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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梁小丑

不过看到标题还是忍不住点击去看,就好像看到那些充斥低俗色情暴力的新浪社会新闻标题的时候一样,主要归咎于我“娱乐至死”的志向,以及对小丑“没有最E,只有更E”的满心期待。

一起来娱乐一下:

不革命,毋宁死》:大革命,这次是真的覆水难收了!2004年10月17日18时整——对于中国职业10年历史而言,它只是一个瞬间,只是徐明下达公开“13革命文件”按下手机发射键;但对于中国足球未来的恒久发展,它却可能意味着10年、20年、50年……这只是徐明的一小步,张海的一小步,徐泽宪的一小步,却是中国足球的一大步! ……资本,谁也不能忽视资本雷霆万钧的力量,……所有新的革命故事都是对老革命故事的翻版,只不过那时是青年毛泽东会晤意气张国焘,富家子弟周恩来拜见导师陈独秀,川北娃子邓小平执手文青肖楚女,……而现在,是大鳄徐明与高手张海,实力派徐泽宪与民企家尹明善——他们同样以秘密而坚定的资态在追
寻一种道理,一种活法,一种尊严。想象过去半年中,中国足球的资本革命家们在上海外滩或广州天河某个所在悄悄接头共商大计的情景,必然会被近一个世纪之前上海“南湖”上那条小船的形象所触动。……

——把坐拥千亿财富的资本家和我们一穷二白无产阶级革命前辈等量齐观,其心可诛也,写大字报的文笔有了,不讲政治啊。我看你还是别革命,死去吧。

革命“自上而下” 人手一本《党建研究》 》:“他们轮流朗读其中某一段落,其他人则针对这一段落所传达的“十六大精神”发表自己对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的看法……我肯定上述场景在不同人眼中注定会引出迥然不同的评价,然而如果你真正身处其中了解这帮投资人内心真实的想法,了解到他们务实的工作方式,你一定会有所触动——这样一群身家亿万、饱尝人生的商海精英或者说这样一帮江湖高手,在中国足球穷途末路的时候,正用智慧和激情来寻求一种在“中国国情”下的突破之路,记住,这是在中国!这是在中国进行的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他们一定想获取成功,所以他们一定要获取“自上而下”的支持,用“十六大精神”指导和武装自己以期一搏……徐明们现在正在干什么呢?他们正在领悟“十六大精神”中关于建立市场机制的内容,他们正在穷于
应对各种飞短流长,他们正在每天工作20个小时休息4小时,他们起草一份“给国家体育总局的公开信”并准备今天一早面呈有关领导——就像以前那些希望改革社会的人们所做的“公车上书”。


——无话,就算你被请进极尽奢华的香河城吃香的喝辣的拿鼓鼓红包,也不用这么肉麻舔人家屁股吧,看得我鸡皮疙瘩掉一地!

不停掉中超联赛会死人的–“革命”24小时纪实 》:“但事情还是出了,从下午15时30分开始,徐明和罗宁就分别在房间里观看比赛,罗宁说:“我这么聚精会神地看比赛,是怕出事。”徐明也说:“比赛已经到了很可怕的地步。”国安客场与天津的比赛进行到下半时60分钟时他们的担心不幸言中,那个光头助理裁判被看台上扔下来的一个瓶子砸破了脑袋,血流了下来,徐明一下子跳了起来:“怎么真出事了呢?这中国足球这样下去搞什么搞?”他说:“要是中国足协早一点把这个没什么价值的联赛停下来,也就不会出今天的事情了。”张海说:“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说——比赛不要出事啊,结果越言怕越出事,现在真的伤了人流了血了,下一步不会真的死人吧。据我们知道的情况现在有的球员在外面因欠下巨额赌债被迫继续赌假卖球,如果联赛真的停摆,他们连卖球还债的机会都没有了,那不被债主杀了才怪。”……“该停下来了,要是不停下来,真要出更大的事情,说不定会死人的”,徐明、张海说,“裁判、球员、盘口……我们是投资人,我们都无法控制局面了,中国足协怎么会控制?所以,中国足协应该认真考虑,我们的延迟比赛意见——该停了——为了中国足球!”

