题所言：A Biographical Approach，罗杰斯通过大量访谈与书中人物有过交往的人和扎实的文献资料收集，讲述“八卦”，带来真知。在阅读之中，那些响亮的名字渐渐变得丰满而亲切，他们中许多人是真正的天才，是工作狂，但同时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时间与空间，社会与历史将他们置于某种语境，苦难、郁闷、压力、机遇、挑战……我们似乎终于可以理解，为何他们选择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旨趣、研究取向或人生道路。而命运，或者巧合，在冥冥之中对个人和世界的牵引与塑造，每每也令人扼腕或沉思，今日之所以一切如此，究竟由什么决定？有多少合理或者不合理？

印象深刻的地方很多，就拿拉扎斯菲尔德来说吧。他和罗伯特·默顿的初次邀约是令人难忘的，一次携妻的家庭聚会因故变成了NBC工作室里的一次任务，这一天不但诞生了“focus group interview”这样的重要概念，而且成为两人35年里平均每个工作日面对面讨论3个小时的亲密合作的开端，这不论对广播研究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崛起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天才的方法论者和工具大师，与一个理论建构大师，他们的互相影响和调和对整个传播学后来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位犹太人（本书中竟然有那么多犹太血统的重量级学者）对数学的爱好和极高造诣大约可以上溯到年轻时候与刺杀奥地利首相的数学家阿德勒的密切关系（近乎父亲的替代者）。他从一个青年社会主义者转变为美国的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领袖，但其实一生关注的焦点都在某个社会背景下的个人行为，而不论其他人把它纳入什么学科领域。他能获得研究基金从而赴美，恰是因为维也纳大学的系主任因他是犹太人而将之排除在学术职称晋升之外的某种愧疚和补偿心理，所以拉扎斯菲尔德后来自己说，如果当时获得了“助理副教授”的职位，估计后来就死在纳粹毒气室里了。而他的赴美以及延长签证等，还包含了一连串的巧合。以及，他是如此辛勤而投入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并同时开设和管理研究机构，尤其是为了获取资金而承接应用性项目，这和他的研究方法需要的人财物力是分不开的，如果他不去做大量的“行政研究”，在当时的美国，是根本无法延续下去的，学者和学科，都并非可餐风露宿的神仙，整个美国的传播学，甚至可以说是奠基在石油的基础上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其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罗杰斯笔下，拉扎斯菲尔德和阿多诺的交往，和米尔斯的交往，既明显体现了不同研究取向的根本分歧，又不乏对冲突双方的理解。

除了清晰交代了代表性的思想、理论与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起承流转之外，大量的细节会让人时有感悟。

“绿眼罩人”和“卡方人”之争，其实迄今仍在中国的无数新闻或传播或新闻与传播学院中上演。而传播学之所以出现在新闻学院，其实当初或许仅仅是因为施拉姆1943年在接受衣阿华大学行政职务时选择的是新闻学院院长而不是图书馆馆长，否则传播学可能就要出自图书馆学和信息学了。

看到二战期间施拉姆和其他几位学者每天合用一辆汽车上下班并讨论问题，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数十年的友谊和探讨，帕洛阿尔托小组的星期例会和咖啡茶座讨论，勒温在所有执教的大学里创建的“聊天活动”和讨论问题与共进午餐……我会感到羡慕，因为自己在读书、思考和研究的时候常常会感到孤独。

维纳是绝对意义上的神童和天才。他在MIT的“维纳式散步”惹人捧腹：沉浸在自己思想中的著名教授在一次散步中沿着墙壁走进敞开的教室大门，完全没有注意到正在举行的大型讲座，围绕着教室四周走了一圈，在全场学生惊异的目光中又从大门走了出去。他的控制论和二战中为美国改进高射炮命中率的研究有关，但二战后他拒绝了联邦政府的所有研究基金，并因原子弹在广岛的爆炸而不再为美国政府工作，并与继续服务于美国政府的约翰·冯·诺伊曼绝交。

而美国的传播学，从某个方面而言也是因为美国投身二战而产生，几乎所有的先驱者、奠基人以及集大成者施拉姆，均以极大热情投身于美国的战时事务，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应用于政治、军事或相关的商业目的。他们因此而获得资金、声誉，因此有了成果，因此被推崇，传播学也因此渐渐成为一门“有用”而可以自立的学科。这些传奇用当下中国对青年学子思想教育的话语来阐释，就叫做“将个人的事业和祖国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成功”。

看看半个多世纪前的人物，再想想这些年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我们是否有东西来填满一本中国版的《传播学史》？我觉得很困难。

有不少书可以看看目录再迅速翻一遍就算读完，但《传播学史》是一本需要从头到尾仔细读过的书，有趣而且有意义。

关键词：笔记, 罗杰斯,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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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当下中国社会把脉

今年的传播学前沿讲座中，让我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是第一讲，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公共服务与政府改革”。听过以后，为他清晰的思路和表达、严密的逻辑和证据、学者应有的良知与责任而折服。而他一以贯之的“权责对应”的思路，也对我在传播学相关问题的思考上颇有启发。所以我已经费过一些笔墨，特别将他的讲话中的精华归纳整理出来。 这里不再赘述。

另一次以当下中国社会现象和问题为主题的，是第四讲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的“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宏大的题目，兴之所至四处游走的讲法，不知这是否周教授的一贯风格。但这次讲座的受听众欢迎程度在本学期系列讲座中算是数一数二的，不仅教室爆满而且笑声不断，很是热闹。但我个人对这样的讲座缺乏兴趣。尽管周教授谈的话题很广，从社会学、社会变迁到稀缺资源分配，从科学、伦理到真善美，从社会公平、民间信仰到和谐社会，在讲演中也充分体现了他思维的活跃和词锋的锐利，但坦率而言，我并未从相对浅显和宽泛的内容中得到多少知识和启发。更多地是听个热闹，而无学理、学术之收获。

第十五讲，清华大学外语系王宁教授讲“全球化与文化研究”，毕竟讲的是社会现象和思潮，就把它归类在这儿。这个题目意义很重大，王宁教授也是在这个领域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但这次讲座确实令人失望，有点过于宽泛和平淡。感想没有太多，对于“文化研究”这个在传播领域内也很热门的关键词，想说的就是，希望我们选择这一方法或领域时，真正地去“研究”而不是凭感觉忽悠。
二、探讨新媒体

另一次很有启发和价值的讲座是第六讲，英国伦敦大学的Scott Lash教授所做的关于“U时代的媒介研究”的报告。Lash教授是著名社会学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研究后现代主义等问题，真正是著作等身的“大牛”。但做起报告来很是认真，特别准备了许多页的手写发言提纲，说起话来语速不快，有点字斟句酌的意思，和我们常见到的一些十分能“忽悠”的人大不相同。（MW对这次报告做过很好的总结）

而他的报告，也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关于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传播学到了今天应该包括些什么？它的学科自治性何在？又有哪些新的方法可以应用？Lash所言，体现的是一个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多年的学者，在面对今日无所不在的媒介环境时所切身感受到的社会结构、规则和逻辑的变化。从而，他要提出“Ubiquitous Time”（虽然这个词并非其首创）的概念，强调U时代里的规则（rules）与传统社会中用以调节和控制人类行为的两类规则（constitutional和regulative）的不同，认为当下新的规则是generative的，代码（code）是至关重要的。对媒介进行研究时，像过去文化研究学派所做的那样将之置入社会的逻辑中去考察是不够的，媒介已经自有其逻辑并甚而至于和传统社会逻辑分庭抗礼划地而治，而人们也有了借助新媒体技术暂时遁入另一时空的可能。

因此，媒介研究有了充分的自治性，可以担当得起“mediaology”的大名。而使用的研究方法，除了于Lash大师早已熟谙于胸的社会学调查、访谈、问卷和统计学方法外，更增添了实验法等新工具。研究领域亦延伸至生物、认知、艺术与媒介的结合部，亦不排斥与商业需求的结合。

在我看来，他也解答了关于“新媒体研究”学科的一些困惑。在中国，一方面对于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宽泛笼统、似是而非、充斥想象、道德判断、泛政治的一些并不那么学术的“研究”仍然随处可见；另一方面，在此领域运用实证和科学方法的研究日渐增多，但许多更像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训练，结论流于琐碎和常识。如何在合理、恰当的使用研究方法的同时，又保持对更宏观层面的意义的关照，保持批判的态度，这恐怕需要研究者兼顾过去所谓的“批判”和“实证”两种范式，才能让这个学科慢慢变得根基牢固，有所积淀。

第十讲，是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谈“数字媒体变革与市场机会”。久闻陆老师之名，知道他近年关注的是传媒产业和经济领域，却是头一回听他讲座，感觉还不错，是一位头脑清晰出口可以成章的学者。他主要谈了三个问题：新消费时代与数字媒体变革、互联网与数字传媒的发展轨迹、数字媒体观与数字传媒变革，其中大部分判断和观点我都能认同。

较为直观的感受是，他既有宏观的视野和把握全局的能力，又保持了对细节和新鲜事物的敏感和接受；前一点，很多从事具体实践工作多年的人往往会囿于具体领域或专业、囿于自身所能掌控的层面而无法做到；后者则是许多研究类似“传媒产业”、“传媒经济”的成名学者所缺乏的。例如陆提出的数据库的至关重要，信息的全球流动给金融带来的影响，搜索引擎带来对基本新闻方法的挑战，甚至像QQ群、FBI使用的“食肉动物”监控系统等，都是些确实颇有意义的材料。

另外一点，陆老师也代表了这样一类学者：他们未必是最早发现某种宏观趋势的人，对新生事物的看法观点也未必有多么独创，但他们概括提炼的能力很强，特别善于创造一些简洁的概念、词汇来描述某种趋势或解释某种现象。同时他们也具备足够的能量来传播这些概念，或者用自己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积淀来搭建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框架，并不断补充完善。同时他们也习惯对任何问题，概括成三点五点八个方面十个要素来阐释。

在陆老师的讲座中几乎随处可见这类概念的提出，例如“新消费时代”、“数字媒体观”、“接受选择”到“选择接受”、互联网的“裂变式发展”和“超越想象力演变”等。这些概念是否都有意义、有生命力呢？

或许是因为口头表达的缘故，对一些概念和问题的概括阐释显得并不那样有说服力，在几点之间也不都有内在逻辑联系，显得不那么严谨。例如对“新消费时代”的界定，陆老师认为有三个特征：信息环境，从区域传播到全球流动；受众和媒体的关系，从接受选择到选择接受；消费需求，从特定的时空存在到全时空存在。这些特征所描述的现象，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否“新消费时代”充分、必要的特征？我认为有可商榷之处。类似的，又如信息消费时代人们的信息消费特征，陆老师认为有四：超越偏好、向上移动、能力制约、标准移动。看起来总觉得有些似是而非，这些特征是信息消费时代所独具的吗？

此外，陆将互联网的变革趋向描述为“工业化的组织个人提供信息”，这一点我不能同意。不论中国的bokee.com还是韩国的ohmynews.com，的确都采用了将个人生产的内容组织起来再向网民提供的模式（区别或许在于前者无偿使用而后者支付一定报酬）；但长远而言，个人化的按需订制信息服务和具备强大整合能力的新门户推送信息服务并存的格局，将在较长时间内得以延续。前一种方式更多地依赖RSS、搜索引擎等机器智能对信息的整合；后一种方式则倚赖由传统媒体转型和演变而来的新媒介机构中专业和权威的采编人员的劳动。而不论哪种，似乎都和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有着很大区别。

但不论如何，陆老师的讲座还是引发了不少思考，因此对我颇有意义。

第三讲是“博客网”的掌门人方兴东来讲“互联网的最新趋势和博客传播”。互联网这部分，他先简单回顾了十年来中国互联网的三个发展阶段，然后谈了谈web2.0的概念和一些现象。随后关于“博客传播”，他主要从自己做这方面公司的一些经验出发，谈了“博客”的现状和可能的前景。

对我个人，这些内容属于介绍性质，也不算新鲜。他提出的“大教堂”和“大集市”传播模式，借鉴了由Richard Stallman等人所发起的自由软件运动中，1997年Eric Steven Raymond所发表的著名文章《大教堂与集市》的观点；但实质上后者主要的喻体是教堂与集市建造方式的不同，而方的两种模式大体上是“广播式”和“交互式”传播模式的另一种称呼。

