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7年的春天，我第一次踏入清华大学计算机开放实验室，第一次体验互联网。

实验室位于一栋宏伟的苏式建筑底部，被厚重的花岗岩环抱，形状狭长。雪白的日光灯下，数百台电脑分成几列延伸开去，几乎每一台前面都坐着聚精会神、目不斜视的人。在计算机风扇低沉的嗡鸣声中，击打鼠标键盘的声音格外清脆。实验室入口处，学生们手捧书本，排成长队等待，等到有电脑空闲时，方可刷卡进入。这个看起来有些沉闷、乏味的所在，却通过根根网线，连接着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的主节点，向清华师生提供了当时中国最快的网速、最丰富的网络资源、与欧洲、香港等地互联网最早的连接。

当时开放实验室里的电脑硬件配置，是主频百兆赫的“奔腾”CPU、16兆内存、2G硬盘和14寸CRT显示器；操作系统是Windows 3.1或Windows 95，上网用的是网景浏览器而非IE，大多数程序（包括游戏和操作系统）仍可以装入一张或几张容量仅1.44兆字节的软盘。而当时的互联网上，没有门户网站，没有搜索引擎，更没有在线播放的影视和音乐。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遮掩互联网在我们眼中的光辉与魅力，相比之下，我们当时身处的信息传播环境顿显“原始”：

那时候，我们经常提笔写信，家书、情书、致友人书；把信投入邮筒，便开始巴望不知何时才能到来的回信。

那时候，学生们用随身听学英语、听音乐，五道口的打口音乐磁带生意兴隆。没人听说过数码相机，我们青春的欢乐与惆怅凝固在胶卷之上。除了计算机系，绝大多数学生没有自己的电脑，大家一笔一划地把所有作业和论文写在纸上，再交给老师。

那时候，整栋宿舍楼仅有一部安装在楼长室的固定电话。当走廊里的大喇叭响起楼长高亢的“来电召唤”，被呼叫者随之冲出宿舍，穿过走廊，跑下楼梯，将一串急促而快乐的脚步声甩在身后。

那时候，同学们无人拥有手机。一个人若离开宿舍，就真的“消失在茫茫人海”，无法联系，无法找到。于是我们习惯了约定时间的会面，以及无奈的等待。一些BP机的拥有者成为了最早一批“可被随时联络上”的人。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儿像诗人翟永明所描述的“古代”？“在古代，我只能这样 / 给你写信 并不知道 / 我们下一次 / 会在哪里见面”“我们只不过抱一抱拳 彼此 / 就知道后会有期”。当然，我描述的是还不算遥远的1997年，在首都北京的清华学子们的日常生活。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里，我和我的朋友们迎面撞上了呼啸而来的互联网。我们欣赏和享受着赛博空间的轻盈、博大与超越，兴奋喜悦，心驰神往。我们以远程登录（Telnet）方式进入中国最早的几个BBS，在聊天和讨论中锻炼了打字速度，在争辩和聚会中结识了各地朋友，在FTP或局域网共享的各类资源中沙里淘金；MUD玩家们在满屏不断刷新的文字中构筑起宏伟的游戏世界，体验着缠绵的恩怨情仇；通过ICQ和电子邮件，我们尝试与地球另一面的陌生人联络与对话……

从那以后，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互联网在中国的成长。从新千年的商业泡沫与衰退，到五年后又一波创新与创业的浪潮，在十年后的当下再回首，恍若就发生在昨日。只是曾经冷清的中文互联网世界已经一派繁华喧嚣。而我们已从青涩少年步入了而立之年。

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戴维·莫利（David Morley）曾被人问起，为何要研究电视。莫利说，他年少时期就开始接触电视，这一新兴媒体是二战后英国社会里身份和文化的象征，也是他个人生命体验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科技。另一著名学者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亦在其代表作《电视的用途》(Uses of Television)中提到自己青少年时电视的重要影响。

当我读到这些话时，不由大感认同。当我回顾自己的过往，追溯种种对我人生颇具意义的事件、人物、时刻或场景，其中常与互联网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而互联网可谓是我生活中最为依赖的传播科技和媒介，十余年来不曾远离，伴随着我不断积累和重塑自己的记忆、认知与情感——这些东西构成了今日之“我”。所以，当我从工作岗位上重返校园，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之际，就毫不犹豫地将互联网研究当做论文大方向。这当然与我个人的知识结构、学科背景、学术兴趣有关，但又何尝不是伴随互联网成长的因缘与情结使然？

二

有了大方向，然而从何入手？“互联网”，这是多么宏大的研究对象，通向它的路径又何止百千条，即便仅从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出发，也有太多的观察视角、理论框架和分析路径可供选择。大量研究素材与信息更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如何能突破纷繁表象，以逻辑的金线串起现象的明珠，丰富对有关经验的学术阐释，甚至做出理论探索与建构？

于是，四年的博士生涯，成为不断阅读、实践、思考、讨论、反省的过程，每逢研究野心膨胀，便要告诫自己保持冷静和谦逊。慢慢，我感到奇妙而辛苦的学术旅途，也是对世界的发现和对自我的发现渐渐交融的过程。怎样着手研究互联网，其实还要问问自己那颗活泼的心灵。我最珍视的互联网文化特质有哪些？是那些从硬件软件都还“原始”的时候就萌发的：创造、分享、沟通、参与、多元、差异。我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其实这十多年来不曾改变：信息的流动与控制，线上线下行为的相互影响，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形成与拓展，各种组织结构随之产生的变化。我告诉自己，我要研究的不是技术变迁、财富神话、网络八卦，我要研究的是人，是互联网的使用者的行为、互动与文化。

这几年来我比以往更深地沉浸到互联网中去，既是日日上网的普通用户， 挂MSN、通SKYPE、逛淘宝、看美剧、泡论坛、写blog、混SNS、刷微博，交朋结友，喜怒哀乐；也是勇于尝新的“伪技术青年”，购空间域名、架设网站、设计页面、放置广告，积极尝试各类新潮互联网应用；既是业界观察者，不断通过RSS阅读和社会网络推送持续搜集了解产经信息、政策动向、业内观点；也是“围观群众”，始终高度关注互联网所映照、所推动的中国社会的文化热点、舆论热议、风向思潮；当然，还是一个时不时抽身出来，拿一堆五花八门的社会理论、媒体理论观照和梳理自己的互联网体验的研究者。在无数次超链接的跳转之间，在多重身份的切换之间，我积累着素材与灵感。

我的研究也得益于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在香港、美国、法国、英国等地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关于新媒体传播和互联网用户的论文，得到各国同仁的反馈与讨论；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公派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研究所（CAMRI）访学16个月，听课、参加密集的学术讲座和例行研讨会、与老师同学们在咖啡桌和餐桌旁展开一次次学术对谈和争辩、埋头在图书馆里翻阅和写作；在布达佩斯参加中欧大学“媒体、民主与公民社会”暑期大学项目，与来自20多个国家的30多位博士生展开思想的碰撞交流；还有那些搭乘地铁和巴士辗转在伦敦各所大学“蹭报告”听的日子，让我有机会近距离面对那些过去曾通过书本结识的学界大师，聆听他们的传道解惑。走出去，多看多听多想多讨论，以他人的观点磨砺自己的想法，以别处的经验观照中国的现实。

渐渐地我认识到，理解互联网用户的参与和行为，可以成为解读互联网语境中“媒介/社会/人”三者循环互动的关键。不论信息传播还是社会变迁，其核心要素都是人，人的思想、人的愿望、人的行为。在传播学中有一些研究“人”的理论传统可资借鉴，但是我觉得已有的理论及概念不足以帮助我分析和表达，于是创造了“网络化用户”、“网众”及“网众传播”的概念，并围绕它们展开了研究与论述。

当然，愿望与野心终究要落实到具体的学术研究和写作。2009年春天，我从伦敦返回北京，在清华园里写完了博士论文，那些思绪煎熬、头脑飞转、压抑又兴奋的昼夜至今难忘。在通过答辩、顺利毕业之后，我很高兴地得知自己的博士论文有机会出版，于是展开修改，订正词句观点，更新数据案例，增加了大约八万字，最后有了这本书。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总是感到学识浅陋，力有未逮，言犹未尽，难免谬误。而每次重读自己以浅见与偏见编织起来的文字，也总觉惶恐：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观点易朽的时代，这本小书究竟能产生什么价值？能否增加一丁点知识和思想的积累，或对读者有所启发？

互联网研究是个日新月异的领域，技术飞速发展，应用推陈出新。iPhone、iPad等产品流行对美国新闻业和大众信息消费方式的冲击，微博在2010年中国社会里的火爆，ICT在中东各国政治变局中发挥的影响……这些新现象、新课题都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完成之后发生的。与之相对照，本书中的概念与理论是否仍有足够的分析和解释能力？本书中的有关论点是否过时？这些都留待读者诸君来评判吧。当然，本书中的谬误与不当之处，也要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三

我想对许多师长亲友致以诚挚的感谢，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和关爱，我才有可能出版这本小书。

首先要感谢我的恩师熊澄宇教授。他是我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期间的研究生导师，还指导了我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如果算上他对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我拜入师门已超过十年。十多年来，熊老师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一直在帮助我成长，不论生活上还是学术上都是如此。老师在新媒体、互联网、传播政策和文化创意产业等多个领域内的独立思考、国际视野、高屋建瓴和全局洞察，让我受益良多；当我的研究和思考陷入泥沼之际，他总是能够言简意赅、直指要害、拨云见日。同样，这本书也出自老师的悉心指点。熊老师平时很少当面表扬学生，而是更多地指出缺点与不足；但他却会在其他人面前，一一列举我们的小小优点和成绩。十年之后，我终于渐渐读懂老师严肃的面容后隐藏的幽默，感受到他对弟子们厚重的期待与慈爱。

感谢金兼斌教授，他在互联网研究、传播学研究方法等领域的丰硕成果使我深受教益，在此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他也多次予以指导，提出建议。此书能够面世，更是因为金老师的厚爱和促成，将之纳入了他主持出版的“数字媒介变革书系”之中。十五年前我们在清华中文系的课堂上相遇，我是学生，他还是一位年轻的讲师；如今他已经成为知名学者、教授博导。多年以来金老师始终平和正直、勤奋严谨，对学生高度负责，为人处世称得上“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些宝贵的品质值得我终身学习。

感谢李彬教授，多年来予我以鼓励和关怀、推荐和提携，帮助我等后学晚辈树立学术信心，寻找成长机会；李老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温厚儒雅，他对价值理性的追求、深切的人文关怀、富于批判意识又紧扣中国现实的学术视角，影响了我为学为人的取向，也反映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之中。