——晕倒……这些天来,打裁判的是球迷,拳击裁判、场上斗殴的是球队上下,赌球的是球员,操盘的是资本家们……这些“革命者”提出的解决办法居然是停掉联赛?照我看,足协倒应该更加铁腕,乱世用重典。如今居然有人以球员赌球、如果停赛会出人命来作为威胁理由?笑话啊,“据我们知道的情况”球员在赌球,作为俱乐部的投资者和管理者你们干嘛去了?法律尊严、行业规则在哪里?还学习十六大精神呢,先把脑子里的水控干了再说吧。……哦,也对,这群“大鳄”一个个脑满肠肥柿饼脸烟熏黑的肺酒毒臭的肝,脑子乱糟糟也是正常。

革命才能活命
——实在是懒得摘了,因为通篇都太“精彩”,想知道一个记者被收买之后如何成为摇尾狗和敢死队的吗?想知道一篇热闹非凡的大字报是什么样的吗?本文颇有文革遗风,不妨一读。作为反驳此文的是董路写的《
革命因革命者人格而苍白》,看完之后我对董路的好感度上升若干百分点,同时也在想,一贯一唱一和的两个干将何故鏖战起来?大约是某小丑实在太得意忘形,连昔日同盟都觉得实在说不过去了吧。

其实实在看不过去小丑和小丑的主子们的人遍布全中国,这几天惊奇的发现,媒体或者网络论坛里少有的呈现出并非一面倒唾骂足协的景象,反倒是对所谓“革命者”不齿的声浪此起彼伏,渐成燎原之势。随便拿两个例子,一个是《南方体育》的《是纪念碑还是牌坊》,一个是新浪网友的《以革命的名义——足球红卫兵打砸抢》。

所以说别总把群众当傻子虽然他们有的时候是挺傻的,有大把钞票或者占据媒体资源也不能阻止有人把你们当猴看。在这一片风波里,不妨瞧个热闹,高兴了就出来对小丑们施以人身攻击,咱也自娱自乐嘛!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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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乱弹

一个星期又过去了。

上周的娱乐圈依然精彩,足球是永远盛开蜚短流长之花的是非胜地,好事者一定不会错过徐明们和足协演出的好戏,也不会放过精彩刺激的球场全武行,替补打场上啊经理打裁判,德比啊国字号队友啊掐作一团。张朝阳同志我向你致敬,你牺牲色相做的秀我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学谁不好你学人贱人爱的陈小春,也不想想你有没人家那副好身板,不过你还是值得学习,一学你为了业务奉献一切,二学你与时俱进给嘻哈文化代个表,三学你身家亿万至少没长啤酒肚和扒猪脸,就凭这你已成功甩开千万中国暴发户和土财主,跻身玩滑板玩嘻哈玩户外玩时尚的小资钻石王老五之脱扑藤!此外我们已陷入GOOGLE的十面埋伏,正如某位老外blog的那样:

It says no evil… Of course, you don’t have to sell your soul at once, it just will take it in pieces - find what you need on the web, get paid with AdSense, connect at Orkut, email at Gmail, share your ideas at Blogger , organise your photos with Picasa, and now also search your search your desktop - and pay with your data every time you do so.

而今又来了google的桌面搜索,本地机的内容也尽在掌握。每次出卖灵魂的一小片,如果梅菲斯特这么聪明的话,浮士德大约就没得选择的机会,反正我是心甘情愿上了套。又及,google这个桌面搜索用着真是方便!尤其对于那些爱码字又没啥逻辑不喜分类把所有文档丢在一个文件夹或者洒满硬盘每个角落的文科生(不包括本人)而言,用这个几百K的小软件能轻松找到那些连你自己都忘记的文字。这是个象征,也是个隐喻,一个数据平面化的时代已经到来,过去我们的“知识树”、“谱系图”、“树状目录”等拓扑结构被颠覆,信息将如何被构造?每一次搜索就像一次宇宙大爆炸,炸出的每颗信息星球都以搜索的关键字为中心向外放射,每条信息都存在由中心直接抵达的路径而毋需层层推进。同时也正像他们说的那样,一切数据都成为“元数据”,所有箱子都是自己的标签,所有内容都是自己的分类,每个字都是关键字……赶快想想在这个时代里怎么发财吧!

