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重点不在于跑步不跑步，而是“强制跑步”与“不强制引导”跑步。

貌似家长们是赞同学校的规定的——每天在寝室打牌到深夜，在网吧通宵上网，大学生们该被治一治了。

当然，学生的身体素质不好，自然又是教育部应试教育的错。

关于早上跑步的事情，我承认我的记忆已经模糊，我记不清自己究竟是跑了一个月、一学期还是一年，我需要跟我的同学核实。但我可以补充另外两个实例。一是清华1994级的学生回忆，早起先要跟着喇叭里的广播做操，“第x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而且做完之后还有一句，“再来一遍”，于是大家很郁闷地再做一遍，然后再集体跑步。1994年清华军训是在大兴的基地，而做操和跑步是在清华校园里发生的。另一个例子是前几天一个北大1996级的学生告诉我的，她说自己进校的时候北大也有类似的校园集体跑步制度，但由于一个学生在跑步中猝死，所以该制度被中止了。

我所指的“洗脑”的后果，不是指跑步制度本身，而是指学生的反应：对这件事没有公开的抗议，而且我也不记得任何同学和我有过私下的讨论，认为这事不合理。我想今天的大学生可能不会再这么容易对付，对各种规章制度、社会事件发表看法展开讨论，这本身也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当然“洗脑”这个词本身是带有一定感情色彩的。如果不喜欢，至少可以用“有偏颇、不完整的教育”来代替它。我写这篇文章，没有想要树立什么思想，而是某种自我反省和回顾。

另：如果谈这一传统，你可调研一下普鲁士军校传统。中国现代制度的起源（包括学校、政党、正式社会组织、甚至于制服和操典；包括国与共），均受到普鲁士军校传统的深刻影响。即使是自苏联传过来的部分，同样也有这个烙印。所以如果用一种历史和文化的眼光，简单地把这一切说成具有特定对象意味的洗脑。这个论点是唐突的。
除非你的确想要树立一种不论时间和对象的自由主义思想，那它的确make s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