让我觉得更有意思一些的，是他报告后的答问时间。他对“博客”未来的发展有其设想和期待，对互联网企业经营管理有自己的心得，听他回答问题的印象比看他写的那些文章的印象要好一些。最后有两个问题，关于博客网站的法律责任和中国网络审查，方的看法也还比较清醒。

第九讲，由新浪网年轻的副总编侯小强讲“互联网时代的三个观念”。所谓的三个观念是：做“傻瓜产品”；客户服务（要注重口口相传的威力）；市场营销（要加强模仿）。

总之，他的思维方式和立场观点完全是站在企业经营者的角度，考虑的是市场竞争关心的是利润，这三个观点跟做家电、做手机甚至做餐饮的企业的思路也八九不离十。至于他随口举出的许多例子，发表的一些看法，都让我觉得很遗憾：新浪的高层对媒介的理解、对传播的认识就这水平吗？

难怪今年以来新浪网不论从股价还是赢利都一路走低，除了仍保留三大门户之首的空名外，早被网易抛在身后，又被搜狐撵到跟前。其相对单一的盈利模式（主要靠广告）潜力堪忧。这些景况恐怕和企业高层对远景的理解与期待密切相关吧。

第二讲，“唐龙国际”老总陆兴东讲“国际传媒的扩张之道与中国媒体的危机及应对策略”，虽然不是新媒体，但属于媒介产业范畴，也归在这儿一并说过。

还真是“民营企业家最爱国”，因为他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已经开始和国际传媒大鳄短兵相接生死肉搏。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利益和民族文化、中国媒体绑在了一起。陆兴东大约是其中个性鲜明、目光锐利、行动迅速的一位。他关于国际传媒集团在中国的举措的激烈抨击，对现行一些政策的解读，对竞争局势和未来的展望，尽管也有利益决定的立场，但还是显得敏锐且深刻。在新媒体领域内，其产业化程度和受国际金融资本制约的程度都远远超过传统媒体，应该如何去认识和分析这些情况？陆兴东的讲座给了我颇多启发。

三、电视大舞台

第五讲是能让人心潮起伏的。央视《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作了题为“调查记者与公共利益”的报告。张洁以《新闻调查》十年来的风雨历程和切身经验，为我们讲述调查性报道应如何维护公共利益，以及在当下中国要做这类节目，要始终保持良知和公正需要面对怎样的阻挠、困境甚至是痛苦。

张洁说，如今的文人、文化人，不仅仅是会在权力面前下跪，也在金钱面前下跪，所谓“双跪”。在面对重重黑幕，面对那些惨烈的事实的时候，做“干净”的记者，和权力与财富保持距离，是多么不容易。在新闻或传播行业之中，或许有更多的人，并不像他们那样时刻要面对是非黑白善恶的考验，但选择取舍同样会不断摆在面前。在一个对信息需求日益增大的社会中，在甚至以信息的生产和消费为主要目的的社会生活里，收集、处理、发布、管理信息的新闻或传播从业者扮演的角色，绝非仅仅用“一切皆可娱乐”来解释。
当下中国，商业利益的确是左右媒体乃至舆论方向的一股强大力量，也随时可能妨害新闻自由媒体公正；但同时另一股毫不逊色的力量我们也都清楚，来自政治、来自管理者和各级各部门的规章制度、甚至来自一些不成文但实际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潜压力”。它会随时审查、约束、制裁、引导媒体和舆论的方向，也迫使从媒体到个人，从报道到说话，首先划定底线，首先自我审查。不妨相对“商业力量”，简称其为“政治力量”。二者有时对抗有时合作有时错综复杂，共同作用于所谓“议程”、“舆论”。

一些学者在近年的研究中，开始强调商业化对于公共领域缺失负有责任，然而政治力量就一定不会戕害自由、公正和公共领域吗？“传统主流媒体所制造的舆论场”被“商业化媒体和新媒体制造的舆论场边缘化”就一定是坏事，一定不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吗？是否该认为，我们只要打击商业化、还媒介于政府掌控之中，便能迎来美好新世界？对政治力量的顾左右而言他，在现实语境中这样的立场或许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身为此领域研究者，相关的问题却不能不思考。

张洁在报告中反复提到，“我们做节目很没有安全感”，“风险很大”。这样的风险其实很大原因来自缺乏制度的保护。一个社会越是极权、专制、人治，这样的风险就越大。张洁提到的，在讲座开头时播放的节目中三个打动他的知识分子，代表新闻从业者的温铁军、代表公民的刘姝威、代表司法界的巫国平，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把个人的前途命运押在了对正义终将胜利的信心上，对法律的信心上。
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可以借鉴。例如美国，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价值观念下，支持自由言论的判决一贯在司法界受到广泛支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那些著名案例如“《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州案”、“五角大楼文件案”中，都体现了为了公共利益，法律应当给予言论自由以怎样的庇护。上述节目中法官巫国平的判决，也是有点类似“《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

我们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越来越重视讲授“术”，但对“道”却时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也因此，偶尔有张洁这次讲座这样的声音出现，一些本来应该是常识的东西，在我们听来却振聋发聩。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在我看来是第八讲，中国传媒大学袁方教授（也是CTR媒介策略研究部总监和资深电视策划人）的“从‘跑马圈地’到‘精耕细作’——中国电视媒体发展大势”。袁教授毕竟是浸淫多年的圈内人士，且日日身处实践前沿，所以介绍了不少实在的数据和情况，包括央视和各省级卫视近年来覆盖率、收视率的变化及原因，对未来趋势的分析等等。在如体育、新闻、少儿、音乐、影视等多个方面，央视仍占据绝对优势且将进一步扩大其强势地位。对其资源的保护性政策不仅是既得利益那样简单，而且涉及政治上的考虑和需要。他也讲述了许多操作战术层面上的事情，例如如何建设频道，如何编排栏目等，结合他给中央台、湖南台等做的具体策划的事例，讲的比较实在。

最后他开始讲起超级女声这个与他有莫大关系的火热节目。他在超女孕育阶段便已介入其中，并对其一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因此看得出他也颇为其成功而自豪。他谈了很多“内幕”，包括如何控制比赛结果，如何制造矛盾和不公平以激励短信投票，如何雇佣一个网络编辑化身为“湖南卫视工作人员”在网上 “揭黑幕”、“爆消息”，以至于多么成功地“花了几百万却让全国媒体做了价值上亿的宣传报道”，如何将晚间新闻的报道“变成”可以卖好价钱的企业广告……

这些事情此前多少曾有所耳闻，今天只是从当事人口中得到确认而已。但看到台上人眉飞色舞满面春风，台下人一脸仰慕如获至宝，心里颇不是滋味。

这是个享乐娱乐瞎乐的时候，这是个成功学盛行的年代，这是个拜金的社会，以赚大钱为荣以没钱挣为耻。嗯，或许我太迂腐，但总觉得尽管媒介不可能是三贞九烈，也仍不能容忍对媒介肆意玩弄操纵，一再撕掉层层遮羞布，突破伦理和操守的底线。以制造假新闻为荣？以有偿报道为荣？政治力量已经阉割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商业力量也要继续狂欢，甚好，甚好。（以前曾经骂过了）

只是和第五讲两相对照，一时间不知“传播学前沿讲座”究竟要学生学些什么价值理念？又或者可以只从第五讲学“道”，同时只从第八讲学“术”，“道”与“术”当你变得熟稔之后便可随意切割适时取用而非应时刻注意把持的整体？

第十二讲，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秘书长王锋“当前中国电视的改革发展”。如我的经验告诉我的，这类的title通常意味着此人也是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处级以上干部，王锋果然是广电总局的中层干部。我的另一经验是，这类型的干部，常常都在本领域内有过十几、二十年的工作经验，他们的级别和年龄又使得他们仍旧经常和基层接触、和实际工作接触、和新生事物接触，所以这类人对本领域是很有发言权的。事实上，王锋的讲座确实既不乏信息，也提供了生动的观点。

在清华的讲台上，王锋的讲话并没有官腔，两小时说下来，反倒是越往后越有点激昂。这点也和我见过的一些国家部委的中层干部相似，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一些来自体制、来自“潜规则”的弊端，但也清楚要做哪怕一点点改变的困难，所以若有合适的场合便常发一些抨击之言。
所以听下来会发现：对于当前中国电视的改革与发展，问题能列出一大堆，但解决的方法则没有说，或者，没法说。只能是在微小范围内一点点的调整，一点点的进步了。

四、纪录片与电影
与此相关的讲座，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第十三讲，著名纪录片人吴文光来介绍“村民影像计划”。这是由中国民政部和欧盟合作实施的一个项目——“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衍生而来的产物。原本这个项目的目的主要是在村民的民主自治这方面给村民以培训，涉及到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四个方面的内容。但吴希望把一个简单的项目公共宣传计划做成“让更多人来参与的事情”，包括“十个青年导演拍十部纪录片，十个村民来拍纪录片，一百个村民拍照片”。

讲座上吴放映了近一个小时的片子，既包括了对这个计划的介绍和交代，例如如何招募拍摄志愿者村民、这些村民的想法、村民们的日常拍摄工作和生活等等，也包括了村民们拍摄、制作完成的几个短片。

能看出吴以很大的热情投入其中，这和他早期的那些讲述边缘人群的拍摄实践似有不同，又有联系。不同在于，这次拍摄的对象不是“少数派群体”而是“常人”和“大众”，相同在于，都把目光投向草根、民间，投向大众媒体少有关注的角落。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计划的象征意义：被拍摄者成为拍摄者，被记录者成为记录者。所以当讲座后提问时，有人提出觉得片子并不“震撼”时引发了讨论的小高潮，皆因对“震撼”的理解不同：有人觉得它指的是声光色效技巧上的刺激程度；有人觉得是指因与个人生活体验差异太大而造成的认知上的激荡；但吴文光大约会认为，震撼是由这种象征意义带来，由草根民主的可能性带来。这具有某种自反性意味：村民拍摄的题材与基层民主相关，如村干部选举等等；但“村民拍摄纪录片”这件事本身，也成为基层民主的组成部分，成为可滋长民主的土壤。

DV的威力有多大，崇拜它的人无一日不在极力摇旗呐喊。但放眼当今无所不在的媒介环境来看，DV只是众多新媒介之一，它的精神也是贯通多个领域的精神之一部分。

例如在学术领域，历史学近年提倡“口述史”的方法论改革，更注重通过访谈来搜集被访者“口述”的信息，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弥补或者修正书面文献材料因种种原因而导致的缺失、歪曲或错误。口述史既是个人化的，“将历史交还给人民”；也是社会化的，帮助人们认清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将走向何方；还是民主化的，“让人民来书写历史”。（关于口述史，以前写过一点）

而类似的方法，以及其中的思想根源，在很多学科或文化领域内互相联系。笼统来说，是对“宏大叙事”的拒斥和对个体独特性的肯定，对理性自律的书写方式的怀疑和对个人感性经验的关注，其中自有后现代主义的意蕴。将这种方法用于历史学，有了口述史；将这种方法用于社会学，类似的是人类学田野志；用于文学，出来的是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这样的作品，还捧得当年中国的文学大奖；在新闻实践领域，访谈就是最根本的工作方式之一，最严肃最成功的新闻报道亦奠基其上——同时这也不妨碍一批类似《绝对隐私》之类的所谓纪实文学的走红；电视作为当时的新媒体与这种方法的结合，诞生的是多种报道形式以及纪录片……因不同的目的而有了各自的侧重，也就呈现出不同领域内对“访谈”应用的差异。

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在Blog益发普及、全民写作渐成习惯、“草根新闻”日渐昌盛的今天，事情发生不久后所写下的所见所闻所感，应当比若干时日后的回忆更确切真实可靠，还能结合数字形式的记录（文字、图像、音频、视频），通过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工具存储与传播。或许做纪录片的人会独钟影像的魔力，但事实上，不仅仅是DV，整合了多种形式的数字内容才是留给历史的最主要素材。同时，“村民影像计划”只是开始了“把摄像机交给人民”的象征性尝试，但如何利用新渠道把这些影像传播出去？如何结合比DV门槛更低的，例如BLOG之类，来共同完成“人民纪录时代书写历史”的可能？这些问题，可能是吴文光及其同事们尤其应当思考的。