每逢周末,花生都显得很幸福。我们在睡懒觉的时候他就兴奋得不得了,上窜下跳,我们都起床之后他就开始睡觉。周末我们就能都在家跟花生玩,如果我们在上网或者打游戏,会留个门缝让花生自由出入,每当他像老母鸡一样咯咯叫着、把肥胖的身躯从门缝里挤进来,四肢矮矮肚皮贴地地往床下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人从走廊里往这边走来了。这时候花生的心里大约也觉得有点骄傲,有点神气,有点安全感。今天我还陪花生玩了十几分钟的纸团,他像曲棍球运动员一样用手打得纸团满地跑,然后叼着它飞快跳上床来把纸团放在我面前。我把纸团扔得远远的,他如同离弦之箭一样窜出去,再叼着一溜烟跑回来放下;再扔,再叼回来;还扔,还叼回来;我摸摸他的下巴,表扬他很乖,他就很享受地把眼睛咪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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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上午 中国传媒体育新闻创新研讨会笔记

这个研讨会为期两天,由《新闻出版报》发起,与会人员不过二三十人,包括新闻出版总署、国家体育总局人员,中央及部分媒体体育部/组负责人等。我去听了头天上午的四个发言,简单笔记以备忘。

体育总局局长助理、COC副主席、雅典奥运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何慧娴。她的题目是“打造三四五互动传播大平台,探索媒体实现双效多赢新模式”。这个传播大平台,指的是“第三、四、五媒体”也就是电视、互联网、移动网络增值服务(短信)三种媒介形式的共同使用。客观上来说,这次奥运新闻报道上体育总局和新浪、移动的合作利用了资源优势,也看到了对方的长处所在,因此较为成功。但我觉得在市场推广上似乎力度不够。下面有一些官方公布的数据:华奥星空-新浪合作频道(奥运期间开通的奥运专题频道)开通第一天pageview为1.3亿,奥运开幕当天PV为1.5亿,留言共49万多条,刘翔夺冠24小时内留言6万多条,宽带视频访谈节目(对奥运冠军)日均流量23万多,日最高流量41万多,16天总浏览量479万。

新华社体育部主任,IOC新闻委员会委员高殿民。他讲的是新华社在奥运会中的创新突破,比较泛泛,但提到了一些首次采用的技术,值得研究新媒体的人注意。例如奥运期间文字、图片、音频等发稿量(文字日均300多条,采用率99%以上;图片日均80组,音频日均20条,每天4万字左右特稿),摄影拍全了所有项目的所有奖牌选手,首次采用无线局域网向看台上的编辑直接发图片稿再由编辑通过ADSL专线传回,日发图片600多张(三大通讯社日发千张左右);GPRS手机上网发稿等也是首次。新华社记者条件还是不错的,比如每个摄影记者相机、电脑等配备都在30万元以上。

央视体育部主任马国力,讲得也是技术创新。两个方面:一是电视公用信号的进步,他认为88年汉城奥运和92年巴塞罗那之间是个分水岭,汉城以前是无新意也无毛病、规规矩矩的画面;此后轨道、水下摄影和动感的画面出现了,公用信号制作原则被IOC改变了,要求是情绪和动感。对08年奥运公用信号的预测有三:高清电视(马个人认为比较难真正普及,称目前全国才500台真正的高清电视);虚拟信号的制作,例如在每个泳道上铺上虚拟的国旗(这很难吗?);实时的成绩、分析系统,要更为详细和丰富。二是各国对公用信号的加工,他强调数字压缩传输技术的重要和给央视带来的变化,认为很可能未来只派记者摄像去奥运会,而取消IBC(国际广播电视中心)里庞大的前方制作队伍,都直接把信号传回后方编辑。他还谈了些电视与互联网的关系,如奥运电视转播权、网络视频之类,那时候我几乎睡着了。

喻国明的发言让我清醒了些。这是我头一次听他讲话,讲话逻辑性挺强,口才也不错,讲话时冗余信息不多,基本上直接写下来可成文,至少从讲话水平来看颇为敏锐和聪明,不能以他发福的外形而度之:) 这次他讲的题目是中外媒体报道内容分析,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值得商榷的地方确实也很多。喻主要谈了中国奥运报道的问题,三个方面,下面具体说说。