感谢郭镇之教授，一直关注我的研究并时常给予指导，大到概念框架，小到案例细节；她的指导却很少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表现为平等姿态下的学术交流与探讨。身为成名已久的前辈学者，郭老师有着宝贵的赤子之心，虚怀若谷，求真求实，淡泊名利，在探索知识的道路上有着青年人的热情，又总是有意识地提携后学晚辈，关心我们的生活与事业。郭老师的真诚和纯粹让我仰慕而感动。

感谢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赵月枝教授在百忙中通读了我的书稿，多次给出精辟意见，提点并赐阅我目力所未及的重要文献。她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媒体的深刻见解也是本书努力汲取的思想源泉之一。

感谢清华大学的尹鸿教授、崔保国教授、史安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钢教授、彭兰教授，北京大学的陆地教授，在我论文写作、修改和答辩过程中给予中肯而有建设性的意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诸位老师多年来予我以教导、关照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最衷心的感激。还要感谢熊老师和金老师欣然为此书提笔作序，感谢赵月枝、李彬、郭镇之、高钢、胡泳五位教授为此书撰写荐语。深恐辜负师长们的提携之意，唯有不断自我鞭策。

在我赴英访学期间，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研究所主任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教授和中国媒体中心主任戴雨果（Hugo de Burgh）教授在各方面予以了慷慨的帮助与照料，热情地提供了我从事研究和学习所需的各种资源，也不吝为我解答学术上的疑惑，引荐可交流的学者。斯巴克斯教授更是主动为我撰写了推荐信，帮助我获得了匈牙利中欧大学暑期大学的参与资格及欧盟COST A30奖学金的资助。感谢这两位可敬的英国绅士。

我还要感谢诸多友人。谢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各位博士同窗，与我互相砥砺切磋，尤其是张铮博士和吕宇翔博士，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远赴英伦后有幸结识了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李爽、郭大为、陈莱姬、辛欣、曾荣等诸位博士，承蒙各位多加关照与帮助，与各位围绕学术和社会问题的日常探讨更是令我广受教益。拉夫堡大学的章戈浩博士，博闻强记，热心助人，向我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他在文化研究、质化研究方法等领域的造诣更让我深受启发。香港大学法学院的胡凌博士和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的魏武挥老师，都曾通读过我的书稿并予以指点，两位在各自研究领域内都是既博学又精专，经常在交流中给我以惊喜。当然，还有许多来自媒介及传播领域的研究者和从业者，曾通过各种方式予我以启迪或指教，限于篇幅难于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这些学界同仁，也是人生好友，有些近在身边，可嘘寒问暖，可盏茶倾谈；有些远隔天涯，甚至跨越半个地球，却由一网相连，思想的火花以光速在彼此间传递。四年的博士生涯，共享的喜怒哀乐，因你们而更多姿多彩；远为漫长的学术道路上，我们还将继续相互勉励、扶持、求索，深幸吾道之不孤。

感谢我的朋友、清华大学出版社纪海虹编辑为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她的高度负责和专业水准使本书大为增色。谢谢支磬云、支碧云为本书精心设计了典雅隽永的封面封底。

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将我引向了今日的人生道路，永远给我以无条件的爱、理解和信任。感谢我的岳父母，一直支持我和妻子的学术理想与抉择，关心我们的成长，并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时间与精力，事无巨细地照料我们的家庭，才使得我在妻子怀孕和生产期间仍能有大量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从而完成了这本书。

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曹书乐。她几乎是我所有作品的“第一读者”，挑剔而专业。本书的许多观点也源自她的启发，或在与她的长期讨论中不断得以修正。我们一同考回清华读博，一同受国家资助赴英访学，一同获得博士学位，一同迎接女儿的诞生以及随之而来的挑战与幸福。人生路上有你相伴，何其幸运。

何威 2011年3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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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众传播, 论文, 出版, 心情, 感谢, 互联网

什么是网众传播？什么是网众？如何理解当今世界中令人眼花缭乱的传播现象、无所不在的融合媒介环境、人人均可发言的热闹与喧哗、此起彼伏的“雷人囧事流行语”？社会化媒体怎样改变你我的生活？“微博”或者“围观”，真的可以改变中国？

《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是一本学术著作，它努力去探索和回答上述问题，既有理论建构，也有现实观照。本书的旨趣不在跟踪几个网站的兴衰成败，不在探讨某几种新媒介技术与应用的优劣得失，也无意评断某个具体网络事件的是非曲直。曾经火爆的网站可能几年后关门大吉，曾经热门的技术应用或许很快过时换代，一度轰动的网络事件很快就被大多数人遗忘。而在对它们的分析之上，本书尝试对框架、过程、要素、特征、模式等作出抽象。

——“为神马我要关心这些问题？”

答曰：中国社会仍在飞速发展前行，然而也矛盾冲突不断。我们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在感慨世界变化与动荡的同时亦为自身命运而焦虑不安。努力去了解媒介技术的变化、传播组织的变化、人际网络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或许无法保证我们“成功”，但却让我们多一分勇气，多一分淡定。

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围观、讨论、拍砖！我将会持续发布有关网众传播的相关内容及评论。

——更进一步地了解这本书： 可以读读熊澄宇教授、金兼斌教授给本书写的序言、作者后记，以及更多本书内容介绍、书评报道和有关“网众传播”理论与现实的延伸探讨。

——在哪里买这本书？ 可以去 卓越亚马逊(26.6元)， 当当网(28.5元)， 京东(28.5元)，及更多选择。

——在哪里讨论这本书？ 可以去本书网站，也可以去本书的豆瓣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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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mer是做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记者。他以自己获普利策奖的系列报道为例，讲述了记者们如何从政府公布的文档、公益性NGO的信息（如opensecrets.org）以及线人那里获取报道所需的线索和信息。他的报道揭露了一名众议院议员的腐败案，这名议员最终因多次受贿并将美国国防预算分配给行贿的承包商而入狱。

像Kammer这样的优秀记者，似乎早已习惯于社会中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例如，那位议员贪腐系列报道的第一篇，写的是他的一处房产以明显高出市价的价格出售，接手者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承包商，后者在一年多以后再度转手卖出，亏损70多万美元。这些房地产交易的信息都是向社会公众公开的，所以记者们可以检索到。

Kammer也盛赞opensecrets.org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汇总了所有联邦官员的政治献金记录甚至是支出记录，给了记者们极大的帮助。当然，非政府组织，也就是民间人士能够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这些信息的公开是有法律作为保障的。（事实上，研究者也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有用的数据，两年前我做过关于“互联网总统”奥巴马的研究，就用到了这个网站的数据，可以参看这里，这里）

在提问环节，有一个秀气的女生问道：在美国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收入水平怎么样？她随后陈述了为什么要问这个稍显唐突的问题，因为她是中国著名调查性报道记者王克勤的研究生，而王克勤每月工资不过一两千元，很多采访得不到报社的支持，“出问题”也没有报社庇护，日子不大好过。

Kammer的回答大致是：首先，脱离了报社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调查性报道的，我自己常常几个月才发一篇稿子，因为我们做的都是有深度的研究，需要很多资源；我自己刚入行时只是个印第安保留区的小记者，收入也很少，但我们来做记者，梦想肯定不是赚大钱、开奔驰，而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一行，当然，到我成名后，收入水平还是不错的；我也很敬佩中国同行们，在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能做出优秀的调查性报道。

又有一个女生问道：在美国从事调查性报道，会不会面临人身安全方面的威胁？

Kammer似乎有点吃惊，说：我还从来没听说过美国有哪位记者因为调查性报道、揭露贪腐而被枪击或伤害的。不过，我有同事的汽车轮胎被报复者扎过。我的报道涉及到众议院、国防部和中情局的一些官员，但大家都明白，威胁某个记者是没用的，因为记者太多了（大意如此）。哦，在墨西哥，有记者因报道而被杀害，这是悲剧。

钟布教授在《中国日报》和CNN都有过多年从业经验，有提问者问他这两种经验的差异。他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例如信任感，在中国日报、CCTV、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工作时，很多地方不能随便去，戒备森严；但在CNN，作为刚被聘用的外国人，他拿着自己的工作牌就可以刷卡到处去。又如CNN创始人特纳，对大家说想去现场采访伊拉克战争，立刻就被栏目制片人“无情”地批评：你不够资格——当然，这个资格，说的是新闻专业性，而不是权力和职位。还有独立性，他做过CNN某个节目的主编，能不能报道和怎样报道完全不受干涉，“你当然可以开除我，但只要我今天坐在这个位子上，就还是我说了算”。以及客观中立，不能因为自己偏向民主党就抹黑共和党，要平衡报道，“好的报道，可能是两边都表示出很大意见的；如果有一边觉得你的报道特别好，那可能是你的报道实际上有问题”。

从一场小小的研讨会，看看我们20来岁的新闻专业学生提出来的问题，不难感受到在中国从事调查性报道，乃至从事新闻业的种种困难，所谓“戴着镣铐的舞蹈”也不为过。伤不起啊伤不起，只是真正在认真干新闻的人们，可能连咆哮的力气和心情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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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调查性报道, 学术会议, 新闻业

研讨会的主题关心的是人际网络与web网络的跨学科研究如何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和互相融合。由不同领域教授带领的课题组分别汇报了当前的一些进展，其他一些专家也谈了自己领域中的一些动态与有关思考。

有些偏技术的发言我几乎九成听不懂，只是努力地去捕捉一些对我而言的新概念，例如通信网络中的“删边扩容”等，或者从拓扑学的角度来定义什么是community。但清华计算机系课题组的阶段成果展示很有意思，基于来自人人网的十万用户数据，他们设计出的网络关系可视化、Topic modeling等模块，不仅可以由机器自动分词、学习、排序，来实现用户个人行为的量化归类，更精确地认识其偏好，还可以由此作出一定的预测，也可以作出更精准有效的个性化推荐。其他专家的一些陈述，包括facebook的wall post中spam和phishing内容的自动识别与过滤技术，以及用社会网络的方法来研究疾病的传播扩散，等等。

胡泳老师的发言是从具体媒体环境出发，提醒研究者们注意中国语境带来的不同，注意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他似乎认为这些年来各学科一直研究的所谓“舆情监控和预测”，不仅仅是通过数学模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其中存在太多非正常因素，所以目前的研究常常只是解释性，而不太可能做到预测。最后他也说到自己的译作《未来是湿的》中的两个概念：结合型资本（bonding capital）与桥接型资本（bridging capital），他认为近两年来中国社会中的结合型资本显著增加，而桥接型资本却大幅削弱。换句话说，同质化的小圈子越来越多了，但不同圈子之间的连接与对话变少了，隔阂加深了。当然，他的这个判断是没有严格数据支持的个人经验，也让我想起孙立平前些年提出的“断裂的社会”的概念。