无论如何，如果“五四运动”在明天发生，它一定不会像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那一场游行一样，让今天的人只记得宏大叙事为它安排的种种意义，而难以知晓种种细节。普通人的目击、写作、影像、传播会让这个时代里的重大事件或平常一天有机会以更加多元、更加详细的面目呈现在历史之中。

第十一讲，中国传媒大学何苏六教授的“纪录中国”普及了一些纪录片的基本知识。与电影相关的讲座还包括：第七讲，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的文化传统”；第十四讲，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的“中国大片与全球想象”。听过后的感想比较泛泛，就不再赘述。

其实我很喜欢听讲座，因为一场好的讲座常常能在一两个小时内浓缩演讲者数十年的人生阅历和学术成果，确实会常有惊喜。但并不是每次讲座都能让人满意，原因可能有二：要么演讲者不太重视这次讲座，没有展现自己最精彩的华章；要么就是演讲者自身水平有限，难以给听众启发和引导。无论如何，期待今后更精彩的讲座！

关键词：笔记, 讲座, media, 清华,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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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流变与走向：当代西方学术主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三个基础流派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传播学的学术基础流派在上个世纪40－60年代形成。

控制论（涵 盖了信息论），表明传播同时是过程和这个过程的基础，将媒介跨越时空后产生的多样化现象纳入一个图形：发送者－通道－接受者。（香农、韦弗的《通信的数学 理论》）涉及到信息、信息传递、编码、解码、再编码、冗余、熵等概念。在封闭系统中总是熵增，而发送信息可以减少熵。维纳作为控制论的创始人，提出了传播乌托邦设想：传播人（homo communicants）是没有躯体也没有内在性的存在，生存在没有秘密的社会中，他的存在通过信息和交换信息，新的传播机器使社会透明。控制论下的传播学的学术使命是研究事物的流量状态和动态中的复杂性。使我们在信息面前获得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责任心和参与意识。

系统论要定义出系统的边界并把系统模型化，辨认出其中的重要因素，因素之间的联系，个体和整体的关系。主要分析工具是模型化和模拟化。80年代被指出其还原主义的不精确性。

经验－功能主义。在讨论与媒介的关系、与职业新闻机构、与记者职业群体的关系时有很强的解释力。根据卡茨，该学派的创始人有三：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和拉斯韦尔。拉斯韦尔提出5w模式，提出媒介功能主义理论，文化传递和社会继承的功能。思考的是原因－效果模式。对媒介的社会功能的研究是这个学派的一个重点。

结构主义方法论也对传播学的学术思想有深远和持久的影响。1）从文学作品的分析出发建立对叙事的结构分析。2）符号学分析。3） 福柯的全景监狱与阿尔都塞的国家意识形态分析。阿尔都塞：学校、教堂、媒介、家庭和镇压工具相比，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目的是为了保证表现领域中象征 暴力的垄断永远存在下去。布尔迪厄把社会看作力量关系系统，意义来自于群体和阶级的交换过程。福柯提出两种社会控制模式：纪律封锁和纪律机制，前者是传播 的断裂，后者是控制的软性方法。

可以说，在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传播学围绕三大奠基性流派基本成形：控制论、经验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

60年代对传播学学术思想产生影响的思潮

E.莫兰在1962年出版的《现代精神》中提出与经验－功能主义完全相反的大众文化社会学分析方法。媒介从经济出发，最后达到心理效果，中间存在不同水平上的辨证的动力，如生产－消费、消费－创造、投射－认同－移位等。

法兰克福批判学派认 为效果、内容分析和受众分层的标准范畴大都来自市场研究，即在消费者的选择是明确的社会现象这一虚假前提下进行。其关注个体趣味的自由观念在现代社会中随 着自律主体的逐渐消失而全部瓦解这一事实。法兰克福学派包含不同立场：马克思主义的、萨特式的、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贵族立场，目的在于分析 大众文化商品化的信息和被管理的信息所产生的效果。

社会心理学派介入，认为应该抛弃线性传播模式，提出两个假说：1）传播的本质在于关系和反应过程。其中提出一种是功利性的经济性交换的手段，一种是开拓可以共享的文化空间，是世界观。2）人的所有行为都有一种传播价值。只要是表达，就有意义，就进入传播。试图成为传播学理论的本体论表述。

麦克卢汉的学术贡献：1）传播中最本质的不是表达，而是媒介。2）技术决定论的思想运用到社会的文化分析中。3）乐观主义态度，主要是地球村的概念。

60年代以来传播学领域的新思潮

传播政治经济学批评。 面对跨国文化工业，表现传播中经常被隐藏的经济层面，其中包括跨国集团的形成、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支配现象、文化信息产品的跨国流动的战略意义和“文化帝 国主义”等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论的再思考，认为世界地理的中心地带、中间过渡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的交换是不平等的、向心化、等级化。三点 值得注意：1）综合文化支配现象的分析、后康德主义传统的美学、大众文化社会学结合起来。2）试图避免成为纯经济分析。3）提出“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观点。

语用学。研究语言行为情境，主观态度的介入；和话语内容比较，更注重语言行为的权威效果和象征有效性。

人种志传播学与象征互动理解。人种志研究焦点：某社会、移民群体中的特殊传播情境，包括学校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同仪式、媒介在家庭中的功能。象征互动理论：考夫曼的社会生活场面维度理论。

技术和调节社会学。考察技术终结作用如何影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建立。

信息接受理论和媒介消费理论。

英国文化研究。其范围包括人种志、大众媒介、语言和主体理论、文学和社会、女权主义等。

传播学应该研究什么？

80年代开始，传播学思想的研究中出现了哲学，美国学者很少解释哲学基础，法国、德国的哲学流派开始对传播学展开理论咨询。

传播成为传播太多的牺牲品，太多的传播强加意义，是真实的确实，拟象的统治。传播不能使社会更清晰、更有自我意识，相反更复杂。

西方大国的电子媒介与新闻事件同步，用真实时间取消了真实空间，让不同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和经济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处在同一个信息时间，对人们的真实感产生严重的真假难辨的问题。

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

列维《机器世界》：“社会的信息化成为一个计算的权力针对语言的符号标记。”文化是否可以被简化为智慧或计算?

总体来讲，起初美国学者占有学术垄断地位，60年代以后英国学派和法国学派有更多的理论贡献。法国著名传播学专家米涅教授在1995年的《传播思想》中提出：

1）研究传播技术应用和信息的产生及意义的产生的关系。

2）研究社会对技术的干预。

3）研究显现信息的文字形式和支配它们的概念以及它们实现的条件。

4）研究信息传播的社会、政治、经济维度，以及这些维度与新信息传播载体的关系。

5）研究调解过程中的变化。

如何在学术自治的方向上定位传播学目前在西方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

读后有感：

1）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基础流派是否控制论、经验－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论？陈首次给出这样的提法，有待更多文献验证。至少前两个是研究视角和领域，后一个是方法论，是否可以这样搀杂在一起？有待看《传播学史》后做出判断。

2）所谓60年代以来的新思潮，除以前比较了解的政治经济学批评、人种志传播学、英国文化研究之外，虽能读懂、理解，但似乎仅限于此，没有任何启发。

3）结尾令人沮丧。米涅的5条依旧只是一个总结和梳理。

4）关于基础流派和传播新思潮中的一部分概括比较精到。

关键词：理论, 笔记,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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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人在blog里写道了这次研讨会。比如：传播学研究方法优秀论文研讨会后感（上篇），传播学研究方法优秀论文研讨会后感（中篇），论文交流会。

我只听了一部分，在我听的里面，比较喜欢的包括：《博客与网络身份建构》，这篇有严格的量化研究方法和规范，3000多个样本，spss软件分析处理，尽管最终的结论有点“常识化”，但作为方法课的课程论文是精致的。《虚拟世界中的征友现象》针对的是水木pielove版做的研究，很喜欢作者的态度：“我做的其实是社会学的研究，而不只是传播研究”，“我关心的是研究一个问题，而不是为了方法而方法”，以及她重视小问题的视角。《网络论坛言论传播的自我净化机制》，文本分析加内容分析，对比的是强国论坛和网易的唾客论坛，得出的结论是二者的自我净化能力都很差，或许结论没那么重要，作者的思路、以及她不断自我分析、质疑、清醒认识到方法上漏洞，这些很可贵:)

希望他们的论文能发表，或者结集出版。

关键词：论文, 赞, 方法论,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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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谈及香港报业，说是每况愈下，尤其近来遭到免费报的冲击。他说，本来很多人并不看好免费报纸在香港市场的前景，原因是报业已经饱和，而香港人生活较富裕为人很务实，不会仅因为报纸不要钱就去看，反之若内容不好他们还会认为浪费了自己的时间，而时间就是金钱。但事实证明，一年半载下来，免费报站稳了脚跟，尤其是国际报业集团Metro在香港投放的同名报纸，已经达到四、五十万的日发行量，这在人口数百万的香港已经是很大的成功。

嗯，Metro在欧洲各国日发行总量过千万，因此资金雄厚声名赫赫，他们烧得起钱，而且也有整个国际的广告市场在支撑。

他除传播学研究方法与理论外，还教授新媒体方面课程，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课程。作为实证研究大师，他果然身体力行之，对一些所谓理论家完全不懂技术而夸张想象式地谈论新媒体表示了鄙视。以“互动”为例，他说自己的新媒体课程是要让学生知道，媒介能拥有什么手段和受众互动、互动到什么程度，又有多么大的限制——许多人头脑中的“互动”似乎就是immersive到可以进行cybersex的那种，但实际状况是有天壤之别的。

也因此，他极力推崇罗杰·菲德勒而不屑保罗·利文森。因前者是真正懂技术、做过项目主管开发的，然后才出来那本Media Morphosis。所以他自称“菲德勒的粉丝”，认为其著作中不少真知灼见，甚至预言了后来的互联网泡沫中的核心问题等等，可惜国内国际的重视尚且不够。他竖起一根筷子，笑称自己的水平在筷子中间的话，菲德勒就在上端2/3处，尼格洛庞帝在下端1/3处，利文森则要到筷子底部去找了。我问，那筷子最上端是谁呢？答曰：Bill Gates。——不过对利文森的这种贬低我还是持保留意见，至少他的The Soft Edge相当不错，且其人还是个科幻作家，呵呵。

还聊到目前国内的学术翻译问题，和我们一贯的看法相似：翻译好一本学术著作太难，而等到个人具备了这样的素质，他的年龄、职务、层次、事务又通常使他已经不会再去做翻译工作了。这也和学术翻译目前在国内从物质到精神的不受重视有关。

关键词：祝建华, 笔记, new media,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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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则典型的网络新闻事件，其被人知悉的过程是典型性的。

事情发生在复旦BBS“日月光华”站内的animal版。一些网友对这名男生长期以来的网上领养猫的行为生疑，继而询问、调查、发现令人震惊的情况。于是在此版和此BBS中，有关信息被广泛讨论。

这个BBS的用户同时也是其它网络社区的用户，出于愤慨、责任心、传播八卦的本能等动机将有关信息张贴到他们日常活动的其它网络社区、BBS。要么是与此相关的BBS或版面，如一些宠物论坛：事情的原委、被挖眼猫的照片等。要么是一些尽管非相关主题但人气很旺的版面以达到更多人知悉的效果。

他们还可能是Blogger，很自然会将之blogging出去，附以相关的链接。直接的页面阅读、RSS订阅、其它blogger的引用、搜索引擎的搜索……将促使有关信息向下一级受众流动。

他们同时也是其它社会关系网络的节点。在msn和qq上，他们可能向朋友传达信息、发送链接；在闲谈中他们会和朋友、家人提到此事、表达观点和感情，告诉那些感兴趣的人哪里可以找到进一步信息（实际上，我对此事的知悉首先是在饭桌上从别人那得知安替blog过它开始的）。

通过上述三种方式（不排除e-mail等其它传播方式，但我猜想以上三种是主要的方式），相关信息流动到更广的受众中。如果它具备足够的新闻性（如震撼力、接近性、耸人听闻的程度等新闻学里讨论了八辈子的东东），会有对此感兴趣的人，以这三种方式中的某些方式将之继续传播扩散下去。从新浪搜狐网易到QQ、TOM等门户网站有关栏目和频道的编辑会将这样有影响且夺人眼球的消息置于版面，使之进一步大众化。

与网络出现前的信息扩散相比，这样的扩散的特点极为明显。比如其速度、范围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其准确性和不易模糊性也是其它方式不能比拟的。

最终的结果，对此信息相关领域（如宠物、环保、大学生素质）有所关注的上网者中会有很大一部分得知此事。他们会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来思考和讨论它，信息源的继续活动（如虐猫男生的“自白书”）将使有关信息成为“正在进行时”状态而引发更多人的兴趣。

此后（或者在此之前），有关信息已经进入传统媒体视野，报纸、电视或广播的记者编辑直接采用网络消息或力争采访相关人员。通常来说，复旦校方会有“不要炒作”的想法并可能借助其资源力求淡化此事，但难度很大。因为信息已经进入比网民更广泛的大众领域，并有可能与社会当前热点结合引发相关的讨论或辩论，具体事实被抽象为宏大主题如“动物人道主义”、“人类爱心”、“环保”或“大学生素质教育”等，专家的进入带来了权威观点的诠释和符合社会主流的建构。但期望有关信息的讨论带来多少行动上的甚至政策上的转变是不切实际的，通常而言它只是每周热点话题中的一个，很快就会被从媒体到大众淡忘，我们已经满足用知悉、讨论代替实践。这就是我们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每天上演的一幕。

关键词：猫, 网络, 传播学,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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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dia Effects, Third Edition, Shearon A. Lowery
and Melvin L. DeFleur.