一、我们是否太把奥运当回事?——喻称传媒在何为有价值和重要的信息的判断和选择方面有偏差。他举出人大舆论研究所做的一个内容分析的数据为例,中国和美国的一些报纸在奥运期间相关奥运报道的版面数、占总版面百分比等等。单从喻讲话中介绍的内容看,这个内容分析从根本上就不合理:中国媒体选择的是北青、京华、新京报、北晨……,美国媒体选的是纽约时报(喻好像没提别的),这些媒体在本国报纸中的地位层次相似吗?定位和宗旨相似吗?受众群的素质和文化相似吗?一贯的报道风格品位相似吗?这些问题不能肯定,那么这样的对比不管多么数据翔实,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选择人民日报去和纽约时报比,可能就是相反的结论了。喻将我国媒体充斥奥运报道的原因归为受众与美国受众文化层次不同,对信息的消费更单一;以及媒体价值观念偏差,他举例说奥运开幕当天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是龙卷风袭击某州,第三条才是奥运开幕,而那时台风云娜也在浙江肆虐,却没有报纸将它放在头版头条,因此我们的媒体缺乏人文关怀和价值判断能力——这样的结论是简单的,首先从受众关注角度来决定新闻价值这本身就是媒体在市场中求存的原则之一,而考虑社会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体育在我们社会里扮演的角色及分量与在美国不同,奥运对国民的意义也与美国不同,奥运新闻就是有价值的,简单认为国民过于关注奥运是文化层次不高、应当改进,认为媒体不该刊登迎合大家想看的新闻而该从人文关怀出发登死人受灾的新闻,这是一厢情愿的精英视角;其次,我们是否应该让京华时报头版少报些北京的鸡毛蒜皮,天天头版登中东人肉炸弹和恐怖袭击的死伤消息?这有新闻贴近性的原因,或许当地报纸会将台风云娜的消息放在头版头条吧,大约喻军师也和我一样没有耐心去翻翻该省、市、县的报纸,京城的报纸就够他策划支招的了,是吧。例如喻为了增强上面观点说服力还顺嘴举例说奥运期间报纸没有把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放在头版头条,后来我们同事就说:“他是胡说,因为当时我还特别关注了,还想,要不是小平同志,报纸头版头条就每天都是奥运了。”

(p.s.关于中外媒体对奥运关注程度对比,以及中国社会里奥运扮演的角色和功能,水木的KGB的BLOG里的文章如中国的金牌主义 [多图文] 主要发达国家媒体对奥运奖牌数之报道 小调查 关于英国对奥运的转播问题 关于“奥运会就是给第三世界办的”这一逻辑 等,颇有参考价值)

二、媒体资源配置及着力点和现阶段媒体竞争点错位。喻认为大小媒体大量投入人力财力,赴前线采访,产出很多大同小异报道,无差异无特色;当前已经进入了“事实和素材”都不缺乏,“都不是有价值资源”的时代,如何组合、选择、解读、评论事实成为附加价值;因此结论是很多媒体大可不必派人去雅典,关键看你怎么使用新华社的稿子中央电视台的信号……真是如此吗?首先,喻可能不了解如今体育新闻界面临的现状是大批年轻记者不讲职业道德不敬业,不去现场不看比赛不随队就能从互联网上抄新闻、改写别家媒体稿子署自己名、甚至编故事编的比真的还栩栩如生(看看八千足记们干的活儿吧)……所以当前的问题恰恰是应该让记者去第一线、用第一手事实;其次喻也没有看到媒体争先恐后派记者亲赴雅典的原因,是钱多烧的吗?是作为给记者的待遇吗?有个例子,奥运前浙江一家都市报登出醒目标题的报道,称自己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分配的名额(当然是假的,执证记者名额早就分光了)。为什么它会大张旗鼓地报道这件事?面子问题,不过面子是给读者看的,更是给广告商看的,这是报纸实力的象征,是体育报道质量的一种保证,是提升读者期望值和广告商信任度的一种手段,所以哪怕派去的记者根本不看比赛只用新华社的稿子,报纸也要拼命抢国际奥委会正式分配的记者名额,分不到名额,也要派出其实根本进不了记者区、奥运村和主新闻中心的记者,掏钱买票上看台。这样的投入是所谓的“错位”吗?派一个记者不就几万块钱吗?你得看销量和广告的产出!媒体的老板也不是喻军师想的那么笨的(当然用公家的钱办报或许不会那么精打细算)。至于喻提到的报道同质化问题,这是记者编辑的素质问题,是长期以来写公关稿软新闻抄会议通稿的积习,是需要改进的。