社会学系罗家德教授，社会网络分析领域的前辈牛人，闻名已久，却是初见。原来他讲话这么有激情。罗老师接着胡泳的话题，说起了中国社会常见的“圈子”和西方社会常见的“community”二者的区别。圈子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费孝通提出的概念）网络，它与西方意义上的、群体动力学所研究的、通常为100-150人的人际网络有许多不同之处。最后罗老师还激情四溢地说，I have a dream，那就是建立一个模型，可以预测整个社会网络的发展变化（大意如此）。其实呢，阿西莫夫在《基地三部曲》中写到的“心理史学”，以模型和演算可以预测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神算之道”，那就是罗老师这个dream的豪华升级版啊。

黄晶简介了人人网的发展历程以及目前的五方面重点业务。他的即席发言条理清晰，语气温和却言之凿凿，种种案例可以信手拈来，又很少见某些业界人士习惯的忽悠与吹嘘。看的出来，他除了技术专长，对整个互联网产业也深有研究。当他提到可以为专家们的研究提供数据时，在场的许多人的眼睛里都闪出了小星星，彷佛登徒子见到大美女，葛朗台遇到孔方兄。当会议发言出现间歇之际，来自各校的几位大牌教授纷纷跑上前去，向这位年轻的清华校友递上名片表明心迹，哦不，是表明合作意愿。当前学界对于实证数据的渴求，由此小花絮亦可见一斑。不论是计算机、社会学或新闻传播学，大家都希望将来自社会网络实践者的海量真实数据，耕耘成paper蓬勃生长的试验田。

在会议之中，南加州大学的黄教授，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满怀忧虑地问大家，如今在中国，youtube、facebook这些知名网站都上不了，google也走了，这样的政策是不是会影响创新啊？有一位颇有名气的“业界精英”回应道：其实，据我这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看法，你说的这些国外网站，就算政府不屏蔽，在国内也成不了气候，中国用户不爱用它们；我对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还是乐观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对这些新生事物不知道怎么管理。

对这位业界精英的观点我实在不能苟同。姑且不说他再次代表中国普通用户表示“情绪稳定”、“生活不受影响”，也不去讨论“没人用、没人知道”的原因有多大程度是因为被屏蔽，类似讨论的关键要害，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断追问的，其实是这一串问题：究竟谁来决定哪些网站、哪些内容应该被屏蔽和封锁？依据什么法规政策、工作流程来决定和执行？它们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力来决定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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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暖的广州，开完了2010年新媒体传播学年会。回到北京后，隔天又到韩国，在寒风里冻得耳朵发红。航空技术缩短了地球两点之间的距离，飞越上千公里所耗费的时间，甚至少于从北京的一端到另一端的通勤之旅。这给人以错觉，仿佛大地的宽广不再值得敬畏，崇山峻岭或江河湖海这样的造物奇迹也只作为风景而存在。

坐在首尔的COEX中心，回忆好像已经结束许久的新媒体传播学年会。一个学术圈子里的大牛与新人，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不惜在一个电脑中介沟通技术高度发达的年代里，忍受旅行的辗转和不菲的旅费，为的是看看老朋友们好不好，看看别人都在做什么研究，看看会不会认识有意思的新面孔。

国内的新媒体传播研究越来越热。来自不同学校的数位老师都谈到，与新媒体有关的选题，在如今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生论文中占据很大比例。

量化研究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推崇。这次获奖的四篇学生论文，全部是采用量化研究方法。

会议本身的形式也在变化。终于有了除幻灯片之外的“新媒体”形式，微博成为此次年会最大的特色。在开幕式上，讲台左右的两块幻灯屏幕，分别打出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针对此次年会的微博墙。尽管演讲者看不到这两块屏幕，但场下数百名听众的目光却不时被吸引过去。演讲者的观点得到即时的直播和评论；现场与世界其他角落之间、现场听众之间借此形成互动。当台上嘉宾讲“云计算”时，微博墙上出现了有关的一则笑话，彷佛是另一种阐释，又或另一种揶揄。这样的会议形式的确是新生事物。

然而问题也多多。负责年会直播的门户网站编辑并非学术界人士，对演讲者们的观点似懂非懂，常有断章取义，更不用说错字别字了；演讲者无法对这种“微博直播”进行内容审定，却要为其被歪曲或误解的观点承担责任；听众之间的互动常常是流于肤浅，甚至演变为各校学生、各位名师的弟子和粉丝们的秀场，当范以锦院长讲话时，微博墙的大屏幕上出现“范范”、“可爱”等字眼，当胡泳讲话时则是“儒雅”“好帅”和一串惊叹号，场下自然是窃笑不断。热闹和喧哗吸引了注意力，演讲者的观点就有可能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和思考。

九场研讨会中有关微博的那一场听众也特别多。

这次年会上还见到清华金兼斌教授的两位高徒，一硕一博，20出头的他们具备了相当好的学术素养，此次参加年会的论文也获得了最佳学生论文奖，这与金老师的严格要求和精心培养密不可分；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对学术的热情，在几天的相处中，在观光、购物和餐桌上，他们总能三句话不离本行地回到学术话题的讨论上。在我近年所见的学生之中并不多见，如果坚持下去，相信假以时日，必成大器。

看到他人的努力，对自己当然也是一种激励。这也算是我参加此次年会的一大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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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new media, 学术会议, 广州, 新媒体, 传播学

“本书探讨的主要议题是，在改善世界上最贫穷人群的生存状态中，媒体和其他形式的大众传播所扮演的角色。当今世界贫穷的广度和深度是一个并不陌生的话题，但有些数字还是有必要再重申一下。……这些人群的生活与作者本人的经历及大多数读者的经历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共同的人性迫使我们不得不意识到，改善世界上贫困人口的生活状态是我们面临的共同使命。“《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开篇第一页如此陈述道。

这是一本从媒介研究者的角度出发，对全球化、发展理论和大众媒体的角色进行重新审视的著作，是自谦“忝列”社会科学家之列的著名英国学者Colin Sparks教授于2008年由Sage出版社出版的最新著作。经其门下博士生李爽的介绍与联系以及曾与其有同事之情或师生之谊的两位译者的通力合作，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文版。两名国内知名学者为此中文版作序，包括赵月枝、陈韬文与李彬在内的四位国内外著名华裔学者专撰荐言，李爽并特此对Sparks教授进行一次专访，访谈稿亦附于书后。能有这样一本用心用力、层次丰富的中文版，实乃Sparks教授与中国读者之幸。

本书开头这段话中所蕴含的对世界范围内贫穷人口的关切，以及对大众媒体赋权作用的反思，是我们身处的这个学术圈所少见的。近年来，我们较多地关注媒介产业经济的皮毛与各类媒体及媒体内容的效果，一部分人热衷于成为政界或商界的谋士，而较少停下来想一想最底层最普通的民众与媒介的关系以及媒介可以做些什么。熟悉Colin的人，则一点儿都不会为他这个选题感到讶异。这位宣称自己“早就”退出英国共党的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多年来一直延续着对欠发达国家的关注，对解体后的东欧国家的关注，以及对中国的关注。虽身处岛国，却从来都放眼五湖四海。当我今年年初在Colin办公室中第一次摸到这本新书的时候，忍不住乐了——这封面，是多么革命的红色！或许这一设计正呼应着他左派知识分子的立场。

在此抄录两段我在博士论文中写到的有关分析——

该研究的出发点在于认识到当代社会最主要的特点便是人与人之间具有差距，有些差距是由物质条件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人的出生就决定了他可以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期待；另一些差距则是无形却又真实的，如社会地位、文化地位、自我决策等等。在媒体与传播研究学界，学者们很早就希望媒体发挥作用，减少这种不平等，并为之做出理论建构上的努力。斯帕克斯认为在目前已经形成一些影响力的论点中，发展传播学与全球化的理论最有影响力。相信发展传播学的学者认为媒体可以被用来改变人们的想法，使人们拥有“现代”思维并且学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其前提假设是观念的改变能导致行为的改变。他们还认为，大众媒体可以给贫穷者以说话的声音，让他们有可能申诉自己被剥夺或缺失的权益。斯帕克斯认为这种想法虽然积极正面，但归根结底却要依赖国家行使权利，对媒体空间进行正面的塑造。另一方面，持全球化的观点者正面评价国家、公司和个人之间的交换，认为这是值得倡导的。他们乐观地看到在市场中公司与个人有进行交换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退出前台，而个人可以各取所需。

斯帕克斯对发展传播学中所体现的现代性理念进行了反思，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讨论，对全球化过程所暴露的缺陷进行了阐释，并认为更有民主倾向的“参与范式”（participatory paradigm）事实上很少取得成功，也在理论上遭到诸多批评。在详细分析了各种理论视角之后，斯帕克斯认为各个观点都对现实情况予以了解释，应该看到它们的积极方面，但用它们来进行解释或指导实践仍嫌不足。斯帕克斯提出，应该将这些视角综合在一起并发展出更为充分的理论，并在结尾处概括了他的论点：“只有当穷人组织起来并且充满自信，他们才有可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而正是社会行动给予人们自信与组织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因为寻找到公众的声音是自信和组织得以建立的方式之一。”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行动”与“媒体”的结合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先在此打住。更多分析，会放在以后的论文中。

再来一点花边。多谢李爽的安排，昨日拿到出版社寄给我的Colin的这本中文版。手捧本月才新鲜出炉的图书，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先坐在阳光下的沙发上端杯水看起来。而在寒风凛冽的今天，在分别大半年后，我与Colin在社科院的讲座中重逢。我是早已得知消息，早有预谋，而Colin完全未曾预料我的出现。他一脸惊喜，转而满脸笑容，将我的右手包在他的一双大手中，轻轻拍动，用8卦的腔调对我终于拿到博士学位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他高大的身躯并未构成丝毫压迫感，正如我们这帮子学生与他相处的日子里，每一次都感到的平等与温暖。他是学术牛人，是耐心的指导者，更是一个满心盼着你在学术上取得成绩的朋友。

————————————————我是分隔线——————————————————————–

附识：第一段的引文采用中文版的翻译。摘自本人论文中的两端分析则是根据英文版而来，引文部分亦与现在的中文版不同。因论文尚未发表，所以虽然算不得什么，也请不要随意转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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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olin sparks, Sparks, 全球化, 发展理论, 书评

The general application deadline is February 15, 2010 (unless specified otherwise on the course web site). Applicants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online: http://www.sun.ceu.hu/03-application/howto_apply.php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courses and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 are available at http://www.sun.ceu.hu/02-courses/by-title.php.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the SUN office with questions at summeru@ceu.hu .