·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出现

“大众传播中的两级流动”(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是作为一项值得惊喜的意外被发现的。有关的研究是从1940年5月至11月，由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同事进行的有关美国俄亥俄州伊利郡(Erie County)居民在总统大选中的投票选择的调查研究，并由《人民的选择——选民是如何在总统竞选中做出选择的》（Lazarsfeld, Berelson and Gaudet，1948）一书所记录。

Lazarsfeld他们发现，人际影响是他们最初研究计划中未曾预料的、极其重要的影响投票决定的力量。他们提出假设并将之称为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认为有些人起到了“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的作用，“观点经常从广播和印刷媒体流向意见领袖，然后再从他们流向不太活跃的人群”。

里程碑

此后，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对two-step flow的假设进行了大众传播研究中并不多见的计划性研究（programmatic research），即因被调查地区而得名的迪凯特研究(Decatur study)。该研究调查计划产生于1944年，实地调查工作开始于1945年，但其数据分析和最终报告直到10年后才完成，其发现收录于《个人的影响：大众传播流动中人民的作用》(Elihu
Katz and Paul F. Lazasfeld, 1955)一书中。此研究成为了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和转折点。

迪凯特研究的细节

背景

二战后的十年，大众传播效果研究活跃的十年。有关媒体与民主之间关系的两种观点仍各有市场：有人认为大众传播将巩固民主制度，因为媒介将使普通人不断增加获取信息的机会，基于充分信息的舆论得以形成，新的启蒙时代将到来；有人认为媒体是威胁和破坏民主的危险力量，随着其威力增强，控制人们思想也更容易——这显然和大众社会概念中对媒介的恐慌、以及“魔弹论”一脉相承。

但总的看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少学界已经明确认同大众传播“弱效果”或“有限效果”的理论。社会科学家们致力于探求大众传播影响中更复杂隐蔽的规律。有关效果研究，主要集中于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他们对媒体的反应。

在当时发展迅速的对primary groups这种人际关系亲密的群体的研究，也成为katz和lazasfeld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也是社会学上对“大众社会”假说（如强调人的个体性、人际纽带的失落、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减少等）的反驳。社会心理学家们在数十年间不断证明了小集团对个人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以及其他假设，如：小群体集体建构共同分享和使用的社会现实并产生意义；小群体中共享的价值观念，也将人们团结起来并对其产生影响、提供解释。

程序及方法

本研究在调查的前期阶段并没有一个由明确概念构成的理论框架和假设，直到后来从以往的研究和解释中发现某种理论启示时，理论框架才逐渐清晰（这点也屡遭批评）。

选择调查地点：资金、人员等决定地区人口规模为6万人左右——中西部（避免特殊群体比例失调）——从7个州中按人口、社会和经济情况等指标选出28个城市、剔除卫星城、对与研究问题有关的36个指标数据加以分析——得到3个城市——选定迪凯特（与调查计划假想的所有重要变量最接近）。

采样：作者在书中对原始样本获得程序语焉不详（一般的概率方法），两次入户访问，组合数据。

对概念的定义：关于“意见领袖”和“个人影响”的定量信息，研究者采用了四种不同策略：1、找出generally influential的人（在各种问题上为他人提供意见或解释）；2、找出specific influential的人（在特定方面问题上具有影响）；3、确定受访者“日常接触情况”（常和谁一起讨论问题）；4、自我指定（self-designation，直接询问受访者最近是否影响过别人）。

其中第1、3种策略后来认为收获不大；第4种策略要考虑效度问题，方法是据受访者提供的被影响人信息去逐一核实，得到的693个意见领袖成为此后主要分析对象。

最终界定的概念：意见领袖：被同侪群体认为在某一特定问题上具有特殊能力的人。——人们到意见领袖那里寻求对特定问题的建议，但通常不会就各种问题征求他们的看法。——个人影响，发生在人们面对面的情境之中，且多数只与特定问题有关。

维度与框架研究者找出与意见领袖角色相关的三个维度，认为这些因素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影响、在哪些方面影响他人。这三个特点被用于描述和分析个人影响在其研究的四个话题上的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三个特点是：

1、在生命周期(life circle)中的位置：女孩、小家庭的主妇、大家庭的主妇、老年妇女；

2、在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中、低（根据学历和缴纳的房租）；

3、社会联系：以“合群性指数”(index of
gregariousness)衡量（根据受访者自认为在该地区“关系不错且经常聊天”的人数和参加的组织和俱乐部的数量）。

这三个变量本身也存在一些关系。

分析与发现

以表格形式简化显示如下：

意义

作为大众传播效果的里程碑和转向点，本研究至少对如下一些方面的转变影响重大：

1、再次否定了强效果理论，得出结论是媒介的影响是微小的、难以确定和不足为惧的。

2、人们对大众传播过程的认识永远地改变了，不再通过单一的刺激——反应框架来思考大众传播，不再认为媒体和受众各据一端而中间是真空。

3、从认为大众传播讯息刺激产生简单、迅速和直接的效果；到开始寻找由更复杂的过程产生的长期、间接的效果，探索“人民的作用”。

4、首度关注大众传播过程中社会关系及其作用。此前的研究关注于大众传播的受众的个体差异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他们对媒体的反应等，此后则更关注受众的社会属性及其社会分层对注意和反应模式的影响。

5、对创新采纳的研究、新事物普及的研究和人际传播的信息失真等都起到了重要的研究定向作用。

局限

1、测量、统计分析、抽样技术和证明程序上的局限；

2、调查目标未得清晰的概念阐述；

3、“流”(flow)的思想并未得到应有实践，应关注而未关注的：跟踪某一特定媒介的内容的“流”，在实际的两级传播中如何通过人际网络经过意见领袖，再到受影响的受众。

当下思考

1、新媒介环境下，从方法到结论，此研究还有多大程度上的可推广性？“大众传播媒介”的概念已经变得不易界定，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各类媒介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渗透性均与半世纪前不可同日而语。而普通人的媒介素养，对媒介内容和形式的熟悉、认识和反应也有很大变化。从“推”到“推”、“拉”结合的信息方式，也使信息的扩散和流动情况复杂化。“人民的作用”不仅限于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影响，而是经由新媒介的帮助，个人有可能直接形成大众传播信息的来源甚至直接进行面对大量受众的传播，例如blog中对社会热点的独家报道或评论，一方面会在blogsphere中由订阅、浏览、转载、链接、引用、被搜索等方式层层扩散开去，另一方面可能进入门户网站、新闻网站乃至传统媒体视野，被直接或间接使用和传播。

2、新环境下的新问题亦层出不穷，不知是否已有相关实证研究。例如，在大众传播领域中各种猫粮均在以广告等形式进行宣传营销，但只要经常上网的养猫者会从与网友的交流或有关文章中知悉类似“伟嘉猫粮易导致猫的尿道疾病，皇家猫粮过于油腻会使得猫下巴上长出类似青春痘一样的东西……”的信息。这将直接影响他们的消费选择，那么这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互联网时代里“口口相传”的营销模式有多大威力？Gmail的推广扩散和以往的传统方式有何不同？中国青年的反日情绪和各类媒体的相关程度？有经验的网络使用者在遇到问题时是更倾向于自行搜索各类信息后分析比较，还是更倾向于向BBS有关讨论区的意见领袖、有关领域知名blogger征求意见？对于素不相识的这些网络“名人”、“大牛”，信任他们的意见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小群体内对意见领袖的认可回报，那么他们的影响力究竟是更大还是更小？问题实在太多，研究的确太少。

关键词：笔记, 效果研究, 两级流动,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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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们看起来还挺时髦。今年许多期刊目录里头，关于“博客”、“维客”、“播客”、“RSS”的文章赫然在列。但翻开一读，令人失望。

此类文章大部分属于东拼西凑＋一知半解＋陈词滥调＋牵强附会。例如，关于“博客”的文章，开头照例都是有一段对“博客”的定义和介绍的，照例都是从最常见到的文章里东拼西凑抄来的，照例都是我在2003年就已经读过N遍的断章取义的词句……对于“博客”的认识，大致停留在“网上写日记”的基本水平上，有一篇文章的主要贡献就是对比了“博客中国网”和“中国博客网”的不同，并得出“博客中国”专栏作者牛人多且全等结论，想必方董要窃喜了——绑架名人的苦心果然不白费啊，“学者”们都被唬住啦。

又或者RSS的文章，在至少两三本期刊里看到了，但基本停留于介绍——介绍本不是坏事，但是完全没有自己理解和观点的抄袭性介绍呢？当我读完一本学术期刊的这样一篇介绍文章后，甚至不如自己上网搜索十分钟得来的信息有价值时，这样的“学术期刊”的水准，应该得到我们怎样的评价？

还有许多起码的常识性错误，比如提到podcasting时，说它是源于“苹果公司的mp3播放机i-tune”云云——i-tune是软件，ipod才是硬件吧？

总的来看，读完两年以来所有新闻传播学期刊上的所有关于“博客”的文章，不如我自己进行blog写作和阅读一周内得到的收获大；看完其中所有关于“播客”的文章，不如上hopesome的“播客宝典”看半小时来得清楚明白、翔实生动。在web2.0的时代里，技术精英和早期用户们为正在发生的技术变革激动不已，争执着它们应该如何被应用、被看待，将如何影响个人与社会，但所谓的传播学专家学者们却远远地站在波浪不及的岸边，从风里分辨出一些断断续续的字句，辅以想象和成见，作为自己的“成果”；或者依旧摆出领导作报告的口吻，通篇“应该如何如何”、“希望怎样怎样”、“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自己的作用”、“避免负面影响”……

这就是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期刊？这就是我国的新媒体研究现状？一面是学术界对于学术成就的评价以发表论文数量为重要尺度，师生统统投入追求paper的潮流；一面是低质量的文章充斥版面，作者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为之汗颜。

关键词：新闻学, 核心期刊,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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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资本与利益群体展开的一系列交换行为，这些媒体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报道的内容获得商业利润。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广告商与企业主成为媒体资本的主要提供者，同时也获得了媒介内容的支配权。大众媒体通过不断支持整个资本或特定集团的利益来扩展商品的品牌，增值和扩张成为传播系统的核心目标。……”

其后果之一是：

“商业资本的侵蚀促使传媒旨趣从社会责任向增值产业迅速过渡，最终加速公共领域的缺失。当媒介从服务型转为盈利型，民众就由公众转为了市场，公共领域由此成为霸权图谋和利益支配的竞技场。”

另一可能后果则是从国际政治层面来思考并举出中亚等地政治事件中媒体作用为例：

“社会管理者一旦丧失了舆论影响力的主导权，会处于一种劣势，一种失语的危险状态，它的权威性和信任度就会受到挑战。”