三、营造伪体育热。喻看到了目前媒体报道主要关注金牌大战,有唯金牌论、“胜负”“金牌”论英雄的趋势,不过他眼中的中国媒体,是不是就只包括经他策划指点的那些北京地区销量良好的报纸呢?他是否知道,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传统意义的主流媒体仍保持一贯严肃审慎态度,经常呼吁胜败乃竞技体育常事,不要唯金牌论,关注失败的英雄等等?喻认为媒体在奥运报道上过度煽情、缺少理性;或许很多人也会有同样感受,但是喻的论据包括,使用图片越多表明报纸越煽情,反之则越严肃理性,然后以北青报使用多少奥运图片纽约时报又用了多少来证明——这给人的感觉是,他的论证常常是先有结论,然后再找例子和方法来匹配,所以不科学不严谨不讲逻辑。

总的来说,喻提出的问题有很多是普通体育爱好者也都注意到的,他又无法给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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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沉默的大多数”的一通胡扯

在网上读到了中青报著名记者李大同的一次讲座内容(请原谅我未经许可的转载):

……李大同的文人气息是很浓的,不仅体现在他对文字魅力的痴迷,还在于他有文人特有的理想主义的情怀。三个多小时的讲座,他常常处于一种慷慨激昂的兴奋状态,但是谈起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他的声线突然暗淡下来。他讲到北大三角地广告的变迁,从过去“我现在在研究什么问题,谁有兴趣就过来跟我一起商讨”到现在买卖红宝书等等,说起这个,他陷入了一种怀旧的情绪:以前那时候的年轻人哪有那么多功利的想法。说到一/塌/糊/涂(为了防止再因为“敏感字眼”而被审查)的关闭,他对于北大学生的沉默很是诧异加失望;说到卢/跃/刚的公开信,他因为水木清华学生“没有雇员意识”的批评而恼怒加失望。虽然戴钦说得对,现在的学生回把“我这样做有没有用”想得很清楚,但是似乎李大同怀念的就是青年学生毫无功利色彩的闯劲。失望之余,也许更令他难受的是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他用一种低沉得像是自我安慰的语气说:“耕好自己这三分田吧,别的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整个会议室里有一种无奈的空气,老老少少的无奈。

李所描述的这样一种现状,我们应当都很熟悉。但是现在的学生真的能想清楚“这样做有没有用”吗?“毫无功利色彩的闯劲”在网络盛行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们那里似乎并不鲜见(也许他们比起20年前的年轻人少的是实干),但闯劲和理性(=功利?实用?)的思考究竟谁更有建设性?当然,我也不认为例如对“逸踏胡秃”关闭无动于衷就意味着理性思考;但沉默也同样不意味着遗忘或者淡漠——要知道,“上头”是如此轻易地下达指令,在中国大陆所有论坛抹掉关于它的痕迹,并设置有关关键词过滤,那么“上头”要抹掉不沉默的人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的声音当然也易如反掌。

那么行动呢?

对经济学完全外行的我刚开始看《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第一章里提到的一个小例子似乎有所关联。假设你是千年前手持长矛的士兵,正和你的部队一起面临同样手持长矛的敌人骑兵部队的冲锋。如果你们都坚守阵地,也许会击溃敌人进攻而且你们牺牲很少;但如果你们逃跑,多数人就会被敌人冲击并杀死。你会怎么做?

似乎你们理应死守。但弗里德曼从经济学基本假设出发分析:你只能控制自己而不是控制战争全局,如果其他人都在坚守阵地而你率先逃跑,你不会被杀死(至少不会被敌人杀死);如果所有人都逃跑,那么你逃在最前面显然是好的选择——因此不管其他人做什么,你就应该先逃跑!

当然如果人人都这样理性思考,得出对自己最优的做法,结果却将导致你们大多数人都被杀死。

看似悖论,其实原因是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不一致造成。为了群体利益,有必要采取一些方法来限制个人利益,比如上面的例子里,搞一支督战队,凡不战而逃者先一枪戳死;或者学学“破釜沉舟”——高风险决策。

那么放到李大同描述的现状来看,如果二十年前和现在真有不同,为什么?