我在2008年参加了CEU的暑期大学的课程“媒体，民主与公民社会”，收获多多，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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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budapest, Summer University

此书乃是由他编撰的读本，其间收集了包括卡斯特尔、卡茨、迈克切斯尼、马特拉、席勒父子等著名学者在内的数十篇关于全球传播的论述。特色是，涵盖了传播学建立初始与发展初期关于国际传播的经典读本，也选取了更为近期的著名学者的重要著述，因此基本覆盖这个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书中被选入的学者名单如下： Arjun Appadurai, Oliver Boyd-Barrett, Manuel Castells, Mark Deuze, John D. H. Downing, Daniel Hallin, Radha S. Hegde, Koichi Iwabuchi, Karim H. Karim, Elihu Katz, Lina Khatib, Marwan M. Kraidy, Harold D. Lasswell, Tamar Liebes, Daniel Lerner, Paolo Mancini, Armand Mattelart, Srinivas R. Melkote, Robert McChesney, Eli Noam, Joseph S. Nye Jr, Joseph N. Pelton, Monroe Price, Marc Raboy, Dan Schiller, Herbert I. Schiller, Raka Shome, Joseph D. Straubhaar, Daya Kishan Thussu, Jeremy Tunstall.

Thussu教授是一位印度裔的英国学者，谦冲勤奋，温文尔雅。他凭借在国际传播方面的研究建树而一早获得教授席位，现居伦敦，任教于威斯敏斯特大学。在英文学术圈中，若是谈起印度媒体（包括宝莱坞）、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媒体比较、娱信等方面，他均是不可不引用的研究的作者。他居批判立场，侧重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路。他也是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学术期刊的创始人和主编。

去年，他刚出版了一本著作《作为娱乐的新闻》（News as Entertainment: The Rise of Global Infotainment ，Sage, London, 2008)。本站做过介绍。

而他更为中国读者所知的乃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译本《国际传播》。

这里是新书《国际传播读本》简介的pdf文档，欢迎下载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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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AMRI, daya thussu, 国际传播

由此可以渐渐开始人生的新阶段。纪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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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论文, 博士

答案当然取决于对“热门”的定义。如果以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中被引用次数来作为唯一衡量指标的话，那么，在所有至2008年1月前仍在世的学者中，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和曼威·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分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和传播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即最“热门”的学者。

有研究者就2000-2007年这八年来SSCI的数据库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仍然健在的学者的排名。下面分别是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领域和传播学（Communication）领域的前十位“热门”人物。需要注意的是，第一，那些已经辞世的学者未列入此名单；第二，下列的“被引次数”，指的是2000-2007这八年间SSCI数据库中有多少篇文章引用了该作者，而不是该作者被引用了多少次（因为同一文章可能引用某学者多次）。

社会科学领域：（名次、姓名、引用文章数）

1. Anthony Giddens 7202
2.Robert Putnam 5684
3.Jurgen Habermas 4736
4.David Harvey 3624
5.Manuel Castells 3566
6.Ulrich Beck 3432
7.Marc Granovetter 2947
8.Samuel Huntington 2735
9.Saskia Sassen 1970
10.Daniel Bell 1708

传播学领域：（名次、姓名、引用文章数）

1.Manuel Castells 3566
2.Stuart Hall 2755
3.Elihu Katz 813
4.Robert Entman 638
5.Michael Schudson 611
6.George Gerbner 539
7.James Carey 508
8.Kathleen Hall Jamieson 448
9.William Dutton 193
10.Henry Jenkins 184

从社会科学领域来看，排名榜首的，现在LSE任教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以“自反性现代性”、“第三条道路”闻名于世；排名第三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毋庸介绍。第二位的罗伯特·普特南和第七位的格兰诺维特，都是研究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的社会学家。第四位的戴维·哈维、第六位的乌尔里希·贝克，都是试图对现代性、后现代性、全球化等重要命题作出解释的学者。第八位的塞缪尔·亨廷顿之“文明的冲突”论，第十位的丹尼尔·贝尔所阐发的后工业社会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意识形态终结”等观点，都为大众熟知。第九位的萨斯凯·萨森，则是在建筑、城市研究领域知名的一位女性社会学家，提出了“全球城市”概念。

跻身社科榜第五位的曼威·卡斯特，在传播学领域内则高居榜首，被引文章数遥遥领先第二位的斯图尔特·霍尔（霍尔未被列入社会科学榜，大概是因为研究者认为霍尔更偏向于人文学科，而非“社会科学”）。

传播学榜第三位伊莱修·卡茨，早年与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合作研究，提出过“两级流动”等概念，后来又研究“媒介事件”等。第五位迈克尔·舒德森是媒介社会学家，第六位乔治·葛伯纳的“涵化”研究属于经典。第七位詹姆斯·凯里是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第九位威廉·达顿是牛津互联网研究所（OII）所长，第十位亨利·詹金斯曾是麻省理工比较媒体中心主任（似已去职，转投他校），以研究迷（fandom）文化、游戏、媒介融合（convergence）等著称。

这些排行榜的意义，并不在于提供对不同学者治学水平高下或成就大小的衡量标尺，而是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他们的知名度和著作的影响力。他们的著述被大量学术论文引用，不论是被赞同还是遭批驳，至少他们研究的问题、提出的理论是整个英语学术界最为关心和最常讨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些排行榜也是21世纪的学术流行风向标。

（注：以前我都是把Castells的名字翻译成“曼纽尔·卡斯特尔斯”，后来发现按照西班牙语的发音，似乎“曼威·卡斯特”更接近，有没有哪位懂西班牙语的来指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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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Anthony Giddens, henry-jenkins, Manuel-Castells, SSCI, Stuart Hall

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研究所（CAMRI）在2008年“英国学术评估”（RAE）中位列英国传媒专业之首，有多位名师，研究与教学实力不俗。此次奖学金也非常丰厚，包括免除学费（通常每年是9000英镑），另加每年15000英镑奖学金（免税），从2009年10月开始。难得的好机会！

在CAMRI列出的诸多选题中，其中一个是”Citizen Journalism,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Social Justice in China”。下文中有来自指导教师Xin Xin, Colin Sparks, Hugo De Burgh的进一步说明，请仔细阅读。进一步讨论，可以发信给Dr. Xin Xin （x.xin1@wmin.ac.uk）。

Research Studentships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The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CAMRI) based in the School of Media, Arts and Design at the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rated the UK’s top research centre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2008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is currently offering scholarships for doctoral study. Awards cover tuition fees plus a tax-free stipend of £15,000 pa and commence in October 2009. There are two pathways to apply for a scholarship at CAMRI, so please read the following carefully. Pathway one is for applications for topics specified by the University, pathway two for topics suggested by the applicant.

Pathway one, through the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Research Studentships 2009 Competition:
Applications are invited to study for a PhD on the topics listed below:

• Audience Involvement in Social Affairs Talk on Arab TV
• Citizen Journalism,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Social Justice in China*
• Engagement with Environmental Issues through New Media
• New Media and Identity Formation among Young European Muslims
•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and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Europe
• Children’s Media Policy and Regulation
• Creativity in Arab Documentary Film-Making
• Cultures of Making and Sharing Online

Follow the link below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each topic:
http://www.wmin.ac.uk/page-17651

How to apply
Details on eligibility are available:
http://www.wmin.ac.uk/page-17525

Please download an application form here:
Application Form for Westminster Research Studentships 2009

If you need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how to apply, please contact studentships@westminster.ac.uk.

Completed forms to be returned to studentships@westminster.ac.uk by the closing date of 5pm on Tuesday 3 March 2009.  Late applications will not be considered.

Pathway two, directly through CAMRI:

The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CAMRI) has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in media policy and economics, media history and media audiences.  The Institute hosts the University’s China Media Centre and Arab Media Centre. It is developing work in media audiences and identities, new media, and Indian and African media.  We currently have an opportunity for two students to undertake an MPhil/PhD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on a subject of their choice.

To receive an application pack and further details of the scholarships, please contact Erica Spindler (e.spindler@wmin.ac.uk). You should specify that you wish to apply for a CAMRI Scholarship. Closing date for receipt of applications: Tuesday 10 March 2009. Interviews will be held in March and early April.

Prospective students wishing to discuss an application informally may contact Dr Anthony McNicholas (mcnichc@wmin.ac.uk).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CAMRI visit our web page at www.wmin.ac.uk/mad/page-561

*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theme ‘Citizen Journalism,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Social Justice’

This project encourages applicants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burgeoning new media and Citizen journalism (CJ) in the fast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CJ along with its various forms, such as ‘personal journalism’, ‘citizen-produced coverage’,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grassroots journalism’, ‘blogging’ and ‘self-publishing’, are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allenging the current media supervision system, expressing Chinese nationalist sentiments, seeking social justice and changing the way in which Chinese younger generations to get to know the outside world. An up-to-date study of CJ is essential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most populous and fast industrializing country. Potential applications are encouraged but not limited to discuss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J and tradition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relation to social justice and democratisation.

Supervisors: Xin Xin, Colin Sparks, Hugo De Burgh

This project will extend the China Media Centre’s leading role in researc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to include the burgeoning area of new media and Citizen Journalism,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Web 2.0 technology on communications in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New forms of journalism, variously termed ‘citizen’, ‘personal’, ‘participatory’, ‘self-publishing’ and ‘blogging’ but here referred to as CJ are beginning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allenging government censorship, expressing Chinese nationalist sentiment, seeking social justice and changing the way in which young people are encountering the outside world. This research topic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now, when in response to widespread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scontent an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re-tightened its control over traditional media, leaving little space for television and newspaper journalists to pursue investigations unhindered. This study will focus in particular on social issue blogs run by non-journalists/professionals.