这些思考无疑都是必要的，这些观点我也基本赞同。

然而从全文来看，有两大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也是作者不应回避的：

第一，当下中国，商业利益的确是左右媒体乃至舆论方向的一股强大力量，也随时可能妨害新闻自由媒体公正；但同时另一股毫不逊色的力量我们也都清楚，来自政治、来自管理者和各级各部门的规章制度、甚至来自一些不成文但实际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潜压力”。它会随时审查、约束、制裁、引导媒体和舆论的方向，也迫使从媒体到个人，从报道到说话，首先划定底线，首先自我审查。不妨相对“商业力量”，简称其为“政治力量”。二者有时对抗有时合作有时错综复杂，共同作用于所谓“议程”、“舆论”。

李教授始终强调商业化对于公共领域缺失负有责任，然而政治力量就一定不会戕害自由、公正和公共领域吗？“传统主流媒体所制造的舆论场”被“商业化媒体和新媒体制造的舆论场边缘化”就一定是坏事，一定不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吗？是否该认为，我们只要打击商业化、还媒介于政府掌控之中，便能迎来美好新世界？对政治力量的顾左右而言他，在现实语境中这样的立场可以理解，然而相关的问题却不能不思考。

第二，通篇看下来，与“新媒体”何干？作者认为，“信息传播技术发展”是“媒体多元化、信息出口多样化、受众分散化”的局面的成因之一，而网络媒体、手机短信等，则让大众媒体的“内容正在变得一味以吸引眼球、追求第一时间、追求点击率为话题议程设置之要旨”。

首先，作者全文抨击的对象是媒体商业化之弊端，种种弊端的本质原因是商业化而非媒介技术，至少对照标题，论述有跑题之嫌，建议将“新媒体时代”改成“媒体新时代”。

其次，很遗憾地说一声，作者对新媒体的认识恐怕比较有限。熟悉互联网上近两年技术发展的人都应该真切体会到，不断涌现的新媒体技术为公共空间的拓宽、弱势群体的声音、草根个体真正关心话题的管道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传播手段本身并不能天然带来民主、自由、进步，但它的确为打破和重组现有话语格局提供了工具和契机，包括反抗作者所抨击的“商业化”、追逐利益的媒体。

其实，近日来我时常会感到灰心。

上海市公安局敦促违法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看到这个网页时有点害怕，虽然我今年从来没参加任何游行，但是那年“五·八”我年幼无知的时候也跟着学校团委组织的汽车去过一次。有人说：“这就是主动配合、奉旨爱国的下场”。

对于newsmth.org，所谓的“新水木”bbs，我也不报多大希望，尽管我还时常会上去看一眼，但是已经没有了以它为家、为社区的心情。有些爱只能付出一回，又何况，你面对的这个BBS说不定不知道哪天就会被以“非法”或莫须有的罪名关闭。至于几千上万草民的哀怨愤怒，那又算得了什么呢，还要小心不要哭太响闹太大，否则就变成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哦。

对于blog，我同样执游戏态度。只要它存在，我就会写下去；但如果有一天，国内无法访问国外blog站点了，国内blog要实名注册了，我都不会惊奇，我不玩就是，回家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别以为这不可能，《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现在并未废止，上面随便拎两条就足够杀掉全国绝大部分blog：

……
第十条 互联网站申请从事登载新闻业务，应当填写并提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统一制发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申请表》。

第十一条 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从事登载中央新闻单位、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新闻单位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发布的新闻的业务，应当同上述有关新闻单位签订协议，并将协议副本报主办单位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备案。
……
第十四条 互联网站链接境外新闻网站，登载境外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站发布的新闻，必须另行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

哈，据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的互联网站。本规定所称登载新闻，是指通过互联网发布和转载新闻。 ”

所幸近来还读了另一则新闻：“世界新闻自由奖”会给程益中带来麻烦吗？

这件事情本身，和程益中演讲中的一段话，让人心中生长着希望：

“如果生命不能被永远消灭，则历史同样也不能被完全阻止。在惯性和假象的深层底下，一条秘密的小河仍在慢慢流淌，缓慢而不为人注意的在侵蚀这深层：这可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终有一天它会发生：那深层会开始断裂。”
——哈维尔 1975年 《给捷克总统暨共产党总书记胡萨克的公开信》

关键词：表达自由, new media, regulation, 李希光,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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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媒介分类问题

说一些我的看法，欢迎讨论。
1、可以有多种媒介分类方式，不同方式决定考察重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如分为史前、印刷、电子；分为信息存储、信息处理、信息传播等。我们依据使用目的和使用过程中相应特征将众多媒介归类在三个传播领域中：

人际领域：包括一对一的口头/非语言表达形式、其内容没有受到外界媒介的刻意建构或影响，其中也包括人与人通过电脑的传播，电脑程序充当代理人角色。交谈、书信、电报、传真、电话、寻呼、E-mail、bbs、在线聊天（聊天室、ICQ等）、在线游戏（mud、在线棋牌）……

广播领域：包括有中介的，由少数人到多数人的视/听传播形式，其内容经过高度建构并按照次序呈现给受众，从开始到结束，它以相对固定的位置和预先决定安排好的时段传播出来。表演、话剧、电影、广播、电视、MTV、音乐录音带及CD……

文献领域：包括有中介的，从少数人到多数人的文本/图象传播，其内容经过组合建构并主要通过可携带媒介呈现给个人。也包括存在于计算机网络如万维网上的页面电子形式。受众以更为自由主动的姿态选择接受其内容。书籍、报纸、杂志、会议记录、备忘录、数据库、www方式浏览网页、超文本
（hypertext）文献、超媒介（hypermedia）文献……

2、三个领域相互区别的主要特征：

人际领域 广播领域 文献领域

流动与控制 无中介 有中介 有中介
双向 单向 单向

呈现与格式 口头/表达(语言文字) 可听/可视 文本/可视
松散建构 有建构 有建构
非线性/线性 线性 非线性/线性

接收与限制 同时性 即时性 自由选择
交互的 被动的 主动的
时空取向皆可 时间取向 空间取向

3、相关的一些说明：
——很多特征都是相对比较而言，并非绝对。如流动与控制中的单向、双向等。
——中介在此处不包括技术手段和工具，如电脑、电话等，而是指那些对信息流动和内容具有控制能力的力量。
——人际领域依赖口语和非语言表达、以及口语化的文字；广播领域则主要是视听语言；文献领域则以书面文本为主，但也出现了可视可听的内容。参考我在“人性回归”一文中所写，目前这几个领域随着网络传播出现了融合或者界限的模糊。
——广播与文献领域的一大界定方法是看存不存在非线性的参与方式；另一大差别则是分别属于时间取向和空间取向。
——超文本和超媒介让文献领域从平面二维存在变成了三维、四维空间。出现了深度和时间。
——上述的领域区分也非绝对，同一种媒介形式随着用途不同可能分属不同领域，如E-mail通常属于人际领域，但在电子商务网站用来作邮件列表促销时则进入广播领域。

二、对于所谓媒介变化六大原则的解释

大家可以自己找些个案来分析。

网络传播必然带来媒介的变化。而考察媒介的变化和预测它们将来的变化可以从以下六大原则入手：

1、共同演进化与共同生存原则 coevolution and coexistence principle：

一切形式的传播媒介都在一个不断扩大的、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以内共同相处和共同演进。每当一种新媒介形式出现和发展起来，并不是简单地代替旧有媒介形式，而将长年累月和程度不同地影响其它每种媒介现存形态的发展。

2、形态变化原则 metamorphosis principle：

新媒介不是完全自发和孤立的出现，而是脱胎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当比较新的形态出现时，比较旧的媒介形态就会去适应并进化。

3、强势特征增强原则 virtue intensifying principle：

在新媒介出现后，较旧的媒介形态进化的一个趋势就是使得自身的强势特征进一步增强，充分发挥本媒介形态的优点，也使得每种媒介形态更加个性化。

4、传承原则 propagation principle：

新兴的传播媒介形式从原有媒介形态中继承了相关的特征，并通过语言等传播代码传承和普及。（熟悉的桥梁bridge or familiarity：一种假设，即新的人类传播形态如果不呈现与早先的或现存的形式有熟悉的联系（桥梁），它们将很少能被采用。）

5、机遇和需要原则 opportunity and need principle：

新媒介并不是仅仅因为技术上的优势就能被广泛采用。开发新媒介技术并投入应用，总是需要有机会，还要有刺激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上的理由。

6、延时采用原则 delayed adoption principle：

新媒介技术要想变为商业成功和真正投入大规模社会应用，总是要花比预期更长的时间。从概念的证明发展到普遍采用往往需要人类20～30年的时间。
（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theory：埃弗雷特·罗杰斯提出。认为一项发明的突出特点受到社会成员理解的程度，决定了它的采用率。而影响理解的五个要素是：相对的便利性、兼容性、复杂性、可靠性、可感知性。S形扩散曲线。）

三、网络社会的崛起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nuel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 Age: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三部曲第一卷

另外两本The power of Identity认同的力量, End of Millennium千年的终结

本书主要叙述新信息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动力，以自己对亚欧美的研究为基础，以确立一个有系统的信息社会理论为目标，考察当代世界信息技术的基本性影响。

比较核心的一些观点：

全球经济目前表现的特征是信息、资本和文化沟通的同时交流与交换，这些流动秩序与条件既是消费又是生产。

网络本身反映以及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网络与其承载的交通相当程度处在国家管制规定之外，对信息化流动新方式的依赖造成处在控制信息化流动位置的人的巨大权力。

现在主要的政治竞技场是媒体，而媒体却不是在政治上可以负责的。

全球化使整个国家和人民都变成多余的，被排除在信息网络之外；调查文化、制度和网络企业的组织，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与就业的转化。一些趋势的加速将影响到失业群众、工作弹性化和劳动个人化，并将造成一个高度分隔的社会结构。

媒体文化（“真实虚拟”的文化）、都市生活、全球政治、时间性质的技术变迁的影响和暗示。

看起来相当大而化之的结论，但是毕竟是通过600多页书在论证而不是空谈，其中不乏道理。

他所指的网络并非互联网，通信网或狭义上的物理层面上的网络，更为广义的network，也包括了相应的社会生产消费方式、信息流动方式、制度结构等等。

在导言里他提出：我们的社会逐渐依循网络与自我之间的两极对立而建造。很有道理和启发性。

“在财富、权力与意象全球流动的世界里，对于集体或个人、认定或建构之认同的追寻，变成社会意义的基本来源。……在一个普遍充斥着组织崩溃、制度丧失正当性、主要的社会运动消失无踪、以及文化表现朝生暮死的历史时期里，认同变成是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意义来源。人群越来越多不是按照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按照他们是什么，或者相信他们是什么来组织意义。”

追溯技术、社会与历史变迁，带来对一串概念的梳理。

社会的组织过程，被历史决定的 生产 / 经验 / 权力 关系所结构，三者分别是 人与自然 / 人与自我 / 人与他人 的层面。

生产以阶级关系组织，阶级关系决定消费与投资关系中产品的分享和使用。

经验围绕性别和性欲关系而结构，历史上以家庭为中心组织起来，特征如男性支配女性。家庭关系与性欲特质sexuality构建人格，并架构象征互动

权力建立在国家及其对暴力的制度性垄断上

——人类间象征性沟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生产（及其互补的消费）、经验与权力的基础上，随着历史而结晶，产生了 文化与集体认同

技术是劳动和物质关系的特殊形式。

占有和控制剩余的结构性原则，表现了生产方式的特征。

新的信息发展方式（发展方式是和生产方式并列的概念）中，生产力的来源在于产生知识、信息处理和象征沟通的技术。知识和信息无疑是一切发展方式的关键，但 信息 发展方式 特殊之处在于：针对知识本身的知识行动，就是生产力的主要来源。

——由此提出“信息化社会”informational society（不是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的概念。不否认信息化社会在文化和制度上的多样性，但是“信息化”表明了社会组织之特殊形式的属性：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递成为生产力与权力的基本来源。

阿兰·图尔纳：“在后工业社会中，文化服务已经取代了物质财富在生产核心里的地位，捍卫主体的人格和文化，以对抗机关和市场的逻辑，取代阶级斗争的观念。”

关键词：笔记, Internet, Manuel-Castells, media, Roger Fidler, 媒介分类, 媒介形态变化,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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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在CMC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术语QMC，并以QQ为例对QMC研究做出探索。本文借用了传播学中媒介发展相关理论的视角，并将传播学和社会学中关于人际传播与沟通的一些理论运用于QMC这一崭新学术领域的研究。本文首先分析论述了QMC媒介形态上的表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QMC过程中主体间如何互动，进一步总结了QMC作为人际传播之一种新形式的内在特点，最后探讨了QMC中主体的自我建构。

ABSTRACT

The article introduces a new term “QMC” which means “QQ-like Mediated Communications” based on the term of “CMC”, and probes the QMC phenomenon taking QQ as example. The article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development and use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nd sociology in the brand new academic field. At first,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symptom of QMC as a media. Then the interactivity of the subjects is analyzed. Furthermore,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QMC as a new form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re concluded. At last, the self-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s in QMC is discussed.