我们的社会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在此巨变中,首先是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都更要错综复杂多元得多,因此分歧和矛盾大大激化;然后从个人思维及行为模式看,我们越来越习惯“经济学视角”的“理性”思考,做出有异于二十年前强调“服从”“牺牲”“奉献”的年代里的选择。这不是“好”与“坏”的分别,除非我们再次同市场经济决裂,否则如何能彻底否定驳斥这一体制的一些根本前提?

如果说上面的经济学视角是从个人角度考量,那么“沉默的螺旋”便是对更为宏观层面效应的描述。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利-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提到Public Opinion时曾表述过:“……是指如果一个人不想孤立自己而必须当众表示的态度和行为。在矛盾和变化的领域,公众舆论是一个人能够表示而不至于有被孤立的危险的态度。”“大众观念是一种无须惧怕制裁的可以在公开场合说出的涉及价值观的言论,它也是其他社会行为的基础。”而起始于诺利-诺伊曼对1965年德国大选的研究带来的一些发现、并于1972年成型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可以简单表述如下:恐惧使得个人在社会允许的情况下以“准统计方式”不断变化着,在社会中赞成的呼声不断升高时表达赞成的观点,在赞成的呼声下降时则保持沉默,沉默进一步使原有的观点失去了民心。于是观点原有的平衡便在这样的循环作用的螺旋中益发向一端倾斜,最终形成民意。而民意的压力对于政府来说是在权衡利弊赢得公众支持时一个不断冲突的根源,个人同样也经历着持续的冲突。这个冲突存在于他们个人的倾向、信念和必须遵循的社会要求之间。这一理论,已经经历了多种实验和实例的检验证明,并且在政治实际应用中也被证明颇具成效。

(其实我一直觉得,与“沉默的螺旋”相应的,也存在“表达的螺旋”甚至“呐喊的螺旋”——当个人因为发表了与民意状况一致的观点从而获得认可(例如道德上的认可、学问上的认可等),这种自豪感更促使他会在其他问题的观点上更加积极地去估计民意状况,并且当自己观点同民意状况一致时更乐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典型的例子在网络论坛里俯拾皆是,西安体彩宝马案,足球国安罢赛事件,黑龙江宝马撞人……小火花迅速被放大然后爆炸开去,与之相关的民意也并不一定站在正确的方向上。)

而“沉默的螺旋”似乎有一个潜在前提就是社会的确可以让每个人完全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不致有太大危险,而该理论的研究者们所做的试验也基本不涉及对政治过于敏感的话题。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有一些话题属于危险雷区,这些话题民众应持有的观念是在国家机器的密切关注甚至是控制之下的。从极端情况来看,个人对于一些社会焦点问题核心问题的观点如果有悖于“上头”希望大众所持有的观点,那么他/她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能就不仅仅是孤独的威慑或者其他的什么消极情感影响,而是实实在在的威胁,生活状况、社会地位、甚至自由或者生命。

不懂生物学,但我想象,任何社会体系对于有悖于其稳定的言论和行为都将施以控制和打压,就像一种生物,防疫机制缺乏将导致个体死亡,DNA不能稳定复制或胡乱变异将导致种族消亡;但如果没有变异,生活在完全清洁无菌无威胁的环境里,这个种族将停滞不前,最终被淘汰。异见者、反对者们就像matrix中的Neo们,威胁整个系统又帮助着系统进化。那么社会体系的活力就在于,是否能在保持自身不崩溃消亡的前提下一定限度地允许和容忍力图反对和颠覆自身的力量的存在。

哇赛,肤浅的想象,但是看起来真的很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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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K.O. 版署?

我以前blog过的:网游学雷锋·上帝不如狗·快来抢骨头,当时似乎显示新闻出版总署占据了上风;

后来,文化部再出新着,事情果然不那么简单。

如今,文化部发表声明:网络游戏已经划归文化部管理。哇,是否得到了更高层的示意?如此强硬明确地表明了划分范围,而不像过去那样含糊地说“你有我有全都有哇”。

细看起来,文化部反驳新闻出版总署的地方,都是政策法规不明确不健全的地方,是盲区。比如: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网络文化处就管理互联网文化的政策法规依据作出说明》提到:

国务院412号令规定保留新闻出版总署“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电子出版物(包含互联网游戏作品)审
批”。个别单位和个人认为,这一规定似乎将网络游戏的管理职责划给了新闻出版总署。但是,认真研究有关法规,就会发现,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单从字面上分析,就可以看出,其中所谓的互联网游戏作品出版属于电子出版物出版,指的是网络游戏的客户端光盘的出版,而不是指网络游戏的进口和网上传播。网络游戏程序主要分为服务器程序和客户端程序两个部分,其中服务器程序是根本。只有在拨号上网的时候,由于网速较慢才需要出版客户端光盘供客户使用,到了宽带接入时期,客户可以直接从网上快速下载客户端程序,而不需要出版客户端光盘,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主流。《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行政法规对音像制品的出版、复制、进口、发行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接受境外机构或者个人赠送出版物的管理办法、订户订购境外出版物的管理办法、互联网出版管理办法和电子出版物出版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根据本条例的原则另行制定。”由此可以看出,《出版管理条例》仅仅适用于纸质出版物,不适用于音像制品。《出版管理条例》明确将互联网出版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并列起来,说明两者并不属于母子概念关系,电子出版物出版不能包括互联网传播行为。把网络游戏的进口和网上传播行为纳入电子出版物管理范畴是没有任何政策法规依据的,国际上也从无先例。

而文化部的一些逻辑也有点牵强:

当前,由于网吧最主要的经营项目和上网内容是网络游戏,70%以上的上网者都是在玩网络游戏;而网络游戏最重要的经营、消费窗口是网吧,70%以上的收入来自网吧,所以两者已经构成了鱼水相依的共生关系,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上最为重要、最为相关的两个环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问题,必须从源头上解决网络游戏问题。反之,亦然。正因为此,中发8号文件和国办发[2004]19号文件以及有关政策法规都是将网吧和网络游戏的管理工作统筹加以考虑,一并交由文化行政部门负责。

当然,新闻出版总署也许还会抛出自己的发言。如果它们保持沉默,那这件事就算暂时尘埃落定,八成可以判断这是更高层的意思。

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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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读过的第三本库切的小说。相较而言,《等待野蛮人》因寓言式、魔幻式的风格和优美的笔触而使沉重的主题乘上了轻盈的马车,而《青春》这部第三人称半自传体小说在某些层面上——例如,一个年轻人在沉闷的体制和琐屑的日常生活中被如何磨损——激起了我的共鸣。《耻》比《等待野蛮人》平实,比《青春》沉重,想要表达的观点或情绪也更复杂与多元。

故事很简单。讲授文学的大学传播系教授卢里年过五十,早已离异独居,仍不时情欲冲动。他半引诱半命令地把一个女学生弄上了床,后来发现似乎对她动了情。然而丑闻被曝光,卢里基于自己的“原则”或“自尊”,拒绝发表认错声明,对学院的审查一口承认,实则逃避,终于丢掉了教席。他逃离了居住的城市,逃离耻辱的风眼,来到女儿居住的农村。一直在默默抵抗父亲威权的女儿选择的是回归田园的生活道路,卢里发觉在这里自己失去了在熟悉环境里的自由和中心感,但他把这当成新生活需要适应的部分。灾难突然降临,三个黑人袭击了他们的家,强暴了女儿,打伤了卢里,洗劫财物,开走汽车。出乎卢里意料的是,女儿对此保持缄默,不对警方提起,当地人和警方似乎都不觉此案有何严重,有意无意地敷衍。时间流逝,卢里的怒气与自尊被消磨,他回到城里,却回不去过去的生活。女儿怀上了强奸犯的孩子,并且打算生下来,同时她决定嫁给自己曾经的老黑人雇工,做他第三个老婆以获取庇护,她把这一切当成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活下去必须偿付的代价,纷至沓来的事实重重打击了卢里。在哭泣之后,他似乎已经放弃了什么。他每日和最初根本瞧不起的妇女一起工作,让那些老弱病残的狗安乐死,等待着成为祖父的那天到来。

读下来并不枯燥,但难免觉得隔阂。我生活的土地上没有这样的殖民历史,没有类似的种族分歧与冲突。于是得费思量,才有些理解女儿沉痛而平静的描述,强暴者似乎就是为了强暴而来,他们的暴行被她理解为收回历史旧帐的行为,那种仇恨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一个种族。至于道德评判,例如多年来殖民者的错误不能也不应加诸于无辜女子,这既不是作者也不是读者的重点,更不会是设身处地的主角们脑海中的议题。女儿对此事平静以待不以为耻甚至愿意生下孩子,深层原因似乎是她更以历史上自己的种族对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的侵入为耻。作者似乎将谴责的箭头最终指向了历史罪行。