Previous work done by members of the CMC has shown ‘tradition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to be an important agent of transformation of authoritarian China into a more open and fair society. With that currently under threat, the strengths of new forms of journalism, (though there are valid questions as to for instance their veracity and impartiality) may be seen to complement the weaknesses of older form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is study in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J and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ttempts to go beyond a zero-sum game of the rise of CJ verses decline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Blogging and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may be seen to be complementary, the former using the latter to check ‘facts’ it uncovers and the latter using blogging as a new source of stories. This research project aims to examin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CJ and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focusing on the inters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forms. It will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 How do CJ and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ons?
• To what extent do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rely on blogs for news sources?
• To what extent do blogs rely on professional investigations for stimulating further debate around a certain issue?
• To what extent have blogs changed the way in which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investigate social problems?
• What is the impact of the rise of CJ on social justice in China?
• What is the impact of the rise of CJ o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s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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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AMRI, university-of-westminster, 博士, 奖学金, 学术信息

说牛人云集不算夸张。除霍尔本人外，到场参加讨论的Angela McRobbie, Chantal Mouffe, Doreen Massey, Martin Jacques, Lawrence Grossberg等人都早早在学术圈建立起地位。而台下就座的观众里，认识的有David Morley，不认识的其他学科牛人说不定也不少。

上午讨论的主题是“政治、文化与全球化”。Chantal Mouffe作为圆桌讨论的主持人，带着浓重的法国口音开场。她看起来精干、活泼、自信、很有想法，最后收尾时向在座各位大喊“Merci, Merci, Merci!”引起哄堂大笑。这位出生在比利时的女性，是60年代法国学生运动、工人阶级运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因与拉克劳合写《霸权与社会主义者策略》一书而成名，被认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者。Mouffe与拉克劳的学说拒斥了经济决定论，以及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中唯一最重要的对抗的概念；认为应该迎来一种基于相互对抗竞争的多元主义的激进民主。她目前以政治学家的身份担任威敏的教授职位。拉克劳和Mouffe的思想对欧洲学界有着重大影响力，其言论在无数种著作中被引用。

参加讨论的四位学者的学术地位也与Mouffe大致相当，其中最叫我印象深刻的是Doreen Massey与Martin Jacques。两位在言谈中表露出对英国当下经济政治情况的熟稔与深刻的关切。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解除管制、私有化，90年代的新工党，当下的经济衰退、银行国有化、失业问题、劳工问题，都成为他们反复提及的关键词。D. Massey和霍尔是开放大学的同事，同时也是活跃在媒体上的评论家，并为曾在电视教育节目中露面。也许正因为这些训练和实践，使她具备很好的语言驾驭功能，加之立场鲜明、头脑清楚、辞峰犀利，她确实是一位好的演讲者。Jacques也具有同样的演讲特点。二者漂亮的英国口音更让听他们的发言成为一种享受。

Massey指出，要对目前的英国社会情况进行分析，霍尔的“语境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及从关切社会中的特定现象/日常小事出发，分析更宏大的图景的背后机理的进路，显得格外有用。她在回顾英国自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情况时，批判了撒切尔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并犀利地指出，尽管全世界都在指责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化，但将经济置于一切之前的意识形态却先源自英国，在美国还对国有企业以及媒体所有权有着种种限制的时候，英国已经提出“无拘无束的去管制”。她也指出，所谓经济，只是一个运行中的机制，决定经济的则是丰富的社会、文化、政治原因。在目前的形势下，她认为我们应该放眼全球，在研究政治的时候看到全世界的图景，看到跟以前非常不一样的劳动力分布的状况。同时，霍尔对于“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理念值得学者们所铭记。

后来去附近街边的咖啡厅的时候，看到Mouffe风风火火地拖着Massey等人抢在我前面买茶，Massey拄着拐杖却精神矍铄，仍不停指点江山。我很想上前对Massey表达对她的演讲的喜爱，但羞涩的本性还是停住了我的脚步。回来在维基上查一下，才知道Massey并非媒介研究学者，而是社会科学家与地理学家。她生于曼彻斯特，在牛津完成学业后，先是在伦敦的环境研究中心成为思想库的成员。果然环保和政治从来不分家，中心成员中颇有一些人以对英国当代经济的研究著称。环境研究中心关闭后，她移步开放大学担任地理学教授，并于1998年获得地理学界的诺贝尔奖——Prix Vautrin Lud。她的学说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劳动力空间分布”的研究，认为社会的不平等由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引起，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以及不同的贫富区域之间造成积重难返的差异。真希望能赶紧完成手头的论文，等夏天过后，可以找时间读她的书。

Martin Jacques的演讲从霍尔自创的一个著名术语“conjuncture”出发，首先描述了当下英国从信贷危机到经济危机这个conjuncture的状况。他同样指出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的创新性。而Martin在整场讨论中最叫人印象深刻的却是他在问答环节的表述。他认为整个西方经济都陷入了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深远程度人们目前还无法预知，这场危机意味着西方经济体制的失败，意味着以前只占世界人口17%的西方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支配地位的消融。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包括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以及南美洲的影响力会逐步明显。他尤其花了一些时间论述他的新书的一些观点。这本书的名字是《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估计是他过去数年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日本爱知大学做访问学者后的研究成果。他批评英国国内对中国的无知，批评提起中国就说“中国应该民主化”的反应，认为中国有特定的国情，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因此她的民主和她的道路都是跟西方不同的，而西方现在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

因为Martin的缘故，在会后我特地跑去摄政街校区的图书馆，将哈罗校区没有保存的《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期刊全翻了一遍。这本期刊堪称英国共产党和左派知识分子主阵地，Martin的主编位子一直坐到它1991年停刊。之后Marin曾是《卫报》的专栏作家，及英国大报《独立报》的副主编。在他手下，《今日马克思主义》在80年代的西方知识界影响力巨大，也为霍尔讨论文化研究提供了阵地。都说杂志风格体现主编理念，果不其然，这些期刊的封面及封面话题清晰地反映出编辑组对英国状况以及世界格局的关注，并以旗帜鲜明地反对撒切尔政府著称。被学界广泛使用的“撒切尔主义”一词，正是出自Martin的创造。另外，我在83年某一期期刊中翻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ric Hobsbawm的照片，看起来跟在会场上洋洋洒洒发言两次的某“观众”非常相像，但苦于无处确认。Hobsbawm现年92岁，却在2008年还出了一本新书，叫人惊异。如果在会场上看到的是他，那真是太难得的机缘了。

上午场的另两位演讲者，是美国文化研究巨擘Lawrence Grossberg与Middlesex大学文化研究教授Jonathan Rutherford。前者也曾在CCCS就读，算是霍尔的嫡传弟子。

大卫·莫利没有上台发言，安静地出现在会场最后排，就坐在我们旁边不远。堪称英国受众研究大师的他也曾在CCCS做过研究，今天却只是安静地聆听，不提问，不评论，相当之低调。

下午的圆桌讨论我迟到了一会儿，但正好赶上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的演讲。她在中国颇具盛名，因此不必多做介绍。关于她有个八卦：人们普遍认为她青年时代时在CCCS独辟女性主义研究之蹊径，为文化研究在“阶级”、“种族”外画下“性别”这一维度；霍尔却曾恶毒地攻击文化研究中的女性主义是“暗夜中的贼”，摸进门来在桌上拉了一泡屎。师徒关系还真是微妙啊。

麦克罗比上午拖着拉杆箱进了会场，就在我前面的椅子上坐下，和散落会场各个角落的朋友们以眼神问好示意。会间找机会做了自我介绍，和她简单聊了聊我的论文；下午圆桌讨论后，有幸跟她一起在学校餐厅喝了杯茶，跟她以及她今年新带的台湾博士生一起聊聊彼此的研究。她也干脆地答应了我下次单独访谈的要求。麦克罗比应该是我妈妈那辈人的年纪，但是瘦削高挑的身材，随意英伦风的黑毛衣、黑丝袜与黑靴子，却让她显得年轻而有魅力。经年不变的齐额刘海，齐肩短发雪白如银丝，黑色眼线与亮丽红唇加上扁扁眼镜，经典模样一如我们在纸上网上看到的她的头像。她口音轻柔，奇怪地带点法国的调调，态度亲切而和气，没有Mouffe那种活泼泼的女强人之风，却有一种温柔而迟缓的坚决。

下午的另三名学者分别是Francoise Verges, Isaac Julien 和Bill Schwarz。我喜欢Bill Schwarz的精彩发言。

霍尔大师其实早在第一排就座，但直到下午5点才正式上台。原定的报告厅大约能坐200人，此刻已人头攒动，窗台上坐满了人，过道和房间后部还站满了人。由于人数过多，室内温度很高。霍尔演讲了大约十五分钟就被主持人Mouffe打断，原来这个会场太过拥挤且仅有一个后门，万一有火警等事故将很危险，为安全考虑主办方决定更换到更大的会场。大家呼啦啦从后门开始迁徙，早早占据前排的人叫苦不迭，后面站着的人好生欢喜。等听众们在新会场落座，主持人、圆桌会议参与者、霍尔才慢慢走进来，前排所有座位都已被坐满。Mouffe愤怒地喊了一声：“It’s not fair！”我心虚地坐在第三排，心想，要起身也轮不到我罢。

霍尔拄着两根手杖，走路有点颤巍巍，上台需要有人搀扶，但依旧精神矍铄，一旦开口更是丝毫不像77岁高龄，思维敏捷，出口成章。大家同样讲英语，涉及同一领域，使用类似的术语，霍尔的演讲就是深入浅出，思路清晰而观点鲜明。他只根据两三张便签上的提示演讲，却侃侃而谈，毫不松散，笔录下来便又是一篇文章。以前读到一些书，说霍尔的思想主要存在于一篇篇零散文章、演讲、编撰与合著的书中，而霍尔本人并无单独专著，言下颇有不敬之意。但一天听下来，深感有否学术专著、有几部学术专著，也并非衡量真实学术水准或是思想影响力的唯一标准。

霍尔讲毕，全场掌声雷动，许久未歇。霍尔在台上微笑，面前摆着半瓶可口可乐——后来在拥挤的reception再和霍尔大师攀谈时，他手里仍然握着没喝完的可乐（至少说明大师没有糖尿病，可喜可贺！）。演讲结束后，学界老友新人排队谒见前辈大师。我站在台下，耐心地等待霍尔跟别人一一交谈。他被Grossberg扶下讲台，跟站在我前面的熟人拥抱、寒暄，然后笑眯眯地转向我，伸出手，问：“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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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Angela Macrobbie, David Morley, Doreen Massey, 马克思主义, Lawrence Grossberg, Martin Jacques, Stuart Hall, university-of-westminster, 文化研究, 新左派

[题外话：在转贴信息前，也想问问OhMyMedia的读者们，你们觉得这种信息有必要贴吗？欧美学术界的信息分发渠道一直不错，通过各种学会、高校、邮件组的邮件列表，欧美的媒介与传播研究及有关学科的会议征稿、讲座活动、暑假学期等信息被送往每个订阅者。我一直觉得可能中国的研究者们也会对有关的信息感兴趣，但又总是想，是不是大家也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得到有关信息了呢？此外，一些在欧洲的研讨会、暑假学期，对于身处中国的我们，如果没有经费支持，也就不太可能参与了。所以也借本文，了解一下研究生和青椒（青年教师）们的想法，欢迎留言。]

第一则：

We are very proud to present the first CAMCAS Summer Institute on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ity, which will be held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NL from July 7- 22, 2009.