关键词：QMC 人际传播 网络传播 新媒体

引言

QMC（QQ-like Mediated Communication），源自笔者对CMC一词的仿造。后者是当前国际上颇为热门的传播学研究范畴“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电脑中介传播”或“电脑中介沟通”）的简写，而“QQ-like”意指所有类似QQ（原名OICQ）[1]这一目前在中国使用极为广泛的软件的各种网络即时通信软件。QMC所指的就是经由这类软件或曰技术中介进行的传播。

“我们自身变成我们观察的东西……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我们身披全人类，人类就是我们的肌肤……”这是传播研究的先驱麦克卢汉在上世纪60年代给我们留下的箴言。这些字句无时无刻不向我警示着两个危险的极端：将某种媒介本身视为“善”或“恶”的原因、视为其使用者行为的动因和责任人固然可笑；而简单视之为“工具”，认为其结果完全取决于我们以何种目的何种手段来运用它的观点同样不可原谅。皆因在这个技术已经渗透到生活每个角落的时代，任何主体已经不能回避在使用某种媒介的同时，被这种媒介“塑造”和“改写”的宿命。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对QMC的研究具备了相当重要的价值。

追本溯源，第一个QMC软件ICQ出现在1996年的以色列，名称正是“I seek you”的谐音。在被AOL收购后的2001年5月，其注册用户已经号称突破一亿人。类似的即时通信软件如AIM、yahoo messenger、MSN messenger等也都拥有数以千万计的用户。而亚洲地区用户最多的同类软件应当就是诞生在99年的QQ了。自2000年起，在散布于中国大小城市街头巷尾的网吧中，最多的网络应用恐怕就是QQ。尤其对于许多新网民而言，网络就近似于上网聊天，而桌面上的小企鹅图标则比WWW和E-MAIL更为熟悉与亲切。到2002年6月30日，QQ注册用户数已超过一亿一千九百万（包括一人注册多用户），最高在线用户是2,490,300，每天独立上线人数 14,936,000[2]。对比同期另一组数据：截至同年6月30日，我国上网计算机总数为1613万台，上网用户总数达到4580万人[3]，可以粗略形成这样的印象——全国能上网的计算机最多的时候有1/8左右在使用QQ，而在全国所有曾上网者中1/3的人每天要登录QQ。

所以在下面对QMC的研究中，QQ完全可以成为具备典型代表性的研究对象。本文将以QQ为例详细分析论述QMC作为人际传播的特点及效果，并运用一些传播学理论来分析QMC如何在人际传播的各个环节起到作用，使用它的主体与主体之间如何互动，以及主体是如何被“塑造”和“改写”等议题。

一、QMC的媒介形态特点分析

1.1 文字的世界

QMC的最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信息主要以文字、文本的形式进行人际间传播。从人类历史最悠久的人际传播方式——面对面交流（简称FTF，face to face）到后来的电话交流，都是以语言符号为主来传递信息。而人际传播媒介另一条发展线路，则是从书信往来，到电报、传真，再到网络出现后的电子邮件、聊天室、讨论区和QMC中的以文字符号传递信息。那么二者有多大差别呢？QMC和其他的文字中介的人际传播又有何不同？

首先必然涉及的是语言（口语）和文字（书面语）的差异。从语言到文字的首度变迁给人类带来的巨大震撼发生在数千年前，在西方传说中卡德摩斯王将拼音字母传入希腊，同时他还种下了龙牙，牙齿长成全副武装骁勇善战的武士。麦克卢汉认为这个寓言般的传说实际将牙齿和字母文字的一些共同特质凝缩在一起，如强大力量、线性排列、将带来的权力和权威等。他指出正是文字形态提供了“从部落词语充满魔力的非连续性的传统世界转入低清晰度的整齐划一的视觉媒介的手段”。在他看来，正是文字的出现，缔造了文明社会，因为文字带来了“个体的分离性、时空的连续性和法典的一致性”这些文明社会的首要标志。同时按照他关于 “媒介是人的延伸同时也是自我截除”的观点，文字这样一种强调视觉的媒介的出现，势必带来其他官能如听觉、触觉、味觉的削弱，同时引进的是“理性生活的线性结构”。[4]

如果我们基本同意他的观点，那么便不难理解，为何20世纪里电话、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出现和兴盛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如此巨大冲击，因为我们早已建立在以文字为地基的理性生活和线性结构遭受到了原本只有FTF中才具备的声像信息（语言、影像）的冲击，同时这次声像信息的卷土重来携裹着最为先进的技术和快捷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电视对20世纪后半叶人类社会影响之巨是我们有目共睹的，而许多传统知识分子叹息大众文化时代到来的背后，正是他们在文字主导的看重理性时代里所拥有的地位逐渐被消解的悲哀。

然而互联网的出现，恰恰曾为文字的复兴和再度反攻提供了战马和基地。自20世纪60年代起到90年代中期，人从互联网上获取的信息一直以文本为主，使用互联网的也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甚至互联网建立的基础就是一种全球通用的编码符号——某种“文字”。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人际传播中目前仍然以文字中介为主，至于使用IP电话或者用摄像头传送影像进行人际交流的行为，一则仍属少数，二则和其他的网络人际传播相比倒更接近于普通的电话或“可视电话”。我们不妨断言，至少在目前的这批仍是在书写文字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网络使用者中，进行以文字为基础的QMC传播时，其思维比进行FTF时更为理性。至少许多平时在口头交流时不可能出现的书面语言、甚至文言文都能在QQ的信息传递中出现；比起口语，QQ所传递的信息普遍而言更加意义丰富和说理透彻。这也解释了一个现实：读书较多，善于用文字表达思想的人，在QMC中更受欢迎和更为成功。

1.2 “类比代码”的缺失和“模拟类比代码”的出现

在传播学者利文森（Levinson）看来，这种种基于不同种类符号的媒介的出现从而导致人类社会遭受的巨大冲击，都可以用他的“人性回归” （anthropotropic）理论来解释。这是他对媒介发展趋势的一个预测，即存在着人为选择媒体演进方向促使其更为接近人类官能的趋势，并使得媒体空前与人类自身相协调的强劲趋势。他提供了一份三段提纲，在其中我们：(a)最初享受一个虽未扩展但却平衡的传播环境（视觉、听觉和记忆是其极限）； (b)发展媒介打破这些限制，但作为突破的代价牺牲了平衡和人类的其余要素（从字母文字到真实世界总体而言缺乏类同之处就是首要的例证）；(c)日益探寻那些保持和继续过去的延伸性突破，同时又可获取曾经丢失的人类传播世界中的自然性要素的媒介。[5]

这样一个三段提纲在人类媒介发展史中其实是不断重演的。在19世纪中人类先后得到了四个方面的延伸，分别是摄影（穿越时间的视觉延伸）、电报（穿越空间的视觉延伸）、电话（穿越空间的听觉延伸）和留声机（穿越时间的听觉延伸）。[6]它们所体现的实质性突破，其实要超过20世纪先后出现的另一些看来了不起的媒介如收音机、电影、电视等等。同样我们看到在QMC中，为了获得一些新的突破如打破时空限制、高度互动等，我们不得不牺牲了另一些要素，例如“类比代码”在人际传播中的缺失。

何为类比代码？符号学中有种对符号的两分：一类是数码代码，一类是类比代码。前者是分离独立的，后者是连续的，形成一个系列或范围；前者与所指之间本质并无内在联系，只是约定俗成，后者可能和所指有相似之处，甚至就是物体或所指的部分情境；前者只有“有”和“无”的分别，后者则有强度和长度等差异，而并非简单的“开启”或“关闭”。显然，语言、文字、数字等都是数码代码，而大多数非言语符号都属于后者，包括身势语（躯体活动）、空间关系感觉、表情、触觉、发声等。

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心理学家沃茨劳维克经过多年研究，认为在人的相互作用中，通常用数码代码传达内容和意义，用类比代码评价关系传递情感。例如父亲看到女儿摔倒，说：“别哭，爸爸来了。”话的意义十分明确，但是关系和情感信息究竟是什么呢？必须通过类比代码来确定，不同的表情、语调、动作等可能表达了这位父亲的心疼、烦躁、担忧、气愤、害怕或支配等不同情感，同时通过这些类比代码还可能传达一系列言外之意：“你太不小心了！”“你总要我提醒你才行！” “没关系，小事情”……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类比代码在人际传播中的重要性。[7]

然而在QMC中，恰恰缺少了这样的类比代码传播。这也成为人们诟病QMC的焦点之一。当QQ另一端的“美眉”发来一条“I love you”时，信息的真伪通常是无法确定的。在CMC早期研究者中，这种缺失被称作“社会情境暗示”的缺失。他们认为这将阻碍人际交流中印象的形成，从而使得非人际性成为CMC的固有特点。由此他们得出种种推论，如CMC比起传统人际交流更缺乏社会和人的影响力，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反馈等等。[8]然而事实并非都是如此。在网民们眼中，网上的朋友并不比现实中的“虚幻”多少，那一个个ID后面的也是有着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鲜活的人。由“网恋”走向婚姻的案例也不再具有新闻性。现实与曾有的某种理论的悖离恰恰是媒介和人互相“改写”的结果。

当QMC中因类比代码的缺失造成了关系和情感的难以传递和确定，人们对此的强烈渴望使得QMC的主体做出种种举动来弥补。最为明显的就是网络中表情符号的出现。人们早已习惯用“:)”、“:(”来表达快乐和伤心，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简单符号，大致模拟人的最基本表情。同时，“哈哈”、“呵呵”、“呜呜”、“5555……”这样的拟声词成为QMC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类词。通过这些由数码代码构成的“模拟类比代码”，勿庸置疑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和认可，从而担负起传递情感和评价关系的任务——当QQ那头传来的信息末尾加上了“^_^”时，我至少知道他/她希望传达给我友善、快乐、好心情等情绪，即使我还不能肯定他/她真实的情绪是否如此。这或许正体现了人对其使用的媒介功能的一种“改写”。而“语音QQ”的出现为QQ增添了声音信道，相信宽带的普及也会使得图像信道的增添指日可待。

1.3 身体的缺席

我们都不能否认身体对个人的重要意义，不仅仅体现在生理和物理层面上，也体现在社会层面上。从前一个层面而言，身体意味着生理需要，意味着遭受伤害的可能，意味着类比代码的泄漏，如哭泣、脸红和愤怒。从后一个层面而言，从长相到学历、职业、社会地位和角色，都是和身体紧密相联，从而确定一个人的“形象”并直接影响人格的形成。而在QMC中由于身体的缺席，从前一个层面而言我们得以不用顾忌遭受身体伤害而自由发表意见，又可以充分隐蔽自己所不想传达的信息；从后一层面，我们则获得了消除交流中不平等因素和真正作为个体的“人”代表自己内心思想情感和他人交流的可能，同时也有望建立起另一个或多个“形象”并进一步探索自己人格的可能。

1.4 交流同步与否的高度选择自由

这也是QMC和电子邮件、WWW、BBS等其他CMC的不同之处。如我们所知，QQ有诸多选项来提供不同的交流方式。如“二人世界”，当双方都同意以此方式交流后，两人的QQ界面会同时弹出一块白板，分为上下两个区域分别供双方输入文字，所输入的文字均会实时被对方看到，包括输入的错误和更改。这有点类似以telnet方式登录BBS时的“鹊桥细语”功能，其同步程度在QMC中无疑是最高的。而在最为普遍的“收发讯息”中，当网络畅通、双方同时在线并且愿意的前提下，可以实现如同对话般的即时讯息往来。而即便一方离线，另一方同样可以发出信息并存放在服务器上，等到对方上线后查看，这有些像短篇幅的 E-MAIL。而QQ更开通了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移动互联服务，号称目前已经覆盖了4000万移动电话和寻呼机。使用者在知悉号码的前提下，可以将信息发送到对方的BP机和手机上，这也是使对方交流同步的前提。而接受者无疑也有着高度的同步程度选择自由：从选择“离线”或者“隐身登录”，到使用“自动回复”功能表示自己因某种原因目前不能回复，甚至直接不理睬对方发来的信息，因为此后完全可以用“网络故障未收到信息”来应付。

