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工作”——资本主义职业伦理已经成了中国的最高伦理标准。

另外，我想现在愿意投身公务员这一职业的年轻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其中可能很少数是完全为了利益，很少数是完全为了理想而希望从内部努力改革，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复杂的，既希望为国为民出力，也希望能借此谋生，在社会上获取相对优越的地位。

那么，对于这大部分人来说，应该怎么办？

连岳的这篇文章(http://www.bullog.cn/blogs/lianyue/archives/179716.aspx)或许提出了不错的建议：我们就是体制，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如果身为普通市民的人可以做到这些，公务员能做到的，应该还可以再多一点点。这不难，对吧。不要把一切变革想象成悲壮的革命。

现如今，民智初启，在对公权力比较鲜明的态度中，要么只图加入其中而不问所忠，要么痛恶远离抨击而已。这使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提高缓慢，并容易被制度习染麻木。

试问有几个人，厌恶公权力既有制度的种种问题，但仍然愿意投身其间，秉持为民服务的理念，用自己的努力为个案做微薄的纠正。

很少很少。因为少，所以这些人，很孤独，很痛苦，也很无助。

“在阿伦特看来,不是原罪形式的人本性恶或人本质恶使人和社会陷入大恶。使人陷入专制之恶的是人自己的不思想,人自己的丧失道德判断能力和各种形式的逃避政治责任。最上层的极权主义者一方面无限夸大人的战天斗地力量,以“没有不可能的事”的态度来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则以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的洞察者和执行者自居,以外界规律代替人自己的价值选择,造成完全丧失“ 政治责任”理念与承担。极权体制中各层次的体制运作者,上至各级“首长”,下至各级官员、干部、党团积极分子,皆以执行上级决定为最高行为规范。在这个体制中,邪恶不是每个运作成员个人邪恶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从上而下,自动丧失“政治责任”的集体之恶。”

“……道德外因思考不是要否定内因论所说的知善行善的可能,而是要强调,由于专制制度的暴力、强制和恐惧等政治文化因素,一般人知善行善要比在民主理性政治文化制度下困难得多。这正是在强调个人道德判断的同时必须强调民主社会建设的根本原因。”

此前已读过一些阿伦特的有关论述，及其他人对她的评论。所以在思考恶是如何产生时，多少受到她的影响。

同时，另一种危险也存在其中（包括我本文的观点中），那就是朱学勤曾指出的，民众整体是不能对罪行承担法律责任的，历史的三岔口，第一位的责任是政治精英，第二位的责任是政治精英的候补，包括知识分子。过于指责普通民众个人的道德选择，就可能成为为极权领袖和政治精英脱罪的借口，成为将现实制度合法化的手段。

朱学勤的文章《怕和阿伦特》可以看这里：http://www.scuphilosophy.org/bbs/boke.asp?zxq.showtopic.3438.html

中国质检总局颁发的这QS,免检标签等等的信誉度极度降低。
以后吃饭吃药还是多信任一些那些贴着美国或欧洲标签的产品吧。不过也要担心假标签