而卢里以此为耻辱,不光是遭受暴力无以回应,更是自己多年来一贯的“城市人”、“知识分子”、“白人”的优越感的灰飞烟灭。多年来学院里如鱼得水的知识、文化、思想,在这里什么用场也派不上,在黑人们熟练的生活技能相形见绌,他们也不再在乎他的意见、态度和命令,这和曾经的岁月大不一样了;而他甘愿为之抛弃教职,抛弃退休金和随之而来的平静美好晚年生活的那份自尊,也被敲打得千疮百孔——不是直接的侮辱,而是根本就没人理会他可怜的自尊。在黑人邻居的聚会上,他和女儿是唯一的两个白人,尴尬的情绪仿佛是深入非洲大陆的小小殖民飞地的缩影,是南非被农村包围的若干城市的缩影;他也终于和从事动物救助的谈不上长相和身段的老女人搞上,终于发现自己的衰老。故事结尾,他放弃了将那条自己还有些喜欢的老狗多留些时日的想法,决定让它就此死掉,同时放弃的大约还有重拾尊严的希望,还有曾敝帚自珍但已然无用的诸如同情、温存、知识分子的所谓理想主义等等。曾经高高昂起仰望天空的面孔,业已谦卑地贴近大地,贴近这世俗和尘埃,变得坚硬而且粗糙。

耻,作为书名,也作为全书的多重意蕴,还有颇多可玩味之处。卢里曾和数百女人睡过觉,和学生上床也或多或少利用了教授的权威身份和许予她的好处,而且他认为忠于自己的身体的欲望和本能,几乎不属于道德上的错误;但他的女儿被三个陌生男子插入的事实发生,他却为此耻辱和愤慨。难道仅是因为强迫?仅是因为是三个黑人?还是因为在他的性历史中,一直是作为“侵入”的主体,而今却破天荒成为客体(他的女儿)?又或因为三个黑人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欲望本能,而是更多为了报复和仇恨?

全书不时穿插卢里一直构思和写作,但到书末也未完成的一出关于拜伦的戏剧,似乎可以作为卢里对于两性关系等问题的思想变化的线索和脉络。

从内容和主题上来讲,很难说阅读这本小说让我感到愉快。但你也不能说这是个悲剧色彩的故事,一切都在继续,这是真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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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

年轻的白领不无得意地把自己裹进笔挺风衣,意气风发地走在上班路上。

走出地铁站,黑色柏油路面和白色油漆画的线一直伸向远方,洒下一地细小狭长的黄叶。一辆车悄无声息地滑过,卷动满地黄叶,仿佛电影中场景。

一个女孩骑车从身边经过,外套后背上用漫画笔触描绘着同一只猫的两副面孔,一个可爱一个狰狞,下面的英文是: ANGEL OR DEVIL。她轻巧地转了个弯,消失在车流中。

昨天晚上,一个法国老帅哥让·雅尔在午门和正阳门演奏了他的电子音乐,拉开“法国文化年”序幕。

再往前两天,雅克·德里达,解构主义之父在巴黎辞世。

昨天翻书,看到诗人于坚在其文《棕皮手记》里写到的,大意是说我们的记忆选择那些对宏大叙事来说“有意义”的生活,而那些属于纯粹个人的琐碎历史和回忆则被抹除,仿佛不存在;生活的无聊便在于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过这样“有意义”的生活;张爱玲或者普鲁斯特的独特,恰在于他们在大时代浪花中仍能保持独特的眼睛和心灵,来书写那些无意义的时光瞬间。

或有道理。

回想一年或者十年,我或者记得香港回归,记得申奥和冲击世界杯成功,记得非典,然而又记得多少个人生活的瞬间?你记得曾居住过十年的老屋里的小摆设或墙上的斑痕吗?

这样的记忆早已经被各种压力和诱惑淘汰,因为你无法说出它的“用途”或“价值”。

我想于坚说话的本意和我读出的意思,都并非要做事无巨细刻入脑中的人,那就像博尔赫斯曾在一个短篇里描述的那个记忆力天才一样痛苦。

我向来不了解诗人,也不喜欢诗人,但至少在他的这个小段落里有所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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