正是这种高度的选择自由，使得QMC营造了一个弹性极大的交往空间，人们在控制与不同对象交流的程度、方式等方面拥有了较大的自主性。一方面，人们可以享受到反馈及时充分的顺畅交流，可以全身心参与和在一个前后一致的情境中达成更深层次的心理、情感、感知的投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选择非同步交流，从而更为放松和理性地思考，或者更专注于信息的选择、编辑、协调，达成更好的预期的传播效果。

同时这一特点又有另一方面意义。在传统面对面交流中要求双方处在同一时空中；而类似书信这样的异地异步交流效率低下，使得通过它解决某些任务几乎不可能做到。在电话等媒介中，高度同步性决定了在这个时间段中双方都无法和其他人进行交流；电子邮件则失去了反馈及时的优势。QMC则可以跨越空间交流，时间上具有同步异步高度选择自由且可以同时进行不同对象的同步和异步交流，这就使得可以和多人进行同步性较高的交流；而在专注完成某种任务的同时，使用者还可以同时发展人际关系而不致影响效率。这点在IT业内人士中体现明显：许多人已经习惯通过QQ进行业务上的交谈，如记者的约采，稿件主题的商谈，同时仍不妨夹杂问候和私人性的交流而不显唐突。2002年初腾讯公司发布QQ企业版，专门针对这一现实增加了企业短信中心，网络会议功能，分组讨论功能等，并通过权限设定功能让企业对任务之外的人际交流做出某些限制。

1.5 多种网络传播方式的整合

这使得人际传播出现了种种转变的契机。例如QQ中公共聊天室的功能，使得以一对一人际交流为主的QQ，也有了社区的发展可能；又例如QQ所附加的 P2P传输文件功能（目前的传送语音应当也是基于此功能），使得交流双方可以有交换类比代码的可能，如传送照片、语音等；而如整合在QQ中的发送E- MAIL、给出URL等功能，是十分方便快捷的信息传递方式，这就使得QMC传播可以不局限于人际传播，而有了“二级传播”甚至“多级传播”等可能；大家都看到的QQ上的网络广告条，和腾讯公司可以一次发送给数以百万计用户的公告信息，无疑都是QMC体现大众传播功能的一方面……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对于具有融合会聚特点的新媒体，传统的认识和分类难以奏效，需要具体地分析处理。当然QMC目前最重要的应用仍然是人际传播。

二、QMC主体的互动：发送者和接受者

2.1 个性

QQ中的你和现实的你，究竟谁更加富于个性？这要看我们对个性的理解。

从身体缺席到类比代码传播的缺失，QMC无疑最大限度抹煞了个人身体的“个性”。从面对面交流到书信往来，声音语调和其他非言语代码都失去了；从书信到E-MAIL和讨论区，没有了笔迹的区别；再到QMC，连语言风格等因素都无从谈起了。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将你和别人区分的包括外貌、身份、社会角色等等也都不存在QMC中。从这个意义来看，你对于QQ那头的那个人实在是一点个性都没有，完全和他/她昨天前天曾经聊过的人们一样只是网络一端的一个符号。

然而正如身处网恋中的人，绝不会承认那素未谋面的情人全无个性，在他们眼中，对方的确独一无二，且能同悲喜共缠绵。即使是普通网友，在人们心中，那不同的ID后面的确也是藏着一张面孔、一颗心灵。尤其是那些你认为值得进一步交往的网友，对你而言当然具有与他人不同的个性，正是这些个性吸引着你的注意。而你自己即使在现实中相貌平庸沉默寡言，也丝毫不影响你能在QMC中成为别人眼中个性十足的形象。

这两种看似迥然相异的观点，实际却是统一的：在QMC中身体和物理意义上的“个性”的确一点不剩，而精神上的“个性”包括思想、人格、情感等勾勒出你的虚拟形象，这一形象需要交往双方来共同建构，是个互动的过程。

2.2 表演：发送者最佳化表现自我

欧文·戈夫曼（Goffman）作为戏剧主义理论中的符号互动理论家，用一个戏剧性的比喻来分析人的行为。在他看来，生活的各个情景就是舞台，人则是在舞台演出以求控制观众印象形成的演员。我们在人际交流时更多地不是在提供信息而是在扮演角色或者说“表演”。回想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实就可以佐证这一点。而在QMC中，“表演”或者说“选择性自我展示”就成为了个性和形象形成的最初方式。而这种“表演”或者可称之为“自我呈现”、“自我表现”的行为，是更容易控制的言语行为而不是非言语行为。CMC研究者已经做过试验，证明在同步的情况下，CMC（当然包括QMC）的交流者比在FTF中更大程度流露出 “自我意识”，即“从自身需要和标准出发的个人情感、态度、价值观、信仰和内省”。[9] 这比起外貌声音等因素，当然是更深层次的、对主体更具意义的个性。而QMC也能有选择同步性低的交流的可能，显而易见的，充分的时间和相对轻松冷静的心态让人深思熟虑，不但内容上更为理性和正确，而且对于个性和形象的形成也有积极意义，因为更容易对呈现给对方的文本信息进行选择、控制和自我反省。同时，类比代码的缺失和身体的缺席使得信息发送者不用担心自己的一些外部形象或身体、言语行为给对方带来性格方面的暗示，所以可以专注于思考所要传递的信息，更加客观的反思、评价和选择，从而体现为更好的自我展示。这在现实中也不难找到佐证：事先准备的演说通常比即兴讲话精彩和有文采，而情书比起情话来更加娓娓动人。

要注意的一点是，QMC中发送者对自我个性和形象的选择和控制力度，同时也意味着接受者对对方个性形象的认识的某种限制。“表演”本身并不应当成为诟病的对象，戈夫曼对它的解释是“个人在交流中故意表现自己的某些特点而将其他的隐蔽起来”。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同样在进行这样的“表演”，其目的总体而言是力求呈现更好的自我，这和我们在QMC中的行为一致。如果说有何不同，主要在于QMC的信道较少，类比代码的缺失使得接受者缺少判断对方特点真伪的依据，从而可能接受一个完全与对方真实形象相悖的形象。这是一个“我说了你就得信”的过程，因为你根本无从判断，而放弃相信就是放弃认同，进而放弃与对方的交往。控制力似乎完全偏向了信息发送者一方。然而由于QMC中双方是互为发送者和接受者的，所以交流以这种方式取得了微妙的平衡。

2.3 印象形成：接受者理想化对方形象

从接受者角度而言，在QMC中普遍存在着理想化对方形象的趋势。在社会学者多年来进行的许多次试验中，通过交流信道越少的媒介，交流者对对方的评价越高，形成的人际间印象越良好。尼格罗庞帝也曾说“多渠道的交流方式给想象留下很少的空间”。

首先，如前所述发送者控制了影响印象形成的信息，通常只传递的是具正面影响的信息，而即使传递某种看似负面的信息，一般也是为了形成另一种正面形象和个性。接受者无从获知其缺点不足，当然不会凭空添加到其形象中去。

其次，对对方印象的形成更多的处在自己作为一个发送者的行为过程中。诚如戈夫曼的“表演”理论，当自己作为一个发送者来试图建立自己的个性和形象的同时，首先考虑的是对方将怎样看待自己，这就要求对对方的思维方式、情感、价值观等有一种基本评判，评判的依据则是对方传递过来的信息——这种评判本身就是对对方个性和形象的核心要素的描述。简单的例子是，当男子认为QQ那头是一位颇有魅力的女性之时，必然影响到他的交流行为，这反过来又将影响对方的言语行为，并使之显得更具魅力。而同时在双方互为因果的奇妙的印象形成的过程中，“推己及人”也成为了一条不被意识却无所不在的因素。

第三或可用“类人择原理”来解释，当解释宇宙为什么是如今的模样时，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不是这样，便不会有我们在这里观察，在这里发问——这就是自然科学中的“人择原理”的思路。套用在这里，为什么我的朋友会具有如此多的优点？因为如果他没有这么多优点就不会成为我的朋友，换言之在QMC中，决定进一步发展关系进行交流就意味着认同对方具有优点和吸引我之处，意味着我对他印象的正面期待，而在这种负面信息受控严格的情况下期待是不容易被打破的。

希腊神话中的翩翩美少年那尔克索斯（Narcissus），只爱自己水中倒影而不爱任何女人，致使爱上他的回声女郎憔悴而死，他自己也郁郁而终化作水仙花。凄美的神话或可比照QMC中的故事：我们对QQ那头形象的迷恋，也许只是自己的心灵在互动的镜面上投下的美丽倒影罢。

三、QMC人际传播特征分析

3.1 与陌生人交往的可能

——至少从理论上如此。我们过去经由各种媒介进行人际传播，绝大多数都是在与已经认识的人沟通交流。而在QMC中，我们有了认识完全陌生的人的可能，而这并不是如同随便拨出电话号码一样盲目。在QMC这样一种言语行为中，和不认识的人搭讪并试图建立关系是规则所允许和鼓励的，而且放弃建立关系的努力也不会被视为轻浮反覆，同时所有行为的代价和成本都是低廉的。同时正是身体的缺席和现实身份的剥离使得我们敢于进行直指心灵的沟通。经验告诉我们，新尝试QMC 的人或许会闪烁其辞甚至恶意欺骗对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要么他/她会放弃QMC，要么就会在无关自己隐私的信息交流方面选择真诚和直接——否则对他/ 她自己只意味着浪费时间和毫无意义。同时QMC的普及使得QQ号码这一QMC的ID往往和主体的其他网络行为联系起来，例如在网络游戏、BBS、论坛等处行动时往往会给出自己的QQ号码。这样也就使得和陌生人交往有了目的性和指向性，这比随意选择一个号码然后通过交往来选择淘汰并建立关系的效率高的多。同时，试想一下，在QQ中发出“Hi，我很喜欢你发表在文学论坛的小说《东岸再见》。”或者“我看到你在donews论坛的帖子了，你对电子商务很有见地呢！”这样的信息来进行与陌生人的沟通，是否比用E-MAIL等传统CMC方式要直接得多，也更容易得到反馈呢？

3.2 “化名”与“匿名”之间

从更深层次看，QMC中我们介于化名（pseudonymity）和匿名（anonymity）之间的行为特点，注定了其人际关系同BBS等其他CMC行为相比更为松散。

许多人通常谈论的网络匿名性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人们在网络行为中越来越倾向于化名行为。二者区别在于前者不断更换ID，无法形成确定的人格和形象，后者则在相对固定的ID、签名档、资料基础上，以长期的行为固定地塑造出某种相对确定的人格和形象，换言之，取得一定范围的身份认同。讨论区、 BBS、MUD及其他网络社区中，都更多的是这种化名行为。

而QMC的两个特点使得它独具一格。首先是“人际关系网络的缺失”，即主要表现为一对一的交流行为，那么努力经营的人格和形象只对与你一同构建它的人有意义，你和另一个交流者一同构建的人格和形象必然大有偏差。这也可以用人际关系网络缺失从而缺少一种社会语境和认同来解释。然后是“历史维度的断裂”，其实也是因为在这里塑造的人格和形象只存在两个人的聊天记录中，缺少更多人的认知，更多材料的塑造。同时如上网时间、过去的网络行为等对交流的影响都减到了最小（作为反例，可以想想BBS中的知名站友或者MUD中的超级高手）。另外还有其他特点，例如有时根本不注重印象形成和关系发展，而关系又相对脆弱和不重要等等。所以它和其他CMC中的化名行为是有区别的。但毕竟QQ的ID，绝大多数都是长期使用而且注入了使用者的情感和努力，并且有少则数个多则上百个的人际关系纽带，不能视之为匿名，所以它是介于匿名和化名之间的行为。这种特点将直接影响到QMC的过程、效果以及使用者的行为方式、心态等。