Amsterdam is a vibrant city with a rich cultural-historical heritage, a substantial creative industry and a diverse cultural life. Its inhabitants are a colorful mix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lifestyles. In short, Amsterdam is the perfect testing ground to study and to explore popular culture. We will examine theories and concepts on media, entertainment and popular culture in an urban setting and explain the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 media, cultural and urban studies. We will discuss how city life is represented in popular culture and how popular culture moulds and forms urban life. We will describe the different subcultures among urban youth and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creative industry and the music scene.

This Summer Institute offers students of various disciplines, but with an interest in media, cultural and urban studie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tudy and to explore Amsterdam. The Institute is an intensive and active two-week summer programme that seeks to provide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urban popular culture and to promote opportunities for 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among participants.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s is May 1st, 2009.

详见其网页。

第二则：

Announcement of PhD summer school
On: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pic of 2009: Next Generation Mobile Media
Organized by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CMI) Aalborg University Copenhagen, Denmark
Time: 23-28 August 2009
Location: Skagen, Denmark
Information and registration (deadline 1 may 2009)

详见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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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ICT, 学术信息, 暑期课程

月亮升起在威斯敏斯特大学哈罗校区

英国2008年“学术研究评估活动”（the 2008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2008）的结果今天正式公布了。2008年的“学术研究评估”，建立在对159所大学52400名职员发表于2001-2007年间的20万件学术成果的评估之上，由1100名各领域专家分成67个小组来对英国各高校研究水平进行打分。而评估结果将直接影响从现在一直到2013年，每年总计15亿英镑的学术经费的流向；以及影响各校各专业的排名，和未来的招生情况。上一次RAE结果的公布是在2001年，24所表现优异的大学获得了所有科研经费中的75%。

从研究实力综合排名来看，排名前五位依然是传统名校：剑桥(University of Cambridge)、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牛津(University of Oxford)、帝国理工(Imperial College London)、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但从分专业院系来看，我所访问的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the school of Media Arts and Design, 简称MAD)在2008RAE中取得了骄人的成果。MAD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有60%被RAE评定为“世界领先”(world-leading)级别；参与2008RAE评定的所有大学仅有五个院系达到这个水准，而MAD名列全英第二。作为比较，在2008RAE所有研究成果的17%被评为“世界领先”级别。

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前身只是一所工艺学校（the Polytechnic of Central London），综合排名也不显山露水，但它在媒介与传播研究方面的一枝独秀却得到了权威机构的肯定，也引起了像泰晤士报等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事实上，威斯敏斯特大学在全英最早开设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专业，最早设置相关博士学位，不仅拥有一批在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而且一直强调实践课程并且成果丰硕。在MAD中，除了CAMRI（Communication And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这个英国一流的传媒研究机构外，更开设了中国媒体中心(CMC)、阿拉伯媒体中心(AMC)并拟建立印度、非洲媒体研究中心。放眼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这在总体风气保守、仍保有清高骄傲的英国学界是比较难得的。

例如，在理论研究方面，James Curran（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一书作者、现Goldsmith学院媒介研究中心主任）、Nicholas Garnham、Paddy Scannell、Colin Sparks、Jean Seaton、Daya Thussu等知名学者都曾在或仍在这里教学研究，Annette Hill、David Gauntlett等学术新秀则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方法。其研究领域涵盖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体所有权、媒体产制、媒体与全球化、媒体历史、政治传播到调查新闻学、受众研究、真人秀、儿童与互联网等范畴。而在实践方面，MAD与英国广播、电视、电影、音乐界有广泛联系，在从动画制作到广播电视采编、电影配乐等各方面都有十分具体的教学与实习设计。前些天有机会陪同一位国内某高校传播院系领导参观了MAD的各种机房和工作室，设备齐全而先进，国内绝大多数传播院系难以与之媲美；打扮很“潮”的年轻学生们热烈而忙碌的工作，更让人感受到勃勃生机。

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在2008RAE中取得的佳绩，是其研究人员勤奋与才干的体现，大概也会使得媒介与传播研究在英国教育与科研圈内更受重视和关注。而威斯敏斯特大学MAD、CAMRI、CMC等机构或许都将从2008RAE的结果中获得直接的好处：科研经费将更加充足、知名度更大、在招生就业等各方面更有优势。

延伸阅读：

• RAE2008网站
• 泰晤士报：Former polytechnics give Oxbridge a run for its money in rankings
• 泰晤士报：‘Mickey Mouse’ studies are no longer a laughing stock
• 英國學術研究評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簡介(台湾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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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Annette Hill, CAMRI, CMC, colin sparks, daya thussu, 英国, James Curran, Nicholas Garnham, RAE, university-of-westminster, 大学, 媒介研究, 学术, 教育

在此前一系列文章（一、二、三、四）中，已经表明应用互联网并非奥巴马取胜的决定因素。但毋庸置疑奥巴马的竞选成功，又确实因善用互联网而得到了巨大帮助。接下来OhMyMedia将简要分析奥巴马的互联网应用具体有哪些，及其意义何在。

尽管麦凯恩也希望能从互联网上借力，但和奥巴马的精彩表现相比几乎处处逊色。一方面，这与支持奥巴马的选民群体总体上更热衷和习惯使用互联网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奥巴马及其团队在使用互联网助选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敏锐和创意。具体而言，奥巴马在大选中的互联网应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建立官方网站、“奥巴马无处不在”和网络广告营销。

首先，奥巴马和麦凯恩都建立了自己的竞选官方网站，但从第三方统计数据（来源Alexa.com）来看，无论到访率、流量还是浏览量，奥巴马（barackobama.com）都远超麦凯恩（johnmccain.com）。

两人的官方网站有很多相似功能，例如对候选人及团队的详细介绍、施政纲领的宣传、重要议题上的立场、官方blog、在线捐款和在线商店、媒体报道和视频、音频、图片等多媒体信息……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奥巴马的官方网站为他打造了一个注册成员超过百万的在线社区“我的奥巴马”（MyBO）。奥巴马官方网站47%的访问流量来自这个社区，其次才是首页（40%流量）；而麦凯恩官方网站访问流量95%来自首页。

在这个建立于2007年2月的在线社区里可以做些什么？“发现你所在地的活动与团体，联系你周边那些犹豫不决的选民，在blog上分享你的故事”。花费几十秒填写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密码即可完成注册，进入社区。一个有效的美国邮政编码，就可以帮助你找到周边人群、活动和团体，由此融入政治共同体。

“我的奥巴马”社区中的电话呼叫功能

“我的邻居”、“我的团体”、“我的朋友”分别对应着经由地域、兴趣/话题/立场、现实人际关系区分并建立的社会网络。该社区还整合了选民数据库，让支持者们可以在线拨打电话给周边其他犹豫不决的选民。

事实上，在线游戏玩家们也会从该社区找到熟悉的元素：它有自己的任务系统，只不过那些任务需要在网下生活中完成：打电话、上门拜访、组织活动、募捐、成为志愿者。如何完成这些任务？社区用多种方式细致地进行指导。它会提示任务完成进度，甚至有积分、等级、排名的设置（2008年8月以后取消了积分与排名，代之以升级和“最近行动”提示面板）。

“我的奥巴马”社区中national call team小组的页面

用户自行建立了数以万计的团体，以电子邮件列表的方式传递信息。例如“学生支持巴拉克”，有36685名成员，主办了近2万个活动，打了超过40万个电话，募捐超过170万美元；“全国呼叫团队”有36571成员，打了400万个电话，募捐210万美元。社区成员们留下了近40万则日志。

普通人如何参与政治？通过“MyBO”，线上与线下、地方与全国、虚拟与现实被有机地整合起来，富于社区工作经验的奥巴马也建立起了他的核心支持者网络。通过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列表，奥巴马可以在任何时间方便地把信息直接送到上千万人面前。

此外，流行文化元素的应用也让奥巴马的形象更亲切，例如网站上提供的富于感染力的手机铃声下载、专门为iphone用户设计的软件、一群支持奥巴马的著名音乐人制作的18首歌的专辑(点击可试听)，等等。

第二，“无处不在的奥巴马”（Obama Everywhere）成为奥巴马竞选团队的理念。除了建立官方网站，更要在最热门、最聚集人气的web2.0网站树立奥巴马的化身或者频道，让选民在自己最常用的互联网应用中就能接触到奥巴马的信息，就能与其他奥巴马的支持者建立联系与互动。

麦凯恩只在Facebook、Myspace、Youtube、Twitter和Digg等最热门web2.0站点做了相似努力，但受欢迎程度远不如奥巴马，见下表：

奥巴马和麦凯恩在几个流行SNS网站上的流行与活跃程度对比

在照片分享网站Flickr上，奥巴马的帐号有7139名“朋友”，数万张照片按时间、地点、活动等被细致地分类归入相册，生动渲染出支持奥巴马人群的广泛和激情。但搜索John McCain只能找到一个由他人注册的“恶搞”帐号，呼吁“不要捐款给我”。

奥巴马更在一系列小众细分的SNS网站上建立档案和频道，这些社交网站包括黑人社区BlackPlanet.com、拉美裔社区MiGente.com、亚裔社区AsianAve.com、基督徒社区Faithbase.com和同性/双性恋及跨性别者社区GLEE.com。他的帐号在这些社区中的“朋友”数目从2000到49万不等。花钱花精力都不多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呢？

第三，“四两拨千斤”的网络广告营销。如前所述，奥巴马在互联网广告投放上的花费不到1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花在了Google Adwords上，通过日常搜索行为将选民引向自己的官方网站。剩下为数不多的广告支出主要投放在Facebook、Yahoo上。具体情况不再赘述，请大家自己去翻Obama的新媒体账单。考虑到奥巴马通过互联网募集到的数亿经费，以及编织出的惊人庞大的支持者网络，这笔经费实在太划算了。而麦凯恩几乎不曾在网络广告上花费，这有点叫人不理解，或许这也正是恶性循环中的一环：不投互联网广告，其他互联网应用效果也不好；互联网应用效果不佳，因此其团队就更可能倾向在互联网助选上少花费精力和时间。

那么好吧，在这一美国重大政治事件中，互联网给奥巴马、给美国政治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本文认为主要有“三体”（向刘慈欣科幻大作《三体》致敬啦:D）：新主体、新媒体、新社会群体。

通过互联网应用，建构无处不在的虚拟主体。如果不主动建立官方网站，主动在各热门站点建立具备传播、交流、行动能力的虚拟主体（形式可以是ID、帐号、档案、频道、页面等），就永远是被人谈论、搜索、质询的客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无法占据主动权，传播效果也无从预料。对奥巴马竞选这样目的性极强的政治活动，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这也将成为互联网时代的生存法则：小到个人，大到公司和组织，甚至国家政府，都需要建构这样的虚拟主体，并通过时间流逝和网络扩张来不断增强其信誉和社会资本。

通过互联网应用，建构专属自己的、跨越不同媒介形态和平台的复合媒体，发布一对多的信息流。考察奥巴马诸多虚拟主体的网络日常活动，尽管它们不断地添加“好友”，但它并不像普通用户那样和这些“好友”进行互动。不论奥巴马还是他的竞选团队，都不可能去关注近百万个Myspace“好友”的日常动态，也不会去细读在Twitter上“追随”的十多万人的絮絮叨叨，不会回复在Youtube和官方blog上的无数留言。这仍然是一种“广播”，但却不是简单的“推送”，因为千万的受众是主动选择了这一主体来“接收”信息。在竞选的最后几个月里，一则日志或者消息，会迅速出现在所有可能的互联网应用上，即时或非即时地，最大限度地将奥巴马希望传达的信息传达给选民。这一“新媒体”被建构起来之后，其效率之高、成本之低都是惊人的。例如奥巴马团队在Youtube上传的视频中，有数十段都已获得上百万次浏览量，其当选后在芝加哥发表演讲的视频，上传两周后的浏览量超过360万次。而通过两年的选举活动拥有的超过千万的电邮地址列表、无数的手机订阅用户，则构成了这一“新媒体”规模最稳固可靠的保障。

通过互联网应用，建构自组织、自生长、自创造的社会化群体。尽管奥巴马有丰富的社区工作经验，但如果没有互联网及ICT技术，恐怕也想象不到自己呼吁的“草根运动”（Grassroots Movement）、“开源政治”（open-source politics）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对所有热门领域、所有人群聚集处都有虚拟主体在场的追求，迎合了选民和公众，让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方便地获取有关自己的信息，这是奥巴马希望通过互联网做到的；在SNS网站上出现的当然不是奥巴马本人，而是他的团队和部门，但这无疑打造出适应互联网用户认同的形象，从而聚集起更多支持者，进而为这些支持者提供彼此互动和联系的机会，编织起一张又一张社会网络。基于某种认同、“迷”（fandom）、共同利益和话题而建立起来的这些社会网络，在持续的互动中继续扩大规模，且用群体智慧带来更多普通人群创造的东西。“MyBO”不就是这样的成功案例吗？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一种媒介，更将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组织机制，渗透到个人意识与社会构造中去。

在竞选成功后，奥巴马用以助选的各种互联网应用大部分暂停更新，告一段落。他立即开始建构符合自己身份的新的虚拟主体：例如下任总统官方网站，例如在Youtube上开通新帐号和频道“ChangeDotGov”以发布总统官方视频，如“总统每周致辞”，颇有点罗斯福当年“炉边谈话”的味道。看起来，奥巴马还将在自己的执政中尽可能地应用互联网。

而互联网卷入政治，是否也带来了新的威胁？例如“作秀政治”的升级换代，又或一些学者所忧虑的，因互联网太容易让人寻找到认同的群体而出现“协同过滤”、“群体极化”等现象并危害公共空间和民主政治？ 批判性思考也应该一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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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竞选, 网众, 美国, web2.0, 奥巴马, 总统, 政治, 互联网

这确实表明了美国年轻人政治风向的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奥巴马将青年一代参与政治的热情唤醒，让他们不再对政治冷漠”呢？这或许又是个“迷思”，至少还缺乏实际数据来支持它。哥伦比亚大学教授Andrew Gelman在自己blog里（上图和下两图均引自此页）指出：08年大选中30岁以下的投票者占总人数18%，04年大选占17%（而在有投票权的美国人中30岁以下人口占22%）。

上两图显示，高收入群体一贯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2008年大选中也不例外；但是有意思的是，在最高收入群体中，今年出现了偏好民主党/奥巴马的偏好。还记得前文说过：奥巴马并非仅是草根英雄，也是精英们的宠儿吗？

此外，黑人、拉丁裔和亚裔对奥巴马的支持率分别是96%、67%和63%。年收入5万美元和10万美元以下者分别有60%和55%投给奥巴马。

列举这些数据，是为了说明选民投票给谁，与其年龄、种族、收入关系密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投票结果还与两党政策、两人立场、年龄对比、在关键议题（如经济危机、伊拉克战争、反恐、能源）上的表态密切相关。当民调显示72%的美国人都对布什政府的工作表示不满的时候，亮出“变革”（change）招牌且履历清白的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优势也就不言而喻了。上述这些影响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似乎并不会因为是否使用、如何使用互联网助选而发生大的改变。

耶鲁经济学教授Ray Fair曾提出一个美国总统大选预测模型， 用多年来数据验证的结果是除1992年外都相当准确，而其中的变量仅仅是候选人的党派、现任总统的党派、是否竞选连任、有否战争、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不难发现，这些变量与候选人自身品质和选举中的努力基本无关。这一模型所反映的思路当然是另一种极端的简化，和对经济因素的过分推崇，但它无疑也提醒我们：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对未来的走向的影响，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极其重大的；如果没有更多实际证据，就不能过于强调主观行为的效果，不能宣称应用互联网对奥巴马选举成功有决定性影响。

在破除迷思（一、二）之后，接下来将简要分析奥巴马为何仍然可以不愧为“互联网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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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竞选, 美国, 奥巴马, 总统, 政治, 互联网

2008美国总统大选早已尘埃落定，不少人将奥巴马称为“互联网总统”，强调其胜利归功于善用互联网。这种说法容易导致将社会变迁简单归因于某种媒介技术的采纳与应用。OhMyMedia 将通过一系列实证数据和案例的分析，破除有关的迷思（myth），说明互联网应用并非奥巴马取胜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将简要分析奥巴马在选举过程中主要采纳了哪些互联网应用，以及如何认识互联网对奥巴马的助力，以及给美国选举政治带来的变革。（本系列已向期刊投稿，若在传统媒体引用请与作者联系）

下面是前文谈到的，与“互联网总统奥巴马”相关的两个流行说法/迷思之二。迷思之一见此处。

迷思之二：“奥巴马募款成功是因为通过互联网募集了大量小额捐款”

最近类似的说法频繁见诸国内的报端和网上，例如“奥巴马募款中超过80%来自网络”、“其中绝大部分是100美元以下捐款”，但难以查证其数据出处。

实际上，奥巴马募得款项中来自个人捐款的有5.79亿美元，其中48.3%是200美元以下的捐款，约2.80亿美元。而麦凯恩募款中的个人捐助部分也有33.6%来自200美元以下捐款，约0.66亿。

捐款额度在200—4600美元（法律规定的个人捐款上限）的捐款者人数，奥巴马和麦凯恩分别对应着322363人和134213人，所收获的金额则分别是2.99亿和1.29亿。

很显然，不论大额小额捐款者的人数，奥巴马都远超麦凯恩，这就是尽管他放弃了8400万美元联邦助选金，仍比麦凯恩多募集到数亿资金的直接原因。

小额捐款部分，奥巴马的确比麦凯恩明显胜出。同时，上图中的曲线也耐人寻味，似乎有点“长尾”的意思。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小额捐款者缺乏向麦凯恩捐款的途径（麦凯恩和奥巴马一样，都在竞选网站上提供了在线支付功能，包括25、50、100美元等捐款选项），而是因为更有可能小额捐款的人群（如年轻人、大学生、低收入群体、劳工、少数族裔等）本来就更倾向于支持奥巴马。换言之，归结于长尾的募款方式造成的差异，可能是因果倒置了。

左图是奥巴马和麦凯恩竞选经费来源的组织机构前五名——注意，此处金额数不代表该机构的捐款，而只是该机构员工以个人身份捐款和募款的总和。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微软、Goolge 和几家银行，这种对比你觉得反映了什么？

同时，也不要误以为奥巴马只是“草根英雄”，背后只有小额捐助人群的支持。下图反映了来自不同产业部门的个人捐款总额。麦凯恩仅仅在农业、建筑、能源、交通四个捐款数额相对微小的领域超过了奥巴马。而奥巴马却在其他产业部门获得了巨大优势，例如通信/电子产业部门的员工们向他的捐款数额五倍于麦凯恩。而从金融、律师到健康、劳工等产业部门的捐款优势，多少反映了出身哈佛法律系的奥巴马及其代表的民主党在这些从业人员群体中的受支持率，这并不仅限于所谓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弱势群体。

因此，奥巴马强大的募款能力，其原因并非以互联网为渠道，通过所谓“长尾效应”聚集小额捐款。这仍是个“金钱—民意—媒体”的循环互动过程，通过网络而源源汇入的经费，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本系列未完待续，还将继续分析奥巴马在大选中的互联网应用，欢迎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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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竞选, 美国, 长尾, 奥巴马, 总统, 政治, 互联网

2008美国总统大选早已尘埃落定，不少人将奥巴马称为“互联网总统”，强调其胜利归功于善用互联网。这种说法容易导致将社会变迁简单归因于某种媒介技术的采纳与应用。OhMyMedia 将通过一系列实证数据和案例的分析，破除有关的迷思（myth），说明互联网应用并非奥巴马取胜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将简要分析奥巴马在选举过程中主要采纳了哪些互联网应用，以及如何认识互联网对奥巴马的助力，以及给美国选举政治带来的变革。（本系列已向期刊投稿，若在传统媒体引用请与作者联系）

上文谈到，与“互联网总统奥巴马”相关的两个流行说法其实都有问题。

迷思之一：“奥巴马在大选中的媒体主战场是互联网”

众所周知，美国的选举政治也是一场金钱的角力。募集竞选经费的多寡，捐助人群的构成，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对候选人的支持情况，也影响着候选人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但又不能完全预示选民的投票结果。候选人是因为有更多支持者，才有更多经费；还是有了更多经费，才有更多支持者？这种微妙的因果关系一直是美国政治研究中的话题。而媒体在“金钱”与“民意”互动中的作用巨大且无可替代。