3.3 反馈

QMC具备高度同步交流的可能，意味着反馈将是其信息传递和效果达成的重要因素。

依照言语行为理论的观点，通常说话时做出了四个行动。例如你通过QQ发送这样的信息：“今天真是糟透了！:(”那么这四个行动是：第一，话语行为，你把这些符号输入电脑并发送给对方；第二，命题行为，你说出了你认为是真实的什么；第三，从言语行为的观点看来最重要的是，用于表现某种意图的言外表现行为，这里你可能表达了沮丧难过的情绪，也表示了“希望你能为我做点什么”的意图；最后，可能还有言后表达行为，旨在对对方的行为产生某种影响，这里可能是对方回复信息安慰，或者询问详细情况。再比如对方如果连续几次只是回复简单的“呵呵”，你就应当明白，他的言外表现行为可能是表达“我厌烦了，不想再聊了”，而言后表达行为就是“换个话题吧”或者“别再给我发信息了”。

言外表现和言后表达行为通常才是言语行为的重点所在，在QMC中这两者和现实中言语行为相比，主要都是作用于言语行为本身的。这样的特点使得QMC对于反馈的依赖极高。因为双方的言语行为需要经由反馈的确认而进行下去。

3.4 关系

而当我们在QQ上交谈时，相互关系成为与自我形象同等重要的考虑因素。我们总是在定位相互的关系，这将决定双方交流的程度和方式、内容。而如前所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以类比代码来评价关系，在QMC中就只能依靠言语行为本身来评价和感知关系。这种对关系的定位反之作用于QQ中的交流。根据“社交渗透”的基本观点，若交流者断定回报相对将高于代价，他们会不惜透露更多信息，以求双方关系更为密切；而随着关系的发展，交流会由相对较为浅显、生疏的层次向更深、更具个人感情色彩的方向发展。[10]QMC在普遍意义上而言也具备这些特点。

必须注意的是，由于QMC的种种特点，这里的关系较之传统人际交流中具有一些特点：

首先，关系对于交流双方而言是易建立的。在QMC中交往的随意和轻易使得一个人可以尝试与很多人建立某种关系而不花费多少精力，而由于没有主动或被动放弃关系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的顾虑（甩掉别人不会受到指责，被甩通常也没多大伤害），也促使双方在建立关系时不加踌躇。

其次，关系的发展相对较困难。缺乏非言语代码而导致惯常的手段无法施展会增加发展关系的困难。而QQ中人际关系呈纽带状而非BBS中的网络状——网络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大群纽带的区别，就在于纽带另一端点互不关联，从而他/她们缺乏在对纽带自我一端形象建构时来自其他纽带的帮助和参照，也使QMC中进一步发展人际关系的代价/成本大大增加。

第三，关系通常是脆弱、不可靠的。本就建立在身体缺席的松动地基上的关系，在缺少放弃关系的负面影响、以及新关系建立轻易的情境下，其重要性也受到质疑。甚至很多时候，关系与交流内容、程度的传统规则不起作用。例如，聊过一刻钟就向对方大吐内心苦水，直抒真实情感的大有人在，而聊过这一次之后可能双方此后也不再有什么交流和关系发展。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但在QMC中，在相同的关系层次上要比FTF中交流得更具个人感情色彩和更深入。

3.5 认同

QMC中有时“认同”会取代“关系”成为人际交流的必要前提和目的。

QQ双方信息往来的前提，首先是基于双方对彼此的某种认同，否则将不会有信息的回复。而所有QMC的人际关系，其深浅程度主要决定于交流双方的认同程度。其次，很多时候交流的目的不是加深关系，而是在寻找认同的过程中寻找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从而减低某种“负疚感”——据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认为，“负疚感”是所有行动和传播的主要动机。[11]另外尤为重要的，除去树立形象、建立关系，寻找自我认同也是QMC的重要动机。同时，这也成为了网络生活中人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四、QMC中主体的自我建构

现实生活中的你和QQ中那个你究竟有何不同？QQ中不同网友眼中的你又有何不同？在树立起“那个你”的形象的过程中，现实生活中的你又有否改变？

所谓建构，一言以蔽之，就是个人的意义和理解，产生于个人的社会行为和与他人的社会互动过程之中。传统的自我理论有三个共同之处，首先都含有自我意识感，这就意味着将自我看作可感知和谈论的“客体”。其次将自我看成执行者，有能力去行动的“主体”。第三是自我经历，即自我具有历史和未来。同时，我们所有的思想、意图和情感都是通过社会相互作用中学到的术语概念来表述的。在这种基础上，自我建构意味着对客体“自我”的再认识和对身为执行者的主体“自我”的再书写。

前文已经论述过，在QMC中，因为非同步和书写文本为基础的传播方式，决定了在进行交流时比FTF更加具有个人意识，有理性思考和自省的可能。通过这种交流，使我们达成对自身更深刻、清楚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可能影响我们的行为，这就是一种自我建构。

而在进行“表演”以求与对方共同构建自己的个性和形象时，同样涉及到对于自己的特点的优劣判断，以及努力呈现更完美一面的行为。这同样势必影响到自我认识和相应的行动，也是自我建构的一种表现。

如果按照列文森的媒介演进“人性回归”趋势的理论，似乎QMC的自然趋势就是增添声音和影像信道。而实际上计算机软硬件水准的提高和宽带的推广等因素带来的网络传播的信息处理和传输速度的增长，已经给我们描画了就在眼前的蓝图。然而笔者认为，QMC仍然不会走向那样的道路。原因何在？使用过QMC的人都不妨想想：为什么自己会痴迷于QMC这种人际传播形式？我们需要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在QMC中我们得到了重新建构自己形象的无限可能，每天都有机会认识完全陌生的人，我们极大满足于建立一种超乎通常意义上的新的人际关系。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一种真正以人类内在思想、情感、知识等精神因素为导向、剥离了外貌、肉体、传统社会关系等桎梏的全新交流之上。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种全新的方向走回数千年来的老路？媒介和技术对使用者自身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做出了 “改写”，使用者的需求和喜好也将渐渐发生改变。这样的改写，同样是一种被动的自我建构。

然而在后现代语境中，对于自我建构的理解要走得更远。QMC中对于虚拟形象和个性构建的本身，就成为自我建构的行为。自我，再也不是一个容易感知的客体和一个确定的主体。早在雅克·拉康就追随着他的老师弗洛伊德将自我去中心化的步伐，提出自我只是一个话语的产物而非真实的事物或者某种永恒心灵结构。这样的理论终于被互联网具象化了。在QMC或者MUD中难道你不容易得到真切的体会吗？

秉承麦克卢汉的媒介史观，马克·波斯特总结道，在面对面的口头媒介的交换阶段，自我由于被包嵌在面对面关系的总体性之中，因而被构成为语音交流的一个位置；在印刷的书写媒介的交换阶段，自我被构建为一个行为者(agent)，处于理性/想像的自律性的中心；而电子媒介的阶段，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而“关键之处并不是在意识中进行理想主义的自我构建，而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身体与言语行为或书写的分离使得自我构成的新形式成为可能”。[12]

当探讨QMC和BBS、MUD或者虚拟社区的自我建构不同之处时，正如前文所述之QQ和BBS人际传播差异“历史维度的断裂”和“网状人际关系的缺失”，亦即基于化名和匿名之间的行为所导致的，QMC的自我建构相较其他网络传播方式，更为零碎、苍白、片面人格化。而对于QMC中自我认同的寻找，也和其他网络传播方式中意义有所不同。在这里，未必是在主体去中心化、多元化后对身份认同的渴求，而可能是经由对自己某方面人格的探索，揭示自己现实与虚拟中的差异，从而完成自我的人格认同。

五、结语

前文的几乎所有论述，有一个未说出口的前提：“在陌生人间进行的QMC，且彼此之间也不预期现实生活中的接触”。看起来，似乎把QMC架空在现实生活之外来探讨。其实将现实生活列入考虑范围，事情也不会变得过于错综复杂，增添的情况不外两种：和现实中已认识的人进行QMC时，以及和陌生人进行以取得现实接触为目的的QMC（例如期望肉体关系的网恋）。一些结论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大多数论述仍然是行之有效的：QMC的媒介形态特征没有变化；从发送者和接受者来考察，“表演”行为仍旧存在，只是可能同时在现实和网络中存在，并且接收者有了更多判断真伪的信息源等等；QMC人际传播的特征中，双方将更加注重关系甚至将其作为最重要的交流目标；自我建构除了言语行为之外还包含了其他的社会互动行为……

曼钮尔·卡斯特在其经典著作《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提及，社会交往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强纽带（strong tie）和弱纽带（weak tie）之分，而互联网特别适合发展多重的弱纽带–这与我们在QMC中的经历一致。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弱纽带就不重要，学者们已经考察过了：“目前的研究显示北美洲居民通常拥有1000个以上人际纽带，其中只有五、六个亲密的纽带，不超过50个较强的纽带。但是总的来看，其他的950个纽带却是信息、支持、伙伴关系和归属感的重要来源”[13]。而如QQ这样的互联网技术，正有助于这成百上千弱纽带的形成、扩张和强度，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至于这种纽带究竟建立在所谓的“陌生人”抑或现实生活中已经认识却不熟悉的人之间，反倒不那么关键了。

同时笔者在此前提下进行论述暗含的策略是，刻意构造出一种现实/网络的对立关系，并由此提出一个问题，究竟谁比谁更虚幻？现实的世界还是网络的世界？血肉身躯的自我还是由语言文字构建的人格和形象？

一种最常见的抱怨是，网络太不可靠，人际关系过于虚幻，信息容易虚假……

另一种常听见的声音是，在网络上我终于能表达真正的自我，呈现自己真正期待的一面……

对于网络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关系，谢丽·特克尔（Sherry Turkle）指出热衷于网络上角色扮演游戏的使用者，将会慢慢地将现实世界的生活视为与网络世界上任何一个视窗当中的世界一样，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也只不过是另一个窗口而已，而且，还不见得是最好的。在这种状况下，将会产生一种后现代的生活态度，亦即不再主张自我的完整与一致性，认为每个窗口中、每个面向的自我都是同等地真实，其间并不存在层级或相互比对、确认的关系。但同时她又有如下结论：“真实的观念会反击。在屏幕上过着另一种生活的人，还是会受到他们实质自我欲望、痛苦和必死命运的限制。虚拟社群提供了戏剧性的新脉络，让人可以在互联网的年代思索人类认同。”[14]

从QMC跳开，我认为虚拟现实的本质便是对人的神经刺激的模拟，我所能想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将神经刺激进行编码模拟并完成人和人的互动。到了那时候，和现实的差别又在哪里？同样可以调动各种感官来完成对一杯水的感知，甚至可以饮水知冷暖，唯一不同就是虚拟现实的饮水无法解决生理上对水分的需要吧。而到了那种境界，谁又能断定人不能以某种纯精神的状态存在网络之上呢？即便技术没有到达那种水准，我们又为何不能尝试建立一个最大限度独立分离于现实的虚拟世界呢？

影片《The Matrix》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真实的残酷和虚拟的幸福，你选哪一个？抛却简单的价值判断，这个颇具哲学意味的问题真是难以回答。

由QMC谈开到这些漫无边际的话题，旨在引发思考。如果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网络初级阶段的时代，那么唯有更谨慎的自省和更清楚的认识，才能避免成为技术的仆役，才能在错综的历史迷宫里寻找通往幸福的道路。

注释：

[1] 1999年2月，腾讯公司自主开发了基于Internet的即时通信网络工具——腾讯即时通信（Tencent Instant Messenger,简称TIM）,更常用的称呼是OICQ，后正式改为QQ。
[2] 资料来源：http://www.tencent.com/adver/shou.shtml
[3] 数据来自2002年7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十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4] 参看[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版，第119～121页。
[5] 参看[美]保罗·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熊澄宇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60～61页。
[6] 同上，第60页。
[7] [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56页。
[8] 参看《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书中的“计算机媒介传播”专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413～414页。
[9] 参看《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书中的“计算机媒介传播”专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430页。
[10] 参看[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71～473页。
[11] 参看[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94～297页。
[12] 参看[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版，第2页，第13页。
[13] [西]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444～445页。
[14] [西]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442～443页。

参考文献

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版
2、[美]保罗·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熊澄宇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3、[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4、常昌富、李依倩等编：《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5、[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版
6、[西]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
7、[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8、[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版
9、[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霍桂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10、[美]迈克尔·E·罗洛夫：《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王江龙，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
11、[美]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钢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关键词：CMC, 论文, QMC, QQ, 发表, 人际传播,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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