自2000年以来，美国总统大选中所有候选人募款总额从5.29亿美元、8.81亿美元暴增到今年的16.34亿美元。此次奥巴马募得6.4亿美元，远超对手麦凯恩的3.6亿美元。与往年相似，通过媒体而开展的传播、公关、营销费用，仍是候选人经费支出的最大部分之一。在奥巴马花费的5.7亿美元中，有57.2%是媒体方面的支出，达到史无前例的3.40亿美元。麦凯恩尽管财力较弱，也将经费的38.2%用于媒体支出，达1.19亿美元。[1]

但是，从下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互联网媒体在两人的媒体支出中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奥巴马在互联网媒体上花费1400万美元，仅占全部媒体支出的4%，也不及在印刷媒体上的花费；而他却在广播电视媒体上投入了近22倍的金钱。仅仅在10月的第一周，奥巴马就在广播电视媒体上支出了2100万美元，其中包括买断全国主要电视网在10月29日晚8点起的30分钟政治广告时间。[2]

这30分钟抓住了3300万观众，并被奥巴马的团队认为效果良好。而他们手里的经费实在太充足，于是才在一些视频游戏和网络游戏中购买了置入式广告，包括Guitar Hero、 Madden NFL 09等游戏。[3] 不论从投入成本还是营销效果来看，这些新媒体广告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花费多少当然不是重要程度的唯一衡量标准，但这也反映出经验丰富的精英竞选团队对其“投资”的回报期望：电视在美国仍是主流媒体，对于那些并不痴迷于Youtube和Myspace的中产阶级或低收入人群，这是通达他们并影响其态度的关键信息渠道。

进一步分析奥巴马在互联网媒体上支出[4]，其中大部分用于Google Adwords关键字广告购买，以及在Facebook、Myspace等社交网站或Yahoo等门户网站上投放广告。或许部分原因是基于互联网的营销价格低廉，却有巨大效应；另外，奥巴马团队自行建立的官方竞选网站运营成本可能并未计算在“互联网媒体”支出内。但仍然缺乏证据表明，互联网在奥巴马的选举过程中是他和他的团队最重视的媒体。更确切地说，是全方位、跨媒体的传播与营销，帮助了奥巴马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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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竞选, 美国, 奥巴马, 媒体, 总统, 政治, 互联网

2008美国总统大选早已尘埃落定，不少人将奥巴马称为“互联网总统”，强调其胜利归功于善用互联网。这种说法容易导致将社会变迁简单归因于某种媒介技术的采纳与应用。OhMyMedia 将通过一系列实证数据和案例的分析，破除有关的迷思（myth），说明互联网应用并非奥巴马取胜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将简要分析奥巴马在选举过程中主要采纳了哪些互联网应用，以及如何认识互联网对奥巴马的助力，以及给美国选举政治带来的变革。（本系列已向期刊投稿，若在传统媒体引用请与作者联系）

2008年11月5日，巴拉克•奥巴马成功当选美国下任总统。十余万人在午夜时分齐聚芝加哥格兰特公园倾听奥巴马演说，次日美国各大报纸比日常加印50%～400%不等，仍旧迅速售罄。[1] 美国选出了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用奥巴马的话说，“我们创造了历史”。

在这一重大历史时刻，不少人注意到了奥巴马在大选过程中积极广泛地应用了互联网，甚至有些人将他的胜利归因于此。从美国到中国，从媒体到学界，“奥巴马是互联网总统”的说法如今颇为流行。但如何理解这一命题？如果说，奥巴马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善用互联网来帮助选举并最终获胜的总统，应当是恰如其分的。但要警惕的是：将社会变迁简单归因于某种媒介技术的采纳与应用，从而忽视更本质更重要的原因（遗憾的是，这却是媒体从业人员或研究者常犯的错误，可能是因为把自己专注的事情看得太重了吧）。

从“广播总统”、“电视总统”到“互联网总统”

早在1940年，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就在《启蒙辩证法》中，将无线电广播称为“元首的喉舌”，希特勒通过它发出“女妖塞壬的嚎叫”，造就了纳粹的宣传。[2] 由此，新兴大众传播媒介的威力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引发了持续而广泛的关注。最著名的当然是麦克卢汉从“冷热媒介”观点出发，认为广播媒介的使用，成全了希特勒的政治生涯，而“如果电视在希特勒之前问世，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了”。[3]

实际上，与希特勒同一时期的几位国家领导人，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也都被认为善于利用广播并获得了政治宣传上的成功。这至少证伪了广播与极权主义的必然联系。而不论希特勒极富煽动性的演说，还是罗斯福娓娓道来的“炉边谈话”，在利文森看来，其传播效果不在于信息的内容，而在于信息以人际化的、声音化的方式传递给每个听众，因而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刺激。[4]

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大选首次引入了电视辩论的环节。尽管通过广播收听辩论的美国人大多认为尼克松表现比肯尼迪更好，但通过电视收看辩论的人的看法则截然相反。而那时的美国，电视观众人数已远超广播听众。因此，允许电视台现场直播自己新闻发布会的肯尼迪，最终在大选中胜出，见证了电视成为大众媒介主宰的时代的开始。

有关“广播总统”、“电视总统”的论述，常常集中于媒介本身技术特征，以及对民众个人身心的可能影响。这类麦克卢汉式的断言，或许有些轻率而无力。反倒是法兰克福学派将广播媒介效果的探讨奠基在从弗洛姆[5] 到阿多诺[6] 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基础之上，重视“大众社会”的出现、个体的“原子化”和“孤独感”、“威权人格”的普遍存在等因素，更具说服力。

而时至今日，全球互联网用户数已经超过15亿，超过全球人口的22%，在北美地区互联网覆盖率超过70%。 互联网已融入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几乎无处不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每位候选人当然也都不会忽视这一客观语境。事实上，麦凯恩同样建立了自己的竞选网站，在Facebook、Myspace、Youtube等最热门的web2.0网站上树立了自己的化身，花费三百万美元开展网络营销，甚至还推出了一款叫“小猪入侵者”的网页小游戏。相比之下，2004年大选中布什和克里在互联网媒体上的总支出是1美元。 如果麦凯恩在2008大选中获胜，那是否也应该被称作“互联网总统”呢？

如果回答“是”，那么“互联网总统”不过指的是互联网时代被选出的一个政治人物，缺乏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如果回答“否”，那么就需要深入探寻，到底互联网在2008美国总统大选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造成了哪些影响。

有两个关于“互联网总统”奥巴马的流行说法，很遗憾，它们都经不起推敲，是误导人的“迷思”或曰“神话”（myth）：

迷思之一：“奥巴马在大选中的媒体主战场是互联网”；

迷思之二：“奥巴马募款成功是因为通过互联网募集了大量小额捐款”。

从民调数据来看，没有证据表明互联网应用对那些决定选民投票结果的重要因素会有重大影响。

但是互联网应用对奥巴马胜利的助力却又毋庸置疑（尽管不是决定性的），具体而言，奥巴马在大选中的互联网应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建立官方网站、“奥巴马无处不在”和网络广告营销。而互联网给奥巴马乃至美国政治带来的，主要是“三体”：新主体（无处不在的虚拟主体）、新媒体（专属自己的、跨越不同媒介形态和平台的复合媒体）、新社会群体（自组织、自生长、自创造的社会化群体）。

1.参见《纽约时报》文章，例如《纽约时报》加印225000份，《华盛顿邮报》平日零售10万份，当天加印了38万份。
2. T. W. Adorno & M.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ment, trans. John Cumming,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Inc., 1972, p.159.
3. 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何道宽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22页。
4. 保罗·利文森：《软边缘》，熊澄宇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5. 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6. T. W.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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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竞选, 美国, sns, web2.0, 奥巴马, 总统, 政治, 互联网

这项研究题为：Living and Learning with New Media: Findings from a 3-year Ethnographic Study of Digital Youth，主要关注青少年在新媒体语境下的生活与学习，访问了800名青少年，进行了超过5000小时的在线观察，规模很是不小。研究发现社交网络、视频分享站点、在线游戏、ipod和手机，都已融合在青少年文化中；当今青少年，在传播、友谊、玩耍和自我表达的世界中追求自治与认同（autonomy and identity）。

成人总是担忧孩子们泡网、短信、玩游戏是浪费时间。但研究者却试图解释为什么这些行为对青少年很重要。数字世界为他们开启了挑战社会规范、探索趣味、发展技能、实验自我表达方式的可能性。这些活动让十几岁的孩子们着迷，因为它们提供的场所意味着社交世界的延展、自我导向的学习、独立。

研究主要发现：

• 青少年使用在线媒介来延伸友谊和兴趣（youth use online media to extend friendships and interests）。
• 青少年参与基于同龄人的自我导向的在线学习（youth engage in peer-based, self-directed learning online）。

因此，新的媒介形态改变了青少年的社交和学习，也向教育者、家长、政策制定者提出一系列课题：

• 成人应促进青少年使用和参与数字媒体（adults should facilitate young people’s engagement with digital media）。
• 因为数字媒介的多样性，因此用一套标准化的程式来衡量青少年的技术素养和新媒介素养是有问题的（given the diversity of digital media, it is problematic to develop a standardized set of benchmarks against which to measure young people’s technical and new media literacy）。
• 在由兴趣驱动的参与中，成人应扮演重要的角色（in interest-driven participation, adult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 想要在21世纪中不落伍，教育机构就需要跟上数字媒介发展的迅速步伐（to stay relevant in the 21st centur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e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rapid changes introduced by digital media）。

看起来，这项大规模实证研究和美国传播学史上的那些里程碑式的研究有相似之处。例如“美国卫生局长报告”、“儿童与电视”、“儿童与媒体暴力”等旷日持久的课题，都是想衡量新媒介大举进入人们日常生活后可能造成的影响。具体细节如研究方法等我还没有读，不好妄下结论，但我希望它能成为“传播学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中新的一块。

而这项研究的乐观结论，大约会招来新的批评之声。《纽约时报》报导了这项研究，在文后的网上评论中，就可以看到不少人的不以为然。其实就像“大众文化是否让我们变聪明”，“互联网是否让人孤独”，“google让你变傻了吗”之类的争论一样，事实并不是简单的“是”或“否”，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而现在有人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来证明数字媒介对青少年的积极效用，大约也并不会以为任何人、任何使用方法都可以产生这些积极效用。

研究报告下载：

• Two page summary (pdf)
• White Paper – Living and Learning with New Media: Summary of Findings from the Digital Youth Project (pdf)
• Book – Hanging Out, Messing Around, Geeking Out: Living and Learning with New Media

媒体报道：

• Teenagers’ Internet Socializing Not a Bad Thing (NY Times)
• Time online teaches kids important skills, study finds (Mercury News)

本文信息来源：zeph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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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众, digital youth, sns, 学术, 新媒体, 人类学, 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